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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妓

家妓:jiā jì【ㄐㄧㄚ ㄐㄧ】

解释

家妓,亦作“ 家伎 ”。豪门大户家中所蓄养的歌妓

家妓,起源在战国时代。赵吕不韦,曾以家姬,赠秦公子子楚

史纪吕不韦列传云: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舆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逐献其姬。姬自匿其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逐立姬为夫人。邯郸诸姬,本属官妓,不韦纳之,畜于家中,以供个人娱乐,逐为家妓之滥觞。(摘自历史学家黄现著:《唐代社会概略》 ,商务印书馆,1936年3月初版)

什么叫“家妓”呢?王书奴先生在《中国娼妓史》中这样定义:“家妓,就是蓄养在家庭中的**,而不是在坊曲的。家妓大半是能歌舞乐曲的,……其地位似介于婢、妾之间。”台湾李敖先生在《且从青史看青楼》中说得更为简捷明白,“家妓是养在豪门中的**,算是自备的歌星、舞女兼酒家女。”两种表述,其内涵是相同的 。

中国官营娼妓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形:即专供皇帝独自享用的“宫妓”和为各级文武百官服务的“妓”。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尊严与权利,他们高踞于整个社会金字塔的尖顶上“君临天下”,可以任意占有无数的绝色美女;而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嫖妓有时却要受到一定的约束、限制,甚或禁止。故家妓的出现,是势所必然的事情,既可视为宫妓的“平民化”、“扩大化”,亦可视为官妓的“私有化”、官员嫖妓的“合法化”。总而言之,家妓是中国官妓制度的一种补充形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曾发挥了极其特殊的功能。

(一)家妓的始行时期

秦以前一般官僚贵族蓄养家妓的情况,史籍记载的很少,这里我们试举两例:其一,《左传襄公十一年》:“郑人贿晋侯以女乐,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事情发生在周灵王十年(公元前562年),晋悼公将郑国送来的乐师、歌女、乐器的一半赏赐给大臣魏绛,以奖励他和戎的战功,其中有女乐八人。其二,《史记吕不韦列传》云:“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同居。”这或许是家妓的滥觞。纵观历史,帝王后宫妃嫔无数,更有大量女乐、宫妓以助其声色之娱。“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王侯将相,官僚贵族竞相仿效,也在家中蓄养数目不等的能歌善舞的美女,这就是“家妓”。王书奴先生曰:“蓄养家妓风气,始于汉代,而极盛于南北朝。”

两汉时期,蓄养家妓的风气开始流行起来,有着这方面的文献记载比比皆是:

《汉书贡禹传》载:“武帝之时,宫人达数千,宣帝之时,诸侯有妻妾数百人,豪富吏民蓄歌妓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

《汉书元后传》云:“五侯群弟,争为奢侈……**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说的是汉成帝(公元前32前7年在位)时,外戚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兄弟荒淫无耻、耽于女色之事。汉成帝去世不久,王根便“聘取故掖庭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置酒歌舞。”

《后汉书梁冀传》:“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因行道路,发取**御者。”梁冀身为大将军,骄奢不法,把持朝政近二十年,更蓄养上千名歌妓供其淫乐,每次出游,“乘辇车张羽盖,饰以金银,游观第内,多以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竟路。”

《后汉书钟长统传》也说当时的富豪、商贾“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

为了眷恋人生和主宰自我生存的命运,士人们也开始及时行乐,尽情享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道德节操被抛弃,像硕学大儒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但他“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字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后汉书马融传》)。何等的风流浪漫。

二)家妓的极盛时期

魏晋的时代是一个格外注重精神生活的时代。人们对精神自由的向往,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和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就产生了所谓“魏晋风度”。魏晋风度从社会风范和时代精神的特征来看,是指士人言语的“清谈玄远”,行为的“放荡不羁”,思想的“放任自流”,气质的“粗犷浪漫”。

从行为方面论,其时,无论是世代簪缨之族,还是钟鸣鼎食之家,多纵情声色,蓄养家妓,“宠臣群下,亦从风而靡;王侯将相,歌妓填室;鸿商巨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玄有争夺,如恐不及,莫为禁令。”(《太平御览》引裴子野《宋略》)因而使家妓的发展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盛况。

王书奴先生就魏晋南北朝时代狎玩家妓的九种不同情形做了归纳,这里不妨略作补充引录如下:

(1)因蓄养家妓而贪污受贿者有之

“太宗泰始中时,欲北讨,使勃还乡里募人,多受货贿。上忽下诏曰:‘沈勃轻躁耽酒,幼多罪愆比奢淫过度,**数十,声色放纵,无复剂限’。”(《宋书沈演之传》)

