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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经济学派

奥地利经济学派是近代边际效用学派中最主要的一个学派。它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其创始人门格尔和继承者维塞尔庞巴维克都是奥地利人,都是维也纳大学教授,都用边际效用的个人消费心理来建立其理论体系,所以也被称为维也纳学派或心理学派。

一般认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形成始于1871年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经济学原理》的发表。当时还是个公务员的门格尔也因此书而成为维也纳大学的一名青年教师。经担任数年鲁道夫(Rudolph)王储的私人教师和旅伴后,他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的教授。两位更年轻的经济学家,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ǒhm-Bawerk)和弗里德里克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虽非门格尔的学生,却成为门格尔这本成名之作新观点的热情支持者。在19世纪80年代,由于这两位追随者和门格尔一些学生不遗余力写作,特别是由于门格尔本人发表了一本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及其追随者的观点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至此,奥地利学派已成为一个公认的实体。庞巴维克维塞尔的一些著作被译成了英语;1890年《美国政治及社会科学学会年刊》的编辑们一再要求庞巴维克撰文阐述这一新学派的思想。

学派简介

奥地利经济学派(英语:Austrian School)是一种坚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经济学派,源自19世纪末的奥地利,延续至20世纪的美国等地,代表人物包括了卡尔门格尔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欧根冯庞巴维克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穆瑞牛顿罗斯巴德和汉斯-赫尔曼霍普等人。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研究方式和英国的古典经济学相同。也因此,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研究方法可以视为是延续了15世纪以来的经济思想,包含了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等主要的经济学家。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只有在逻辑上出自于人类行为原则的经济理论才是真实的。这种理论的正式名称是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而奥地利经济学派长期以来便提倡一种从这种理论所衍生的解释方式。人类行为学的方法使得经济学家们能以此探索适用于所有人类的经济规律,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解释方式则可以用于针对特定的历史时期进行研究。

奥地利经济学派所采用的亚里斯多德派/逻辑实证主义研究方式与目前主流的新古典主义所采用的柏拉图主义/理性主义不同,也与德国的经济历史学派所采用的历史决定论(Historicism)不同。虽然人类行为学的研究方式与现代大多数经济学家采用的方式都不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往往极具争议性,而且也与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理论不同,同时奥地利经济学派也彻底反对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影响力相当广泛,他们强调经济的生产阶段,并且质疑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行为理论基础。

由于许多奥地利经济学派所主张的政策都要求政府减少管制、保护私人财产、并捍卫个人自由,因此,主张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自由意志主义、和客观主义团体都经常引用奥地利学派思想家的作品。

产生背景

古典经济学专注的主要是价值的交换理论,在19世纪后期也开始专注“边缘的”成本和价值概念(参见边际主义)。卡尔门格尔在1871年所出版的《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书成为酝酿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重要作品之一。在边际主义有着极大影响力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种特别集中于门格尔的思想发展的学派,被称为“奥地利学派”,因为该派有多名学者执教于维也纳大学,所以又称“维也纳学派”,因为着重于从主观的心理以及效用分析的角度解释经济学,又被称为“心理学派”。

奥地利学派起源于维也纳,而学派的名称则起源于当时同为德语世界中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与德国的经济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辩论,在辩论中奥地利人主张古典经济学着重于逻辑高于观察,而德国人则嘲笑他们为“奥地利学派”以突显他们远离了当时德国的主流思想,并且也是嘲笑他们的思想仅属于地区省份的层次(当时普鲁士统一了除了奥地利之外德语地区,成立了德意志帝国,所以视奥地利为一个分离的地区省份)。

主要代表作

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维塞尔的《自然价值》(1889),庞巴维克《资本与资本利息》中的第一卷《资本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1884)、第二卷《资本实证论》(1889);此外,庞巴维克的《马克思体系的终结》(1896)也有较大的社会影响。

经济思想史

在经济思想史上,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与杰文斯(Jevons)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瓦尔拉(Walras)1874年发表的《纯政治经济学要义》,都被认为是“边际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多数情况下,思想史学家所强调的,是门格尔著作中与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相同的一些特征。随后W贾菲(W.Jaffé,1976年)的论文发表后,学术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门格尔思想中与他同代人不同之处。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如W格拉斯尔(W.Grassl)和B史密斯(B.Smith),(1986年),则将门格尔及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独特思想与19世纪后期奥地利更为广阔的思潮和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了。

