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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武精神

尚武精神是指一种精神。一个没有脊梁的民族势必会被世界潮流所淹没,一个没有伟大精神贯穿的脊梁必将被外力所折断。

中华民族正值赶超世界先进文明的机遇期,可谓是时不我待,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更是被我们叫的响天掣地,但是我们却为此忽略了一个生产力的倍增器民族精神。

遥想在汉代,整个社会的精英人才愿意从军报国建功立业,刘彻发动对匈奴的全面反击,卫青、霍去病给了匈奴毁灭性的重创。从此中华帝国以世界最强悍国家屹立于世界之巅!接下来才有班超的“投笔从戎”。因此有汉一代,灭匈奴、破楼兰、平羌人,威慑四方!战功显赫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唐朝也是拥有强烈的尚武之风,灭东、西突厥,平定薛延陀,征高丽而建功于域外,耀中华国威以慑四夷。汉唐雄风至今依然感召着热血青年就在于此。不过,汉唐两代由于过于炫耀武力,尚武之风浓烈,这也直接造成了国恒以弱灭,汉以强亡的结果。由于地方豪强、藩镇割据势力过于强大直接导致了中央王朝的空心化,最终被灭亡。宋代正是有鉴于此,才矫枉过正,这虽然避免了宋朝被统兵大将所灭亡,却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民族危机,外患成了整个华夏当时最大的创伤。最终,偏安的南宋小朝廷依然不免亡于蒙古。成为了中华帝国永久的耻辱!

蒙古占领中国后拼命剿杀一切敢于反抗的人民,并用武力威慑汉人,扼杀汉人的尚武民风。比如,实行保甲制度,由蒙古人出任各家的保长来监控各个汉族家庭,并要求各个汉族家庭合用一把菜刀,菜刀通常还要被铁链劳劳地拴住以防被盗走。在蒙古人的高压下,汉族无法忍受,不得不起来造反推翻了短命而又不走运的野蛮人统治

实际上中国人是从宋朝开始就逐步泯灭了尚武之风的。由于开国皇帝赵匡胤倚靠陈桥兵变孤儿寡母手里窃取了江山,因此他对掌握兵权的将军极其敏感,坐稳江山后还要通过“杯酒释兵权”来解除大将的兵权。自此,在有宋一代形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同样品级的官职,文官要比武官大一些,待遇优厚一些。这还不算,皇帝还千方百计地控制将军的指挥权,将军临敌作战要按照皇帝事先制定好的阵形去作战,而且宋代派文人做知州掌管地方行政,设立转运使管理地方财权,进一步削弱军人的权力。甚至,在宋代还多次出现文人直接掌管军队作战的事情。

总之,宋朝皇帝对将军们防范之心过甚,一方面是鉴于唐朝末年的“藩镇割据”及“五代十国”时期的军阀混战;一方面是怕别人效仿自己(即宋太祖)也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中央王朝。宋朝与唐朝不一样还在于其中央由皇帝控制的禁军明显强于边关守军;而唐朝却相反,边防守将权力很大,军队战斗力很强,到唐代中后期甚至超过了中央。宋朝皇帝认为:防内甚于防外,杨家将岳飞都是一代名将,却因此而受到统治者的猜忌和迫害。有鉴于此,再加上宋朝政府有意地在社会上大兴文风,历经两宋三百多年的磨砺,整个华夏子孙已经没有了从军报国的热情了。社会的精英都去习文但却殆于练武,这个时期最大的社会贡献恐怕就是“宋词”吧。这直接导致了宋与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的战争是一败再败。被异族随意欺辱,以至于国威沦丧、士气低迷。

