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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中国古籍)

《尚书》,最早书名《书》,约成书于前五世纪,传统《尚书》由伏生传下来。考证为上古文化《三坟五典》遗留著作。

《尚书》列为重要核心儒家经典之一, “”即“”,《尚书》就是上古书,它是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

《尚书》的尚常见有三种解释方法:一种说法认为“上”是“上古”的意思,《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另一种说法认为“上”是“尊崇”的意思,《尚书》就是“人们所尊崇的书”;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尚”是代表“君上(即君王)”的意思,因为这部书的内容大多是臣下对“君上”言论的记载,所以叫做《尚书》。

刘起的《尚书学史》认为《尚书》作为书名是汉代的事。

《尚书正义》说郑玄“依《书》纬,以‘尚’字是孔子所加。”马王堆帛书易《要》篇,孔子就是称《书》为《尚书》的。“《要》篇中正是孔子称《尚书》,所以《书》纬和郑玄之说不为无本。这是以前我们不知道的。”

《尚书》,在作为历史典籍的同时,向来被文学史家称为中国最早的散文总集,是和《诗经》并列的一个文体类别。但这些散文,用某代的标准来看,绝大部分应属于当时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准确地讲,它应是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总集。 李学勤先生指出:“《尚书》本为古代《历书》,是我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然而,由于真正的《尚书》命运多舛,两千多年来,我国学术界一直对传世的古文《尚书》存在真伪之争。传统观点认为:现存版本中真伪参半。一般认为《今文尚书》中《周书》的《牧誓》到《吕刑》十六篇是西周真实史料,《文侯之命》、《费誓》和《秦誓》为《春秋》史料,所述内容较早的《尧典》、《皋陶谟》、《禹贡》反而是战国编写的古史资料。今本《古文尚书》总体认为是晋代梅赜伪造,但也存在争议。

《尚书大禹谟》记载十六个字的中华心法,其内容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即中国文化传统中著名的“十六字心传”,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与灵魂。

自汉初以来,有今文、古文两种不同传本。《汉书艺文志》说:"《尚书》原有100篇,孔子编纂并为之作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焚书令》,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汉代重新重视儒学,由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的《尚书》,共28篇,人们称之为今文《尚书》。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

西晋永嘉年间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包括今文《尚书》33篇(梅赜从原先的28篇中析出5篇)、古文《尚书》25篇 。

清人孙星衍作《尚书今古文注疏》,广泛汲取前人考订成果, 将篇目重新厘定为29卷,大抵恢复了汉代《尚书》传本的面貌。《尚书》所记基本是一类的言辞。

李学勤先生一再强调:“史料不是只用真假来判断,而是有可行性高低的问题。” 因为研究先发现的大量简帛书籍,与现存古书相对比,不难看到,在古书的产生和传流过程中,有以下多种情形值得注意:

1、佚失无存。

2、名亡实存。

3、为今本一部。

4、后人增广。

5、后人修改。

6、经过重编。

7、合编成卷。

8、篇章单行。

9、异本并存。

10、改换文字。

“总的说来,除了少数经籍早已被立于学官,或有官本之外,古籍一般都要经过较大的改动变化,才能定型。”

清华大学2008年7月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中,出现了失传两千多年的《尚书》真正原貌。

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有些篇有传世本,如《金滕》、《康诰》等,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 。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篇。《傅说之命》与今本《说命》不是一回事。《书序》告诉我们《说命》是三篇。当代清华简的《傅说之命》真是三篇 。李先生订正说:“说简中有《康诰》,后来证明是误认。”

相传《尚书》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选出100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在儒家思想中,《尚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实际上西汉学者用二十八宿比喻伏生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尚书》百篇之说乃后起。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焚书令》,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凡是民间收藏的《诗》、《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全都要送交官府,集中烧毁。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

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

然而,在西晋永嘉年间,及一篇孔安国传和一篇《尚书序》,当时《秦誓》一篇已佚,所以这部《尚书》共有59篇。现今流传两千多年的《尚书》,大多是根据梅赜所献的这个本子编修。

