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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

墓葬俗称山坟,用来安置去世的人。古墓葬是清代以前的墓葬。古代葬俗因时代、地方的不同而有差异,有土葬、火葬、水葬等。常见的多是土葬。墓葬多有随葬品。

明、清时期的墓多数有碑,易于识别;清朝九品官以上的墓较多,一般墓碑上刻有其官职;一经发现都要及时上报。明清以前的墓则很难在墓地表面分辨出来,因此在开发推土过程中,必须特别注意。明、清时期多灰砂墓;明清以前多土坑墓、砖室墓。葬具多为木棺,也有瓮棺、陶棺、石椁、石棺;有的因各种原因,下葬后又将死者遗体挖出来重新装棺或装在陶罐里,移到别的地方埋葬,俗称移(迁)葬,又叫二次葬。

其葬具多为陶罐,俗称骨。墓葬多有随葬品,明、清以前多以生活用具、生产工具陪葬,有的有专门用作陪葬的明器,如汉墓中出土的陶屋、陶灶、陶片、陶猪等;明、清时期,盛行薄葬,陪葬品很少,一般以装饰物如玉器、金银器为主。

中国古墓葬墓与葬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事物。“墓”是指放置尸体的固定设施,“葬”则是指安置尸体的方式。在考古学上,二者常被合称为“墓葬”。在墓葬中往往还包含着各种随葬的器物。自古以来,由于受“祖先崇拜”以及“事死如生”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对丧葬十分重视。因此,墓葬资料所提供的就不仅仅是埋葬习俗和墓葬制度本身,往往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政治、经济、生产、生活、风俗、宗教、观念等方面的情况。所以,墓葬所展现的埋葬习俗与埋葬制度常常被视为当时社会的缩影,墓葬研究就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墓”作为放置尸体的固定设施,是随着人类文化的进步而发生的,并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最初的时候,对尸体的处理非常简单。《周易系辞下》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即用茅草裹尸,弃置荒野了事,并不挖墓穴。后来,人们可能不忍心看到亲人尸体被禽兽所食,开始掩埋尸体,于是就出现了专门放置尸体的墓穴。

在旧石器时代,由于人类经常利用天然洞穴作为住所,故也常利用天然的洞穴或岩棚作为墓地以安置尸体,如山顶洞人的墓就与住所处于同一洞穴之中。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由于生产力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便开始有意识营造各种形式的墓,墓葬及埋葬习俗更加流行且形式多样,而且明显具有制度化的特点。

中国所发掘的3000余座母系氏族公社墓葬表明,史前时代的葬俗因时代、地域、文化的不同而在墓形、葬式、葬具等方面显示出不同的特色。尽管如此,史前时代各文化共同体一般都是以氏族制度为基础的,因此在埋葬制度方面往往也存在着一些符合氏族制度的共同原则。在新石器时期,人们掘坑埋尸已成为黄河流域最普遍的葬法,出现了氏族公共墓地,有单人葬、多人葬、二次葬等葬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还出现了成人与婴幼儿分葬及等级埋葬制度。到原始社会末期土坑式墓葬从黄河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东南沿海、东北地区,出现了男女合葬,男子仰面直身和女子侧体屈身表明父系氏族的社会结构特征,墓坑也更加规整,通过墓葬规模大小、葬具的有无或质量以及随葬品多寡优劣等来体现身份等级的差异更加明显。

龙山时代,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在氏族公共墓地原则普遍存在的同时,因等级差异而存在的不同等级分葬现象更显突出,甚至还因聚落的等级差异出现了不同规格的贵族墓地,其中以良渚文化的情况最为清楚。反山和瑶山遗址都是良渚贵族墓地,但反山墓地的规格明显高于瑶山墓地;另外,还有不少规格低于瑶山的良渚贵族墓地。中原地区陶寺墓地也存在不同等级分葬现象,墓葬规格可分为三类七、八个等级。

