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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埃落定(阿来所著小说)

《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一个声势显赫的康巴藏族土司,在酒后和汉族太太生了一个傻瓜儿子。这个人人都认定的傻子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但却有超时代的预感和举止,并成为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小说展现了独特的藏族风情及土司制度的浪漫和神秘。 [1]

2000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2]

小说讲述了一个声势显赫的藏族老麦其土司,在酒后和汉族太太生了一个傻瓜儿子。这个人人都认定的傻子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然而就是这个傻子却有着超时代的预感和举止,不以常理出牌,在其余土司遍种罂粟时突然建议改种麦子,结果鸦片供过于求,无人问津,阿坝地区笼罩在饥荒和残废的阴影下。大批饥民投奔麦其麾下,麦其家族的领地和人口达到空前的规模,傻子少爷因此而娶到了美貌的妻子塔娜,也开辟了康巴地区第一个边贸集市。傻子少爷回麦其土司官寨,受到英雄般的待遇,也遭到大少爷的嫉妒和打击,一场家庭内部关于继承权的腥风血雨悄然拉开了帷幕。最后在解放军进剿国民党残部的隆隆炮声中,麦其家的官寨坍塌了。纷争、仇杀消失了,一个旧的世界终于尘埃落定。 [3]

30.新臣民

48.炮声

阿来从小在藏族地区长大,阿来的《尘埃落定》创作思路时,坦言自己受到藏族文化的深刻影响,无论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创作方法的借鉴,语言的运用等等,都和一种藏族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傻子二少爷形象的塑造就受到阿古顿巴的影响。 [4] 小说写于1994年,由于阿来没有名气,被十几家出版社退稿,当时流行的是凶杀色情,大部分编辑都认为纯文学没有市场。1998年,在阿来已经不抱希望的时候,刚巧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位编辑到成都找很有名气的邓贤,同意看看阿来的这篇作品。没想到,一个月后即拍板作为重点作品出版。恰好公众经过一段纯文学饥饿期,这部特别的作品一下子吸引了读者,除大量的盗版外,还重印了5次,正版接近10万册。 [1]

老麦其(土司

老麦其土司是个极具个性的形象,作品一开篇,就让人感受到了他身上的霸气。他与活佛之间有这样一次对话。活佛是借雕喻土司,而土司则是以鹰自指,这形象地展示了麦其土司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王者风范,也表现了麦其土司良好的自我感觉。他认为天下所有的好的事物理应归他所有,这就滋生出无限的私欲和贪婪。傻子二少爷的眼中,父亲是:聪明人,麦其土司。作品中以麦其土司来代表整个土司阶层,也代表着那些私欲膨胀的聪明人们。他们自以为是,目光短浅,只知在小小的康巴高原上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连绵不断地斗狠斗法,完全不闻不理不问外面的世界是否正在起变化。老麦其土司敛财、贪色、专制。他为满足情欲而霸占了最为忠诚的查查头人的妻子,并顺势掳去他的家产,结果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贪图权欲,把其他土司玩弄于股掌之中,甚至上演禅让的把戏,待到大儿子旦真贡布被人刺杀致死后,反而精神大振似年轻了二十岁,又充满了当土司的活力。展现出麦其土司由于对权力的贪恋,弃伦理、手足、亲儿于不顾,极度地放大了私欲下人性的扭曲。同时,封闭的环境、凝滞的思想,使他只习惯于听自己熟悉的声音,拒绝任何他种声音的介入,所以试图闯入土司的领域散布先进思想的书记官翁波意西就只能被列入行刑的对象了。麦其土司统治一切占有一切,却在统治和占有中逐渐迷失自我,沦为权力与欲望的奴隶。他失去理智的疯狂,所极力敛集的财产,建立的政权,在隆隆的炮声中灰飞烟灭。 [5]