《尚书》所遭劫难颇多。清代段玉裁在《古文尚书撰异》里说:“经惟《尚书》最尊,《尚书》之离厄最甚。秦之火,一也。汉博士之抑古文,二也。马、郑不注古文逸篇,三也。魏、晋之有伪古文,四也。唐《正义》不用马、郑,用伪孔,五也。天宝之改字,六也。宋开宝之改《释文》,七也。七者备而古文几亡矣。”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皇室文集,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书》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目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西汉初存29篇,因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另有相传在汉武帝时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现只存篇目和少量佚文,较《今文尚书》多16篇)和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25篇)。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

上古历史文献集。《左传》等引《尚书》文字,分别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人改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论衡正说篇》)。《尚书》的真伪、聚散,极其复杂曲折。2009年清华简中发现了部分早期版本的《尚书》。

汉人传说先秦时《书》有100篇,其中《虞夏书》20篇,《商书》、《周书》各40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但近代学者多以为《尚书》编定于战国时期。秦始皇焚书之后,《书》多残缺。今存《书序》,为《史记》所引,约出于战国儒生之手。

汉初,《尚书》存29篇,为秦博士伏生所传,用汉时隶书抄写,被称为《今文尚书》。

又,西汉前期,相传鲁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发现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孔安国读后献于皇家。因未列于学官,《古文尚书》未能流布。

晋元帝时,梅赜献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这部《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25篇,又从《今文尚书》中多分出4篇,而当时今文本中的《秦誓》篇已佚,所以伪古文与今文合共58篇。

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就是用古今文真伪混合的本子。

南宋吴以后,对其中真伪颇有疑议。

明代梅作《尚书考异》,清代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等,才将《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乃属伪造的性质断实。

《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还有以人名标题的,如《盘庚》、《微子》;有以事为标题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有以内容为标题的,如《洪范》、《无逸》。这些都属于记言散文。也有叙事较多的,如《顾命》、《尧典》。其中的《禹贡》,托言夏禹治水的记录,实为古地理志,与全书体例不一,当为后人的著述。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李学勤介绍,清华简中的《尚书》分三类,有些篇有传世本,如《金滕》、《康诰》、《顾命》等,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篇,在传世本里没有,或虽见于传世本,但后者是伪古文,如《傅说之命》,即先秦不少文献引用过的《说命》,和当今流传的《说命》伪古文不是一回事。清华简《厚父》和《封许之命》都是《尚书》的佚篇。“命”是《尚书》的一种文体,而《封许之命》是周王朝分封许国的文件。

就文学而言,《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据《左传》等书记载,在《尚书》之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但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汉书艺文志》已不见著录。叙先秦散文当从《尚书》始。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尚书》。《尚书》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如《盘庚》3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的目光远大。其中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比喻煽动群众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比喻群臣坐观国家的衰败,都比较形象。《无逸》篇中周公劝告成王:“呜乎!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秦誓》篇写秦穆公打了败仗后,检讨自己没有接受蹇叔的意见时说:“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话语中流露出诚恳真切的态度。此外,《尧典》、《皋陶谟》等篇中,还带有神话色彩,或篇末缀以诗歌。因此,《尚书》在语言方面虽被后人认为“佶屈聱牙”(韩愈进学解》),古奥难读,而实际上历代散文家都从中取得一定借鉴。

历来注释和研究《尚书》的著作很多,有唐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蔡沈的《书集传》,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尚书正义》20卷,现存北京图书馆

尚书的文字内容特点:《尚书》所记基本是誓、命、训、诰一类的言辞。文字古奥迂涩,所谓“周诰殷盘,诘屈聱牙”,就是指这个特点。但也有少数文字比较形象、朗畅。

《尚书》 主要记录虞夏商周各代一部分帝王的言行。它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倾向,是以天命观念解释历史兴亡,以为现实提供借鉴。这种天命观念具有理性的内核:一是敬德,二是重民。《尚书》的文字诘屈艰深,晦涩难懂,但它标志着史官记事散文的进步:第一,有些篇章注重人物的声气口吻;第二,有些篇章注重语言的形象化以及语言表达的意趣;第三,有些篇章注重对场面的具体描写

《尚书》相传为孔子整理、选编成一百篇,后经秦代焚书,损失很大。该书要旨:

其一,在明仁君治民之道。

春秋之世,圣王不作,暴君迭起,人民困于虐政,备受痛苦。为救危世,感化当世人君,史官作《书经》一书,希人主得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使天下享尧、舜、禹、汤、文、武之治。因此,阐明仁君治民之道是《尚书》的第一要旨。

