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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浩(北魏时期历史人物)

崔浩(?-450年),字伯渊,小名桃简,清河郡东武城(今山东武城县)。南北朝时期北魏著名的政治家、军事谋略家。

曹魏司空崔林七世孙,北魏司空崔宏长子,其母卢氏为西晋末文学家卢谌的孙女,因此和范阳高门卢玄是表兄弟;崔浩本人及其弟崔恬之妻,皆为太原高门郭逸之女,故其族连姻皆为高门士族。崔浩长相如美貌妇人,自比张良,曾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帝,官位至司徒,是太武帝最重要的谋臣之一,对促进北魏统一北方做出了贡献。崔浩屡次力排众议,根据星象和人事判断时机,使太武帝得以依次成功击灭胡夏、灭北凉并出击柔然,这些军事行动使北魏得以解除来自北方和西北方的威胁。尤其是北凉的灭亡,使北魏打开了通往西域的商道。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崔浩因国史之狱被夷九族。牵连范阳卢氏、河东柳氏以及太原郭氏(灭族不彻底)。崔浩死后,太武帝拓跋焘在北巡阴山时流露出后悔诛杀崔浩之意。可能是因为这次灭族不彻底,范阳卢氏、河东柳氏、太原郭氏等这些赵魏大族皆有漏网之鱼,不久以后都复兴了各自的家族,但是这些赵魏大族在当时所遭受的打击也是相当沉重的。

崔浩出身北方高门士族,其母亲是西晋末、后赵文学家卢谌的孙女,因此和范阳高门卢玄是表兄弟;崔浩本人及其弟崔恬之妻,皆为太原高门郭逸之女,故其族连姻皆为高门士族。他的七世祖崔林,三国曹魏时官拜司空,封安阳乡侯。曾祖崔悦,为后赵石虎的司徒右长史。祖父崔潜,为后燕黄门侍郎。其父崔宏,号称冀州神童,北魏初累官至吏部尚书、大人,赐爵白马公。而崔浩比他父亲更有才华,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涉及,精研经义,时人没有赶得上他的。未成年就为直郎。

北魏天兴年间,崔浩任给事秘书,转任著作郎。拓跋因他工于书法,让他经常跟随左右。拓跋晚年,威严颇峻,宫省左右官员多因小小过失而被治罪,大家无不逃避,以躲避眼下之灾,崔浩独自恭勤不怠,有时终日不归。拓跋知道了,就叫人给他送去御粥。崔浩的忠心耿耿,勤于职守,不为穷通改节,大多像这类情况。

公元409年(永兴元年),拓跋被其子拓跋绍杀死,明元帝拓跋嗣初即位,拜崔浩为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常为明元帝讲授经书。每当去郊外祭祀天地,崔氏父子都乘坐轩轺车,时人羡慕不已。

拓跋嗣好阴阳术数,公元414年(神瑞元年)时,听了崔浩讲《易经》、《洪范五行传》,非常赞诩。命崔浩占卜吉凶,参考天文,解决疑惑问题。崔浩把天道与人事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察,举其大要,用来占卜各种灾祥变异,多有应验。这时,后宫有兔子出没,查问门卫,兔子根本无法进来。拓跋嗣觉得很奇怪,命崔浩推测其是否是不祥征兆。崔浩认为当有邻国进贡嫔妃,是吉兆。第二年,姚兴果然进献女子。

公元415年(神瑞二年),魏国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连年霜旱,秋谷歉收,发生粮荒。云中、代郡很多百姓饿死。九月,太史令王亮、苏坦对明元帝说:“平城连年霜旱,有人观天象说,必有大难,我们不如把国都从平城迁至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

拓跋嗣向群臣咨询意见,崔浩和特进周澹对明元帝说:“以臣之见,国家迁都于邺,虽可暂时解救今秋之饥,但并非长久之策。东州(太行山以东各州)之人,一向认为魏国地大物博,人口、牲畜众多。现在如果迁都,东部各州分配不了多少人,而且让鲜卑人和汉人杂居各地,处于荒野山林之中,水土不服,疾病流行,会使人们意志沮丧。四方人士知道了真实情况,也易产生蔑视和欺侮鲜卑族人的念头。同时,北方的柔然等部族也会乘机而入。那时,云中、平城就有沦为敌手之患,那时想回师援救,因中隔恒山代土,恐怕也来不及。如果暂不迁都,即使山东发生变乱,也可轻骑南出,耀武扬威,人们不知虚实,必然望尘畏服。这正是国家威制中原的长远方略。再说,到明春牧草生发、乳酪充足,兼有苹果,足以接济来秋。如果再有一个好的夏收,形势就可变好了。“

拓跋嗣听了这一番高论,觉得很有道理,可又很不放心地问崔浩:“假如挨不到来秋,或者来秋庄稼不熟,将又如何是好?”崔浩献计说:“陛下可以把那些最穷的民户,下到各州去就食,如果来秋仍然庄稼歉收,就再想别的办法。但切切不可迁都!”