在原始社会早期,墓穴形式很简单,只在地下挖一土坑,墓坑一般较小,只能容纳尸体,无棺椁,尸体也无特殊东西包裹。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大汶口文化后期,少数墓坑面积很大,坑内沿四壁用天然木材垒筑,上部用天然木材铺盖。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墓室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种木椁地宫:进入阶级社会后,墓葬制度中存在着严格的阶级和等级的差别,统治阶级陵墓有着十分宏大的规模。河南安阳侯家庄的一座商代亚字形墓,墓室面积约330平方米,加上墓道,总面积达1800平方米。王和各级贵族的墓,都用木材筑成椁室。椁是盛放棺木的“宫室”,即棺外的套棺,将砍伐整齐的大木枋子或厚板用榫卯构成一个扁平的大套箱,下有底盘,上有大盖,在椁内分成数格,正中放棺,两旁和上下围绕着几个方格,称之为厢,分别安放随葬品,如1972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发现的西汉墓棺椁形式墓葬侯利苍妻墓即属此类。棺中女尸完好如初,厢内随葬品有漆器、帛书、绵绣、乐器、竹简、木俑、农畜产品、中草药、印件等1000 余件。

“黄肠题凑”是木椁玄宫的发展,其规模、复杂程度为木椁地宫高峰。黄肠是指柏木黄芯即榫头用柏木芯;题凑是指椁室的构筑形式,榫铆结构前身,方木交叉构筑,榫头后无现实建筑意义,成为礼仪象征,即为“题”,“凑”为构筑形式。至汉时,榫头已脱离椁木,在椁室周围堆放,成为“题凑”,若从内侧看,四壁都只见枋木的端头。根据文献记载,这种葬制至迟在战国时已经出现,目前所知发现年代最早的黄肠题凑是凤翔秦雍城秦景公1号大墓出土,此外还发现西汉早期、中期、晚期的黄肠题凑。其中西汉中期的北京大葆台汉墓1号墓,是用15000多根柏木椽叠垒成的宏大题凑,高达3米,直抵墓室顶部,其内设有回廊及前后室,为黄肠题凑的成熟形式。

第二种砖石地宫:从汉代开始,普遍采用砖石筑墓室,木椁墓室逐渐被取代。这是中国古代墓制度的一次划时代的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从西汉中期才开始的,然后普及到各地。西汉中期,中原一代流行空心砖墓;西汉晚期开始出现石室墓,墓室中雕刻着画像,故称“画像石墓”。墓室的结构和布局,也是仿照现实生活中的住宅。从汉到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砖石砌筑的墓室和地宫一直在不断发展。

第三种土洞地宫:在北方黄土富集地区,利用土层厚,粘性强,质地均一和降水少的特点,开凿成土洞土宫,壁面有精美雕刻和壁画。如西安乾陵的陪葬墓,永泰公主、章怀太子和懿德太子墓,唐僖宗靖陵地宫。

在原始社会早期,墓中随葬品主要是死者生前喜欢和使用过的物品,包括陶器皿、石制和骨制的工具、装饰品等。在同一墓地中,各墓随葬品的多寡、厚薄往往差别不大。到了原始社会晚期,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如在汶口文化晚期10号墓中,有结构复杂的葬具,死者佩戴精致的玉石饰物,随葬玉铲、象牙器和近百件精美的陶器。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贫富分化更加悬殊,王和贵族墓的随葬品极其丰富、精美,包括青铜器、玉石器、漆木器、骨角器鲁等。商代还流行人殉制度;人殉是用活人来为死去的氏族首领、家长、奴隶主或封建主殉葬。商王和大贵族的陵墓,殉葬者少则数十,多则一二百人,包括墓主人的侍从、婢妾、卫兵和各种勤杂人员。人殉在西周前期仍很普遍,中期以后稍减少。从战国开始,用木俑和陶俑随葬的风俗已盛,这可以看作是人殉的替代。

从西汉中期以后,随葬品中增添了各种专为随葬而作的陶质明器,包括仓、灶、井、磨、楼阁等模型和猪、狗、鸡等模型。到了东汉,明器的种类和数量愈多。这是中国古代墓葬在随葬品方面的一次大变革。魏晋南北朝时期,随葬品主要是陶瓷、器皿、陶制模型、陶俑和镇墓兽。隋唐五代时期,随葬品以大量的陶俑为主。陶俑分为出行时的仪卫行列和家居时的家臣侍者两大类。宋至明代,随葬品以实用物品和珍宝为主,包括陶瓷器、金银器和玉器等。