“幼文所贪横,家累千金,女妓数十人,丝竹昼夜不绝。帝微行夜出,辄在幼文门墙之间,听其管弦。”(《宋书杜骥传》)

(2)因狎玩家妓而极尽奢侈者有之

“好筵宴,京师珍羞,罔不毕有。……大起园囿,殖列蔬果,延致秀彦,时往游过。妓妾十余,常自娱乐国。”(《北史夏侯道迁传》)

阮佃夫,权亚于人主,宅舍园地,诸王邸第莫及。**数十,金玉锦绣之饰,宫掖不及也。每制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于宅内开渎东出十许里,塘岸整洁,泛轻舟,奏女乐。”(《宋书阮佃夫传》)

(3)因贪家妓声色快乐而非朝贺不出门者有之

“妓妾数十人,竞美容工艺,庆之优游无事,尽日欢愉,非朝贺不出门。”(《宋书沈庆之传》)

(4)因贪恋家妓美色老而不疲者有之

“居室豪富,妓妾盈房。或有讥其衰暮蓄妓,坏曰:‘我少好音律。老时方解,平生嗜欲无复存,惟未能遣此耳’。”(《南史张坏传》)

张坏到了豁牙半齿,说话漏气,眼神欠佳,迎风掉泪的年纪,却依然蓄养家妓,捏住小女子的玉臂,从脸看到胸,从头品到脚,实乃老而胡涂,老而失态,老而不尊,老而不识务,贻人笑柄耳!

(5)因取悦家妓高兴而纳其为妾者有之

“惟以声色自娱,有妓十余人,有子无子,皆注籍为妾以悦其情。”(《北史高聪传》)不管有子无子,家妓均注籍为妾,高聪已不要脸到了饥不择食、礼仪扫地的地步了。

(6)因争夺家妓而丢掉乌纱帽者有之

广州刺史何恢走马上任前,宴请朝廷权贵阮佃夫喝酒,岂料家有数十位**的“权执”又看上了何恢的家妓张耀华。“佃夫见耀华,频求于恢。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怒,遂讽有司以公事弹恢坐免。”(《南史何恢传》)何恢是个既爱官职又爱美人的呆子,最终让阮佃夫找了一个借口罢了官,报了一箭“夺色受辱”之仇。

(7)因蓄养家妓而媲美于帝王之家者有之

仅就蓄养家妓的数量之多,纵欲享乐的华侈而言,北魏的元雍和元琛可与帝王之家媲美。《洛阳伽蓝记》云高阳王元雍“宅第匹于帝宫,俊仆六千,**五百。隋珠照日,罗衣从风。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所未有也。出则鸣驺御道,文物成行,铙吹发响,笳声哀转;入则歌姬舞女,繁竹吹笙,丝管迭奏,连宵尽日。”

河间王元琛更效仿西晋石崇王恺故事,与元雍明争暗斗,试比风流谁更高。史载,他大兴土木,营造馆舍园囿,蓄养歌舞家妓三百人,艺貌冠绝当时,“曳罗绮,饰金翠”,家庭侈靡,声妓纷葩,极尽风流之能事。他还时常大会宗室宾客,“陈女乐及诸名马”,借以炫耀。他遗留后世的名言为:“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一副暴发户心态昭然若揭。

(8)因争豪斗富杀家妓取乐者有之

西晋时,新贵石崇和世家贵族王恺争豪斗富,发展到竞相杀人以助兴取乐的地步。王恺请豪客到他家饮酒,使家妓吹笛助兴,家妓吹笛时稍微走了点声韵,王恺立即叫人将她拉出去打死,席上一座改容,而王恺却依然谈笑风生。石崇更变本加厉,草菅人命。《世说新语汰侈》载:“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宴,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沈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大将军王敦为激怒石崇,每当美人向他劝酒时故意不饮,石崇一气之下,竟在酒席上连续杀了三个行酒家妓,如此残恶,令人发指。

石崇放浪形骸,赏玩家妓的方法也古怪离奇。他常常挑选容颜相近、服饰相同的前妓侍立两侧,身上分别佩带雕玉龙佩和溶金凤钗,召唤她们时不呼姓名,而依听龙佩声和看凤钗色,玉声轻靠前,金色艳者居后,以此分辨美女,决定美色家妓进出的顺序。又如,他将沉香末撒在象牙床上,让妓妾上床践踏,倘若沉香末上没有留下脚印,便赐给珍珠百粒;倘若沉香末上踏有脚印,即令其节食减肥,以示惩罚。