拓跋嗣听从了崔浩的劝告,于是挑选了一批最穷困的民户,下到各州去就食,即山东定、相、冀三州,令汉民每户出租米50石来养活这些穷户。第二年秋天,收成很好,百姓富足,人心安定,国家度过了难关。明元帝很高兴,赐给崔、周二人各一妾,御衣一套,绢五十匹、绵五十斤。

公元416年(泰常元年)八月,东晋太尉刘裕北伐后秦,水陆并进。晋军势如破竹,后秦连连败退。

公元417年(泰常二年)三月,刘裕率水军自淮、泗入清河,准备逆黄河西上,为顺利进军关中,刘裕派人假道于魏。拓跋嗣召集群臣商讨对策,北魏满朝公卿大臣群起反对,认为刘裕此举必定图魏,应该出兵阻止刘裕军队沿河西上。只有崔浩站出来反对说:“柔然不断向我侵扰,国内缺粮,我们不宜出兵迎敌。如果向南出兵,则北寇进击;如果出兵救北方,则东方又面临危险。因此,不如借道刘裕,纵其入关,然后堵塞其归路。这样就像卞庄打虎,专等两虎咬斗之后再动手,就可以一举两得。”

拓跋嗣还是担心中了刘裕之计,最终没有同意崔浩的建议,派司徒长孙嵩带领步骑十万人驻于黄河以北,并派出数千骑兵于黄河北岸跟随与监视刘裕军的西上。刘裕进军受阻,遂于四月以车兵弓弩兵及长矛兵等组成“却月阵”,魏军以3万骑进攻,大败而归,阿薄干等被斩。拓跋嗣闻魏军惨败,后悔不迭,恨不能用崔浩之计。

等到刘裕兵临潼关时,拓跋嗣又问计于崔浩,崔浩回复说:“过去姚兴好虚名,而无实用。子姚泓又生病,众叛亲离。刘裕乘人之危,兵精将勇,以臣看来,胜利在握。”

拓跋嗣问:“刘裕军事才能与慕容垂相比如何?”崔浩说:“刘裕更强。”太宗问:“你说说怎么个强法?”崔浩说:“慕容垂借父祖二世为君的资本,出生时便已尊贵,同类归之,就如夜蛾赴火,稍加努力,便足立功。刘裕则从寒微丛中挺拔而出,没有一尺土地作为资本,没有一卒可供调用,他奋臂大呼而剿灭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卢循等,篡夺晋权,遂执国政。刘裕如果平定姚泓回来,必定取代其主,这是必然的事情。秦地戎夷之人混杂并居,乃虎狼之国,刘裕也不能好好守住它。风俗不同,人情难变,想在三秦之地行荆扬教化,就如无翼而想飞,无足而欲走,是不可能的。如留兵守之,必然是给敌人帮忙。孔子说:善人治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现在秦人难制,一、二年间哪能是刘裕做得到的呢?我们暂时可治戎束甲,息民守境,以待其归,秦地终当为我国所有。我们尽可坐而待之。”

拓跋嗣说:“刘裕已经入关,不能进退,我派精锐骑兵南袭彭城、寿春,刘裕哪里能自立?”崔浩说:“现在西北二寇未灭,陛下不可亲自率领六军出征。兵众虽盛,而将领之中却无韩信白起长孙嵩有治国之才,而没有进取之能,不是刘裕的对手。臣认为待之不晚。”拓跋嗣笑着说:“你思量的我已知道了。”

崔浩说:“臣曾经私下评论近世人物,不敢不让陛下知道。如像王猛治国,是苻坚的管仲;慕容玄恭辅佐少主,是慕容的霍光;刘裕平定逆乱,是司马德宗的曹操。”拓跋嗣说:“你认为先帝如何?”崔浩说:“小人管窥蠡测,怎能发现苍天的广大。即使如此,太祖任用漠北淳朴之人,南入中原,变风易俗,化披四海,自当与伏羲、神农齐列,为臣岂能仰其名节。”拓跋嗣说:“屈丐怎样?”崔浩说:“屈丐家国夷灭,一身孤寄,被姚氏封官任用。不思树党强邻,报仇雪耻,于是结忿于蠕蠕,背德于姚兴,竖逆小人,无大谋略,残酷暴虐,终将为人所灭。”拓跋嗣大为高兴,二人说到午夜,拓跋嗣赐给他御缥酒十觚、水精戎盐一两,说:“朕品味你说的话,如这盐酒,所以与你同享。”