翁波意西(书记官

他是格鲁巴教派的忠实追随者,为宏扬禅宗教旨,宣扬先进理念,不辞劳苦,千里迢迢来到麦其土司的领域传播新教,以代替那些充满邪见的、戒律松弛的、尘俗一样罪恶的教派。翁波意西对政治、经济、宗教等历史发展规律的预言,预示的是新的社会思想和理念和谐统一。这同时触怒了麦其土司和当地教派,因此,他的苦难无法逃避。第一次的割舌,是因为他大胆地说:是那些身披袈裟的人把我们的教法破坏了,还指责野蛮土王对黑头藏民的残暴统治。他预言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潮流,却违背了现实的统治意志;他认为所向无敌的教法没有被接纳,却在被割舌后沦为被看作是野蛮人的土司的家奴充当了书记官。他的思想也被集权、暴虐的麦其土司妄图像对待他的舌头那样连根拔除。但历史车轮前进的脚步不会因此受阻,土司的官寨最终变成了尘埃,而翁波意西为之献身的信仰也最终得到了肯定。他的精神姿态是值得人追寻的,他的明慧的历史观,寓喻着作者的理想,就像他亲手栽种的菩提树一样,是尘埃落定后人们惟一能看清的东西。 [5]

二少爷(傻子

他是汉藏混血儿,又是父亲酗酒与母亲清醒时的产物。他有着特殊的社会地位、家庭背景、生理特征、智力水准、生活态度。在他身上,聪明与傻是两个聚焦点。二少爷确实是个冒傻气的人物形象。二少爷傻,可他有时候又相当聪明。浅层面地看,他能几次机智地帮卓玛圆谎话,能成功地指挥围剿野画眉的战斗。从深层次看,他能灵智地洞察身边的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件事:土司家庭内部、土司与头人、土司与土司之间以及土司与家奴、百姓之间等围绕权力争夺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他开仓济民,倍受爱戴;他开辟前所未有的边境贸易市场,在土司的立场上第一次把御敌的堡垒变为市场,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了土司间的矛盾冲突。他的举动一次次让聪明人吃惊万分,他似乎拥有左右世界、透视未来的神奇力量。傻子二少爷和智者翁波意西表面上看他们站在智性的两级,但他俩就恰似地球仪上的东经180度和西经180度,貌似南辕北辙,实际却是站在一条方位线上的人。在麦其家族所有的人当中,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接受了翁波意西的影响的人。傻子二少爷具有类似巫人般的特异功能的影子,傻子对客人的到来、官寨里出事、复仇杀手的几次现身、旦真贡布的被刺都有未卜先知的预感。最后当仇人向他下手时,他平静以对,以一个先觉者的敏锐与气度,像一个真正高原男子汉那样主动接受父亲仇人的刀剑。就是这样一个傻又不傻还带着先知先觉的人,给人无限遐思。 [5]

藏民族部族生活的书写

在《尘埃落定》的历史叙述中,土司制度是一个情节枢纽或叙事重心,并诠释着特定历史时期藏族部族政治生活的主要内涵。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采取的一项统御少数民族的政治怀柔政策,元明清时期广泛在西南等民族地区施行,“以土制土”是这一政策的主要形式,其目的在于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统治。清雍正以后,清政府实行“改土归流”,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大体趋于解体,但因特殊的文化、历史因素,一些地方的土司制度残余仍延续到20世纪上半叶。 [6]

《尘埃落定》所描述的以麦其土司为代表的“嘉绒”部族,正是属于这一情形。对“嘉绒”部族来讲,土司制度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表征了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生活的具体状态与文化内涵,这在麦其土司司主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对内,他是“皇帝册封的辖制数万人众的土司”,有着“清朝皇帝颁发的五品官印”,实行世袭制,管辖“东西三百六十里,南北四百一十里的地盘”,与“三百多个寨子,两千多户”的百姓,向百姓征收赋税,在辖区内权力至高无上,有自己的官寨、专门的行刑人、书记官(二者也为世袭),有保卫自己的卫队和为自己服务的活佛、喇嘛等宗教僧侣阶层,甚至拥有相当数量的军队。如此,统治者、土地或领地、人民以及内部政治、经济制度等等,在民族部族内部结成了一个政治生活的实体。对外,他一方面绝对服从中央王朝的政治统治,一方面则与汪波、拉雪巴、茸贡等其他土司往来,也与汉族人进行经济、文化往来。土司制度在“嘉绒”部族流行了数百年,是民族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复合物。而作为政治制度,它集中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藏族部族之间、部族内部以及他们与中原统治者的复杂政治、外交等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藏民族的历史生存样态。 [6]

