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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枝蔚

孙枝蔚(1620年一1687年),清初著名诗人,字豹人,号溉堂,陕西三原人。因其家乡关中有焦获泽,时人因以焦获称之。 生于明光宗泰昌元年,卒于清圣祖康熙二十六年,年六十八岁。

孙家世代为大商人。李自成入关,孙家即散家财组织团勇抵抗李自成,却为之所败。只身走江都折节读书,肆力于诗古文。僦居董相祠,高不见之节。王士祯扬州,先赠以诗,称为奇人;又特访之,与订莫逆交。康熙十八年,(公元一六七九年)举“博学鸿儒”科,因年老不能应试,特旨偕邱钟仁等七人授内阁中书。但不忘故乡,因颜所居曰溉堂,以寓西归之思。枝蔚工诗词,多激壮之音。

著有《溉堂前集》九卷,《溉堂续集》六卷,《溉堂后集》六卷,及诗余二卷,(均清史列传)并行于世。

孙枝蔚(1620-1687年),亦叫孙八,字溉堂、叔发,号豹人,陕西三原人,清初著名诗人。孙八一生,著述甚富:所著《溉堂集》,含《前集》九卷、《续集》六卷、《诗余》二卷、《文集》五卷、《后集》六卷,计二十八卷。其中《前集》、《续集》、《后集》为诗,计二千余首。《前集》和《续集》于康熙十八年刻于京师,均分体编年,分别为明末到顺治间、康熙五年到十七年所作;《后集》刻于康熙六十年,亦为作者亲手删定,分体编年,为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五年所作诗。他成为客居扬州的清初关中遗民诗群中存诗量最多的诗人。 [1]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年间第一个己酉年)夏五月,潜江县城衙门前正街,建起了一座西向的新楼。

这是知县王又旦为迎接故友、清初著名诗人孙枝蔚盖的住所。 孙枝蔚客游四方,他受王又旦之邀,来潜江采风问俗。这次是从丰城出发,在汉口逗留数日后,“便往潜江”的。王又旦工诗善书,嗜友若渴,为孙枝蔚的寓所亲笔题写了“焦获寓楼”的匾额,安排好他的食宿。 孙枝蔚旅途不乏艰险之事,但是在这个多雨的汛期,踏上当年地势低洼潮湿的潜江,他感受到的却是水患的无情。绵延的大雨使江河泛滥,冲溃了堤防。他目睹涨水的汉江和大水淹没的村居,写下了充满忧虑和同情的诗歌:“我行历四方,对此但哽咽。”他同时也牵挂着在堤上奔走救灾的知县王又旦,看到友人“行堤视水,归来益瘦甚”,多次写诗宽慰,并赞誉其为“贤令”。 孙枝蔚此行,还带来了布衣诗人吴嘉纪(字宾贤,号野人)的新诗稿,他评点后,又因为“美玉难攻,虽欲效他山之石不可得也”,想想“知味赏音”的不会只是王又旦一人,便“携向潜江”。诚如孙枝蔚所料,雨水并不能阻止慕名来访者的脚步。孙枝蔚下榻的焦获寓楼,常常响起潜江“佳士”的敲门声。他们谈论起学问来,十分投机,不分早晚昏晨。 频频和孙枝蔚唱和诗歌的潜江人,有志称“经学家”的贡士朱士尊(字伟臣,一字石户)、进士莫与先(字大岸),还有刘声玉等。“异县往来谁最密,朱家出去到刘家”。在朱士尊的编柳草堂,他们一起饮酒谈诗。朱士尊的儿子朱含晖(朱载震之弟,莫大岸之婿)和刘声玉的儿子也来做陪。在城南明末崇祯贡生郭铗的谩园,潜江的文朋诗友们,也为孙枝蔚举行过一次宴集。孙枝蔚和朱士尊、莫大岸等人都留下了《谩园宴集》的同题诗歌。谩园主人郭铗,则对如上三人的诗分别作了《次韵奉和》的赠答诗。可见当时十分融洽而热烈的气氛。在谩园梅花亭,虽非梅花开放的季节,孙枝蔚却热情洋溢地留下了二十一联的长诗《梅花亭子歌》。虽然“今年五月客潜江,绕郭洪涛碍杖屦”,但水退之后,郭铗“三日两日勤相邀”,得以欢聚。孙枝蔚以诗寄情,表达了在潜江的另一番感受:“潜江之行颇不恶,潜江高士复可慕。”潜江段天门(本名陡云,字郇五),以布衣吟诗,默默无闻,孙枝蔚读其诗后,大为推崇,人始知其工诗。 孙枝蔚旅居潜江三月之久,创作了不少堪称诗史之作的诗歌。《潜江明清诗选》收录其旅潜诗作21首,居该书外地作者选诗篇数之首。在其著作《溉堂集》中,还有另外二十余首相关旅潜诗作。他的《焦获寓楼杂诗》(八首),因写的情真意切,古朴淡雅,深受当时一些著名诗人极力推崇。诗中可见孙枝蔚当年在寓所的活动和情怀:“仙人爱楼居,而况老腐儒,楼居有何好,可以读我书。”他曾经希望“不买千间厦,亦建三层楼”,目的是“厦以庇寒士,楼以望神州”。公则胸怀天下寒士,私则满足观光雅兴。但“此志今已矣,三叹不能休。”诗人“做客厌朝眠”,起得很早,却故意说“楼高天易曙”。有一次“怪风势拔屋,梁尘坠满案”,他担心酷爱的书籍被吹乱了,“呼童急收书,已愁缃帙乱”。但诗人更关心江湖中的危舟:“此时江湖里,危舟谁相看”。体现出诗人对人民安危的深切关怀。 “寓楼非真宅,不久须远别”。三个月后,孙枝蔚离开了潜江。在给王又旦的多封书信中,他表达了对潜江友人的思念之情:“甚思再游潜江久矣,潜江可不再至而知交在焉,如莫(大岸)如朱(士尊)如刘(声玉)如郭(铗),乌得不思?” “仙人爱楼居,而况老腐儒,楼居有何好,可以读我书。”他曾经希望“不买千间厦,亦建三层楼”,目的是“厦以庇寒士,楼以望神州”。公则胸怀天下寒士,私则满足观光雅兴。但“此志今已矣,三叹不能休。”诗人“做客厌朝眠”,起得很早,却故意说“楼高天易曙”。有一次“怪风势拔屋,梁尘坠满案”,他担心酷爱的书籍被吹乱了,“呼童急收书,已愁缃帙乱”。但诗人更关心江湖中的危舟:“此时江湖里,危舟谁相看”。体现出诗人对人民安危的深切关怀。