公元418年(泰常三年),彗星出天河口,进入太微,经过北斗,中间通过紫微,侵犯天枢,前后八十多天,至汉而灭。拓跋嗣又召诸儒术士问道:“而今天下未统一,四方对峙,灾兆之应,将在哪个国家?朕很是害怕,大家尽量说来,不要隐瞒什么。”众人都推举崔浩应对。崔浩说:“古人有言,大凡灾异的产生,都是由人而起。人若没有过失,妖异之象不会出现。所以人失于下,则灾变见于上,天事恒象,百代不改。《汉书》记载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与今天相同。国家之中主尊臣卑,上下有序,百民没有异心。只有僭晋卑陋削小,主弱臣强,累世遭到欺凌,故而桓玄逼夺,刘裕握权。彗孛,为恶气所生,是应僭晋将灭而刘裕篡权的征兆。”众人无人能说出与崔浩不同的话来。拓跋嗣深信不疑。

公元420年(泰常五年),刘裕果然废了司马德文自立为帝。南边边镇奉上刘裕改元赦书。当时拓跋嗣到东南舄卤池射鸟,听说这事后,驰马召崔浩,对他说:“往年你说彗星的卜占应验了,朕今天才信天道。”

当初,崔浩父亲病重,崔浩剪指甲截发,晚上在庭院中仰祈北斗,为父亲请求寿命,请求以身代父,叩头叩得流血。一年多都不停息,家里还几乎没人知道。等到父亲逝世,守丧尽节尽礼,时人都很称道他。崔浩袭爵白马公。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全是崔浩负责。崔浩能为杂说议论,并不擅长写文章,而只是留心于制度、科律以及经术的言辞。制作家祭办法,排列五宗次序,制定蒸尝之礼,丰俭之节,义理明白可观。生性不好老、庄之书,每次读不过数十行,就丢了,说:“这些矫饰诬妄的论述,不近人情,必定不是老子所写的。老聃演习礼义,仲尼师从他,哪里会著败坏礼法之书,以乱先王之教呢。这就是袁生所谓家人筐箧里的物品,不可在王庭中宣扬。”

拓跋嗣经常有小病缠身,怪异东西屡屡看见,于是他派宦官秘密地问崔浩说:“《春秋》说:星孛北斗,七国的君主都将有灾。今天日蚀于胃昂,尽光于赵、代之分野,朕已病了好几年,医疗救治倒也无大损害,我担心一旦不行了,诸子都还年少,那该怎么办呢?你为我作百年后的打算。”崔浩说:“陛下您春秋富盛,事业如日中天,以德除灾,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况且天道玄渺高远,或消或应。过去宋景见灾修德,荧惑退居。臣愿陛下排遣诸多忧虑,宁神保和,纳御嘉福,不以愚昧之说,致损圣恩。必不得已,请陈妄言。自皇朝圣化龙兴,不设立储君,所以永兴年间开始,国家社稷几近危难。今天应早建东宫,选用公卿中忠正贤良、陛下一向信任的臣僚充当师傅,左右侍臣忠诚圣上的充当宾友,让他入总万机,出统军队政务,监国抚军,六柄在手。如这样,那陛下就可以优游无为,颐神养寿,进御医药。陛下百年之后,国有成主,民有所归,那奸邪之人只有息望作罢,也没有什么空隙可钻的了。这乃是万世的令典,免祸的大略。而今皇长子焘,年纪将满十二岁,聪慧敏睿温良谦和,众情所系,现在登上储君的位置,那是天下的幸事。立子以长,礼仪所定。如必须等到他们都成人了然后再择储君,倒错天伦,则会生出履霜践冰之祸,自古以来,典籍所记,兴衰存亡,很少不由此的。”

拓跋嗣接受了崔浩的意见,于是让他奉策告示宗庙,命拓跋焘为国家副君,居正殿临朝听政。司徒长孙嵩、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坐东厢面西;崔浩与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丘堆为右弼,坐西厢面东。百僚各司其职听从调遣。拓跋嗣避居西宫,时隐而暗察之,听其决断朝政,大为高兴,对左右侍臣说:“长孙嵩宿德旧臣,历侍四朝,功存社稷;奚斤辩捷智谋,名闻遐迩;安同通晓俗情,明练政务;穆观达于政要,识朕意图;崔浩博闻强识,精于天人之会;丘堆虽无大用,然而在公事上专心严谨。有这六个人作为辅佐,我与你们优游四境,伐叛安民,可以意气奋发于天下了。”群臣不时陈奏疑难问题,拓跋嗣说:“这不是我所知道的,应当由你们的国主来决断。”

公元422年(泰常七年),刘裕去世,拓跋嗣想攻取洛阳、虎牢、滑台。崔浩说:“陛下不以刘裕篡位为怀,接受他的贡物和使者,刘裕也敬侍陛下。不幸他今天死了,我们乘丧讨伐他们,即使得手也不光彩。《春秋》说:晋国士丐率军侵犯齐国,听说齐侯去世,便撤回军队。君子以不伐丧为大礼,认为恩足以感动孝子,义足以动诸侯。而今国家也不能一举而定江南,应该派人前去吊祭慰问,存其孤弱,怜其凶灾,布义风于天下,令德好事指的就是这些。如此,则会教化披盖荆、扬,南金象牙羽毛之类珍奇,可以不求而自至。刘裕刚死,党羽未离,我们兵临其境,他们必定齐心迎战,这样我们不一定能够得手,不如慢慢处置,等待敌方出现内讧。假如他们国中强臣争权,变难一定蜂起,然后我们命将扬威出征,就可不劳士卒,坐收淮北之地。”