在描述土司制度的同时,《尘埃落定》也大量地描绘了嘉绒部族文化生活的情景,在表现民族思维与心理习惯中透视了藏族独特的民族文化。与其他国内少数民族一样,藏族是中国一个拥有着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与独特民族文化精神的民族,有着自己的民族独特的宗教信仰、心理习惯与情感表现。这对《尘埃落定》中描写的、生活在汉藏交接地带的嘉绒部族来说也是如此。在麦其土司内部,如果说,麦其土司司主是土司权力象征的话,那么,济嘎活佛、门巴喇嘛、翁波意西书记官等人则是藏族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济嘎活佛是敏珠宁寺的和尚首领,他的身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藏传佛教的教义与独特宗教信仰。他推崇佛法,慈悲为怀;坚持宗教的救赎精神,反对麦其土司种鸦片,以期遏制人们特别是民族上层统治者世俗欲望的恶性膨胀。而当强大的土司权力阻碍了他的教义传布,特别是他为此不得不与世俗权力形成妥协时,他作为宗教家的内心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6]

历史的书写

《尘埃落定》对嘉绒部族历史的书写,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阿来作为藏族作家的独特民族身份,使他的文学创作打上了鲜明的民族生活的烙印。然而,对阿来来说,民族性或民族乡土生活的书写表达了他对藏民族生活的关注,同时表征了他对文学某些独特性的寻求,但却并不是他文学追求的全部。《尘埃落定》还力图表现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怀或人类意识,力图从普遍人性的角度把握历史深处的文化秘密。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嘉绒部族历史的书写只是阿来建构的一种历史“客体”,而对人类普遍历史之密的寻绎才是阿来主要的文学意图所在。对权力的认识是《尘埃落定》所打开的寻绎历史之秘的一条新的通道。阿来认识到,人类的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权力便开始成为社会生活的轴心,支配着人类的一切活动。无论世界其他民族还是嘉绒部族都是如此。在《尘埃落定》中,阿来按照自己的理解,从对麦其土司与僧侣、书记官等知识层关系的描述中展示了历史生活中权力与知识的紧张关系。麦其土司代表权力,他遵循的生活逻辑便是维护自己的不可侵犯的权威。活佛或书记官翁波西代表着知识,他们崇尚史官意识,讲究“秉笔直书”,仗义执言。二者的矛盾必然发生,尽管某些时候知识会因为现实环境顺从权力,但二者关系的紧张状态却似乎永远不会完结。现实的情况是,济嘎活佛在麦其土司强大的权力下选择“沉默”或屈从,乃至沦为御用文人,翁波意西被麦其土司关进大牢并割掉“说话”的“舌头”,最终被处死。权力对知识占有绝对的优势,知识者堕入历史的炼狱。知识者在民族生活中拥有知识,企图参与历史文化建构,然而却被权力划定了活动界限。然而,知识者的这种人生结局不仅意味着他们自身人生的悲剧,更意味着历史理性的缺席,同时也反映了权力的泛滥及其严重社会危害。从中,人们似乎能听见阿来对历史未来的一种深切呼唤。 [6]

人生的荒诞

《尘埃落定》揭示了人生的荒诞主题。麦其土司等大量种植毒害人类自身的鸦片,并引起饥荒与战乱等灾害的普遍流行,是对大地的背叛,也是人性的异化,是荒唐的人类作出的荒唐的举动。人与人之间,例如土司与土司之间、土司与下属百姓之间甚至土司父子之间、土司儿子之间,因为利害关系不能和平共处,而是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充满了流血斗争,则更是凸显了“他人即地狱”这一荒诞主题。比如麦其土司先是无端地杀害查查头人及杀手多吉次仁等,继而又成天生活在多吉次仁一家复仇的恐惧心态或心理阴影中,则是强权的荒诞与悲哀。他当土司的所谓“好处”,竟是“晚上睡不着觉,连自己的儿子也要提防。”查查头人无罪而被杀、杀手多吉次仁杀死查查头人后旋被麦其土司杀人灭口,旦真贡布、傻子两兄弟分别死于父亲的仇人之手,普通百姓在土司发动的战争中成为炮灰,甚至连傻子少爷的出生也是土司醉酒的结果,等等,则无一不是命运的荒诞,是命运对人类的捉弄与嘲笑。荒诞使人类的行为、人性、命运均显出悖谬,无法运用理性原则来加以阐释,也使人类自身困惑不已。《尘埃落定》还特别揭示了个体生存的另一重要主题:虚无。虚无,指人生价值的虚无,是荒诞人生主题的延伸。在宇宙中,永恒的只有时间,其余万事万物都是有限的,而个体的生命更是只有极其短暂的几十年,最后不得不以肉体的消灭即死亡为归属。死亡使个体生命在生与死的两极之中得到某种界定。 [6]