大约从殷末周初,在墓上开始出现了封土坟头。春秋战国以后,坟头封土越来越大,形状好似山丘。特别是帝王陵墓的封土,工程大,发展变化明显。下面介绍几种帝王陵墓的封土形式:

第一种“方上”。其做法是在墓穴之上,用土层层夯筑,使之成为上小下大的方锥体,因其上部为一小的方形平顶,好像方锥体截去了顶部。故日“方上”。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的坟头,望上去好像一座土山,它的形式就是典型的方上。汉代帝王陵墓的坟头也多采用方上形式。

第二种“以山为陵”。即利用山丘作为陵墓的坟头,唐代帝王陵采用了以山为陵的形式。唐昭陵就是以九山为陵,凿山建造的。

第三种“宝城宝顶”。即在地宫之上砌筑高大的砖城,在砖城内添土,使之高出城墙成一圆顶。这种城墙称之为“宝城”,高出的圆形坟头,称之为“宝顶”。在宝城之前,还有一个向前突出的方形城台,台上建方形明楼,称之为“方城明楼”,楼内竖立皇帝或皇后的谥号碑。明清两代的皇帝和后妃皆采用了这种以宝城宝顶的方城明楼构成的坟头。

周惠王冢

墓在老城乡小寨村西,传为古冢。清乾隆二年(1737年),久雨穴陷,墓门石额裸露,上写:“周惠王阆肆历二十五祀”,因而确定为周王墓。今墓冢尚在。

周冉伯牛墓

周先贤冉伯牛墓在白鹤村南。清嘉庆《孟津县志》载:“墓在县西二十里白坡镇南。雍正元年(1723年),河南知府张汉筑以周垣,树之石碣。”

汉赤眉冢

墓在白鹤乡雷湾村西0.5公里的邙山脚下,为一夯土丘,高约2米余,直径约5米。传为赤眉冢,是赤眉军首领樊崇之墓。

汉樊哙墓

汉武阳侯樊哙墓在王良乡落驾沟村一带。清嘉庆《孟津县志》载:“哙从高祖定天下,尝以将军守广武,益食平阴二千户,后封武阳侯,今樊山下有冢,传为哙墓。而《通志》云:‘哙墓在舞阳县北二十四里’”。《江夏县志》又载,樊哙墓在灵泉山天马峰下。今转录,供后人考证时参考。

汉贾谊墓

汉太傅贾谊墓在平乐乡新庄村东,洛孟一号公路所经之大坡口西侧,俗称贾生墓。

汉邓晨墓

《后汉书李王邓来列传》载:“晨初娶光武姊元。……光武单马遁走,遇女弟伯姬,与共骑而奔。前行复见元,趣令上马,元挥手曰:‘行矣,不能相救,无为两没也。’会追兵至,元及三女遇害。”“光武即位,封晨房子侯。帝又感悼姊没于乱兵,追封谥元为新野节义长公主。”邓晨卒,“诏遣中谒者备公主官属礼仪,招迎新野主魂,与晨合葬于北芒。”

汉祭遵墓

汉颍阳侯祭遵墓约在今朝阳乡一带。《后汉书铫期王霸祭遵列传》载,建武“九年春卒于军……临死遗诫牛车载丧,薄葬洛阳。”清乾隆《洛阳县志》载:“墓在北邙。”

汉刘宽墓

汉逯卿侯刘宽墓约在朝阳乡一带,清乾隆《洛阳县志》载,墓“在北邙山”,名大尉冢。

汉班超墓

清乾隆《洛阳县志》载,墓“在北邙山”。朝阳乡障阳村西有一大冢,俗称班墓,可能是汉定远侯班超墓。

晋石崇墓

《晋书》:“及惠帝复祚,诏以卿礼葬之”。《通志》:“墓在河南府城北邙山。”今考证金谷园遗址在送庄乡凤台村西南原金谷水流经的浅谷中,该乡东山头村南有一冢名尉冢,可能是晋卫尉石崇墓。