其二,在明贤臣事君之道。

周室东迁之后,人臣之事君,远不如往古,乱臣杀君之事屡见不鲜。史官作《周书》,记古贤臣事君之道,以使后世取法。

有三种分类法:

四种说:典、训诰、誓、命;这部书的写作和编辑年代、作者已很难确定,但在汉代以前就已有了定本。

六种说:典、谟、训、诰、誓、命;来自“可能是孔安国所撰”的古文尚书序。

十种说:典、谟、训、诰、誓、命、征、贡、歌、范;来自孔颖达监修的尚书正义。

虞书

尧典

舜典

大禹谟

皋陶谟

益稷

夏书

禹贡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商书

汤誓

仲虺之诰

汤诰

伊训

太甲

太甲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盘庚

盘庚中

盘庚下

说命

说命中

说命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周书

泰誓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洪范

旅獒

金滕

大诰

微子之命

康诰

酒诰

梓材

召诰

洛诰

多士

无逸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周官

君陈

顾命

康王之诰

毕命

君牙

吕刑

文侯之命

费誓

秦誓

1、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注释】

选自《尚书 尧典》。克:能,能够。俊:才智。德:美德,道德。九族:从自己的高祖至自己的玄孙九代。睦:和睦。平:分辨。章:彰明。百姓:百官,周朝之前普通平民有名无姓。协:协和。万邦:众民族。

【译文】

公正能发扬才智美德,使家族亲密和睦。家族和睦以后,又辨明百官的善恶。百官的善恶辨明了,又使各诸侯国协调和顺。

【赏析】

上下和睦,百姓安居乐业是儒家思想的理想社会。这段话以颂扬帝尧的功德,强调“和”的重要性。我们常说:“家和万事兴。”说的就是人人友爱,家庭和睦,才能万事兴盛。以家见国,以小见大,道理相同。试想,如果家族和睦,国家上下一致和睦,团结一心,肯定社会呈现一片太平盛世景象,家和先需人和,要求人人修养道德,友好相处,谦让有礼,自觉遵守道德准则,以仁德感化对方。达到和睦相处的目的。

2、静言庸违,象恭滔天。

【注释】

选自《尚书 尧典》。静言:静又写作“靖”,巧言。庸:用。滔:通“” ,怠慢。象恭:外表好象恭敬。

【译文】

花言巧语,阳奉阴违,貌似恭敬,实际上对上天轻慢不敬。

【赏析】

这句话是尧帝对公正的道德品质和行为的评价。尧帝意欲选拔接班人,让大臣们推荐人选,当有人举荐共工时,尧帝发 表了如此意见,也说明尧帝审慎地选贤任能,重视德才兼备的 选拔人才态度。他的任人唯贤的思想品德值得今代的人们借鉴。“静言庸违,象恭滔天。”这句话为后人经常引用,以指那些花言巧语,面目伪善,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无稽之言勿听……

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

【注释】

选自《尚书大禹谟》。稽:考证,验证。弗询之谋:不询问众人的谋略。庸:用。

【译文】

没有经过验证的话不轻信,没有征询过众人意见的谋略不轻用。

【赏析】

常言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两句话的意思和“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说的是同一个道理。告诫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能道听途说,轻信妄言,凡事都要深入调查,以事实为根据,善于听取众人意见,集思广益,认真分析参考。只有这样,才不会影响自己的判断能力,不会被不实之言所蛊惑,不会因刚愎自用而决策导致失误,造成不良后果。

4、克勤于邦,克俭于家。

【注释】

选自《尚书大禹谟》。克勤于邦:指为治水的事业竭尽全力。克俭于家:在家生活节俭。

【译文】

能为国家大事不辞辛劳,居家生活俭朴。

【赏析】

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勤俭作为修身治国治家的美德。古人以能否克勤克俭,是关系着国家强弱,存亡的大事,鼓励人们,竭尽职守,勤奋工作,提倡节约,反对浪费。当然在现代文明的今 ,物质极大丰富,人们不可能无视于生活的享受,但前提是不铺张浪费。