其实,通观整个明朝的历史,你可以发现它在许多方面继承甚至是发展了两宋的文化制度。程朱理学在明代得到了充足地发展,皇帝不关心边防战事而更注重臣下效忠和皇权的巩固。将军们作战时毫无主动性可言,居然要受到皇帝委派的太监来监军制约。整个明代外战已不复当年汉唐时期的辉煌,尽管有对沿海倭寇和支援朝鲜的胜利,但也仅比赵宋王朝强一点。为什么会如此呢?盖因明朝皇帝不愿百姓有尚武之风,他们会拿汉唐两代来引以为戒:尚武之风浓烈的汉唐不也造就了汉末的“黄巾匪乱”、豪强割据和唐末黄巢起义、“藩镇割据”吗?在皇帝们看来,攘外必先安内,防民尤甚于防夷,内患永远是大于外患的。

再看看熊庭弼、袁崇焕这些屈死的统兵大员们,正直的军人怎能不寒心呢?卢象升这样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报效国家的忠臣与其说是战死沙场到莫如说是死于皇帝的猜忌和小人的谗言之手。整个大明帝国有这样阴暗的政治氛围,怎能让军人安心报国呢?民风也已不似当年彪悍,想当年,战国时期李牧兵破匈奴数十万;秦朝,蒙恬军夺河套于匈奴;汉代,汉将霍去病、卫青让匈奴心惊胆裂!李陵区区步军五千却迫使单于穷举国之力来抗;唐代,李靖孤军三千深入敌后大破突厥、一战灭突厥。到了明代这些已成为了遥远的回忆,每遇满洲骑兵,虽数倍于敌依然难免一败再败。明朝的将军们见了文官们与宋朝时颇为相似,似乎总是矮了半截。在社会高压的政策下,百姓们也已被改造成了顺民,国民大都被程朱理学改造得没有什么棱角了,哪里还谈什么尚武之风呢?

趁着中原内乱,满清捡了个大便宜,顺势入关得了大明的江山。出于防汉恐汉心理,清朝大兴“文字狱”迫害汉族的反抗精神,一步步地有系统有计划地磨去汉族的最后一点尚武精神。同时,满清强令汉人留辫子,在风俗习惯上改变汉族,模糊汉族的自我意识,这种精神上的侮辱深深地挫伤了汉族的自尊心自信心。从此以后,汉人被满洲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大加改造了一番。满洲人比蒙古人更“文明”一些,他们知道单靠肉体上的杀戮无法持久地入主中原,只有在文化上培养奴才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因此,注重文化侵略麻痹汉族精神的清王朝其统治也就比蒙元更长久,正因为时间更长,其精神上的毒害也就更深。满清也精通“以汉制汉”之道,注重发扬儒家理学这一脉来培养忠于朝廷的走狗。他们惟恐汉人因爱习武而强大,极其注意扼杀汉族的尚武精神,他们只要汉族人像理学中所标榜的楷模那样做满清的奴才,而满洲人自己却时时不忘狩猎射箭、勤习武艺。看看康熙、乾隆等满清皇帝都以身作则,表率部下,希望满洲人时刻不忘祖宗根本,准备随时镇压汉族人的反抗。

尚武精神---天行健的最佳注释,尚武精神常为国家动力的源泉。文和武,正如一阴一阳之道。文武结合,方为完人。国家之强盛,也需要文武结合,正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翻开一部世界史,尚武精神无不为这个民族强盛提供了巨大的推力,据说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斯巴达人,他们既不务农、也不做工、更不经商,而是整个国家实行全民皆兵的军事制度。病弱畸形的婴儿被扔进山沟,健壮的则从七岁开始进行军事训练,直至六十岁才可以退伍。整个斯巴达就象是一个军营,全民被要求具有勇敢、坚韧、严格遵守纪律的精神,目的是为了保证占总人口少数的斯巴达人对绝大多数的希洛人与庇里阿西人的统治,而一场历时二十七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终胜利,难道不是这种民族尚武精神的最终写照吗?而被罗马人视为蛮族的日耳曼人也具备有一种民族的尚武精神,日耳曼人认为战争掠夺是高尚的事业,作战勇敢、负伤最多的人应受到尊敬。在恺撒的《高卢战记》中似乎还有对日耳曼人尚武精神的描写。甚至西罗马的帝国的灭亡也与日耳曼雇佣军有着必然的连接。