石崇在众多的家妓中最宠爱的是绿珠,然而因争夺绿珠,他却丢了性命。《晋书石崇传》载:“石崇有妓绿珠,美而工舞,孙秀使人求焉。使者以告崇,崇出妓妾数十人曰:‘任所择’。使者曰:‘受旨索绿珠’。崇曰:‘绿珠吾所爱重,不可得也。’使者还告秀,秀劝赵王伦杀之。”孙秀恼羞成怒,遂告发石崇结党齐王司马图谋不轨,赵王司马伦遂发兵围捕石崇。结果强权战胜了富豪,绿珠被迫跳楼自杀,石崇也终遭斩首弃市之报应。

(9)因蓄养家妓追赶时髦而不管母亲寒苦者有之

本来狎玩家妓是贵族官僚有钱人家的专利,可流风所及,一些文人士子不管家境状况如何,也寻找感官的烈性刺激,仿效这种生活方式。刘宋时的范晔是最典型的例子。《宋书范晔传》载:“家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亦盛饰。母止住单巷,唯有一厨,盛樵采,子弟冬无被,叔父单布衣。”为了日夜风流,却不管年迈母亲和幼小子女的死活,留了一个坏名声,遭千年唾骂。

蓄妓赏妓、放荡不羁,是魏晋南北朝文人士子们自命风流的标志,不仅仅是为了享乐,而且被视为一种审美的境界。他们不拘礼制,为所欲为,“借客马追婢,与婢累骑而归”(《晋书阮籍传》),甚至“相互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晋书五行志》)。《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的王隐《晋书》说:“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这些中朝名士谈理兴学不及前贤,但饮酒放诞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此一时期的“酒徒”、“酒鬼”、“色癖”、“色狂”达到盛况空前的地步。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觉醒与性的觉醒,既有思想上、哲学上高度进步的一面,也确有社会政治上消极、颓丧、淫靡、腐败的一面。

(三)家妓的抑制时期

隋朝虽然是个短命王朝,但却保留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蓄养家妓的习尚。《隋书杨素传》说他“家僮数千,**妓妾曳罗绮者以千数,第宅华侈,制拟宫禁。”《隋书字文述传》载: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后房妓妾百余人。”隋初立有战功的武将,皇帝除加封晋爵外,还赐**、女乐作为奖赏。如越国公杨素“风气陈主妹及女妓十四人”,“(杨)谅之妓妾二十人”(《册府元龟》卷三八三);宋国公贺若弼“赐女乐二部”(《隋书贺若弼传》);右武卫大将军窦荣定隋文帝杨坚姊夫,因率九总管入大漠击突厥有功,“赐西凉女乐一部”、“吴乐一部”(《隋书窦荣定传》);左武卫将军樊子盖因征辽东有功,进爵济公,“赐女乐五十人”(《隋书樊子盖传》);又如左骁卫将军董纯、右武卫大将军李景上大将军杨义臣均因战功显赫,而赐“女妓十人”。

隋炀帝设立教坊,其目的在于广纳歌舞艺人,纵情声色。但此御用机构正式开张之后,女乐受其管理,官妓开始兴盛,贵族、官吏在外嫖妓颇为便利,客观上对家妓蓄养之风起到了一定的阻抑作用。

唐代有关家妓蓄养的情况,不绝史书。有关家妓的称谓,也不尽相同,有“女乐”、“歌舞人”,有“音声人”、“侍姬”等。裴《昆仑奴》描写大历年间(766779)一等勋臣郭子仪家中竟有“十院歌妓”。《太平广记》卷二七三载:李愿为刑部尚书时,家有“女妓百余人”。《全唐诗话》云:长庆二年(822)李逢吉为兵部尚书时,有“姬四十余人”。《钗小志》曰:大和九年(835)郑注迁工部尚书,充翰林学士,家有“姬妾百余”。除去这些贵族官僚外,富商大贾也不例外。如长安富户孙逢年家中,“妓妾曳绮者二百余人”(《云仙杂记》卷八)。

唐朝的文人也大多热衷于此道,故唐诗中也经常有咏及家妓的诗名。白居易曾携家妓与牛家妓乐合宴联欢,好不风流,诗人诗兴大发:

玉管清弦声旖旎,翠钗红袖坐参差。?

两家合奏洞房夜,八月连阴秋雨时。?

歌脸有情凝睇久,舞腰无力转裙迟。?

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知。

(《与牛家妓乐雨后合宴》)

司空睹生性风流,家蓄散花仙子、美妓霓裳,过着“小红低唱我吹箫”的富贵生活。岂料“白发红颜未了情”,自个就年老体病、万般无奈只好将家妓转让。豁达之余赋诗一首,既是惋惜,又是感叹:?