拓跋嗣坚决要南伐,诘难崔浩说:“刘裕因姚兴死而灭其国,刘裕死了我讨伐他,怎么不可以呢?”崔浩坚持说:“姚兴死时,二子纷争,刘裕才讨伐他们。”拓跋嗣大怒,不听崔浩的话,于是派奚斤南伐。群臣讨论说:“先攻城呢?还是先抢地盘?”奚斤说:“请先攻城。”崔浩说:“南方人善于守城,苻坚攻打襄阳,经年不拔。今天以大国的力量攻其小城,如不及时攻克,挫损军势,敌人便能徐徐严整而来。我疲怠敌人精锐,这是危险的做法。不如分军略地,到淮河为限,列置守宰官员,收聚租谷。滑台、虎牢反而在我军北面,南边救援的希望断绝,必定沿河东逃。如不这样,就会成为我们的掌中之物。”公孙表请求先攻城池。奚斤等渡过黄河,先攻滑台,经久不拔,上表请求援军。拓跋嗣发怒,于是亲自南巡。拜崔浩为相州刺史,加左光禄大夫,随军为谋主。

等到拓跋嗣车驾归来,崔浩跟随其出巡西河、太原。崔浩登高坡之上,下临黄河滚滚河水,旁览山川,感兴大发,于是与同僚讨论五等郡县的是与非,考查秦始皇汉武帝的得失。对他的好古识治,大家深为折服。天师寇谦之每与崔浩谈话,听其论古代治乱之迹,常常自夜达旦,神情严肃,从不懈倦。随既而赞叹说:“你的话很好,都可实行,你也可以称得上是当今的皋繇了。但是世人因为贵远贱近,不能深刻理解你的话。”因此对崔浩说:“我行道隐居,不营世务,突然听到神中诀语,要我应兼修儒教,辅助泰平真君,继千年断绝的皇统绪脉。而我学不稽古,临事暗昧,卿就为我撰列王治典,并论述其大要吧。”崔浩于是著文二十多篇,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迹,大意先以复五等郡县为本。

公元423(泰常八年 )十一月,拓跋焘即位,是为北魏太武帝。左右官员忌恨崔浩正直,一起排挤毁谤他。拓跋焘虽然知道他的才能,但不能不接受众议,故罢黜崔浩,让他以公爵的身份归家闲居。碰到有什么疑难,便召来请教。崔浩皮肤纤细洁白,就如美貌的妇人。而性情敏达,长于计谋,经常自比张良,说自己通古方面还胜过他。既然休闲在家,因此打算修炼服食养性之术,而寇谦之有《神中录图新经》,崔浩便拜他为师。

始光年间,晋升崔浩东郡公的爵位,拜他为太常卿。当时正议论讨伐赫连昌的事。群臣都认为这是件难事,只有崔浩说:“往年以来,荧惑星再次守住羽林星,并都形成钩己之状,这就预卜了秦的灭亡。而且今年五星一齐出于东方,这是有利于西伐的征兆,天应人和,时机到齐了,不可失去这个机会啊。”拓跋焘于是命令奚斤等人出击蒲板一带,自己亲率轻骑奇袭赫连昌的都城,大胜而归。后来拓跋焘又要再次征讨赫连昌,到了统万城城下,收集兵马假装撤退。赫连昌鼓噪而来,冲突前进,将阵营舒展铺开为两翼,时值风雨从东南而来,沙尘暴虐,天地昏暗,宦官赵倪向拓跋焘进言说:“现在风雨从敌军后面而来,我军正向着风沙而敌人则背着风沙,天不助我,况且将士又十分饥渴。希望陛下领着队伍躲避他们,待日后再图大举。”崔浩叱责他说:“这是什么话!千里之外前来制胜,一日之中怎么能有变化呢?贼军现前行不能停止,和后方远离断绝,更适宜我军分队隐蔽出击,乘他们不注意而攻打他们。对付风的办法在于人的谋划,有什么规律可循呢!”于是拓跋焘重新部署,全力反攻,夏军终于撑不住,全军崩溃。赫连昌来不及跑进城,于是便逃奔上邦。

破统万城之后,拓跋焘为摆脱北面柔然与南朝宋腹背受敌的威胁,决意集中力量打击柔然。公卿大臣们担心宋军乘机北进,竭力劝阻,只有太常崔浩极力赞成,他很有把握地说:‘刘宋自刘裕去世后,元气一直未恢复,对我构不成直接威胁。我们统一北方的大业,首先应对北方的强国夏国、蠕蠕(柔然)下手。夏国已被我打败,大伤元气,气数已尽,灭亡夏国已是时间问题了。蠕蠕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常口吐狂言,我还未真正重创它,所以必须调集精兵,趁蠕蠕骄横轻敌的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驱直入蠕蠕境内,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到时一定能获全胜!”