可能是历史局限性的缘故,无论是斯巴达人还是日耳曼人都无法以单纯的武力来永久性的维护自己民族的利益,但这并不能否认中国历史上秦国的异军突起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感谢法家,你为秦国送来了能使国家意志高度凝聚的商鞅;感谢霸道,你的远交近攻,堪称中华智慧的滥觞;感谢尚武精神,法家与霸道最终铸造了你这么一柄无坚不摧、削铁如泥的国之利器。

缺乏智慧的意志力是虚弱的,缺乏意志力的智慧是危险的。古今中外的经验告诉我们,意志与智慧的高度辨证统一是一个民族图强的不二法门,而当今的中国正需要一种民族精神把整个民族牢牢凝聚在一点之上,意志与智慧可以表现出一种精神,这就是尚武精神!

说起尚武精神,自中国大一统以后,奠定整个国家尚武精神的第一位领袖就是汉武帝刘彻。

在遥远的2000年前,疯狂的游牧民族匈奴,凭借着快马弯刀几乎将汉民族当成了任意宰割的牛羊和随意索取的库房,不断的入侵边塞,烧杀劫掠无恶不作,其残忍野蛮的程度比倭寇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可惜的是,匈奴人遇到的是正处于尚武精神最浓烈时期的华夏民族!汉族在当时是一个高度尚武的民族,而且整个国家已经从秦末的战乱中恢复了。而当汉人的领袖汉武帝的即位立即将整个国家的力量凝聚起来。发动了对匈奴人的全面反击。最终匈奴没能进入中原一步,就被两汉绞杀在大漠中了。当匈奴人的历史走到尽头的时候,匈奴单于呼韩邪率领匈奴全族向汉朝投降。而残余的匈奴人为了躲避汉军的追击,远遁欧洲,竟然灭掉了强大的罗马帝国。而汉人对军功的荣耀、对尚武精神的崇尚也可以体现在汉朝人留下的豪言壮语中

焚匈奴之庭,坑康居之民,屠大宛之城,蹈乌孙之垒,探姑缯(西南夷之一种)之壁,籍荡姐(西羌之一种)之场,艾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近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二时之劳,固已犁其庭,扫其闾,郡县而置之,云彻席卷,后无余灾。

这就是强大的尚武精神!所造就出来的辉煌伟业!

在近现代,中国人的尚武精神的奠基人则是毛泽东。

君不见,毛主席时代的中国,整个国家是多么热诚的投入到工业强国的建设之中,一句知识青年下乡去,接受农村改造,更是让多少人为之沸腾,意志力的提升让人甘愿接受最艰苦的生活,而依旧笑脸相迎;君不见,毛主席时代的中国,整个国家在百废待兴、一穷二白,在前有美帝、后有苏修的窘况之下,依然游刃有余、不慌不乱,两弹一星的奇迹硬是把中华民族伟大智慧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智慧力的挖掘让一个曾经的“病夫”焕发光彩。而毛主席时代的革命军人更是这两种力量的统一体,革命军人“滚雷场、堵枪眼、炸碉堡”的光荣事迹屡见不凡;而在朝鲜、越南、缅甸的战役中,革命军人更是最大限度地将劣势装备下的战斗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促成这些事例的是什么?难道不是整个国家内部的尚武精神吗?年长一些的叔叔、阿姨,那个年代的一件橄榄绿是否可以让你发狂?年长一些的爷爷、奶奶那个时代拥有一名军人的子女是多么令人光荣!记得一位老者跟我说,五十年代有一次,他与同事去乡里帮学校向家长收书费,走到一个学生家里,刚要开口收书费的事,不料人家父母拿出了一张“革命烈士证”,原来这家老大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看罢,他与他的同事一声不吭离开了,因为他们知道,国家明文规定“革命牺牲的军人家庭是有特别待遇的”。这就是那个时代一个国家伟大的尚武精神啊,军人被人看成是最伟大的职业。对越反击战那些牺牲的将士,不少还埋葬在无人管理、野草丛生的墓地里;一些负伤的战士向政府讨抚恤金的事情我也屡有耳闻;军人被人看成是傻大兵、穷瘪三,军队经商更是把地方上的坏毛病全染上了,把自己的光荣传统忘了干净,这哪是一个健康、蓬勃的世界新兴强国人样子啊!记得有位网友留言“以前我们打仗都是部队领导偷偷往我们家里寄钱,现在都是士兵悄悄往领导口袋里塞钱”,看过之后,心在滴血啊。