5、视远惟明,听德惟聪。

【注释】

选自《尚书太甲中》。惟,唯;明,目明,喻监察是非;聪,闻审谓之聪,听到的都思辨之

【译文】

能看到远处,才是视觉锐利;能听从好话,才是听觉灵敏。

【赏析】

古人用能看远才是明察秋毫,善听好话,才是耳朵灵敏作比喻,鼓励人们注重自身修养,永不懈怠。不论是治国,还是个人 都强调的是道德品质修养,要勤奋学习,诚心求道,时刻躬身自反,检讨自己言行,胸襟宽广,善于听取意见,不要时常享乐和懒惰,用诚信、仁厚的美德赢得事业的成功。

6、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

【注释】

选自《尚书盘庚上》。纲:网的总绳。紊:乱。若:像, 好像。

【译文】

就好像把网结在纲上,才能有条理而不紊乱。

【赏析】

这句话是盘庚责备在位的官员,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傲慢无礼,贪图安逸,不愿奉献。用“网”“纲”作比喻,自己为“纲”,群臣是“网”,说明主次有序,强调不能目无君令,破坏规矩。以生活中浅显易懂的例子比喻,道出了主次秩序,有条不紊的深刻寓意。常用的“有条不紊”成语就是由此而来。

7、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注释】

选自《尚书旅獒》。仞:八尺为一仞。亏:缺少。篑:盛土的竹器。

【译文】

譬如堆垒九仞高的土山,只差一筐土,还是不算完成。

【赏析】

以堆山为喻,告诫人们修养品德应自强不息,持之以恒,不可半途而废。作为君王就要敬慎德行,只有为仁行善,以德化服人民,才能得到民心,只有勤奋为政,德行很盛,才能安定社会,巩固政权。做人也是如为学求道,修养道德就像堆山一样,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不能中途停止,半途而废,前功尽弃,如果坚持不懈,永不止步就会终有成就。古人的话发人深省,回味无穷。

8、以公灭私,民其允怀。

【注释】

选自《尚书 周官》。允:诚信,信实。怀:归向。

【译文】

用公正消灭私欲,人民就会信任归向执政者。

【赏析】

《周官》是诰令,这句话就是《周官》中的一句,号召大小官员认真工作,谨慎发令,言出即行,周公心之公正除去私欲,位尊不当骄傲,禄厚不当奢侈,修养恭敬勤俭美德,不可行使诈伪,此赢得人民的信任。做到这些,人民才会心悦诚服。勉励官员兢兢业业,勤劳政事,克己奉公,廉洁自律,清白不污,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好人。

《尚书》 包括了虞、夏、商、周四代皇室文献,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话。也有记事的,可是照近人的说法,那记事的几篇,大都是战国末年人制作的,应该分别看待。那些号令多称为“誓”或“诰”,后人便用“誓”、“诰”的名字来代表这一类。平时的号令叫“诰”,有关军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话多称为“命”;臣告君的话却似乎并无定名,偶然有称为“谟”②的。这些辞有的是当代史官所记,有的是后代史官追记;当代史官也许根据新闻,后代史官便只能根据传闻了。这些辞原来似乎只是说的话,并非写出的文告;史官纪录,意在存作档案,备后来查考之用。这种古代的档案,想来很多,留下来的却很少。汉代传有《书序》,来历不详,也许是周、秦间人所作。有人说,孔子删《书》为百篇,每篇有序,说明作意。这却缺乏可信的证据。孔子教学生的典籍里有《书》,倒是真的。那时代的《书》是个什么样子,已经无从知道。“书”原是纪录的意思③;大约那所谓“书”只是指当时留存着的一些古代的档案而言;那些档案恐怕还是一件件的,并未结集成书。成书也许是在汉人手里。那时候这些档案留存着的更少了,也更古了,更稀罕了;汉人便将它们编辑起来,改称《尚书》。“尚”,“上”也;《尚书》据说就是“上古帝王的书”④。“书”上加一“尚”字,无疑的是表示尊信的意味。至于《书》称为“经”,始于《荀子》⑤;只是到汉代才普遍罢了。

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因而问题也最多。秦始皇烧天下诗书及诸侯史记,并禁止民间私藏一切书。到汉惠帝时,才开了书禁;文帝接着更鼓励人民献书。书才渐渐见得着了。那时传《尚书》的只有一个济南伏生⑥。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汉定天下,才回家;检查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时他已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从他学。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来。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写的,还是用秦篆写的,不得而知;他的学生却只用当时的隶书钞录流布。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今尚书》或《今文尚书》。汉武帝提倡儒学,立五经博士;宣帝时每经又都分家数立官,共立了十四博士,每一博士各有弟子若干人。每家有所谓“师法”或“家法”,从学者必须严守。这时候经学已成利禄的途径,治经学的自然就多起来了。《尚书》也立下欧阳(和伯)、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三博士,都是伏生一派分出来的。当时去伏生已久,传经的儒者为使人尊信的缘故,竟有硬说《尚书》完整无缺的。他们说,二十九篇是取法天象的,一座北斗星加上二十八宿,不正是二十九吗⑦!这二十九篇,东汉经学大师马融郑玄都给作过注;可是那些注如今亡失殆尽了。

