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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绘堂记

《宝绘堂记》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作品。此文开篇提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论点,接着通过理论分析、历史事例以及亲身经历来阐明和论证论点。文章以古论今,由己推人,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辞意清逸雅洁,命意高远不俗,笔法新颖别致,语言流畅明快,发人深思。

宝绘堂记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1,而不可以留意于物2。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3。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4。”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刘备之雄才也,而好结髦5。嵇康之达也,而好锻炼6。阮孚之放也,而好蜡屐7。此岂有声色臭味也哉,而乐之终身不厌。

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8,莫若书与画。然至其留意而不释9,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10。钟繇至以此呕血发冢11,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12,桓玄之走舸13,王涯之复壁14,皆以儿戏害其国凶此身15。此留意之祸也。

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16。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岂不颠倒错缪失其本心也哉17?自是不复好18。见可喜者虽时复蓄之19,然为人取去,亦不复惜也。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20,然去而不复念也。于是乎二物者常为吾乐而不能为吾病。

驸马都尉王君晋卿虽在戚里21,而其被服礼义,学问诗书,常与寒士角22。平居攘去膏粱23,屏远声色24,而从事于书画,作宝绘堂于私第之东,以蓄其所有25,而求文以为记。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26

熙宁十年七月二十日记。 [1] [2]

寓意于物:指欣赏美好的事物,通过事物来寄托自己的意趣。

留意于物:耽溺、过分看重外物,不可自拔。留,(个人喜好为物所)牵制。

尤物:特异之物,与“微物”相对。病:担忧,与“虽微物足以为乐”的“乐”字相对。

“五色”四句:见《老子》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口爽即口味败坏。

“刘备”二句:《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备性好结盹,时适有人以髦牛尾与备者,备因手自结之。亮乃进曰:‘明将军当复有远志,但结吒而已邪?’备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既而答日:‘是何言与?我聊以忘忧耳。’”“吒”为“旄”“髦”之借字。好结髦:喜好用毛编结饰物。

“嵇康”二句:嵇康,字叔夜。三国魏文学家,谯郡锤人。为魏宗室婿,仕魏为中散大夫。尚老庄,工诗文,精乐理。后为司马昭所杀。《晋书嵇康传》称其“远迈不群”“恬静寡欲”。《世说新语简傲》刘孝标注引《文士传》:“康性绝巧,能锻铁。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凉,恒居其下傲戏,乃身自锻。家虽贫,有人说锻者,康不受直,惟亲旧以鸡酒往,与共饮瞰,清言而已。”

“阮孚”二句:阮孚,字遥集,东晋陈留尉氏人。蓬发饮酒,不以王务婴心。元帝时为黄门侍郎,因以金貂换酒,为有司弹劾。《晋书阮孚传》:“初,祖约性好财,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诣约,见正料财物,客至,屏当不尽,余两小簏,以着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正见自蜡屐,因自叹日:‘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神色甚闲畅。于是胜负始分。”参见《世说新语雅量》篇“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条。蜡屐(jī):在木屐上涂蜡。屐,木鞋。

移人:使人的精神情态等改变。

释:放弃,舍弃,抛弃。这里“不释”指过分沉溺不松手,即不能自拔。

祸有不可胜言者:倒装句,定语后置,指意想不到的祸害。

钟繇:字元常,三国魏著名书法家。善书,尤长于正、隶。《三国志》有传。据《张君宝墨堂记》注引《墨薮》:钟繇于韦诞处见到蔡邕笔法,“自槌三日,胸尽青,因呕血。魏世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繇求之不与,及诞死,繇令人盗掘其墓而得之。”发冢:盗人坟墓。

相忌:相互猜忌。宋孝武:宋孝武帝刘骏,公元454464年在位。王僧虔:南朝宋书法家,晋王羲之四世族孙,仕宋为尚书令,工隶书。《南齐书王僧虔传》:“孝武欲擅书名,僧虔不敢显迹,大明(年号)世常用掘笔(秃笔)书,以此见容。”

桓玄:东晋权臣桓温之子,后篡晋安帝自立,兵败伏诛。《晋书桓玄传》:元兴二年(403),桓玄带军队讨平后秦姚兴,整理行装时,“先使人作轻舸,载服玩及书画等物。或谏之,玄日:‘书画服玩既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战危,脱有不意,当使轻而易运。’众咸笑之。”走舸:不忘记把书画带上船。

王涯:唐文宗宰相,字广津。《旧唐书王涯传》:王涯极喜书画,“前代法书名画,人所保惜之,以厚货致之;不受货者,即以官爵致之。厚为垣,窍而藏之复壁。”甘露之祸时,尽被人破壁取去。复壁:夹墙。

儿戏:贪念书画等身外之物。害其国,凶其身:忘国丧身。

吾予:给予我,为倒装句。

颠倒错缪(miù):本末倒置。

不复好:不再沉溺于其中。

蓄:收藏(书画)。

欣然接之:喜悦高兴地去欣赏它(指前面所指烟云的美丽和百鸟的呜叫声)。

驸马都尉:官名。汉武帝时始置,掌副车之马,为陪奉皇帝乘车之近臣。魏、晋以后,帝婿例授以驸马都尉,遂成为称号而非实官,简称驸马。王君晋卿:即王诜(1036-1093后),字晋卿,太原(今属山西)人,徙居开封(今属河南)。出身贵族。熙宁中尚宋英宗第二女魏国大长公主,拜左卫将军、驸马都尉,为利州防御使。能诗善书画,工弈棋。《宋史》有传。戚里:帝王外戚聚居之处。《史记万石君传》:“徙其家长安城中戚里。”《索隐》:“于上有姻戚者居之,故名其里为戚里。”