于是群臣推举太史令张渊、徐辩出面劝阻。张渊年轻的时候,由于曾经劝阻过苻坚,不可以南伐,苻坚不肯接受,结果大败而名噪一时。拓跋焘命令当庭辩论。张渊的理由是:“当年是已己年,属于‘三阴之岁’,‘太白在西方’,故不能举兵,否则必定失败。”崔浩针锋相对,说:“阳是恩德,阴是刑杀,所以出现日食时,君主要积德,出现月食的时候,要注意刑罚。帝王使用刑法,对犯罪的人则绑缚肆市处决,对于犯大罪的敌国,就应该使用甲兵消灭它们。今天出兵讨伐有罪之国,正是加强刑罚。我观察天象,近年以来月亮运行遮盖昴星,到现在仍然如此。这表明,三年之内天子将大破旄头星之国。柔然、高车都是旄头星的部众,希望陛下不要犹豫。”张渊等人羞愧难言,辩解说:“柔然,是远荒外不确定的东西。我们得到他们的土地,也不能耕种收获粮食,得到他们的百姓也不能当做臣民驱使。而且他们疾速往来,行动没有规律,很难攻取并彻底制服,有什么事如此急迫,要动员大队人马去讨伐他们?”

崔浩说:“张渊、徐辩如果谈论天文,还是他们的本职,至于说到人间的事情和当前的形势,恐怕不是他们能确切了解的。这是汉朝以来的老生常谈,用在今天,完全不切实际。为什么呢?柔然本来是我们国家北方的藩属,后来背叛而去。今天我们要谋杀叛贼元凶,收回善良的百姓,使他们能够为我国效力,不是毫无用处的。世上的人都信服张渊、徐辩深通天文,预知成功或失败。那么,我倒想问问他们,在统万城没有攻破之前有没有溃败的征兆?如果不知道,是没有能力;如果知道了却不说,是对陛下不忠。”当时前夏主赫连昌在座,张渊等人自以无先言,惭不能对。拓跋焘非常高兴,对大臣们说:“我已决定了。亡国之臣不可以同之相谋划,确实是可信的呀。”

为了打消拓跋焘最后的疑虑,崔浩又进言:“刘义隆今日君臣,非刘裕时可比,他们如果敢来,譬如小马小牛斗虎狼,有何畏惧?’如今夏季,柔然的习惯分散放牧,秋天牲畜肥壮,方才集中,天寒时南下掳夺,出其不意,大举袭击,必定成功,只怕诸将不肯深入,不能全胜’。”崔浩口若悬河,舌战群臣,终于令拓跋焘彻底打消了疑虑,决计大举讨伐柔然。这次远征,根据崔浩的“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谋略,果然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柔然主力溃败,提出和亲。从此不再是北魏的主要威胁。也正如崔浩的担心,当魏军进到琢琊山,诸将怕有伏兵,劝拓跋焘停止进军。七月,魏军班师。后来得到情报,再前进两天,就可以把残部消灭光。拓跋焘后悔不已。

公元432年(延和元年)拓跋焘又灭了北燕,在统一北方的道路上,只剩下西北角的北凉苟延残喘。

公元439年(太延五年),拓跋焘讨论伐谅之事,群臣反对,尤其是李顺反对得最厉害,李顺作为拓跋焘的特使出使北凉12次,对北凉的情况了如指掌。也曾在拓跋焘面前预言北凉沮渠氏离败亡不远了。但是此人贪财,逐渐被北凉的沮渠氏用重金收买。拓跋焘以前数次想动手收拾北凉,都被李顺劝阻。这次他看到拓跋焘决心很大,只好编造谎言说:“从温圉水以西直到姑臧,遍地都是枯石,绝对没有水草。当地人说姑臧城南的天梯山上,冬天有积雪,深达几丈,春季和夏季的时候,积雪融化,从山上流下来,形成河流,当地居民就是引雪水入渠,灌溉农田。如果凉州人听说我们大军开到,一定会断绝渠口,让水流尽,我军的人马就无水可用。姑臧方圆百里之内,土地因无水寸草不生,我军人马难以久留。”

崔浩反驳说:“《汉书地理志》中讲道:凉州的畜产,天下最为富饶。如果那里没有水草,牲畜怎么繁殖?另外,汉朝绝不会在没有水草的土地上兴筑城郭,设置郡县。况且,高山冰雪融化以后,只能浸湿地皮,收敛尘土,怎么能够挖通渠道,灌溉农田呢!这种话实在是荒谬不可信。”李顺恼羞成怒地说“耳闻不如眼见。我曾经亲眼看到,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辩论?”崔浩一针见血地说:“你接受了金钱贿赂,就想要替人家说话,你以为我没有亲眼看到就能被你蒙蔽吗?”