汉景帝时,鲁恭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去拆毁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得着“古文”经传数十篇,其中有《书》。这些经传都是用“古文”写的;所谓“古文”,其实只是晚周民间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将这些书都交还孔子的后人孔安国。安国加以整理,发见其中的《书》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这称为《古文尚书》。武帝时,安国将这部书献上去。因为语言和字体的两重困难,一时竟无人能通读那些“逸书”,所以便一直压在皇家图书馆里。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领校皇家藏书。刘向开始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本子,校出今文脱简及异文各若干。哀帝时,刘歆想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立博士;这些都是所谓“古文”经典。当时的五经博士不以为然,刘歆写了长信和他们争辩⑧。这便是后来所谓的今古之争。

今古文字之争是西汉经学一大史迹。所争的虽然只在几种经书,他们却以为关系孔子之道即古代圣帝明王之道甚大。“道”其实也是幌子,骨子里所争的还在禄位与声势;当时今古文派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不过两派的学风确也有不同处。大致今文派继承先秦诸子的风气,“思以其道易天下”⑨,所以主张通经致用。他们解经,只重微言大义;而所谓微言大义,其实只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古文派不重哲学而重历史,他们要负起保存和传布文献的责任;所留心的是在章句、训诂、典礼、名物之间。他们各得了孔子的一端,各有偏畸的地方。到了东汉,书籍流传渐多,民间私学日盛。私学压倒了官学,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学者也以兼通为贵,不再专主一家。但是这时候“古文”经典中《逸礼》即《礼》古经已经亡佚,《尚书》之学,也不昌盛。

东汉初,杜林曾在西州(今新疆境)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非常宝爱,流离兵乱中,老是随身带着。他是怕“《古文尚书》学”会绝传,所以这般珍惜。当时经师贾逵、马融、郑玄都给那一卷《古文尚书》作注,从此《古文尚书》才显于世⑩。原来“《古文尚书》学”直到贾逵才直正开始;从前是没有什么师说的。而杜林所得只一卷,决不如孔壁所出的多。学者竟爱重到那般地步。大约孔安国献的那部《古文尚书》,一直埋没在皇家图书馆里,民间也始终没有盛行,经过西汉末年的兵乱,便无声无息的亡佚了罢。杜林的那一卷,虽经诸大师作注,却也没传到后世;这许又是三国兵乱的缘故。《古文尚书》的运气真够坏的,不但没有能够露头角,还一而再地遭到了些冒名顶替的事儿。这在西汉就有。汉成帝时,因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无人通晓,下诏征求能够通晓的人。东莱有个张霸,不知孔壁的书还在,便根据《书序》,将伏生二十九篇分为数十,作为中段,又采《左氏传》及《书序》所说,补作首尾,共成《古文尚书百二篇》。每篇都很简短,文意又浅陋。他将这伪书献上去。成帝教用皇家图书馆藏着的孔壁《尚书》对看,结果完全不是。成帝便将张霸投入狱中,却还存着他的书,并且听它流传世间。后来张霸的再传弟子樊并谋反,朝廷才将那书毁废;这第一部伪《古文尚书》就从此失传了。