传统的国防建设,主要由软件、硬件与运用它们的人构成。但是,我认为,国防建设一定上也“代表一个国家最先进生产力发展程度”,正如本文一开始我所言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民族精神是这个生产力的倍增器一样,国防建设的倍增器就是民族的尚武精神。如果让所有人感受到军人是整个国家最光荣的职业,每个人都无比向往这个职业,希望有生之年为这个职业而付出所有牺牲而无怨无悔,不象现在这样存在的“看不起军人、不理解军人、当兵为岗位”,全民一心弘扬民族尚武精神,让已经参军的人感受到自己吃苦是被人民所理解的、是光荣的、是伟大的;让还没有参军的人感受到做一名革命军人是无比神圣的、令人骄傲的;让全国人民为军人欢呼、让中国财政为军人赠利、更让帝国主义畏我们军人而胆寒!

弘扬民族尚武精神并不是把“军事建设列为中心”,而是让人民从意志之中顿发出对军民鱼水情的自然感悟、对军人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经济安全等事关国家战争与和平年代核心利益而骄傲,让那些满腹钢铁意志与聪明智慧的普通百姓进入军队接受革命大熔炉新一次洗礼。我们的“尚武精神”不同于朝鲜的“先军政治”,那是朝鲜人民因为惧怕美帝、日寇侵略而做出的没办法的办法。朝鲜财政收入差不多1/3的全部被迫因此投入军事建设,而不是人民温饱与经济建设。我们中央财政确实需要在军人待遇上面多做出一些“牺牲”,增加薪金、奖金与补贴固然不可或缺,但是应该全国、全社会、全民从细微入手,让军人感受到,他们不是因为国家财政拨发的资金多了才提升,而是让他们在整个日常经济生活中,自然的感受到这一切,比如我们一直做的很好的,在一些车站、剧院购票时给军人优惠、地方各部门干部对军人家庭的特别关怀等等,这种才是对军人最大的关怀啊。最自然的东西,往往就是最暖人心的东西,这不象暴发户,因为一夜的致富而受到别人的“礼待”一样,这种“礼待”其实不是对人的“礼待”而不是对金钱的顶礼膜拜,这个是需要社会发展过程中慢慢隔除的。发自肺腑的一声关怀,远远高于出于对金钱一夜暴富的"礼待"之情。

当民族尚武精神与当军人地位被提升到国家的一个程度之后,国家必将迎来一次更强劲的凝聚,那我们的意志与智慧必将凝聚成最强大、最稳定的生产力!

总之,自宋代以来,由于忌惮尚武国风的强大有可能危及自身统治,因此刻意加以限制。这时期理学的诞生和发展并不是偶然的,它完全是以维护君权,加强思想禁锢为主。它保存了所谓“天理”,却真正地灭绝了“人性”。使得“中庸之道”大盛于世,中国人已没有了棱角血性,因此也就谈不上什么“尚武精神”,因为它不是统治者乐见的。倘若百姓稍微受到压迫便像陈胜、吴广一样起来反抗,那是极为不利于统治的!随着蒙元和满清的相继入主中原,出于不难理解的原因,防汉思想必然是异族统治者的主流意识。因此他们或是强调从肉体上施刑来恐吓汉族的反抗或是从文化思想上大兴“文字狱”迫害欺骗读书人,让汉人在他们划定的圈子内做顺民,以此达到他们江山的稳固