门格尔著作的锋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着力于重建经济科学的基础,即在保留经济学抽象与理论特色的同时,对价格提出一种与古典派学说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经济学家们认为,价值受以往资源成本的支配;门格尔则认为,价值是对今后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实用性的判断。门格尔的著作虽是奉献给德国和奥地利说德语的学术界的,但它在方法、风格乃至本质上,都与当时德国各大学的研究大相径庭。后者的研究虽也尖锐批评古典经济学,但它抨击的是其理论特征,其主张主要是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门格尔著作发表时,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为首的新历史学派正开始取代以罗雪尔(Rosoher)、克尼斯(Knies)和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为首的旧历史学派。年方31岁的奥地利公务员门格尔显得小心翼翼,尽量不与德国经济学界冲撞。事实上,他以“恭敬之心”将《原理》一书题献给罗雪尔,并“作为一个奥地利伙伴的友好问候以及作为对德国慷慨恩赐我们奥地利人以科学启迪的菲薄报答……”(门格尔,1871年,前言)。门格尔显然希望人们会认为他的理论创新证实了德国学者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献出一种新的经济学以取代备受怀疑的英国正统古典学说。 但门格尔注定要大失所望。德国经济学家对他的著作不屑一顾。即便一些德语学术刊物注意到它,也是或被完全曲解,或被一笔带过。在《原理》出版后整整10年中,门格尔完全是孤立的;当时不存在什么奥地利“学派”。19世纪80年代,当庞巴维克维塞尔热情洋溢的著作开始问世时,这一新学说虽被冠以“奥地利学派”的称号,但与其说是一种尊称,倒不如说是傲慢的德国经济学家对它的蔑视(L米塞斯(L.Mises),1969年,第40页)。在门格尔发表了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1883年),向历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战后,奥、德学者间的裂痕大大加深了。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在德国受到冷遇,这使他确信只有正面抨击历史学派才能拯救德国经济学,他显然是为此而撰写此书的。此书引起的激烈的方法论之争,通常(但不总是,参见博斯塔夫(Bostaph,1978年)被经济史学家们认为是学术精力的可悲浪费。然而,这次恶言相交的学术论战肯定有助于国际经济学界注意到奥地利学派的存在,并把他们视为一伙赤诚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了大量令人振奋的理论观点,补充和加强了新生的边际主义文献,深刻地修正了当时仍占统治地位的古典价值理论。庞巴维克、维塞尔、J科摩琴斯基(J.Komorzynski)和R朱克坎德(R.Zuckerkand)等人的著作,详尽阐述或探讨了门格尔在价值、成本与价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观主义观点。V马塔亚(V.Mataja)、格罗斯(Gross)、萨克斯(Sax)以及R迈耶(R.Meyer)等人,则提供了有关纯利润理论及其在财政理论上应用的著作。维也纳大学教授E菲利波维奇(E.Philippovich)虽然较为赞赏德国学派的贡献,但他广为使用的教科书在讲德语的学生中起到了传播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理论的重要作用。

门格尔的著作被庞巴维克等人所追随。当奥地利的经济学家们以经济计算问题针对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进行批评时,他们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派,由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弗里德里克哈耶克代表了奥地利人的位置,他们主张如果没有货币价格或私人财产的存在,正确的经济计算是不可能达成的。奥地利学派成为了第一批有系统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有一部分也是源自于奥地利经济学家对于德国经济历史学派的黑格尔理论的反驳。虽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将奥地利学派形容为“资产阶级”对于马克思理论的反动,但这种说法是极具争议性的,因为门格尔写下《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书的时间几乎就和马克思完成资本论一书的时间一致。奥地利经济学派是第一个敢于直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派,而两种学派研究议题也都聚焦于货币、资本、商业周期、和经济过程等议题。庞巴维克在1880年代和1890年代写下了大量批判马克思的著作,而几名突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在1905年-1906年之间参加了庞巴维克主持的大学研讨班。相较之下,古典经济学家很少对于这些议题感兴趣,而且之中许多人对于马克思的理论也不熟悉,要直到进入20世纪才开始转变。

阿道夫希特勒掌权后,奥地利学派便不再聚集于奥地利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经济学派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否定,主要是因为奥地利学派反对以观察的方式研究。它的名声借由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等人逐渐提升尤其是在哈耶克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不过,奥地利学派在当今依然属于少数派的立场。