到了三国末年,魏国出了个王肃,是个博学而有野心的人。他伪作了《孔子家语》、《孔丛子》⑾,又伪作了一部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还带着孔安国的传。他是个聪明人,伪造这部《古文尚书》孔传,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他采辑群籍中所引“逸书”,以及历代嘉言,改头换面,巧为联缀,成功了这部书。他是参照汉儒的成法,先将伏生二十九篇分割为三十三篇,另增多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⑿,以合于东汉儒者如桓谭、班固所记的《古文尚书》篇数。所增各篇,用力阐明儒家的“德治主义”,满纸都是仁义道德的格言。这是汉武帝罢黜百家,专崇儒学以来的正统思想,所谓大经、大法,足以取信于人。只看宋以来儒者所口诵心维的“十六字心传”⒀,正是他伪作的《大禹谟》里,便见出这部伪书影响之大。其实《尚书》里的主要思想,该是“鬼治主义”,像《盘庚》等篇所表现的。“原来西周以前,君主即教主,可以唯所欲为,不受什么政治道德的约束。逢到臣民不听话的时候,只要抬出上帝和先祖来,自然一切解决。”这叫做“鬼治主义”。“西周以后,因疆域的开拓,交通的便利,财富的增加,文化大为开方。自孔子以至荀卿、韩非,他们的政治学说都是建筑在人性上面。尤其是儒家,把人性扩张得极大。他们觉得良好的政治只在诚信的感应;只要君主的道德好,臣民自然风从,用不着威力和鬼神的压迫。”这叫作“德治主义”⒁。看古代的档案,包含着“鬼治主义”思想的,自然比包含着“德治主义”思想的可信得多。但是王肃的时代早已是“德治主义”的时代;他的伪书所以专从这里下手。他果然成功了。只是词旨坦明,毫无诘屈聱牙之处,却不免露出了马脚。

晋武帝时候,孔安国的《古文尚书》曾立过博士⒂;这《古文尚书》大概就是王肃伪造的。王肃是武帝的外祖父,当时即使有怀疑的人,也不敢说话。可是后来经过怀帝永嘉之乱,这部伪书也散失了,知道的人很少。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发现了它,便拿来献给朝廷。这时候伪《古文尚书》孔传便和马、郑注的《尚书》并行起来。大约北方的学者还是信马、郑的多,南方的学者却是信伪孔的多。等到隋统一了天下,南学压倒北学,马、郑《尚书》,习者渐少。唐太宗时,因章句繁杂,诏令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高宗永徽四年(西元653年),颁行天下,考试必用此本。《正义》居了标准的官书,经学从此大统一。那《尚书正义》用的便是伪《古文尚书》孔传。伪孔定于一尊,马、郑便没人理睬了;日子一久,自然就残缺了,宋以来差不多就算亡了。伪《古文尚书》孔传如此这般冒名顶替了一千年,直到清初的时候。

这一千年中间,却也有怀疑伪《古文尚书》孔传的人。南宋的首先发难。他有《书裨传》十三卷⒃,可惜不传了。朱子因孔安国的“古文”字句皆完整,又平顺易读,也觉得可疑⒄。但是他们似乎都还没有去找出确切的证据。至少朱子还不免疑信参半;他还采取伪《大禹谟》里“人心”、“道心”的话解释四书,建立道统呢。元代的吴澄才断然的将伏生今文从伪古文分出;他的《尚书纂言》只注解今文,将伪古文除外。明代著《尚书考异》,更力排伪孔,并找出了相当的证据。但是严密钩稽决疑定谳的人,还得等待清代的学者。这里该提出三个可尊敬的名字。第一是清初的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第二是惠栋,著《古文尚书考》;两书辨析详明,证据确凿,教伪孔体无完肤,真相毕露。但将作伪的罪名加在梅赜头上,还不免未达一间。第三是清中叶的丁晏,著《尚书馀论》,才将真正的罪人王肃找出来。千年公案,从此可以定论。这以后等着动手的,便是搜辑汉人的伏生《尚书》说和马、郑注。这方面努力的不少,成绩也斐然可观;不过所能作到的,也只是抱残守缺的工作罢了。伏生《尚书》从千年迷雾中重露出真面目,清代诸大师的功绩是不朽的。但二十九篇固是真本,其中也还应该分别看待。照近人的意见,《周书》大都是当时史官所记,只有一、二篇像是战国时人托古之作。《商书》究竟是当时史官所记,还是周史官追记,尚在然疑之间。《虞、夏书》大约是战国末年人托古之作,只《甘誓》那一篇许是后代史官追记的。如此看来,《今文尚书》里便也有了真伪之分了。

文中注释

①“雅言”:标准的言语。见《论语述而》。

②《说文》言部:“谟,议谋也”。

③《说文》书部:“书,著也。”按:汉朝时出现“汉字”一词。秦及秦以前,相当于“汉字”的词是“书”、“书契”。“尚书”的“书”,指“文字”、“文字记录”。

④《论衡正说篇》。

⑤《劝学篇》。

《史记集解》引张晏曰:“伏生名胜,《伏氏碑》云。”