北魏冯熙墓

北魏驸马都尉昌黎王冯熙墓在平乐乡上古村南。《魏书外戚上》载,冯熙“薨于代。……诏有司豫办凶仪,并开魏京之墓,令公主之柩俱向伊洛。……柩至洛七里涧,高祖服衰往迎,叩灵悲恸而拜焉。葬日,送临墓所,亲作志铭。”平乐乡上古村南邙山高阜处称冯王山(谐音为凤凰山),上有冯王冢。在偃师县邙岭乡刘坡村曾发现一通唐碑,一端题“后魏洛州刺史侍中兼太师昌黎冯王新庙碑”。该碑为唐懿宗八年十一月九日,由冯熙的十二代孙玄规、玄贶等八人同立。刘坡村西距上古村仅1公里,“冯王新庙碑”证明上古村南的冯王冢当属可靠。

北魏元墓

墓位于朝阳乡向阳村西百米处。北魏宣武帝死后,为反胡太后篡政,元伙同宫廷总管刘腾于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宰相元怿,囚禁胡太后。后刘腾病死,胡太后返政,鸩死元。由于元妻系胡太后之妹,故殡葬从优。孝明帝孝昌二年(526年)七月二十四日葬于成周北山上长陵茔内。

1975年洛阳市革命委员会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唐苗蕃墓

苗蕃为唐太原参军,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卒,妻张氏将其葬于平阴。苗蕃夫妇墓志在朝阳乡小梁村出土。

唐李虚中墓

唐殿中侍御史李虚中墓志在朝阳乡卦沟村出土。

唐狄仁杰墓

墓在老城乡梁周寺村南。清《孟津县志》载:“乾隆六年(1741年),署郡守李光型题石碣,筑周垣。”

洛阳白马寺也有狄仁杰墓。特记入供后人考证。

宋魏威信墓

宋驸马都尉魏威信墓在平乐村南约2公里处。旧时墓前有马、虎、狮、羊等石雕,现白马寺山门前的石马即该墓故物,抗日战争前由白马寺住持德浩和尚迁去。

宋石守信墓

石守信在后周任洪州防御史,在宋为魏国公、归德军节度使,晚年谪居洛阳,任河阳三城节度使。他和两个儿子均葬在常袋乡石碑凹村西北,现两通巨型墓碑仍在。石碑凹村即依此碑而得名。

宋张咏墓

宋左仆射张咏墓在平乐乡天皇岭骆驼峰。明正统间御史周济相地开圹,得张咏墓志。

元伯颜察儿墓

伯颜察儿官至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封蓟国公,卒后赠淮阳王。墓在平乐村一带。

元察罕帖木儿墓

察罕帖木儿,字廷瑞,曾祖元初随大军到河南,后在河南安家。墓在常袋乡石碑凹村。

明袁可立墓

民国二十二年《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陵墓》:"袁尚书可立墓在(睢州)城南五里,骆庄南里许,碑刊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袁节寰(袁可立)墓。"明崇祯六年(1633)十月十一日,袁可立卒。崇祯七年九月初七,明崇祯皇帝遣使至睢州祭葬,原墓按崇祯朝最高规格御制,墓志铭为首辅孔贞运撰文,书法家王铎书丹。

清王铎墓

王铎死后,清顺治帝赐葬于偃师黑石关之祖茔。传说王铎葬时四门出棺,并在孟津城四门外各置疑冢,真棺潜葬家中,真伪难考。但四城门外原各有王铎墓确是事实。

都兰墓葬出土的丝织物生与死的界限在现代医学上有争议,古代更是划分不清。古人比较普遍地相信人死只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因此要厚葬死人,将大量物品放入墓中。墓内的随葬品也成为后人了解死者和那个时代方方面面的标本。都兰墓葬出土的遗物有织物、木器、金银饰件、陶器、皮革制品、马具等,它们不仅勾勒出吐蕃贵族阶层生活的轮廓,也是探索当时社会状况的线索。不过在进行所有问题研究之前,确定墓葬的年代最重要。