奥地利学派可以被分为两种走向,一种是以哈耶克为主,在怀疑许多新古典主义概念的同时,却也会接受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公式。另一种则是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为主,试图寻找不同的经济公式。奥地利学派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的主要差异是在于消费需求低落的可能性上,新古典主义认为这是可能发生的,而米塞斯则指出这在实践上不可能观察到,米塞斯和其学生主张功利的作用是序数的而非基数,换句话说,一个人只有可能对他的需求进行先后的顺序排列,而不可能测量这些需求的数字大小。最后,米塞斯的理论和其他奥地利学派在风险评估的方式上也有些许不同。

另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部分是奥地利学派对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影响。当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邀请哈耶克和其他“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前去授课时,他们的英国学生都“逃走了”,拒绝加入奥地利学派的行列。但他们的许多概念,尤其是在资本的价值和其重要性上,最后影响了许多凯恩斯经济学家如约翰希克斯等人的著作。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前任局长阿伦格林斯潘在2000年谈及奥地利学派时如此说道:“奥地利学派的影响相当深远,他们的大多数理论都被实践了且产生深切的影响,而在我看来,他们或许对于这个国家(美国)的主流经济思想有着不可逆转的影响。”格林斯潘也称他曾经参加过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主持的研讨班。

强调边际主义

杰文斯瓦尔拉斯的研究方法一样,早期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对价值和价格理论的贡献,既强调边际主义,又强调效用。但一些重大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与其他早期边际主义理论分道扬镳。奥地利学派没有试图用数学方法表达他们的学说,因此,他们的边际概念与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的多少有点差别。对后者和后来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家来说,一个变量的边际价值是指“整个”变量的瞬间变化率。但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却故意采用了离散变量(K门格尔(K.Menger),1973年)。更重要的是,边际效用概念及其递减的观念对奥地利学者来说并不是指心理满足本身,而是这类满足依次的边际“评定”(麦克库洛赫(McCulloch,1977年)。总之,正如E施特赖斯勒(E.Streissler,1972年)所极力主张的,对奥地利学派来说,“边际效用”中重要的不是前面的形容词(边际的),而是后面的名词(效用)。门格尔认为,他的理论显示了主观的“效用”考虑,在决定经济价值时,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价值并非如马歇尔经济学“剪刀理论”所描述的由主观的(效用)和客观的(有形成本)考虑“共同”决定的,而是由消费者行为(在既定的现有商品和(或)生产可能性的框架内起作用)“单独”决定的。对于门格尔,尤其是对于维塞尔(他的名字常与这方面的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成本只是一种为了获得更高的偏好效用而被有意牺牲的预期效用。在其他边际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人们几乎化了整整20年才认清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直接表明了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而门格尔至少能立即觉察这一本质。他的“订货率较高”(higher-order)商品理论强调了生产要素部门的经济特征和价值是如何完全地从消费者对消费品的评价中得出的,而订货率较高的商品最终将促使消费品的出现。庞巴维克的贡献不仅阐发和传播了门格尔的基本主观价值论,最杰出的还是他的资本与利息的理论。在学术生涯早期,他发表了一部学术史上的巨著(庞巴维克,1884年),对以前所有的利息(或“剩余价值”或“正常利润”)理论作了包罗万象的评论。数年之后,他又发表了另一著作(庞巴维克,1889年),阐述了他自己的学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学派的声望至少部分来自这些著作。我们下面将会看到,一些后来的和当代的作者(如希克斯(Hicks),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豪斯曼(Hausman),1981年)都确信,庞巴维克的这些观点构成了奥地利学派的不朽贡献。另一些学者从门格尔反复受到的批评(熊彼特(Schumpeter),1954年,第 847页注  8)中得到提示,认为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理论偏离了门格尔滥觞的奥地利学派传统内核,甚至与之有些矛盾(拉赫曼(Lachmann),1977年,第27章)。不过.庞巴维克本人指出,他的资本与利息理论是基本主观价值论无懈可击的延伸。在消费者和生产者决策的分析中引进了时间因素后,庞巴维克发现有可能对利息现象作出解释。由于生产要耗费时间,由于精于计算的人总是有序地选择较早的收益而不是(本质相同的)较晚的收益,因此耗费资本的生产过程(即便将竞争的销蚀力量考虑在内)总是会将一部分现行产出让与先期就对耗时与迂回的生产过程作出投入的那些人。