⑦《论衡正说篇》。

⑧《汉书》本传。

⑨语见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

⑩《后汉书杨伦传》。

⑾《家语》托名孔安国,《孔丛子》托名孔鲋

⑿桓谭《新论》作五十八,《汉书艺文志》自注作五十七。

⒀见真德秀《大学衍义》。所谓十六字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伪《大禹谟》里,是舜对禹的话。

⒁以上引顾颉刚《盘庚中篇今译》(《古史辩》第二册)。

⒂《晋书荀崧传》。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

⒄见《朱子语类》七十八。

(朱自清《经典常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作用当今时,学者已在先秦典籍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尚书》引文,其中《礼记缁衣》中一条引文相当重要,我们不妨在此作一对照。又因《郭店楚简》中也有《礼记缁衣》一篇,有关引文一并列出。《礼记缁衣》: 《尹吉》曰:“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商书咸有一德》: 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郭店楚简缁衣篇》: 《尹诰》员:“隹尹及汤,咸又一 。”在《礼记缁衣》篇中,郑玄在“《尹吉》曰”下的注为:“吉,当为告。告,古文诰,字之误也。尹告,伊尹之诰也。”这一判断为郭店楚简所证实,楚简简文原字“从言从,亦声。由上告下曰诰,用双手捧言,以示尊崇之义。也是声符,音失去韵尾-ng,就读如告。”(廖名春《郭店楚简引〈书〉论〈书〉考》)这样,“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在先秦本中是出自于《尹诰》中而不是《咸有一德》一篇中,而《咸有一德》篇名就取自该句引文,这就令人怀疑《尹诰》的篇名是否在流传过程中因为某种原因丢失了。为了补上这一篇名,才根据文意从残存的文句中拮取一句作为篇名。换句话说,传世《咸有一德》篇名并非先秦本所有。因为,传世《尚书》有伪作的嫌疑,这一篇名的出现仍有可能是梅本的作伪者所加。但《史记殷本纪》中的一条记载,则显示事实并非如此。《史记殷本纪》中在叙述了成汤代夏以后,引了一段“汤诰”,然后就提到了“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单作《明居》”。这一段文字也见于传世《尚书》的书序中。《史记殷本纪》的这段记载将《咸有一德》篇名的出现大大提前至孔安国同一时代。显然,司马迁的这一记载的原始资料是“从安国问古文”那里得来的(《汉书儒林传》),因此,我们可以判定在孔安国所献的版本中《尹诰》一篇的篇名已经缺佚了。从《史记殷本纪》所载“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单作《明居》”判断,《明居》很可能也是《尚书》的一篇,但《明居》不见于今古文两家,可见此篇也属于亡佚之列。两汉今古文学派关于《尚书》篇目一直争得不可开交,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孔安国所献的版本并未全部包括当时已知的篇目。换句话说,孔安国所献版本和先秦《尚书》对比已经有所缺损。传世《尚书》中的《书序》提及的篇名计有八十篇,孔氏所献的篇数加上今文显然不足此数。当然传世《书序》是否真的源自孔子,仍是一个待证的问题。至此,我们可以判断,孔安国所献版本并非完本,而是有缺损的。司马迁在提及“孔氏有古文尚书”时也以“其家逸书”称之,可作上述推断的旁证。同样也有缺损的孔氏藏本能令刘向父子认为孔氏本较今文本更为完善,说明孔安国曾对残篇断简作过补缀,《咸有一德》篇名的出现就是证据之一。顺便指出一点,在《书序》中,《咸有一德》一篇仅作“伊尹作《咸有一德》”,而不象其他各条均有一简短概述。传世《书序》中,仅《咸有一德》、《明居》、《无逸》、《立政》四篇如此。其中《明居》无正文,而《无逸》、《立政》为今文篇目。

逸周书》是百篇之余,是孔子删《书》的百篇之余 。“逸周书”之名,最早为许慎所用 。“‘逸周书’就是失传了的《周书》,‘逸’不是不存在,而是没有师说,‘绝无师说’”。 清华简中发现的《祭公》、《皇门》见于今本《逸周书》。《祭公》、《皇门》、《程寤》“这三篇如果按着我们现代的分类,就是《逸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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