出土的织物从色泽纹样上看都很精致,有锦、绫、罗、绢、纱等,颜色有粉红、深紫、淡黄、暗绿、暗蓝几种。3号墓的一块红色墨绘花卉的绫引人关注,不仅漂亮,也成为断定年代的依据。这件织物质地本身有复杂的暗花,隐约看出是双圈联珠纹内有回首的鹿,鹿身带翼。这种纹样带有浓厚的中亚文化特点,其时代可能是唐初或稍早,但是暗花上面的墨绘花纹却是阔叶折枝花。在中国古代花纹演变的历史中,阔叶大花是8世纪中叶以后流行起来的。如西安南郊何家村遗宝中8世纪中叶的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所饰折枝花草纹就是肥厚繁茂的阔叶大花,与这件织物上的墨绘花纹十分接近,年代也应大致相同。织物的制造时间可能较早,可上面的墨绘大花是后来画上去的,当然墓主人使用这织物的时间以及墓葬的年代不会早于8世纪中叶。

任何物品都会留下当时的印记。科学教会人严谨,求证时必须小心翼翼,但绝不是让人放弃驰骋的思绪;大胆地假设并非学术上的放纵,而是掌握大量资料又把以往的学术积累加以继承后提出的。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看得见的实物,这些形象的东西容易激发人的灵感,有时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这些织物残片虽然无法分辨出原来的用途,但大致可以断定,吐蕃人还不能生产如此丰富多彩的织物,它们应该来自外部世界。吐蕃贵族用上这些外来的高级织物制作衣服和用具以示自己的高贵,应该是时尚的新产品,这些织物的时代就为墓葬的断代提供了线索。

一、墓室大小不同。贵族墓室小则几十平方米,大则超过100平方米,而平民的墓室一般仅有12个平方米。二、棺椁档次不同。贵族的装殓尸体用棺外还套以木椁,棺椁上面雕刻着精美的花纹,并涂以多层漆,甚至还附贴麻布和绢以装饰保护棺椁。而平民的墓葬则有棺无椁,甚至连棺也没有,仅将尸体埋于墓坑中。

三、贵族墓葬有人陪葬,少则一二人,多则数十人,甚至上百人。而平民墓葬绝对不会用人陪葬。

四、贵族墓葬陪葬品数量多且豪华,不仅有玉器、陶器,还有青铜器爵和鼎之类,而平民的陪葬品仅为陶器或者是一些日常劳作工具,如石铲、蚌镰,青铜器陪葬者甚为少见。至于奴隶的葬仪,在殷商时代仍沿用旧制,“厚之以薪,葬之中野”,他们辛勤地为他人劳作了一辈子,死后被拎着抛弃在沟壑之中,其尸肉任野兽撕啃,尸骨任风雨吹打。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殷人尚鬼风习的影响,加之历史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财富的极大丰厚,所以在殷商时期,社会文化心理十分崇尚厚葬,不仅陪葬物品越来越丰富,而且越来越精致豪华,品种日益增多。从一般的劳动工具到简单的装饰,从生活用品到贵重的礼器和乐器,应有尽有。

在下葬的期限上,春秋时期亦有明确的规定:“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此制成为后人遵循之模式。

到了秦朝,秦国苦心经营,灭六国而一统天下。秦国的空前强大,使得秦王朝的皇陵也表现出排山倒海、气吞山河的气势。雄伟的布局,高大的墙垣,华丽的寝殿,坚固的坟丘,丰富的陪葬,成为后来王者陵墓的样板。

旧时有地位的人很重视墓地的选择,认为风水好的墓地能使后人家业兴旺。现在公墓一般都利用荒山瘠地修建,不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但经过规划建设,植树种绿,也是景色秀美,鸟语花香,成为故人安息的好去处。虽然现在的公墓在各个方面发展较快,但因各种原因,丧家在选择公墓时还是应掌握以下几个要点:

(1)根据有关的规定,经营性公墓必须有《公墓经营许可证》。该证确定了公墓的合法地位。同时,购买墓穴必须使用市级部门统一的墓穴证书和购墓合同书。有些公墓不经管理部门允许而擅自经营,一旦发生纠纷会给购墓人带来麻烦,造成损失。

(2)地理位置便利。民间有清明扫墓的习俗,举家外出踏青扫墓、祭先人,首先要考虑出行方便。路途太远、交通不便会使扫墓费时又劳累。一般可选在居住地的郊区。以上海为例,自八十年代起,市政府为解决骨灰安葬难的问题,批准在市郊利用瘠地建了一些公墓,现在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象滨海古园、徐泾西园、卫家角息园、淀山湖归园、颛桥寝园等都是上海知名的公墓。这些公墓在市区都有代办点,买墓有专车免费接送。平时祭扫交通也十分便利:双休日有专车接送,清明冬至时期每天从早到晚都有专车进出公墓。上海市民不用再象以前受车马劳顿之苦去外地安葬亲人,在本市便可得到便利周到的服务。

(3)根据公墓的建造风格选择。现在公墓很多,风景地貌有差异,建筑风格各不相同。有的在山上,有的在水边。有的是中国园林式,如滨海古园、淀山湖归园,园内景色自然流畅,幽静典雅,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是道路整洁、树木参天、湖水假山、亭台楼阁,成为上海市花园单位;有的是欧陆风情式,如徐径西园,高大的法国城堡式门楼,气势不凡的大型喷水池,宏伟的罗马建筑长廊,典雅的希腊神话人物雕像等等。 一座好的公墓环境优美,绿树环绕,管理严格,服务齐全。丧家不妨实地察看并按自己的意愿选择。

公墓选好后,还要挑选墓穴的式样。墓穴有单穴、双穴、三穴。单穴是死者单独埋葬,占地不超过1.5平方米。双穴一般为夫妻合葬,占地不超过3平方米。三穴一般为家庭合葬,占地不超过4.5平方米。做墓用的石材种类繁多,质地、花纹各不相同。不同的石材质地、雕刻工艺以及占地大小、地理位置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和销售价格。普通的单穴墓价格在1500-4000元左右。双穴在4000-8000元左右。艺术墓的价格要高些,一般是由消费者同公墓的经营者协商定价。有的公墓环境好、基础设施完备、道路通畅,价位自然较高些;而一些较简陋的公墓墓穴价格就便宜。同一个公墓中,道路两旁的墓穴因地方相对较宽畅,祭扫方便,也比其他墓穴的价格高些。

“墓”是最基本的,从古意上讲,挖个坑将尸体(棺材)放入后,盖土,与地面平,不植树者称墓。秦汉以后就和现在含义差不多了。“坟”要比墓稍晚,是起土堆成的。现在坟墓的含义是差不多的。这两个称谓都为普通老百姓用词。

“冢”要比坟更高,冢,高坟也。《说文》,是贵族、有身份的人的死后居所。

“陵”更高的土山,是皇家专用的名称,秦始皇陵、十三陵等。“林”面积大,是圣人的墓地所在,如孔子的墓称为“孔林”,关羽的墓被称为“关林”等。

普通墓最为常见,即地面用石板铺就,墓穴在中间,墓穴后树石碑,后方和两边用石板围起,成为一块半封闭的墓地。人们看到的一排排兵营式墓即是。

草坪墓是不树墓碑,不围墓地,直接将套骨灰盒的石椁埋入地下,石椁上方盖上石碑,石碑稍高出地面平铺,上刻碑文,周围种上绿草。整个墓地看上去是绿草一片。

艺术墓很多是根据死者的生平而专门设计的墓型,是艺术化与个性化的高度结合,文化品味很高,充分体现了家属的一片深情和设计者的匠心。如滨海古园中艺术家白杨、蒋君超夫妇的合葬墓是用矩形平台象征舞台,以一大块汉白玉为背景,寓意银幕;音乐教育家范继森、范大雷父子的墓碑是树起的一架钢琴;用"一本被打开的书"来概括知识分子的一生等等。艺术墓特色鲜明,耐人寻味,深受丧家的欢迎。因此,只要丧家提出要求,公墓就有专业的设计师代为设计。