万事伤心在目前,一身垂泪对花筵。?

黄金用尽教歌舞,留与他人乐少年。

(《病中嫁女妓》)

家妓大多是由买卖、赠送、转让等途径而来,也有的完全是被强夺来的。武则天时,左司郎中乔知之有家妓窈娘,色艺冠绝,朝野闻名,“知之宠之,为之不婚”。梁王武延嗣垂涎已久,竟强行夺去。乔知之思念不已,痛愤成疾。窈娘知悉,泣泪成血,遂暗中请人传诗给他,“百年离别在高楼,一代红颜为君尽”。随后,投井自杀。武延嗣迁怒于乔知之,将他诬陷下狱而死(《朝野佥载》卷二)。此例一;李逢吉刘禹锡“有妓善歌,时称尤物”,便阴谋夺之。一日,他在中堂前摆宴,邀刘禹锡与朝中几个大臣赴宴。宾客各携宠妓,如期云集。酒足饭饱,李逢吉却扣住刘禹锡的爱妓不放,众人“倾都惊异,无敢言者”。刘禹锡计无所出,忍气吞声,回家作诗一首致李,请将家妓放还。第二天,刘禹锡约了几个朋友前去拜谒,李逢吉“相见如常”,含笑曰:“好诗,大好诗!”可就是不放人。众人目瞪口呆,黯然而退。刘禹锡无可奈何,遂愤懑而作《怀妓四首》,其中有“凤得新巢有去心”、“虽有生离死一般”等句(《太平广记》卷二七三)。此例二;宁王李宪家有宠妓数十人皆姿色出众,可他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仍不知足,偏又看中了邻近卖饼师傅的漂亮老婆,遂强夺进府。一年之后,忽问她:“汝复忆饼师否?”她默然不语。宁王良心受到谴责,遂将饼师召来,让他们夫妻相见。当时在座客人见这夫妻俩抱头痛哭,无不为之凄然。宁王令诸文士以此事为题赋诗吟咏,王维才思敏捷,先成一首曰:“莫以今时宠,宁忘昔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本事诗情感》)随后,宁王便放她回家与丈夫团圆。先仗势欺人、强霸民妻,后咏诗消遣、物归原主,宁王的冷酷阴险、沽名钓誉“异于禽兽者几希”。此例三。

互相抢夺家妓,肆意虐待家妓,甚至争风吃醋、摧残致死家妓,在唐朝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以致变成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这一社会问题,朝廷并非放任自流,而是依据官员品级的高低作出明确规定。《唐会要》卷三十四载:神龙二年(706)九月唐中宗李显下诏:“三品以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已上,女乐不过三人。”天宝二年(743)九月二日,唐玄宗又再次下诏:“五品已上正员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当家畜丝竹,以展欢娱。”《旧唐书职官志》、《唐六典》,也均有类似的记载。

(四)家妓的衰微时期

唐代对于官吏,没有“冶游”禁令,故官吏都风流放荡。宋代对官吏嫖妓约束甚严,规定凡“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古今图书集成娼妓部》引《委巷丛谈》)张舜民《画墁录》说:“以前,提刑点狱不得赴妓乐。熙宁以后监司率禁,至属官亦同。”否则,一经发现,便会受到处罚。此略举一二如下:

刘涣官并州,与营妓游,黜通判磁州。?

(《宋史刘涣传》)

蒋堂知益州,以私官妓,徙河中府。?

(《宋史蒋堂传》)

王洙权同判太常寺,坐赴赛神与女妓杂坐,黜知濠州。?

(《宋史王洙传》)

当时,中央派往各州县的地方官僚,一般是不带妻子赴任的,于是许多地方官僚便蓄妓纳妾,以解性方面的燃眉之渴。由于宋代对于私人蓄妓并无官品限制,故一些中下层官僚、文人士大夫也纷纷仿效,蓄妓之风较为普遍。