所以,自宋太祖以来的这一千多年来,炎黄子孙已被自己或被异族改造得乱七八糟,已经不再是先秦、汉唐时代的国人了。我们开始在外来异族的侵略面前不自信了,西晋后虽有“五胡乱华”,但那时我们还是自信的,还是有尚武底蕴的。我们还有谢安冉闵祖逖这样的精神旗手。可是宋以后,汉奸与“汉奸文化”书写进了我们的历史,小小的异族竟然让亿万的中华民族多次受辱,中华的尚武国风之衰由此可见一斑!三国内乱时期,曹操尚可以中华一隅之力北伐辽东、彻底肢解掉匈奴,可见我中华民风之锋锐犀利是何等厉害!如今的中国人似乎只有沉浸在对往昔的美好回忆中才能慰藉自己的心灵。

据说汉族之称就是来源于匈奴对我们的赞叹匈奴骑兵曾经横行西域,也曾骚扰过中原,余部也曾扫荡欧洲。但是匈奴人却始终无法企及中原的富饶,被两汉逐杀于大漠之间,每当忆起汉人,其必赞曰:“壮哉,汉家男儿!”汉人之称自此随着匈奴坐骑踏遍西域大漠甚至欧洲,许多西域国家也如此称呼我们,自此“汉族”与华夏有缘。当然,这是建立在军刀下的威严、这是建立在敌人首级上的自信,是敌人对我们由衷敬畏。那句铿锵有力的话依然回梁缭绕:“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今天是中国重新复兴,重新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一个契机,是无所作为还是重现汉唐雄风完全在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如果要真正复兴,必须重振国民的尚武雄风摆脱过去自己和异族给我们套上的枷锁

中国历史文化缺乏尚武精神,表现在对人和自然界的关系的看法。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依思特曼曾经指出,传统中国人崇尚人和自然界的和谐,而西方人则主张征服自然。两者的区别反映在各自的绘画艺术中。他把吴历的“万谷松风图”和威廉哈内特(1884)的“狩猎之后”加以比较。在吴历的山水画中,人物在宏伟的自然界中显得十分渺小,而在哈内特的画中是挂在墙上的猎枪、匕首和几只被打死的山鸡野兔。哈内特的画要表现的是人对自然界的支配。依思特曼相信这两幅画正体现了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大自然的不同态度。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尚武精神方面的差异也可能来自他们各自对人性的基本看法。基督教的西方文化认为人性是恶的,都是受利益驱使的。他们不大相信可以通过道德说教使敌人改变态度,放弃他们自己的利益主张。因此最后的决定因素还是法律强制。中国人则是孟子的信徒,相信人心向善,主张以德服人,讲究说教。就是在不得不动武时,还是认为最终对敌人的瓦解要靠攻心。所以王守仁在剿灭了反叛分子后还要说“灭山中贼不如灭心中贼”。

中国人缺乏尚武精神也可能有制度的原因。传统中国的社会阶级结构是士,农,工,商。士这个阶级是读书人。几乎完全是靠科举制制造出来的。读书人是社会上等阶级,又是国家官吏的主要来源。所以政府和民间都重文轻武。这些手无缚鸡之力,只会舞文弄墨的书生掌握着大量社会资源,成了社会精英阶层的主流。中国不是有一句老话“好男不当兵”?中世纪的欧洲和日本都是以武士阶级为基础的封建制。中世纪欧洲骑士是封建领主。日本封建时代社会阶级结构表面上和中国一样,也是士,农,工,商。但日本的“士”是跟中国汉代一样的武士而非文士。几年前美国Dicovery频道要制做一部介绍中世纪各国武士的片子,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没有这个阶级,制片人只好用介绍少林寺武僧充数。

武人做事往往比文人干脆,重大决策时可能更容易成功。拿1898年中国的百日维新和1868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做比较,前者失败而后者成功,原因固然很多。但日本的明治维新主要是一帮武士在主导,而百日维新的领导是一帮文人恐怕也有关系。