1903年,门格尔从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上退了下来,由维塞尔继承。人们公正地称: “(维塞尔是)奥地利学派的中间人物:时间上处于中间,他所阐发的观点处于中间,他的才力也处于中间。换句话说,他既不是最杰出的天才,也不是要提到才能想起的人。……他有着最长的教学经历……”(见施特赖斯勒,1986年)。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庞巴维克已是奥地利学派的杰出代表,而且主要是因为他的著作,经济学家把奥地利学派看成典型的经济学家和科学经济学的贡献者(N布哈林(N.Bukharin),1914年)。庞巴维克不仅提出自己的理论来解释利息剩余,使资本家的这一收入失去了任何剥削性,而且还有力地和无情地驳斥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理论。在1884年著作中,他系统地应用了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对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基础的劳动学说进行了致命的批判。10年后,他耐心地但又无情地和毫不妥协地详细阐述了这一批判,剖析了那个断言,即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与构成第1卷基础的简单劳动学说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和奥地利学派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19201940年的大战间年代,当时,奥地利学派的第三、四代传人米塞斯和哈耶克(Hayek)还与经济学家就中央计划经济中的经济计算问题进行争论。

阐述者

维塞尔门格尔价值理论的早期和多产的阐述者。他有关经济学的综合性论著总结了他毕生的贡献。(维塞尔:1914年)。该著作被一些人(但肯定不是所有人)赞誉为重要的成就。哈耶克(1968年)把这篇论著看成是个人成就,不是奥地利学派代表作。在第一次大战前的10年里,庞巴维克的学术讨论会(他当了几年奥地利财政部长后重新投入学术生涯时开始主持的)才是奥地利学派著名的学术中心。参加这个讨论会,此后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有约瑟夫A熊彼特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这两位在战前就发表了著作(熊彼特,1908年、米塞斯,1912年)。

1982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成立,成为研究和推广自由主义以及奥地利学派的机构。

奥地利经济学派反对以观察的方式来研究经济学,主张观察法只能在一些可控制实验要素(如隔离的实验室)的自然科学领域才能适用,这是无法适用于复杂万分的人类行为的。相反的应该以隔离人类行动的逻辑过程的方式来研究也称作人类行为学。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便常被误以为是创造“人类行为学”一词的人。

奥地利学派指出企业家精神是发展经济的主导力量,私人财产是为了有效运用资源所不可或缺的,政府对于市场过程的干预将会导致不良后果。

如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否定有关生产成本的理论亦即被称为劳动价值的理论。相反的他们认为价值是由个人的主观偏好所决定的,这项由门格尔在1世纪前提出的心理学观点也象征了奥地利学派的成立。奥地利学派认为供给和需求是取决于个人的各种决定,亦即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原则,强调经济的决定是由个人而非集体所达成的,同时也包括边际主义的理论,以此来比较成本和利润的增长改变。

当代的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则更彻底的采纳了经济上的主观论,并反对许多新古典主义的公式。举例而言,新古典主义将经济公式化为一个平衡的系统,亦即供给和需求是互相平衡的,而奥地利学派则强调经济的活动性质、和其不断违反平衡的本质。

奥地利学派的核心理论可以总结为边际主义经济的主观论方式,并专注于与观察法完全相反的理论。奥地利学派完全专注于产品的机会成本上,反对平衡成本的不利或无用之处。奥地利学派宣称每个人在互相自愿的交换贸易下能达成更好的结果。

对于机会成本的重视与他们对于金钱的时间价值的解释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产品会因为短缺而在未来和现今受到限制,在投资和时间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必然存在。替明年生产产品的价值就和明年产品的价值相等。这表示了商业周期是由经济体系里的错误协调所主导的,并非是因为商业刺激的情报错误所造成,而是因为在一个经济体系里的人们由于货币的误导而作了错误的时机决定。这表示了,要避免经济不平衡的正确方式应该是让人们购买正确的产品,而不是控制人们购买产品的时间点。

社会是个人的集合

奥地利经济学派反对德国历史学派否定抽象演绎的方法,以及否定理论经济学和一般规律的错误态度,也反对英国古典学派及其庸俗追随者的价值论和分配论,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它认为社会是个人的集合,个人的经济活动是国民经济的缩影。通过对个人经济活动的演绎、推理就足以说明错综复杂的现实经济现象。奥地利经济学派把社会现实关系中的“经济人”,抽象还原为追求消费欲望之满足的孤立个人;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改变为研究人与物的关系,研究消费者对消费品的主观评价,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主观主义的个人消费心理学。

