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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戚

外戚汉语拼音为wài qī,指帝王的母亲和妻子方面的亲戚。外戚者,皇亲国戚也。皇帝的妻子,皇后娘家兄弟。与皇族宗亲没有丝毫关系。最有名的是太后的兄弟,也就是国舅。

亦称“外家”、“戚畹”。指帝王的母族、妻族。历史上,帝王年幼时,外戚往往干政擅权,甚至有改朝篡位者,如西汉末的王莽与建立隋朝的杨坚等。

汉书外戚传赞》:“夫女宠之兴,由至微而体尊,穷富贵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祸福之宗也。序自汉兴,终于孝平,外戚后庭色宠著闻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其余大者夷灭,小者放流,乌噱!鉴兹行事,亦已备矣。”

刘知几史通题目》:“如马迁撰皇后传以外戚命章,按外戚凭皇后以得名,犹宗室因天子而显称也。”

宋史李处耘传论》:“幸联戚畹之贵。”

又《后妃传上章献明肃刘皇后》:“晚稍进外家……姻戚、门人、厮役拜官者数十人。”

吴伟业《永和宫词》:“外家官拜金吾尉,平生游侠多轻利,缚客因催博进钱,当筵便杀弹筝伎。班姬才调左姬贤,霍氏骄奢窦氏专。涕泣唯闻椒殿诏,笑谈豪夺灞陵田。”

秦统一中国后,秦王政自认为“德高三皇,功盖五帝”,因而取两者之尊称“皇帝”,并由此确立整套与皇帝相关的制度,其中皇位继承制度是其中最重要的制度之一,为了万世一系地将自己的宝座传给自己的子孙,以 “奉宗庙之重,终无穷之祚”,自称始皇帝,以期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也。秦虽历二世而亡,但秦始皇开创的皇位继承制度却保留下来,到东汉时已日臻完善。这种皇位继承制度,使储君的范围集中在当今皇帝的子嗣当中,选择余地较小,一旦皇帝早逝,出现幼帝即位的概率就极大,东汉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东汉除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献帝(刘协)外,其余都未满36岁而亡。其中,除去安、质、桓三帝以刘氏宗族身份即位外,其余都遵从“父传子,家天下”的继承原则。皇帝们虽然嫔妃较多、结婚早,但由于身体发育尚未成熟,过度纵欲,无疑会影响自身的健康,使后代多体质孱弱而夭折,如果涉及宫廷争宠、废立,再加上古时医疗技术的落后,其中能成人的皇子本来就不多,皇储的选择范围就更小了。东汉先帝死时都早,所以能存活下来的皇子必然年龄偏幼,但只要先皇有子嗣却是非立不可,东汉多幼帝,这是封建制度终其一生无法治愈的痼疾。

东汉如此多幼帝,也有其偶然的原因。与东汉皇帝大多短命相反,他们的母后或皇后却都长命,且“主少母壮”。汉朝又确立了皇后的嫡正地位,在皇帝年幼、懦弱、昏庸或皇嗣中断时,皇太后可以监护人的身份监督、选立嗣位人,以至临朝称制。太后临朝称制,其权力与皇帝相等,东汉“临朝者六后”,这种情况下,太后们在选择嗣君时大多“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有些太后为了满足自身的权欲,还废长立幼,如原和帝之后邓太后,以长子刘胜有痼疾为由不立,而偏立少子刘隆,其生时才百余日,刚立不久就夭折,后又立刘牿,也才12岁,一太后竟两立幼帝,把持朝政达16年之久。东汉后宫干政的局面是汉朝时皇后制度乃至后宫制度不成熟的一个典型缩影,这也是封建地主阶级对完善后宫制度不断探索的结果,对以后不断完善后宫制度起了深远的影响.