当中庸文明和尚武文明相遇时,吃亏的总是前者。也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很少有人会认为蒙古人和满人文化比汉人文化优秀,但却是蒙古人和满人征服了汉人。清代康熙,乾隆都对汉文化极推崇,但在一件事上却甚为坚持,那就是不让满人士兵汉化,因为他们相信满人士兵的汉化会使他们丧失尚武精神。中国版图大扩张的两个朝代,元朝和清朝都不是汉人的朝代。

有人认为,从宏观历史看,有容乃大的中庸思想当然比崇尚武力更成熟和更文明。中华文明能够历数千年而不灭就要归功于和平主义的中庸思想。当尚武的西方文明遇到麻烦时,他们便会注意到中国文明的价值。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些西方学者意识到西方文明中有可能引起人类毁灭的危险因素。于是号召西方学习中国人的和平主义。罗素就是鼓吹最力的一位。当时一些中国学者,如梁启超之流,还为此十分自豪。中国历史也似乎证明有容乃大的中庸思想最终胜过武力征服。蒙古人和满人不是最终都被汉文化所同化了吗?

其实上述看法在现代十分危险。虽然西方一些学者知识分子可能欣赏中庸思想,但是西方政客却对此毫无兴趣。而西方国家政策的决策者当然是政客而非知识分子。事实上,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西方人并没有从一战中接受任何教训。历史上征服汉人的北方民族最终被汉人所同化也不可用于为现代和平主义辩护的理由。现代中国遇到的对手是在文明发展程度上并不低于中国人的民族,在许多方面甚至高于中国人。中国近代逐渐丧失的“尚武精神”已经使中国人文明没法同西方近代文明对抗。

近代史上的中华民族,严重缺乏一种每一个健康的民族都应有的、正常的“尚武精神”。但中国却老爱摆花架子,自我安慰“不参加军备竞赛”--其实官场上已从骨子里彻底腐败弱智,民族精神上处于堕落无能状态。

什么是尚武精神?尚武精神意味著对武力的喜好,在武装对抗中获得快感,把军事征服和武力强大看成是一种光荣。有尚武精神的民族并非总是要通过战争解决争端,但总是把战争看成解决问题的积极方式。没有尚武精神的民族并不是不发动战争,而是他们不能从战争和武力对抗中获得快感,也不把战争看成是解决问题的积极方式,只把它当成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

从近代史上看,中国人已经成为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我们讲究以德服人,以柔克刚,有容乃大。我们祖先有一句话“上善若水”,大意是人的性格修炼到水的境界,就可以克制刚猛的敌人,而再也不会被敌人伤害。谁可以用刀枪伤害水?现代欧美及日本都是有尚武精神的民族,他们和其民族发生冲突时,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耐烦跟任何人讲什么“委曲求全”,也不相信“上善若水”那一套。他们相信实力是最能服人的道理。

数年前读研究生时,和我的导师(澳大利亚人)讨论到现代西方文明的来源。当时刚读了英国哲学家罗素的有关论述,我引用罗素的意见,以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来源有三,一是希伯来人那里学来的一神论的基督教;一是从古希腊人那里继承来的人文艺术;一是文艺复兴开创的科学精神。导师点头赞同,但随后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他说罗素忘记了另一个重要来源,那就是日尔曼人的尚武精神。

二十世纪初一位访问过中国的日本人写到,他在中国人脸上看不到西方人和日本人脸上所常有的野兽的特征。他写这话大约有恭维中国人很文明的意思。但鲁迅先生读了后却并无被恭维的感觉。他说的确中国人脸上没有野兽的特征,但有“家畜”的特征。鲁迅先生的话可能有些过于尖刻,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文化的弱点。