主观价值论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核心是主观价值论,即边际效用价值论。与萨伊等人的“效用价值论”不同,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一件东西要有价值,除有效用之外,还必须“稀少”,即数量有限。以致它的得、失成为物主快乐或痛苦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举例说明

例如一杯水对于河边的人而言,倒掉也毫不在乎,这时,这杯水只有效用而无价值;但对沙漠旅行者而言,水壶中剩下的最后一杯水,有了它如获甘泉玉器,没有它则不胜口渴的痛苦,于是这杯水就有了很高的价值;或者就像门格尔所指出的,无论一颗钻石是偶然发现的还是使用一千天的劳动在钻石矿中开采取得的,这与钻石的价值毫不相关。奥地利学派承认这是主观价值,并认为经济学上讲的价值就应该只指这种主观价值,市场价格无非是根据这种主观价值所作的估价而形成的。

分配理论

奥地利经济学派有各不相同的分配理论,门格尔认为劳动、资本和土地的收入是它们各自提供的效用的报酬;维塞尔则把它们当作补全财贷价值中各个组成要素的价值“归属”问题;庞巴维克则以现今财货的边际效用估价高于未来财货的“时差利息论”解释之。

边际效用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和分配论,是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针锋相对的。它的主要论点有:价值是主观的,是物对人的欲望满足的重要性;价值的成因是效用加稀少性;价值量的大小也只取决于边际效用的大小,与社会必要劳动无关;价值产生于消费领域,不是生产资料将其价值转移予其产品,相反是产品价值赋予其生产资料以价值;资本和土地的收入,或是各自提供效用的报酬,或是产生于现今财货与将来财货的不同估价,与剥削劳动毫不相干。总之,奥地利学派全部否定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

一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贡献包括:

有关产品分配的理论,价格是由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排序所决定的,而消费者排序最高的产品便会被加以生产。

强调研究选择的重要性,研究时间是不可靠的。

在根本上反对以数学方式来研究经济学,应该探索的是经济的本质而非特定数量的经济数字。这被视为是‘革命’性的理论,这种方式颠覆了以均衡和完全竞争为研究方式的主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庞巴维克根据马克思的转形问题(Transformation problem)理论反过来质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站不住脚。奥地利学派也认为资本家并不会剥削劳工,相反的,他们认为资本家给予劳工的薪资是高于劳工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价值的。

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主张资本密集度是和生产过程中的迂回效果(Roundaboutness)相等的。

庞巴维克证明了边际效用的法则,如同门格尔所公式化的一般,这必然等同了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法则。这个法则后来由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一名学生乔治瑞斯曼发展健全。

强调价值上的机会成本和保留需求,拒绝将供给视为是影响价值的独立因素之一。

米塞斯和哈耶克对于商业周期的理论,认为经济上的萧条是由跨期决策(intertemporal)的生产结构亦即政府的货币政策所设定的利率所造成的,因为这种结构违反了个人选择的时间偏好。

哈耶克的跨期决策平衡(Intertemporal equilibrium)概念(约翰希克斯将这个理论用在他所著的Value and Capital一书中,这本书大幅影响了二战后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发展)

米塞斯和哈耶克将价格视为是达成市场上的分散性知识(Dispersed knowledge)的媒介。

针对利率的时间偏好理论(time preference theory),以跨期选择(Intertemporal choice)理论来解释借方和贷方的时间选择而不是付给生产要素的价格。

强调在进行经济决策上的不确定性,而非依赖于某个宣称掌握了所有可能情况的“经济人”或理性的决策者。事实上,完美的知识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意味着所有的经济行动都存在着风险。

奥地利学派与马克思学派之间的经济计算理论之争,奥地利学派认为马克思学派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没有货币的存在便不可能正确的计算生产中的机会成本,同样的社会主义也不可能达成资本主义里的计算准确性。