何国舅谋诛宦竖

三国演义》有“何国舅谋诛宦竖”一回。何国舅便是何进。他是后汉少帝的舅舅,少帝名辩,是灵帝的儿子,正宫皇后何氏所生。灵帝不喜欢他,而喜欢后宫美人王氏所生的儿子,名唤协。不立正宫皇后的儿子做太子,却立后宫美人的儿子,在君主时代叫做“废嫡立庶”,是违反习惯的,不免引起朝臣的谏阻,招致全国的批评,所以灵帝迟迟未能举行。后来却一病死了。

历史上说:灵帝是把后事嘱托宦者蹇硕,叫他拥立协做皇帝的。当灵帝死的前一年,曾设立八个校尉。校尉是汉朝直接带兵最高的官,就像如今的师长一般。凡校尉手下,都是有兵的。再高于校尉的将军,却像今天的军长一样,手下不一定有兵了。当时设立八校尉,其中第一个便是蹇硕。其余七个校尉,袁绍曹操,还有后来属于袁绍、乌巢劫粮时为曹操所杀的淳于琼,都在其中。历史上说其余七校尉,都统于蹇硕。大约蹇硕是八校尉中的首席。以一校尉而兼统七校尉,其实权就像将军一般,不过没有将军的名目罢了。大概因为他是宦官,不好加他以将军的称号罢。然而其实权的不小,却可想见了。当时到底是灵帝因为他有兵权,把废嫡立庶的事嘱托他?还是他因兵权在手,生出野心,想要废嫡立庶,诈称有灵帝遗命?我们今天也无从断定。

历史上这类不知真相、难以断定的事实,正多着呢。灵帝未曾废嫡立庶,灵帝死后,一个宦官却出来干这件事,无论其立心如何,在法律上总是毫无根据的,非靠实力不能解决。蹇硕虽是八校尉的首席,其余七校尉未必肯听他的命令。而且八校尉只是新设的兵。在京城里还有旧有的兵呢。旧有的兵属谁?那何进在名义上是大将军,一切兵都该听他的调遣的。汉朝离封建时代近,大家都有尊重贵族之心。国舅是贵族,容易得人拥护。宦者却是刑余贱人,大家瞧不起的,无人肯听他的命令。所以蹇硕在当时,要废辩而立协,名义上既觉得不顺,实力上,倘使为堂堂正正的争斗,亦决不能与何进敌,只有运用手段,把何进骗进宫里去杀掉之一法。在宫外是大将军的势力大,在宫内却是宦官的势力大,宫禁是皇帝所在,攻皇宫就有造反的嫌疑,这件事无人敢轻易做。蹇硕在当时,倘使真能把何进骗进宫杀掉,他的希望,倒也或许可以达到,至少是暂时可以达到的。苦于何进也知道他的阴谋,不肯进宫,蹇硕无法,只得听凭辩即皇帝位。此即所谓少帝。蹇硕既未能废立,就不过是一个宦者,他手下的兵,是既不足以作乱,也不能拥以自固的,就给何进拿下监,治以死罪。

当后汉时,宦官作威作福,天下的人民恨极了。当时的士大夫也都痛恨他。这时候,要诛戮宦官的空气,自然极其浓厚。何进便想把专权得宠的宦官,一概除尽。然而宦官和太后是接近的,天天向太后诉苦。女人家的耳根是软的。听了他们的话,就不肯听从何进的主张。何进无法,乃想调外边的兵进京来威吓太后。这样一来,宦官知道事机危急,乃诈传太后的诏旨,叫何进入宫。何进想不到这时候的宫内还会有变故,轻率进去,竟给宦官杀掉。宦官此等举动,不知道是以为无人敢犯皇宫呢,还是急不暇择,并未考虑?总之,在此种情势之下,还要希望人家不敢侵犯皇宫,就没有这回事了。这时候,袁绍的堂兄弟袁术,正受何进之命,选了两百个兵,要去代宦官守卫宫禁。听得这个消息,就去火烧宫门,攻击宦官,宦官如何能抵敌?只得挟持少帝,逃到黄河边上的小平津。有的为追兵所杀,有的自己投河而死在京城里。那袁绍此时,正做司隶校尉,是京城里管缉捕督察的官,把他(们)尽数搜杀。