中国人不尚武,也很少像汉唐先祖那样真正用心武备,有时候就想靠摆花架子吓唬人。到了真正打仗的时候就割地赔款、损兵折将。18世纪时英国人玛噶尼率使团访华,企图说服清庭扩大同英国的贸易,也有探测中国军事实力的意思。清庭也知道玛噶尼使团的用意,于是安排手持长矛大刀的士兵列队迎送英国人,以为威猛的士兵和雄壮的队列定可给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玛噶尼从这些士兵的装备却看出他们根本不是英国军队的对手。

中国还在摆花架子,而军事专家对这种花架子却根本不屑一顾。从现代史上看,中国已经丧失了它五千年辉煌历史上,“损我王威、虽远必伐”的那种自信、成熟和健全的民族精神。

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有所作为的朝代和帝王,远从秦、汉、唐、宋、元、明、清之始祖,近到康熙乾隆都具备正常的尚武精神。到了中国现代,最具尚武精神的人物无疑是毛泽东。毛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朝鲜战争中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彻彻底底领教了这位中国领导人的厉害,毛多次提到他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他在会见尼克松和基辛格时,曾告诉他们不要用中国文化讲究和谐的观念和他打交道,因为他和西方人一样,也是讲斗争的。他对斗争的喜爱使他对儒家的中庸那一套很反感。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文革中还要专门讲儒法斗争(虽然被极端、幼稚化了)。他发动文革的动机很复杂,唤起中国人斗争意识恐怕也是原因之一。有人把毛泽东的斗争性格和共产党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其实是一体两面,其一面讲尚武,另一面则讲求中庸和策略,毛的身边有个周恩来就是例子。

当你的对手崇尚武力,而你仍然死抱有容乃大的中庸思想,那并不是智慧,而是迂腐、弱智和怯懦无能。拿枪指著敌人的额头时,效果无疑超过一百部论语。你固然可以和敌人讲王道,讲上善若水,但问题是当敌人不服王化,也不把你当水看待,而非要向你动刀动枪,你却没有基本的自卫能力,怎么办?即便人的性格真能修炼到水的境界(对这点我存疑),人的血肉之躯可无论如何不是水,除了义和团外,没几个人会真相信他的身体可以刀枪不入--这也许就是中国那种退化到原始状态的一点点“尚武精神”,可惜太晚、太落后了。

美国自己都说“按中国不仅现在、就是按现在军备的发展趋势,将来也不足与美为敌”(所以才鼓励台湾继续独立下去)。而中国自己军备之弱毫不自知,还整天高喊“不参加军备竞赛,以免耽搁了经济发展”...如果这仅仅是对外的宣称策略到还罢了,但尚若那竟然是真实政策,中国的未来可真危险。话又说回来,其实中国的对外“示弱策略”纯粹是一种“古老的无知”,对西方来说效果可能相反,你越不敢竞争,他们越更加自信,这反映在军事、政治、外交上,将更不把你当会事。

当然我们不应鼓吹战争,但决不能继续放松军备,才能从根本上预防、避免战争。在目前让你崇尚武力的对手不敢向你轻启战端的最好办法,不仅仅是让他知道道理是在你这一边,还得展示出你自己武装力量的强大得使它别无选择(这是防止台独的唯一办法)。

花钱在国防就像是对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付保险费。表面上没有直接的创造价值,但防止了可能的损失,确保国家根基的稳定。

有几个问题得问问中国人。问题1,由于松懈武备,晚清中国人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义和团与洋人的对抗中一再失败,向西方和日本赔了上亿两银子,作为现代中国人的你,如果可以倒转历史,是否愿意拿这上亿两银子在战前加强武备,从而避免战争?问题2,抗日战争时,日本的侵略使中国损失了上千万条生命,和数千亿美元的财产。

作为现代中国人的你,如果可以倒转历史,会不会选择战前拿出数千亿美元建立强大的军队,从而阻止战争的爆发?如果对这两题,你的答案都是“会”,那你是不是会赞成中国应该花更多的钱在国防上,而不仅仅是天真地“全心全意”搞经济建设?否则,那种没有现代“安全意识”的土老冒式的巨大风险和战争惨败的后果,中国人民还能承担得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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