后来拓跋焘决意亲率大军讨伐,当看到姑臧城外水草茂盛,便十分痛恨李顺,对崔浩说:“你当年说过的话,今天果然应验了。”崔浩回答说:“我不敢不讲实话,一向如此。”而李顺不知悔改,三年后奉旨赏赐群臣时又接受贿赂,拓跋焘大为震怒,两罪俱发,处死了李顺。

除了以上事件中以外,崔浩在平息薛永宗盖吴暴乱,征讨吐没骨部落,吐谷浑以及南征刘宋等战争中屡献奇谋,屡建奇功。

拓跋焘曾对崔浩说:“你才智渊博,历事我的祖父与我父亲,尽忠三世,因此我对你特别看重。希望你凡有所思,直言相告,助我治世。我有时脾气不好,也许不能采纳你的建议,但过后静思,却总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 他还曾指着崔浩,对新归降的高车酋长们说:“你们别看此人纤弱不堪,手无缚鸡之力,但他胸中所怀,却远远胜过甲兵。但我征战前犹豫不决之时,都是他使我下定决心,而且总是大获全胜。这都是他的功劳!”他曾召集众尚书,下令道:“日后凡属军国大计,你们不能决定的,都应先征询崔浩的意见,然后再可实施’。”拓跋焘对崔浩不仅是信任,而且很亲近。他有时到崔浩家中向他请教,崔浩接待皇帝仓促之间,来不及制作精美的食品,就搬出家常菜肴,拓跋焘总是高高兴兴拿起来就吃。崔浩进宫见驾,地点也不限于朝堂,可以出入卧室。

拓跋焘镇压盖吴起义的过程中,崔浩曾亲见寺僧藏匿武器,崔浩笃通道教,主张废佛。拓跋焘由此下令关闭长安沙门,焚烧寺院,捣毁佛像,史称“三武之祸”。寇谦之以杀僧过多,曾苦求崔浩,阻止灭佛行动,崔浩不但没有听从,反而极力劝告拓跋焘要加大打击佛教的力度。当时「一境之内,无复沙门」,朝野间怨声载道。崔浩掌权后,企图按照汉族的世家大族的传统思想,整理、分别和规定氏族的高下。

在公元431年(神三年)九月时,崔浩便“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表弟卢玄劝阻他说:“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意做这件事的人,能有几人!请你要三思。” 但崔浩不从,从而得罪了众多的鲜卑贵族。

崔浩之弟崔恬嫁女儿给王慧龙,王氏是太原郡名门大族,世代遗传鼻,在江东被称为“王”。崔浩见王慧龙时,一看到他的鼻,就说:“的确是王家男儿,真是贵种!”又多次对朝中的鲜卑诸公称赞他长得俊美。司徒长孙嵩听了大不高兴,就向太武帝告状,说王慧龙是从南方归降的,崔浩叹服南人,是“有讪鄙国化之意”。

拓跋焘大怒,把崔浩传来训斥,崔浩脱帽叩头,自责了一番才得到宽恕。 太子拓跋晃监国时,崔浩自恃才略及拓跋焘所宠任,专制朝权。一次曾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人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拓跋晃对崔浩说:“早先征聘的人才,也是被作为州郡官入选的,他们担任这一职务已经很久了,辛勤劳苦却一直没得到过朝廷的报答,应该首先补充他们作郡县守令,让新征聘的人代替他们做郎吏。而且太守、县令管理百姓,应该由经历过世面有经验的人来担当。”崔浩固执己见,最终把他推荐的人派出去任职。当时,中书侍郎、领著作郎高允知道后,对东宫博士管恬说:“恐怕免不了一场灾祸。为了顺遂自己未必正确的私心而同朝廷有权势的人对抗争胜,他将用什么来保全自己呢!”

但给崔浩带来杀身之祸的直接原因,是《国书》事件。

在公元439年(太延五年)十二月时,拓跋焘命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事,续修国史。拓跋焘叮嘱他们,写国史一定要根据实录。崔浩他们按照这个要求,采集了魏国上代的资料,编写了一本魏国的国史。当时,拓跋焘要编国史的目的,本来只是留给皇室后代看的。但是《国记》修毕后,参与其事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上,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经》。闵湛、郗标巧言令色,平时以谄事崔浩而获得崔浩的欢心。他们的建议被崔浩采纳,太子拓跋晃也表示赞赏。于是,在天坛东三里处,营造了一个《国书》和《五经注》的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才告完成。 由于《国记》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无所避讳,其中直书了拓跋氏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而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愤怒,先后到拓跋焘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拓跋焘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罪状。崔浩被捕后,承认自己曾经接受过贿赂。其实他对自己所犯何罪,也不明白。拓跋焘亲自审讯他时,他惶惑不能应对。