一种不适宜的制度,人类不经过长久的经验,是不会觉悟的。把宗室分封于周边,后来互相攻击,甚而至于对中央造反,这是从封建时代就积有很长久的经验的。所以秦始皇并吞六国之后,已不肯再分封子弟。汉高祖不行其法,但到景帝时吴楚七国造反之后,也就觉悟其制度之不可行,皇位传到武帝,汉武帝就把所封的王国,地方都削小,政权也都夺去了。至于外戚秉政,足以贻祸,则其经验较浅。所以在汉代,前汉为外戚王氏所篡,后汉还是任用外戚。但所用的外戚,没一个有好结果,然而一个外戚去,一个外戚又来。于是出现了外戚掌权和宦官专权轮流交替的死循环。正和辛亥革命以前,一个皇帝被打倒,又立一个皇帝一样。当一种制度的命运未至灭亡的时节,虽有弊病,人总只怪身居其位的人不好,而不怪到这制度不好。譬如当今时代,我们天天骂奸商,却没有人攻击商业制度一样。

第一个原因,是东汉加强中央集权的努力走向了反面。

贯穿于中国官僚制度发展史的一条主线,就是要解决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问题。东汉建立后,刘秀采取了种种 措施,来加强皇权。 《后汉书仲长统传》说,“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窍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东汉王朝仍然设置名为宰相的“三公”司徒(丞相),太尉司空御史大夫)。三公虽然享有崇高尊荣的地位和名誉,秩禄高达万石,但是,三公不能管理具体的事务,仅仅是“坐而论道”而已。刘秀把具体的权力,交给了号称“台阁”的尚书台。 “尚书”原来是少府辖下的机构,西汉中期,武帝刘彻以“尚书”为基础,设置了与外朝相对应的“内朝”。汉武帝选用一些中下级官吏,作为自己的侍从与助手,给他们以侍中给事中常侍等头衔,与“尚书”的长官尚书令一起,组成宫中决策机构,称为“内朝”或者“中朝”。原来的三公九卿等朝廷官员称为“外朝”。外朝无决策权,只是执行内朝命令。朝廷大臣要参与机要,必须要有“领尚书事”或者“平尚书事”的头衔。

东汉建立后,刘秀将“尚书”的职权范围和机构进一步扩大,发展成为“尚书台”。尚书台的正副长官分别为尚书令和尚书仆射,另设尚书左右丞各一人,作为尚书令仆的辅佐官。尚书台下设置“六曹”,各曹的长官为侍郎,六曹分别管理国家的各项具体事务:“三公曹”负责监察;“吏部曹”负责任免官吏;“民曹”负责赋役税收;“客曹”负责少数民族事务和外交事务;“二千石曹”负责刑罚诉讼;“中都曹”负责首都治安。尚书台官员的品位并不高,尚书令秩仅千石,尚书仆射秩仅六百石;各曹的长官“侍郎”仅四百石;而具体管理事务的长官“令史”,秩仅二百石。尚书台各级官员的官阶虽低,但是,朝廷之上,事无巨细,无所不掌,权力极大,直接听命于皇帝。东汉对尚书台“官小权大”的这种安排,目的就是更便利于皇帝的控制。

刘秀加强皇权的这种措施,在东汉初年确实起到了明显的作用。然而,到了东汉中期,却发生了一种微妙的权力转移。尚书台职微权重,既拥有实际权力,又便于皇帝控制。而尚书台既然便利于皇帝自己控制,自然也就便利于外戚的控制,自然也就便利于宦官的控制。不论是外戚,还是宦官,只要加有“平尚书事”、“录尚书事”的头衔,就能指挥、控制尚书台,而一旦控制了尚书台,就等于把国家政权掌握在了自己手中。所以说,中央职能部门职微权重的这种安排,给外戚与宦官轮流专权提供了制度方面的便利。

第二,东汉时期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是外戚宦官专权的阶级基础。

豪强地主的势力到东汉中期更为发展。他们在经济上抢占土地,争夺人口,就必然在政治上争夺权利。东汉的外戚,一般都是功臣宿将,名门大族,他们是豪强地主上层的代表。东汉的外戚,主要有“马、窦、邓、梁”四大家族。东汉明帝马皇后,是大功臣马援的女儿;章帝的窦皇后,是大功臣窦融的曾孙女;和帝的邓皇后,是功臣邓禹的孙女;顺帝的梁皇后,是功臣梁统的后代。这四大家族,集功臣与外戚于一身,势力非常强大。除了马皇后一门,能够自我谦抑之外,其余的几家,都是专横跋扈,显赫一时。