第一次大战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处境与以前大不相同了。1914年,庞巴维克与世长辞。门格尔在退休后的长期隐居中,曾不时在校接待青年经济学家的来访,但他也于1921年逝世了。虽然维塞尔一直从事教学工作,至 1926年去世,但学术中心已转向年轻一辈经济学家。其中突出的有庞巴维克的学生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维塞尔的学生及教授职位继承人汉斯迈耶(Hans Mayer)  。米塞斯只是维也纳大学(不领薪俸的)“特约”教师,从未真正取得过教授职位。他的学术影响主要在大学圈外(米塞斯,1978年,第9章)。在20年代,其他(在战前受教育)著名学者包括理查德施特里格尔(Richard Strigl)、埃瓦尔德沙梅斯(Ewald Schams)和莱奥舍恩菲尔德(Leo Schonfeld)(以后还有伊利(Illy))。面对这些变化,奥地利学派传统得到了发扬光大。新的著作发表了,一大批年轻学者走在了前列,其中许多人在以后的数十年中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FA哈耶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奥斯卡莫根施特恩(Oskar Morgenstern)和保罗N罗森斯坦-罗丹(Paul N.Rosenstein Rodan)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奥地利学派在两个相互交叉的团体里展开了热烈的经济学讨论。一个在维也纳大学以汉斯迈耶为首,另一个聚集在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周围,在他的商会办公室举行著名的“私人讨论会”。米塞斯的讨论会不仅吸引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经济学家,也吸引了诸如费利克斯考夫曼(Felix Kaufman)、艾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和埃里克沃格林(Erik Voegelin)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就是在这一时期,维也纳的学术热情对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种接触的极为重要的结果是罗宾斯1932年发表的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罗宾斯,1932年)。主要是通过这部著作,奥地利学派的好些基本观点被汇入了20世纪英美经济学的主流。1931年,罗宾斯邀请哈耶克去伦敦经济学院讲课,此后即受命主持该学院的图克讲座。

哈耶克来到伦敦促进了“奥地利学派”周期理论的发展,并使它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早在1912年,米塞斯就对该理论作过概述(米塞斯:1912年,第396-404页)。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是因利率过低引起暂时性资源错置而造成的。而形成资源错置的,是生产者预期一部分公众愿意将消费推迟到与时间偏好的真实格局实际上相违背的程度,于是便发起新的生产过程。而继后放弃难以维持的生产项目就构成了周期的下降阶段。米塞斯强调,该理论来源于瑞典学派的威克塞尔(Wicksell)和更早的英国货币学派。事实上,米塞斯很难为这一理论被贴上奥地利学派标签提出申辩(米塞斯,1943年)。但正如他所看到的,这个理论已经牢牢地贴上了奥地利标签了。哈耶克热情阐述并广泛发展了这一理论(哈耶克:1931年、1933年及1939年),他还(通过这一理论)向英国公众介绍了庞巴维克资本学说的远见卓识,这无疑使这一发展完善的学说中留下了哈耶克自己的印记,并使经济学界认识到该理论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贡献。鉴于所有这些发展,我们显然必须认定:从许多方面讲,30年代初期是奥地利学派对整个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的时期,然而,这种辉煌的业绩却是短暂的。

事后作些思考不无裨益。这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同一个30年代初期,为什么和怎样成为决定奥地利学派命运的几乎是致命的转折点。在短短数年中,除了作为经济学派史上重要但已过去的一页,独树一帜的奥地利学派学说竟从经济学界销声匿迹了。虽然汉斯迈耶在维也纳大学担任教授直至二次大战后,但那些曾聚集在米塞斯身边的杰出青年经济学家们不久便散伙了(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其中好些去了美国大学。1934年,米塞斯移居日内瓦,以后到了纽约。由于哈耶克去了伦敦,维也纳再也不是生机勃勃继承奥地利学派传统的中心。而且,该学派中的许多学者确信,奥地利学派的主要观点已被经济学主流成功地吸收。理论经济学优势地位的出现,以及历史学派和反理论学派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失势,无疑使奥地利学者相信他们已取得了最后胜利,因此没有必要再发展独立的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了。米塞斯在1932年说过的话道出了这层意思。在谈到通常把经济学理论分为三派,即:奥地利学派、英美学派和洛桑(Lausanne)学派时,米塞斯引用莫根施特恩的话强调说,这些学派的“不同在于他们表达相同观点的方法,他们的分野更多在于使用的术语和特殊的描述,而不在于学说的本质”(米塞斯,1933年,第214页)。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奥地利学派传统得到保存并发展事实上并没有完全被主流经济学吸收,是值得和需要注意的,而这主要是通过米塞斯本人和哈耶克的杰出工作。