壁墓顾名思义就是安葬在岩壁上的墓位,还有一种称呼叫塔墓,多数出现在港澳台地区。随着改革开放慢慢也被大家所接受,它的好处是能节约土地使用空间,并能集中管理殡葬事务,也方便丧家祭拜。

墓葬研究是以考古出土之墓葬材料为基础,结合文献材料来探讨社会习俗以及宗教行为与观念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墓葬研究与人对死亡及死后世界观有著密切关系。

由于生死之事是每一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无论古今社会,一个成员的死亡,常隐含其对整个社会存在的威胁。故生死之事不但具有社会意义,也具有宗教意义。

古代社会中,由于人的生命一般均相当短促,死亡更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件。人类普遍习俗都会在某个社会成员死后,透过一套丧葬礼制的施行,帮助死者离开生者的社会而进入另一个世界。而我们也可以从生人处理死者和面对死亡的态度窥探此社会宗教信仰的特色。

丧葬制度通常包括了丧礼仪式和埋葬两部分。丧礼为生者替死者所施行的一套仪式,以结束他与这世界的关系,并且保证或引导死者进入另一个世界;埋葬则将死者的身体以一种生者认为恰当的方式加以处理。

葬礼为丧礼的延续,而在许多文化中,葬礼后还有祭祀,为生者企图与死者往来的活动。由于中国人一向对丧葬采取谨慎的态度,故人类著实可以利用墓葬材料来讨论中国古代的宗教与社会现象。先秦两汉文献讨论墓葬制度时通常有二方面的重点,一是有关墓葬制度发展,一是墓葬制度的等级问题。

前者可以藉由墓葬的建筑形制讨论社会对死后世界的观念,而后者则是说明墓葬可以反映出社会阶级为基础的丧葬礼仪。曾子曾说过“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句话不但是他个人的期望,也可以反映丧葬之礼在当时社会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中国史上重视丧葬的情况,至少从那些商王大墓的存在已经可以窥知端倪。到了春秋,大墓及丧礼制度的出现都可作为那个社会中人们对于葬礼重视的象征。

到了战国,虽然也有一些薄葬的言论出现,但这些主张却恰好说明厚葬是整个社会的大势所趋。这并非说所有考古发掘得到的墓葬均为厚葬。而是说,一般人即使实际没有能力实行厚葬,仍然会有一种要求厚葬的企望,这正说明战国以来,普通墓葬会高级身分所使用的陶礼器陪葬品的重要原因。

记者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获悉,位于北京大兴区的一处考古工地埋藏有一处从东汉到辽金时期的墓葬群,共129座古代墓葬。这批墓葬发掘规模大,墓葬时代跨度大,埋藏丰富,为近10年来北京地区考古所罕见。

这批古代墓葬是在当地土地一级开发的过程中被发现的,位置距离最近的地铁站不到2公里,原计划在上面建设住宅楼。根据《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在开发前进行考古勘探。目前已经完成调查勘探,正在进行考古发掘。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这批墓葬包括东汉、北朝、唐、辽等不同时期,不同形制的墓葬。其中一些保存完好,不仅有完整的人类尸骸,还留有陶器、瓷器、漆器等陪葬物品。有的墓葬十分壮观,不仅能容纳三四个人,墙壁上还绘有人物、家具等精美壁画。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宋大川说,在旧城区保护范围之外发现古遗址、墓穴十分可贵,这么大规模和时代跨度的墓葬更是北京地区罕见,对于研究北京地区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2015年3月27日,山西太原,一座新发掘的元代墓葬壁画精美绝伦,色泽依旧。

该墓葬为砖砌八边形单室墓,叠涩穹隆顶,内有八个仿建筑斗拱,斗拱之上分别有椽头、滴水各一周。

壁画为彩绘人物、花鸟图案,斗拱表面及椽头也均施彩绘,拱眼之间保存有花卉图案,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冯钢介绍说,由于该墓葬年代久远,元代壁画出现了空鼓、剥落等病害,目前考古工作者正对其进行修复。

墓葬更像是把人死后意识界永久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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