宦官一般出身低微,目不识丁,为一般人所不齿。然而一旦掌权之后,宦官也开始兼并土地,上升为地主阶级。我们说,宦官并不一定都是坏人,宦官中也时有出类拔萃者,修《史记》的太史公(司马迁),发明造纸术的蔡侯蔡伦),下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都在青史上留有好名。宦官虽然不都是坏人,但是,宦官政治却一定是黑暗的。这是因为:第一,宦官身受腐刑,性情上变态,对社会、对正常人存在着仇视心理;第二,宦官没有后代,因此也就不受道德观念的丝毫约束;第三,宦官出身低微,目不识丁,没有文化素养;第四,宦官只懂得送往迎来,阿谀奉承,而没有任何政治经验。

中常侍苏康、管霸等“用事于内,遂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到东汉后期,灵帝与宦官更是公开卖官,由于所得金钱贮存于西园,史称“西园卖官”,上至公卿,下到地方守令,皆有定价,一手交钱,一手给官。

宦官上升为豪强地主,但不为上层豪门及清流所看重,乃是豪强地主下层的政治代表。

第三个原因是,东汉从中期的和帝开始,往往是幼主继位,母后临朝,主少母壮。

东汉中后期的十一个皇帝

和帝

十岁

殇帝

百日小儿

安帝

十三岁

少帝刘懿

年不详

顺帝

十一岁

冲帝

两岁

质帝

八岁

桓帝

十五岁

灵帝

十二岁

献帝

九岁

由于皇帝大多夭亡,太子年幼继位,于是,就出现了母后临朝,垂帘听政的情况。 《后汉书*皇后纪》评论说: “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

这些垂廉听政的太后们,年龄都不大,一般不过二十几岁。她们死了老公,精神空虚颓废,无以寄托,把思想感情的关注点,从夫妻生活转移到朝廷大事的处理上来。然而,这些年轻的太后们没有起码的社会经验和统治经验,也基本上没有文化知识。她们根本没有能力来驾驭国家机器,只好依靠自己娘家的的父兄,帮助自己来处理国家大事。这样一来,国家政权便落到了外戚的手中。

当皇帝成年后,为了夺回政权,解除外戚的威胁,只有依靠自己身边的宦官了。皇帝幼长深宫,势单力薄,关系最密切者,莫过于宦官。正如《后汉书*宦者列传》所说:“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皇帝自幼,一切就由宦官照管。宦官照管皇帝的日常起居,熟悉皇帝的性情习惯,是皇帝身边唯一的亲信。当皇帝长大成人,要求拿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政治权力的时候,必然地同企图继续专权的外戚集团产生矛盾。在同外戚集团的斗争中,宦官也就天然地成为皇帝的盟友。于是,在宦官的协助下,皇帝夺回了政权。夺回政权之后,有功的宦官“遂享土地之封,超登公卿之位”,国家的权力便落到了这写有功的宦官手中。然而,当皇帝死去,新君继位,宦官由于政治身份卑贱而不能辅政,于是又有新的外戚上台。这种外戚宦官轮流专权的局面,就成为东汉中后期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

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而光武帝不同于其它开国皇帝的是,没有大肆屠杀或者压制开国功臣,反而对他们礼遇有加,功臣们大多能保全性命、待遇和地位。东汉时,婚姻讲究门当户对更成为一种牢固的观念。于是,与皇帝结亲的大多是将相功勋和世代公卿巨族的家庭,他们本来就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当他们的女儿姐妹甚至姨姑成为后妃特别是皇后或太后时,靠着这种裙带关系,他们会得到更多的恩宠,获得更高的权力和地位。并且,临朝的太后们,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一般都会召父兄入参大政,掌握军政大权。外戚中当权者们为了长期掌权的需要,千方百计地控制并笼络住皇帝,拥立幼帝即位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例如梁冀先后拥立三幼帝,冲帝(刘炳)、质帝(刘缵)、桓帝(刘志),执掌朝政大权多达18年之久,“父兄子弟并为卿校”,结党营私,纵容腐败。期间,质帝稍对梁冀不满,竟被毒死,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外戚们的倒行逆施引发幼帝的不满,一旦幼帝成人后亲政,就会借用宦官铲除外戚势力,最终导致了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的恶劣后果。