弗里茨马克卢普曾几次(马克卢普,1981年)列举二次大战前奥地利学派的6个主要观点。有充分的理由使人同意,这些观点确实表达了1932年时人们所理解的奥地利学派研究方法。这些观点是:(1)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请不要与政治上或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混淆,而是指它主张经济现象的解释应该回到个人行为中去探寻);(2)方法论上的主观主义(承认只有参考有关个人的知识、信念、知觉和期望,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3)边际主义(强调决策者所面临的数量的预期“变化”的重要性);(4)效用(和边际效用递减)对需求和进而对市场价格的影响;(5)机会成本(承认影响决策的成本是指,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产要素时所放弃的最为重要的选择机会,而不是指已被放弃去选择其他目的之机会);(6)消费和生产的时间结构(表明时间偏好和生产率的“迂回性”)。

不过,对上述观点作进一步评论似乎是适宜的。(1)大多数现代微观经济学都吸收了这6个观点,只是侧重程度各有不同,因此,(2)这6个观点证实了前面引证的莫根施特恩米塞斯和哈耶克论断,即“所有”的经济学流派有共同基础。然而,(3)米塞斯和哈耶克后来的研究却暗示,这6个观点并没有“真正”全面概括奥地利学派。虽然,在当时(20世纪30年代早期)奥地利派学者中很少能证明奥地利学派还有其他观点,但在该学派的传统学说中事实上已隐含着这些看法,留待后人著作加以明确阐述。由此来看,(4)一些重要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有别于微观经济学的主流,特别是因为后者是在30年代之前发展起来的。说明这些区别有待米塞斯和哈耶克来阐述,这就使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界仍保留其与众不同的“风貌”。

汉斯迈耶1932年撰文批评“功能价格理论”,并提倡使用“遗传因果”方法。这篇文章早就表明了在怎样理解经济学理论方面,奥地利学派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差别。在此文中,迈耶批评价格均衡理论没有解释导致市场价格的行为“顺序”。要理解这一顺序,就必须理解构成这一顺序的行为的最初原因。根据米塞斯和哈耶克后来撰写的论著,有理由认为迈耶当时是一言中的,道出了奥地利学派思想中重要和与众不同的含义。但是,在本世纪20年代,奥地利学者本身(和研究他们著作的人,如L罗宾斯)似乎都忽略了这一点。看来,发生在两次大战间隔时期的那次著名论战,即关于中央计划经济中经济计算可能性的争论,帮助哈耶克和米塞斯阐发了这一当时被忽略了的含义。仔细阅读一下这次论战的文献就会发现,米塞斯和哈耶克也是在回击他们的论敌“主流”均衡派的论点时,阐明了奥地利学派在理解市场时强调过程、学习和发现(拉维(Lavie),1985年)。

米塞斯曾说过,经济计算需要有价格提供指导;由于中央计划经济没有生产要素市场,所以不可能利用要素价格来指导。奥斯卡兰格(OskarLange)和另一些学者反驳说,价格不一定仅指市场价格;由中央政府公布的被中央计划国家经济经营者作为“参数”的非市场价格(就和企业理论中生产者在完全竞争的要素和产品市场上把价格作为参数一样),也可以指导经济计算。在驳斥这种说法时,哈耶克阐发了他对竞争性市场过程的解释,提出竞争性市场过程是利用分散信息的发现过程(见哈耶克,1949年,第2、4、5、7、8、9章)。在同一时期,米塞斯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市场过程特征(他没有像哈耶克那样强调知识的作用,而是强调了在开放的不稳定的世界中企业家的行为(参见米塞斯,1940年和1949年)。根据米塞斯哈耶克对市场过程理论的发展(并且承认这些发展揭示了早期奥地利学派传统理论中隐含的思想。见:柯兹纳(Kirzner),1985年,及贾菲,1976年),我们有理由在马克卢普提出的奥地利学派传统观点后面再加上下述几条:(7)市场(和竞争)是学习和发现过程;(8)个人决策是在不稳定环境中的一种选择行为(此处认定有关选择机会也是决策的一部分)。上述两个观点在奥地利学派的传统中得到了发展,并成为由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著述而引起的对奥地利学派传统学说再度重视的中心问题。在近几十年中,美国学者再度重视该学派的传统学说。

多变发展

由于 1930年以后奥地利学派历史上这些多变的发展,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在经济学讨论中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含义。其中一些含义至少是部分重选的,另一些则至少是部分矛盾的。为了理清楚这些不同的理解,列举80年代赋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些不同含义,不无裨益。