宋代蓄妓之风尽管较为普遍,但规模和人数比之前朝却少多了。韩琦官至宰相,“家有女乐二十余辈”(《宋朝事实类苍》卷八);熙宁七年(1074)代王安石为相的韩绛,“家妓十余人”(《侯靖录》);宣和二年(1120)王黼蔡京执政,勾结宦官梁师成,公开卖官,贪黩无厌,也只不过“家妓十数人”(《玉照新志》);苏轼“有歌舞妓数人”(《轩渠录》);欧阳修“有歌妓**姝”(《韵语阳秋》)。元代的家妓,已呈急速衰颓之势。之所以如此,大体有两个原因:首先,朝廷整风齐俗、社会调控的结果。为了维护封建礼教,蒙古统治者制订了不少法律,强令人们遵从。这些法令的条目不少,主要是关于婚姻的。至元十三年(1276)元世祖忽必烈“申明以良为娼之禁”。(《续文献通考》卷十四)至元十五年(1278)正月,忽必烈再次下诏:“禁官吏军民卖所娶江南良家女子及为娼者,卖买者两罪之,官没其值,人复其良。”(《元史世祖本纪》)法律条文,又具体规定:诸职官娶娼为妻者受解职、离异的处罚,笞五十七下;有妻妾复娶妻妾者笞四十七下,离异;受财以妻转嫁者,杖六十七下,追还聘财;僧道悖教娶妻者,杖六十七下,离异;强迫妻妾为娼者受杖刑;居官时调戏、强奸民妻、寡妇,或与娼优先奸后娶为妾者,受杖刑、解职的处罚。如此严厉的举措,这就直接或间接地抑制和扼制了家妓蓄养之风。其次,地方官妓有“当番承应”的义务,官僚们又有任意叫妓的自由,因而家妓衰落是必然的事情。

明朝自朱元璋始,皇帝有赏赐诸王“乐工二十七户”的规矩。因而明代宗室各王仍旧蓄妓玩妓,“游戏无度,挟娼乐,裸男女杂坐”(《明史鲁荒王檀传》)。如此荒淫无耻,有失体统,引起了朝野的关注。嘉靖四十四年(1565),“礼官言诸王府有广置女乐淫纵宴乐,或因而私娶致冒滥者,及诏令后各行裁革。如遇迎接诏敕拜进表箴,朝贺宴享当用乐者,即于本府吹鼓手教演充用。”(《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三)明世宗朱厚遂下令裁革诸王妓乐,对家妓的盛行给予强有力的压制,在当时还是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明世宗死后,神宗朱翊钧即位,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大权在握,实行改革。张居正改革取得了比商鞅王安石变法所取得的更大的成果,为垂危的明王朝赢得了生的转机。然而,张居正的生活却是穷奢极欲,妻妾成群,沉迷于房中术。他的“下部热症”,王世贞说:“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八,申时行传)沈德符也说,张居正“以饵房中药过多”,内热不仅发于下部,还发于头部,冬天不能戴貂皮帽(《万历野获编》卷九)。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等人上疏奏请恢复诸王乐户,神宗敕曰:“即以先年各府所退出者给还二十七户备用,但不得狎近女乐,致有冒滥之弊”(《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三)。至此,明世宗下令裁革的诸王妓乐,又得以复辟、回潮。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然而,尸骨未寒,对他的残酷清算已被煽起,有力地支持过改革的明神宗,这时转而反对改革,而原来受到打击的保守势力,这时迅速集结到皇权下。万历皇帝以张居正“罪该断棺戮尸”,给予抄家、夺爵的极端惩处,酷吏借机“大加拷问,穷追硬索”,“居正家属毙狱者十数人”,制造了一桩更大的冤案。

万历皇帝对张居正改革的清算,意味着政治上的大倒退。生活上,明神宗是个酒色之徒,他在沉湎女色的同时,又玩弄“十俊”十名俊秀的小太监,“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万历野获编》卷二一)。所以年纪轻轻,身体却虚空得很,经常头晕目眩、不能视朝。万历十七年(1589)大理左评事雒于仁以极大的勇气写了一本奏疏,批评皇上品行与私生活:

“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者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万历邸钞》,万历十七年己丑卷)

结果明神宗不但不听,反而摘了雒于仁的乌纱帽万历皇帝好酒、好色、好财、好气,终其一生,都未曾改变,为后世子孙留下一个极坏的榜样。所以,明末官妓依然醉舞酣歌,家妓回光返照,正如张笃庆《明季咏史》诗云:“国耻不言教战士,明危亟欲选才人。”

总而言之,家妓是私家蓄养的女乐、歌舞人,是主人身份、地位和财富的重要表征之一,是主人的娱乐工具和**工具。作为官妓制度的补充,它随着中国官妓制度的消亡而消亡。

资治通鉴后梁均王贞明四年》:“ 威武 节度使、知 抚州 李德诚 有家妓数十。” 宋 洪迈 《夷坚丁志郭提刑妾》:“ 政和 末, 陕西 提刑 郭允迪 招提举木筏 叶大夫 饮酒,出家伎侑席。” 宋 姜夔 《莺声绕红楼》词序:“甲寅春, 平甫 与予自 越 来 吴 ,携家妓观梅于 孤山西村 。”《三国演义》第八回:“ 允 曰:‘教坊之乐,不足供奉;偶有家伎,敢使承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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