《尘埃落定》中的麦其土司等人物来说,他们虽说都曾活跃在嘉绒部族的历史舞台,享受了所谓的人生富贵荣华,也曾经是他人生命的主宰者,弄权一时,纵欲无度,但最终大多都是以死亡与虚无为生命的归属的。麦其土司是在解放军的炮声中成为炮灰。他的汉族太太在历史的巨变中吞鸦片自杀身亡。土司的两个儿子,先后被复仇者杀死“作品的叙事人傻子少爷,实际上是一个早已死亡的亡灵。就连手握重权的国民党黄师爷以及姜团长等,都在战火中走向死亡。更有甚者,他们所依仗与希望世代沿袭的土司制度,也在历史潮流的冲刷之中荡然无存了。不妨看看小说中傻子少爷的两段描述:我确实清清楚楚地看见了结局,互相争雄的土司们一下就不见了。土司官寨分崩离析,冒起了蘑菇状的烟尘。腾空而起的尘埃散尽后,大地上便什么也没有了。”阿来在《尘埃落定》中没有充当人们的哲学导师,告诉人们如何应对人生。然而,他却以一个提问者的身份向人类自身进行了发问,追问人类如何认识自身的问题。作品中,傻子少爷表面上似乎是一个傻子,实际上却是头脑较为清醒的自我审视者。一方面,傻子少爷也是一个肉身的化身,有着正常人一样的肉身欲望,同时生活在一个土司这样的权势者家庭,与哥哥一样有着相同的生存背景与对权力与生俱来的欲望。另一方面,傻子少爷不断地反思历史,力图以理性的态度应对生活与环境。而当他无法区分自己的聪明与愚昧或历史的正确与错误时,他便不由自主地对自己发出了强烈的追问,一个不停地自问“我是谁”和“我在哪里”以及“当土司能得到什么”等问题。这种发问,不仅是对他本人的发问,同时也是对麦其土司、土司太太、哥哥旦真贡布等的发问,或者说是对整个人类(你、我、他的发问,是对权力、欲望、荒诞、虚无等人生命题的发问。人类发展到今天,未必真正认清了“自我”。傻子少爷因此可能找不到答案,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困惑,但他不停地追问,并坚持对父辈的审视,这不但是人类主体意识彰显的表现,也体现了一种对抗荒诞与虚无人生的积极态度。 [6]

语音

《尘埃落定》明快灵动的语言风格首先表现为作品明朗灵动的语音节奏。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是交际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同时,语音也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重要因素,是重要的修辞层面。“语音修辞是通过对语音的选择、组合和调配来增强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一种修辞方式。”作家阿来将押韵、平仄和摹声作为主要的语音修辞手段加以使用,丰富了作品语言的语音层次,增加了语言的节奏变化,赋予了作品语言明朗、灵动的节奏特点,也使作品表现出了明快的语言风格。 [7]

押韵是通过“有规则地交替使用韵母相同或相近的音节,利用相同或相近的声音有规则地回环往复,增加语言的节奏感和音乐美,使作品和谐统一”的修辞手法,是汉语里调节句子节奏的重要手段。押韵是《尘埃落定》中使用较多的语音修辞手法之一,作家将押韵作为调整句子节奏的重要手段,营造出明朗、舒畅的语言节奏,奠定了作品明快的语言风格。平仄,《尘埃落定》的语言节奏不但是明朗的,还是灵动的。灵动的语音节奏源于作家对语音变化的强调。变化的语音节奏能够突出语句的节奏感,带给读者富于变化的节奏感受。作家阿来主要是利用平仄交替来增加作品语言在节奏上的变化的。要达到灵动的语音效果,关键在于变化,在于造成不同语音成分之间的对比。只有突出不同语音成分的区别特征,让不同的语音成分相互对比、彼此映衬,才能获得灵动的语音效果。由于汉语在语音上最明显的变化是声调的高低错落,因此在现代汉语中构成灵动美感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声调的平仄交替。汉语中平声高而扬,仄声低而沉,二者高低对比明显,恰能造成灵动变化的语音感受。阿来也十分重视营造灵动的语言美感,因此在《尘埃落定》中也做了许多平仄相继的安排。摹声就是对客观世界的声音加以模仿的语音修辞手法。摹声手法在《尘埃落定》中的使用主要表现为对拟声词的运用。拟声词是指那些为了描摹声音而构成的词语。作家阿来在《尘埃落定》中使用了多达几十种不同的拟声词,拟声词的广泛使用对调节句子节奏,增加语言的节奏变化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同时拟声词对各种声音的生动描摹,“使人感受到事物的生动性和内在的旋律”给人如闻其声的真切感受,也增加了语言的表现力。 [7]