历史名称

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严格地讲,只是个历史名称。按此理解,奥地利学派只存在至30年代早期,以后,部分被微观经济学主流所吸收,部分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也持有这种观点。当今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完全了解早期奥地利学派,并引以自豪。晚近在奥地利举行的几次纪念大会和一些论著(希克斯和韦伯(Weber),1973年;莱塞(Leser),1986年)都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都把自己看成是整个专业经济学家群体的一份子。曾由门格尔维塞尔迈耶担任过的教授职位,现由埃里克施特赖斯勒继承,他著作等身,学识渊博,深受奥地利学派传统的影响,其论著涉及了奥地利学派的众多方面及其代表人物(施特赖斯勒,1969年、1972年、1973年、1986年)。

定语

对有些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是个定语,用来表达再度出现的对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学说的兴趣。这种复兴特别强调生产的时间尺度和生产率的迂回性。曾为此著书立说的学者有希克斯(1973年)伯恩霍尔茨(Bernholz,1971年、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奥洛塞尔(Orosel,1981年)。这一派观点认为,“奥地利学派”一词与一般的门格尔主观主义传统不相干(如前述,该传统对庞巴维克的理论有所保留)。

自由思想

对于其他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独特的方法论或特殊的经济学,倒不如说是政治和社会学说中的自由思想。这类观察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意味着崇尚自由市场。马克卢普(1982年)注意到(并部分赞同)对“奥地利学派”作如是观。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米塞斯论著的影响。米塞斯以鼓吹市场起因说而出名,同时他是无可争辩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因此,他支持不受干预的市场经济的强硬政策主张,很自然地被认为是现代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思想。米塞斯在美国的主要追随者默里N罗斯巴德(Murray N.Rothbard)的论著加强了这一看法,他也竭力主张和鼓吹自由主义。但是,另一些观察者会对如此定性奥地利学派提出疑问。虽然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奥地利学派的早期论著被认为是与马克思学派思想尖锐对立的,但总的来说该学派保持一种超政治的姿态。在该学派的奠基人中,维塞尔事实上明确赞同德国历史学派提出的干预主义的结论(维塞尔,1914年,第490页)。虽然米塞斯和哈耶克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效率公然提出怀疑,他们也强调他们经济学的无价值(Wertfrei)特点。他们都认为,他们在政策方面的自由市场主张与信奉奥地利学派有联系,但并不是该学派的核心思想。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对于经济学界的许多人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自1970年前后起,指的是对卡尔门格尔以及早期奥地利学派思想,尤其是经米塞斯和哈耶克发展的那些思想再度出现的兴趣。这种兴趣主要出现在美国,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著,主要包括默里N罗斯巴德(1962年)、伊斯雷尔何兹纳(IsraelKirzner,1973年)、杰拉尔德P奥德里斯科尔(GeraldP.O'Driscoll,1977年、1985年)、马里奥J里佐(MarioJ.Rizzo,1985年)以及罗杰W加里森(RogerW.Garrison,1978年、1982年、1985年)的著作。这一派的目标是突出奥地利学派关于市场是一种过程的解释与主导现代经济学均衡理论的不同之处。其结果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常常被理解为只有部分是准确的(见怀特(White),1979年,第9页),拒不采用现代数学和经济计量技术。而规范经济学则主要因均衡为方向而广泛采用这些技术。现代奥地利学派中的这批经济学家(有时被称为新奥地利学派),确自认为早期传统的继承者。他们和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赞赏市场有秩序的结果,但在理解这种结果实际是怎样取得时,又与新古典主义有分歧。正是由于这批学者的努力,早期奥地利学派的许多著作的原文和译文得到再版,在经济学界内外吸引了大批读者。

微观经济学理论

另外,还有一种与上述看法稍有关系的含义也被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联系起来了。这一观点强调经济决策的环境是极不确定的,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实际拒绝了许多已被接受的微观经济学理论。路德维格拉赫曼,(1976年)指出,GL沙克尔(G.L.S.Shackle)的论著在这方面是奥地利学派(尤其是米塞斯的)主观主义最为忠实的发展。拉赫曼本人的论著(1973年、1977年、1986年)也顺着这条思想强调了个人选择和市场结果的不确定性。

这种思路意味着,对系统理论研究结论所可能具有的重要普遍意义持严重的怀疑。因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这一涵义便在一定程度上把它和赞同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研究方法的立场联系了起来。鉴于早期奥地利学派以反对这两种研究方法而闻名,可以想象,这种联系被许多观察家(尤其是主张继承奥地利经济学派主要传统的学者)认为是一种讽刺,甚或是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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