溉堂因被迫参加了康熙十八年清廷举行的博学鸿词考试,因此,后世多将其排除于遗民行列。卓尔堪明遗民诗》不录溉堂一诗,绝非漏收;现存各种《明遗民录》中,都没有溉堂的名字;钱仲联先生主编之《清诗纪事》,在《明遗民卷》中亦不见溉堂之名。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很有必要为溉堂一辩。

康熙十七年诏开的博学鸿词科,一直到第二年3月1日才开科考试。一时间,四方硕儒名士云集京城,其中有屡辞不获准而勉强应征的,也有自愿应考者。孙枝蔚显系前者.当时,陕西举荐者凡9人,李顺托辞有病、以死相抗,未至京城;王弘撰虽至京,但亦托病拒上考场;其余7人,孙枝蔚、李因笃、李念慈、李大椿、王孙蔚、程必升、赵廷用均上了考场,但结果除李因笃一人中式、孙枝蔚赐衔外,其余5人均告落第.李因笃似乎很不幸,他名声太大,荐举者多,当局必欲致之”母亲也“劝之行”,推辞不过,“涕泣就道”。结果金榜有名,却不愿出仕,不得不以一份情词恳恻的《告终养疏》来请求放归,很像是下了水又赶忙往岸上爬.然而,遗民的资格就这样丢了,并且还遭到友人的谴责(亭林于《答李子德》中不仅说:“愿老弟自今以往,不复挂朽人于笔舌之间,则所以全之者大矣”;而且道:“窃谓足下身摄青云,当为保全故交之计,而必援之使同乎已,非败其晚节,则必夭其天矣。”)甚至连沈德潜也说:“圣主之仁,人子之孝,字同共称”,显然微含讽意。当然,读《受祺堂诗文集》,我们又的确感受到李因笃的内心时常处在一种矛盾的痛隐之中。

孙枝蔚的情况更特殊.被荐应博学鸿词试时,他在扬州(豹人老友杜闻说豹人被荐,曾有《与孙豹人书》劝其。勿作两截人,,见《变雅堂文集》卷四),并且已59岁了.屡辞不允,勉强进京,不得已进了考场,但又“不终幅而出”,也就是说试卷未答完即出了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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