东汉王朝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出现众多幼帝即位的现象是地主阶级在构建政权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阵痛,幼帝即位、外戚专权、宦官干政是这场阵痛中的三个焦点,也是历代封建王朝着手解决的重点,但终其一生,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三大痼疾,这三大痼疾最终伴随着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结束而消亡。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必兴灭继绝,修废举逸,然后天下归仁,四方之政行焉。传称武王克殷,追存贤圣,至乎不及下车。世代虽殊,其揆一也。高帝拨乱诛暴,庶事草创,日不暇给,然犹修祀六国,求聘四皓,过魏则宠无忌之墓,适赵则封乐毅之后。及其行赏而授位也,爵以功为先后,宫用能为次序。后嗣共己遵业,旧臣继踵居位。至乎孝武,元功宿将略尽。会上亦兴文学,进拔幽隐,公孙弘自海濒而登宰相,于是宠以列侯之爵。又畴咨前代,询问耆老,初得周后,复加爵、邑。自是之后,宰相毕侯矣。元、成之间,晚得殷世,以备宾位。知故誓汉兴,外戚与定天下,侯者二人。故誓曰:“非刘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是以高后欲王诸吕,王陵廷争;孝景将侯王氏,修侯犯色。卒用废黜。是后薄昭窦婴、上官、卫、霍之侯,以功受爵。其余后父据《春秋》褒纪之义,帝舅缘《大雅》申伯之意,浸广博矣。是以别而叙之。

朱元璋称帝后,立马氏为皇后,马氏勤于内治,史书记载宋朝的皇后大都比较贤良,马氏就将宋代的家法汇编成册,让后妃们朝夕攻读。正是由于马皇后的这一措施,使得明朝的皇后贤惠的占了大多数,也很少出现外戚专权的局面,可以说马氏为明政权的稳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明朝为防外戚专权,制定出了“公主俱选庶民子貌美者尚之,不许文武大臣子弟干预”的律法。规定驸马须从平民或低级官吏家庭中选取,而且子弟被选中的人家,近亲中便不能再出仕为官,即使已经做着官的也得退休回家,驸马终生只拿俸禄而不能为官。

马太后是东汉名将马援的女儿,明宗的皇后。肃宗即位以后,她被尊为皇太后,临朝辅政。她虽贵为皇后、太后,却十分谦逊,在位23年,始终以国家为念,多次拒绝封赏马氏兄弟,拒封外戚,为时人传诵。

马太后有3个哥哥,二哥马防在显宗朝任黄门侍郎,这个官职虽说不高,但因经常伴随皇帝左右,提升极快,可马防在任期间却一直没有被提升。这倒不是因其才能不足,更不是皇帝无意擢拔,而是因为皇后从中阻拦。因此,直到永平年间,马防都一直不得升职。

肃宗虽说不是太后所生,但却倍受太后恩宠,因此,肃宗即位后,很想报答母后的恩情。建初元年(公元76年),肃宗欲封三位舅父为侯,马太后不但坚决不允,而且还削了马防的侍郎官职位。肃宗十分不解地问母后道:“舅父在孩儿身边尚且不到一年,并无过失,为何削职?”太后答道:“之所以这样做,是不想让人说我亲近外戚,遭臣僚们的非议呀!”

肃宗又对母后说:“自高祖以来,加封外戚天经地义,无可厚非,母后心存谦虚,孩儿十分钦佩,但又何必阻止我加封舅父们呢?况且长舅年事已高,另两位舅父身染重病,如若不令封侯,孩儿必当抱憾终生!”

太后非常理解皇儿的心意,但念及国事,便说道:“古来孝道以安亲为上,皇儿注重孝道,母亲非常高兴,但近年来天灾不断,谷价倍增,百姓连糊口都难,又何必定要食封外戚,加重我的不德呢?况且,马氏对国家并无柱石之功,怎能像阴、郭两后那样为母家封侯拜官,依我看,还是不封为好,万望皇儿勿违母亲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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