辞格

《尘埃落定》的文学语言美感十足,关键还在于作品对多种修辞格的把握和运用。作家阿来通过对比喻、拟人、移就三种修辞格的巧妙运用,使作品语言更加生动、活泼,凸显了作品明快、灵动的语言美感。比喻,明快、灵动,既强调表达的明确、清楚,又强调表达的新鲜、陌生,这就要求语言具有突出的形象感。有了形象,语义的传递就可以利用读者的联想,形成画面,使信息变得更加具体、生动;有了形象,信息的传递就可以与个体独特的生活体验相联系,摆脱表达常规。比喻恰恰是营造语言形象感的最常见的修辞手法。据统计《尘埃落定》中共使用151处比喻,远远多于拟人的31处和移就的12处,从数量上人们就可以看出比喻是作家使用最多的修辞手法。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大量运用比喻,将比喻作为增加语言形象美感,构成作品明快、灵动风格的最主要手段。比喻,又叫“譬喻”,俗称“打比方”,早在《诗经》中就被用作重要的修辞手法。《文心雕龙比兴》中说:“比者,附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具体说来“就是根据心理联想,抓住和利用不同事物的相似点,用另一个事物来描绘所要表现的事物。”《尘埃落定》中的比喻具有形式、联系多样、虚实搭配、出奇制胜的特性,体现出明快、灵动的语言特色。 [7]

比喻

丰富多样,《尘埃落定》中的比喻句数量众多,却不是一味重复,而是各具新意,表现出了突出的多样性。多样的比喻增加了语言的变化,丰富了语言的画面感,使文章表现出明快、灵动的风格。《尘埃落定》中比喻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形式多样和联系各异两个方面。形式多样,从构成形式上看,比喻包括三个基本要素:本体、喻体和喻词。“本体”就是所描绘的对象;“喻体”则是用来打比方的事物;而连接本体和喻体的词语则称为“喻词”。《尘埃落定》的作者使用了众多的比喻句,并着意利用这些比喻句形式上的差异营造出了一个形式多样、富于变化的比喻系统。形式多样首先表现为明喻、暗喻和借喻的交互运用,比喻句在形式上的差异最明显地表现为句中本体、喻体和喻词三个要素的隐现。依据这三个要素的隐现,人们可以将比喻句分为:明喻、暗喻和借喻三类。《尘埃落定》中明喻、暗喻和借喻三种比喻形式的交互使用,为作者营造形式多样、富于变化的比喻系统提供了帮助。联系各异,联系是建立语言形象美感的基础,比喻则是文学作品里建立联系的重要修辞手段。老舍认为“比喻能把印象扩大增深,用两种东西的力量来揭发一种东西的形态或质感,使读者心中多了一些图景。”就是说打比方和用来打比方的两个事物通过比喻的联系能够成为相互依存的整体,使读者在阅读时获得观言知貌的形象感,使文章的语言表达更加透彻、明快。达到这一效果的关键就是要抓住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点,建立超常联系。《尘埃落定》的作者阿来不但精准地抓住了本体、喻体之间的相似点,还利用不同的相似点建立起了一个联系各异的比喻世界。虚实搭配,比喻的使用首先是为了帮助作者更好的表达句义。只有清楚的传达了句义,才可能进一步谈到提高表达效果。《尘埃落定》中的比喻为了更清楚、形象地传达句义往往采用以实喻虚、以虚写实的方法,在虚与实的变化中为读者提供形象化的理解通道。达到了明确句义、促进表达的效果,使读者获得了明快、舒畅的审美感受。 [7]