角(jué):衡量,考察。《孙子虚实》:“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曹操注:“角,量也。”《汉书东方朔传》:“(董君)常从游戏北宫,驰逐平乐,观鸡鞠之会,角狗马之足。”颜师古注:“角犹校也。”

平居:平时、平素。攘:排除。膏粱:精美的食品。

屏远:断绝,远离。声色:歌舞和女色。

蓄其所有:(在屋舍中)放置(他收藏的)书画作品。

庶几:句首表示希望的语气词。全其乐:保全收藏书画带来的快乐。远其病:避免过度沉溺其中,为之所奴役。 [1] [3]

君子可以把心意寄托在事物中,但不可以把心意留滞于事物中。如果把心意寄托在事物中,即使事物很微小也会把它看作是快乐的事情,即使事物特异也不会成为祸害。如果把心意留滞在事物中,即使事物很微小也会成为祸害,即使是特异的事物也不会感到快乐。老子说:“缤纷的色彩使人目盲,动听的音乐使人耳聋,丰美的食物使人口伤,骑马打猎使人心发狂。”但是圣人并没有因此而废除这四样东西,也是暂且用来寄托心意罢了。刘备有雄才大略,却性喜织毛物。嵇康恬静寡欲,却喜爱打铁。阮孚狂放不羁,却喜爱蜡制的鞋子。这难道有什么音乐美色和香气吗?但他们终生喜欢而不厌弃。

事物之中最可喜而且足以取悦于人而不足以移动人心的,莫过于书和画了。然而到了那把心意留滞在书画上而放不下的程度,那么它的祸害就说不完了。钟繇发展到因此吐血盗墓,宋孝武帝和王僧虔发展到因此互相猜忌,桓玄发展到打仗时还把书画装在船上带在身边,王涯发展到把书画藏在夹墙内,都是由于小孩子玩的把戏害了他们的国家,害了他们的身体。这就是把心意留滞在事物中带来的祸害。

原来我在年少的时候,也曾经喜好这两样东西。家里所有的都担心失去,别人所有的又担心不给我。不久就自我嘲笑说:我看轻富贵而看重书画,看轻生死而看重书画,岂不也是厚薄轻重颠倒错误,丧失自己的本心吗?从这以后就不再那样喜好了。看见喜欢的书画虽然也想再收藏它,然而被人取走了,也不再感到可惜。就像烟云从眼前闪过,百鸟的鸣叫从耳边掠过,为什么不愉快地接受它,等到消失之后就不再记挂它了呢?”于是书画二物就常常带给我快乐而不会成为祸害。

驸马都尉王君晋卿虽然是皇亲国戚,但他牢记并遵循礼义,学习《诗》《书》,经常与贫寒的读书人比赛,平日里也排斥精美的食品,弃绝远离歌舞和女色,却专心在书画方面,又建了宝绘堂在私宅的东边,用来储蓄全部的书画,并要求我写文章来记录这件事。我担心他弄不好会像我年少时的爱好,所以写这篇文章告诫他,希望可以使他真正得到快乐而远离祸害。

熙宁十年七月二十日记。 [4]

根据清人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这篇文章作于熙宁十年(1077)七月二十日。当时苏轼的好朋友、驸马都尉王诜的家里建造“宝绘堂”,收藏历代书画,请苏轼写一篇记文。在《乌台诗案》“与王诜作宝绘堂记”曰:“熙宁五年内,巩(指王巩)言王诜说贤兄与他作《宝绘堂记》,内有‘桓灵宝之走舸(原文作“桓玄走舸”)王涯之复壁,皆留意之祸也。’嫌意思不好,要改此数句,轼答云:‘不使则已’,即不曾改。”时间恐有误,当以作于熙宁十年为是。 [3] [5]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以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以物挫志”(《天地》),“不以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以物易其性”(《骈拇》),“弃身以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以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以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以“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以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以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以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以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以物损身,以物伤性,所以“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以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以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以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6]

宋代黄震:《宝绘堂记》,论古之嗜书画有害其国、凶其身者。君子可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复念也。(《黄氏日钞》卷六二《苏文记》)

明代唐顺之:《墨宝堂》与此二篇,皆小题从大处起议论,有箴规之意焉。(《苏文忠公文钞》卷二四《王君宝绘堂记》)

明代茅坤:有一种达人风旨,然地位不如荆公多矣。(《苏文忠公文钞》卷二四《王君宝绘堂记》)

清代张伯行:书画虽可乐,其实与声色之好何异?寓意而不可留意,达观名言,可以醒世。(《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苏文忠公文》) [2] [3]

苏轼(1037~1101),宋代文学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宋仁宗年号,1056~1063)进士。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讽刺新法而下御史狱,贬黄州。宋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多惠政。卒谥文忠。学识渊博,喜奖励后进。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其文纵横恣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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