公元450年7月5日(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己亥),太武帝诛杀崔浩。在送往城南行刑时,“卫士数十人溲(撒尿)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同时,秘书郎吏以下也都被杀,而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史称“国史之狱”。可能是因为这次灭族不彻底,范阳卢氏、河东柳氏、太原郭氏等这些赵魏大族皆有漏网之鱼,不久以后都复兴了各自的家族,但是这些赵魏大族在当时所遭受的打击也是相当沉重的。

北方士族在“国史之狱”遭到了沉重打击。宋人等说:“拓跋氏乘后燕之衰,蚕食并、冀,暴师喋血三十余年,而中国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虽参用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他们指出鲜卑贵族与赵魏大族的矛盾,是颇有见地的,而崔浩正是这种矛盾的牺牲品,“国史之狱”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不久,太武帝北巡阴山,后悔诛杀崔浩。时北部尚书宣城公李孝伯病世,拓跋焘说:“李宣城可惜!”既而又说:“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

讨论诸葛亮

崔浩与毛修之交好,常常与他共同论说。讨论时,谈到陈寿《三国志》作者有古代良史风范,其所著述,文义典正,都是扬于王廷的文字,虽微却显,婉而成章,班史以来还没有超过陈寿的。

毛修之说:“我过去在蜀地,听长老说,陈寿曾任诸葛亮门下书佐,被诸葛鞭挞百下,所以他论诸葛武侯说:‘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崔浩于是与他论说道:“承祚评述诸葛亮的时候,是有故意过美之誉,按查诸葛亮的行迹,不是不相符,不是夹带私恨。为什么这样说呢?诸葛亮任刘备的丞相,正当九州鼎沸之际,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合欢,却不能与曹氏争夺天下,舍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据守穷困崎岖之地,僭号边夷之间。这是下策了。诸葛亮可与赵他为偶,而拿他与管仲、萧何相比,不也是言过其实?说陈寿贬抑诸葛亮并未失实。况且诸葛亮既然据有蜀地,依山势险固,不达时宜,不量势力。严威酷法,控制蜀人;矜才负能,意气矫举。想以边夷之众与上国抗衡。出兵陇右,再攻祁山,又攻陈仓,疏漏迟缓失去时机,大败而返;后入秦川,不再攻城,要求野战。魏兵知其意图,闭垒坚守,以不战使诸葛服。诸葛智穷势尽之后,郁愤攻心,发病而死。由此说来,哪能与古代善战将帅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的做法相比呢?”毛修之认为崔浩说的很有道理。

崔浩作为军事谋略家,深为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所器重。作为统一战争的谋主,崔浩参与了北魏王朝三代帝王重大的军事决策,多谋善断算无遗策,屡建功勋,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此外,崔浩才艺通博,除了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就外,在天文、历法、法律、饮食、宗教等方面都做出过重要贡献。 崔浩的才干与权力,引起了执政的北方贵族及其他人的忌妒,相与谮毁,以修史宣杨“国恶”的罪名被灭九族。

拓跋嗣:“崔浩博闻强识,精于天人之会。”

拓跋焘:“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尽规谏,匡予弼予,勿有隐怀。”

魏收:“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属太宗为政之秋,值世祖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区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岂鸟尽弓藏,民恶其上?将器盈必概,阴害贻祸?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魏书》:“浩织妍洁白,如美妇人。而性敏达,长于谋计。常自比张良,谓已稽古过之。”

朱敬则:“神人无功,达人无迹。张子房元机孤映,清识独流。践若发机,应同急箭;优游澹泊,神交太虚,非诸人所及也。至若陈平、荀、贾诩、荀攸、程昱、郭嘉、田丰、沮授、崔浩、张宾等,可谓天下之菁英。帷幄之至妙,中权合变,因败为功,爰自秦汉,讫於周隋。”

苏图元:“张宾崔浩,曾施神国之谋。荀田丰,亦运制胜之策。”

杜牧:“周有齐太公,秦有王翦,两汉有韩信、赵充国、耿恭、虞诩、段,魏有司马懿,吴有周瑜,蜀有诸葛武侯,晋有羊祜、杜公元凯,梁有韦睿,元魏有崔浩,周有韦孝宽,隋有杨素,国朝有李靖、李、裴行俭、郭元振。如此人者,当此一时,其所出计画,皆考古校今,奇秘长远,策先定於内,功后成於外。”

张预:“孙子曰:‘乘其弊而起。’浩谓斗两虎而收长久之利。又曰:‘城有所不攻。’浩谓若攻小城,必损军势。又曰:‘知天知地。’浩谓五星出东方,利以西伐。又曰:‘禁祥去疑。’浩谓风道在人。又曰:‘攻其无备。’浩请掩蠕蠕之不备。又曰:‘乱军引胜。’浩谓张虚声而招实害。又曰:‘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浩以永宗未知帝来,请急击之。又曰:‘其势险,其节短。’浩谓击蛇之法,当先头破是也。”