拟人

拟人就是将物“人格化”,借以引起读者的共鸣。拟人是《尘埃落定》中另一种比较常见的修辞格,共出现31处,仅次于比喻。拟人手法的使用对于作品语言灵动、明快风格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尘埃落定》里情感的释放并不是一味的进行平铺直叙的渲染,还通过利用拟人手法使这些情感如涓涓细流一般潺潺流进读者的心田。把头人气得直翻白眼,却又不好发作,他只好仰起脸来,让万里无云的天空看看他的白眼。“我”掀开帐篷门,一方月光跟着溜进来,落在塔娜身上。罂粟挤出它白色的乳浆,就像大地在哭泣。它的泪珠要落不落,将坠未坠的样子,挂在小小的光光的青青果实上无语凝咽。描写的是查查头人发觉自己的妻子央宗与麦其土司言行暧昧后的举动。头人对土司的行为是愤怒的,因此是“白眼”。但出于对土司权势的畏惧,他不但不敢出言制止,就连“白眼”也只敢让“人格化”的天空“看看”。作者通过对查查头人“让万里无云的天空看看他的白眼”这一动作的形象化描写,充分的表现出了查查头人敢怒不敢言的内心情感。例则是写傻子在和妻子塔娜吵完架后重新见到妻子时的情况。 [7]

作者不写傻子溜进屋子,却使用拟人手法转写“月光跟着溜进来”用灵动、形象的景物描写向读者暗示傻子害羞的心情。是对麦其土司引种的罂粟第一次成熟时的情景的描写,作者将罂粟“人格化”,用“眼泪”、“无语凝咽”描写罂粟的果实,对罂粟即将带给这片土地的灾难做出了预言。句中虽然用词平淡,却蕴含了明确的情感指向。作者使用形象的拟人对成熟的罂粟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种植罂粟这一决定的惋惜与谴责。作家自己只能作为一个无能为力的后来人,记录下种植罂粟这个宿命般的决定。阿来对罂粟果实形象的拟人描写,充分地表达了自己内心担忧、失落甚至莫名恐惧的复杂情感。可以说对罂粟描写的越形象,它所蕴含的情感也就越充沛,给读者带来的情感冲击也就越深刻。这样拟人在作者笔下就具有了双重功用。从字面来看,拟人的运用将事物“人格化”,使描写更加具体生动,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感;从情感上看,“人格化”的客观事物成为了作者寄托感情、袒露心声的重要载体。客观事物中蕴含的丰富感情反过来进一步升华了事物的形象,最终提升了语言的整体形象感,呈现给读者明快、灵动的阅读美感。 [7]

移就

除使用比喻和拟人外,阿来还将移就作为构建语言明快、灵动风格的重要修辞方法加以运用。所谓移就就是当“甲乙两个印象连在一起时,作者就把原属甲印象的性状移属于乙印象”的一种修辞方法,常见的是把人的性状移属于非人的事物。移就重在“移”,通过性状的转移,赋予原本无此性状的事物以性状。阿来在《尘埃落定》中通过对移就的巧妙运用达到了移情于物、以物显情的目的,赋予了语言明快、灵动的诗意。 [7]

句式

句式的选择同样也是阿来在作品中体现含蓄厚重语言风格的重要方面。与为了突出明快、灵动之美而选择的短句和散句不同,阿来主要通过利用长句和整句来表现文章的含蓄厚重之美。与短句和散句不同,长句、整句结构严整、说理周详、感情细腻,表现出含蓄、厚重的语言美感。作家阿来合理调配各种句式资源,在以短句、散句为主的作品中穿插使用长句和整句,让作品语言表现出含蓄、厚重的特点,丰富了作品的语言美感。 [7]

尘埃落定这部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显示了作者出色的艺术才华”。

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评 [2]

《尘埃落定》及其作者、著名作家阿来的创作,表明了对中国当代文学确实要有一个不断认知的过程。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评论家李敬泽 [8]

《尘埃落定》都有许多让人觉得新鲜和特别的地方,它叙述的是发生在中国的边鄙之地的一群藏族土司之间的奇特故事;作者自觉地追求语言的诗性效果,创作了许多颇具诗情画意的意象,使读者强烈地感受到作者的精神气质和美学追求。但是,读完作品,仔细品味,不难发现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叙事视角的转换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缺陷。

扬州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生刘满华 [9]

阿来,男,藏族,出生于四川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曾任成都《科幻世界》杂 志主编、总编及社长。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2000年,其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5届茅盾文学奖,为该奖项有史以来最年轻得奖者(41岁)及首位得奖藏族作家。2009年3月,当选为四川省作协主席。其主要作品有诗集《棱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散文《大地的阶梯》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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