徐钧:“智谋断国灼蓍龟,自比留侯果是非。一死人言缘史事,谁知谋泄为南归。”

陈亮:“夫崔浩之佐魏,料敌制胜,变化无穷,此其智之不可敌,虽子房无以过也,而其料柔然尤为中。”

陈子龙:”自汉以后,文武渐分,然犹有虞诩、诸葛亮、周瑜、陆逊、司马懿、羊祜、杜预、温峤、谢玄、韦睿、崔浩、李靖、裴行俭、郭元振、裴度、李德裕、韩琦、李纲、虞允文之徒奋策儒素建功阃外,为时宗臣。彼岂必有抟虎之力,射雕之技哉?不过深明古今之事,能决机宜之便耳。“

王夫之:“于崔浩以史被杀,而重有感焉。浩以不周身之智,为索虏用,乃欲伸直笔于狼子野心之廷,以速其死,其愚固矣。然浩死而后世之史益,则浩存直笔于天壤,亦未可没也。直道之行于斯民者,五帝、三王之法也,圣人之教也,礼乐刑政之兴废,荒隅盗贼之缘起,皆于史乎徵之,即有不典,而固可徵也。若浩者,仕于魏而为魏史,然能存拓拔氏之所繇来,详著其不可为君师之实,与其乘闲以入中国之祸始,俾后之王者鉴而知惧,以制之于早,后世之士民知而不屑戴之为君,则浩之为功于人极者亦伟矣。浩虽杀,魏收继之,李延寿继之,撰述虽,而诘汾、力微之迹犹有传者,皆浩之追叙仅存者也。”

康熙帝:崔浩研精经术,练习政事,洵魏臣之杰出者。其不信佛法,尤度越时俗,卓然高蹈,何乃师受道士之术而崇奉尊礼之?且上其书以蛊惑君心,得罪名教不浅。

《魏书卢玄传》记载崔浩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卢玄曾经劝他“宜其三思”可是崔浩的态度是“虽无异言,竟不纳。”点明了崔浩的死因。从社会阶级去解释崔浩,会发现他代表的是北方的士族,他的思想也是北方士族的思想,《魏书崔浩传》提到崔浩“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尝之礼,丰俭之节,义理可观。性不好老庄之书。”这是东汉以来儒家大族的传统,后面又谓崔浩“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迹,大旨先以复五等为本。”其中“五等”即是儒家士族的理想,《三国志》记载:“相国晋王奏复五等爵。”可见得崔浩与司马氏的理想相符。

崔浩选士是家世与人伦并进,在他心目中,能具备高官及儒学二条件之姓族,才是他理想的一等门第,透过选士,最终目的就是复兴儒家的五等爵制。《北史李》提到选助教时,崔浩“举其弟子箱子与卢度世、李敷三人应之。”他不选李是因为他出自范阳李氏,非高门大族,反观之,李敷出自赵郡李氏,卢度世出自范阳卢氏,皆出自高门。

陈寅恪认为:“崔浩之死,或以为是华夷之辨的民族问题,或以为是佛道之争的宗教问题,其实不然,其主要原因应在社会阶级方面,即崔浩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终因国史之事罹祸。”

华夷之辨,实非崔浩致死之因,《宋书柳元景传》记载柳光世言:“虏主拓跋焘南寇汝、颍,浩密有异图,光世要河北义士为浩应。浩谋泄被诛,河东大姓坐连谋夷灭者甚众。”似崔浩有民族意识,其实不对,因为崔浩常为鲜卑出谋献策,对北魏帮助莫大,《宋书柳元景传》说的偏袒南朝实则是崔浩依实际情势做的判断而已,且《魏书卢度世传》论及崔浩竟未提此事,《通鉴考异》司马光亦云:“《宋书柳元景传》与魏事不同,今从《后魏书》。”可见得柳光世之言,不过虚张华夷之见自托于南朝,不足为据。

至于佛道之争极可能是崔浩致死的原因之一,《魏书释老志》记载太武帝拓跋焘西征盖吴到长安,看到寺庙中多有兵器,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而崔浩本信天师道,遂“因进其说”,最后太武帝“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太子拓跋晃与崔浩在宗教上是分歧的,他“素敬佛道。频上表,陈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可是太武帝不愿买帐,反而变本加厉的下诏“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直到崔浩死后才“颇悔之”。在废佛问题上,崔浩与太子拓跋晃虽是冲突的,但拓跋晃所上的表文并未言及崔浩。

七世祖:崔林

六世祖:崔述。

五世祖:崔某。

曾 祖:崔悦。

祖 父:崔潜。

父:崔宏

母:卢氏,卢谌孙女

正妻:郭氏,太原郭逸之女

继室:郭氏,太原郭逸少女,郭逸在他第一个女儿去世后,以少女继婚。

弟弟:崔恬,上党郡太守,

弟媳:郭氏,太原郭逸之女,崔浩夫人之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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