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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圆瑛

圆瑛法师(1878-1953):中国近代佛教领袖,1929年与太虚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并连续数届当选主席,法师一生为团结全国佛教徒、促进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

圆瑛(1878-1953) 法号宏悟,别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是 福建古田县人。幼读诗书,聪颖过人。18岁在福州涌泉寺礼增西上人出家。先后从当时禅宗名师冶开、寄禅修习禅定,又从通智、谛闲、祖印、慧明、道阶法师听经研教,广猎大小乘诸经论,对《楞严经》造诣尤深。

1934年,在上海创办圆明讲堂后,就常住讲堂讲经说法,著书立说。1942年在圆明讲堂举办了圆明楞严专宗学院、上海圆明佛学院、圆明法施会,刊印圆瑛法师所著《楞严经讲义》等20余种经书,并设莲池念佛会,培植僧才,使圆明讲堂盛极一时。在佛学思想上,圆瑛法师以《楞严经》为核心,沟通天台、贤首、禅宗、净土四宗,博大精深,熔各宗于一炉,会禅净于一体,破除门户之见,消灭宗派争端。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他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并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召集苏、沪佛教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积极进行救护抗日伤员工作。“八一三”沪战开始后,这支僧侣救护队,出入炮火纷飞的战场,出生入死,救护伤员,受到社会各界的赞扬。这期间,圆瑛法师把圆明讲堂开辟为难民收容所,又成立了佛教医院、掩埋队,从事救护收容工作。

1937年10月和1938年9月,圆瑛法师两次偕徒明到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马六甲等地,组织华侨募捐委员会,借讲经说法机会宣传救国道理,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广大侨胞踊跃捐款,他募得巨款,支援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秋,圆瑛法师正在圆明讲堂主持法事活动,日本宪兵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了圆瑛法师和明法师,经20多次审讯和恫吓,法师都镇静自若,闭目打坐,表现出中国佛教徒的民族气节。出狱后,圆瑛法师仍住圆明讲堂,闭门谢客,专事著作。1943年他在北京中国佛学院的演讲中,号召佛教青年要肩挑“救国爱教”二副重担,不能闭门读书,要对国家存亡负起责任。

1949年,圆瑛法师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弟子都劝他飞往南洋,在那里为他重建比上海圆明讲堂大十倍的讲堂,圆瑛法师回答说:“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圆瑛法师拥护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2年出席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1953年5月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正由于圆瑛法师一生追求进步,反对侵略,热爱和平,热爱祖国和人民,受到人民的尊敬和怀念。

圆瑛法师,俗姓吴,出家后法名宏悟,字圆瑛,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他是福建省古田县人,父名元云,母亲阙氏,因祷于观世音菩萨,梦观音送子至,于清光绪四年(一八七八)生此子。

在他五、六岁的时候,父母先后去世,由叔父照应他的生活。入塾读书,十分颖悟。年龄渐长,感到身世孤零,人生如幻,欲出家为僧,叔父不许。十九岁时,生了一场大病,病中发愿,如获痊愈,决出家修行。后来病愈,便到福州鼓山拜兴化梅峰寺增西上人为师,剃度出家。翌年,到涌泉寺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并从学习教律仪。未几,到福州大雪峰寺随达公和尚修苦行,充当饭头菜头,任劳任怨不以为苦。

二十一岁时,发心行脚参访。他先到常州天宁寺,依冶开老和尚参究禅宗心法,老和尚焘严峻,对弟子不稍宽假,因之获益者众。圆瑛在天宁寺学习四年,继之又到宁波天童寺,依八指头陀敬安禅师习禅定,一心参究。其间他又随道阶、谛闲、祖印、慧明诸师学习天台教观,前后有六年之久。由于他喜颖悟,学习努力,使他在佛学和修持上,有了深厚的基础和成就。

他在天童寺从敬安和尚习禅那一段时间,是光绪二十七年到三十三年。光绪三十年,年方十六岁的太虚,依小九华寺的监院士达和尚出家,十八岁到天童寺,任寺中禅房,听道阶法师讲《法华经》。由于太虚天资颖悟,在学僧中有如鹤立鸡群,甚受道阶的重视,许之为法器。以此,圆瑛与太虚亦结为好友,二人曾于是年七月的“等自姿日”,在天童寺御书楼,结为盟兄弟。圆瑛是年二十九岁,已以擅长文字著称,他手撰盟书,文采可观,盟书文曰:

夫纲常之大,莫过于五伦,而兄弟、朋友,乃五轮之二也。世有生无兄弟,以异性结手足之亲,分列友朋,高盟考腹心之托。即如秘园结义,管鲍通财,同安乐,千载咸钦义气。

而吾侪身居方外,迹脱尘中,虽曰割爱辞亲,尤贵揖师处友,然有善者焉,有恶者焉;善者固可有益于身心,恶者难免转妨乎道业。悟自投身法苑,访道禅林,所见同胞如许,求其如第之少年聪敏,有志进修者,亦罕逢其匹也。

文中“悟自投身法苑”一句,悟是“弘悟”,是他的法名。

圆瑛在天童寺时,另外结了两位朋友,一位是后来厦门南普陀的住持会泉,一位是民国初年到南洋弘化的转道。由于转遗的关系,他后来也曾到南洋弘法,并与转道重修泉州的千年古刹开元寺。

光绪三十四年,他由江南回到闽南,首先在泉州涌泉寺开座讲经,由于他宗说兼通,辩才无疑,深受缁素听众的欢迎,由此以后,他在闽南、江南声誉渐着。

宣统元年,圆瑛主持宁波接待寺。接待寺为历朝古刹,他接主后,拆除新建,重为中兴。他并在寺中创设了佛教讲习所,培养弘法人才。宣统三年,辛亥革命,民国肇建。时,佛门多故,八指头陀敬安法师为保护全国寺产,在上海联合十七省僧侣代表,成立“中国佛教总会”,圆瑛亦参与这次运动,被选为总会参译长。

民国六年,他在宁波当选为宁波佛教会会长,创办两所“僧民学校”,对入学者施以义务教育。继之煤油创办“宁波佛教孤儿院”,收容无依孤儿,施以工读教育,各省闻风争相效仿。这一段时间,他不时在江浙一带讲经。

民国九年,他在北京讲《楞严经》、《法华经》,法缘甚盛。是时华北五省闹旱灾,哀鸿遍野。他参与发起组织佛教赈灾会,募捐赈灾,全活灾民无数。时,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德之,颁赠他《大藏经》一部,派员护送到宁波的接待禅寺。

民国十一年,他到南洋弘法,曾在新加坡、槟榔屿等处讲经。这时他早年在天童寺的同参转道法师,在新加坡主持普陀寺,后来又在光明山建了普觉寺,圆瑛普觉寺讲《大乘起信论》,并与转道讨论重修福建泉州开元寺的计划。他离开新加坡,转住台湾弘化,曾在台南讲经,十二年秋回到泉州。这时既兴转道、转物二师,笔书重修开元寺。十三年重新修建,十四年在寺中创办开元慈儿院,他任院长,陆续收养孤儿至二百多人。十五年,他重渡南洋,筹募慈儿院基金。他将募得之款,在麻六甲组织了一个基金董事会,有董事会保管本息,按实际需要拨付慈儿院支用。袄了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内部定下了“破除迷信”的政策。破除迷信本是好事,但却把不迷信的佛教也列入迷信团体。

民国十七年,政府公布了“寺庙管理条例”,地方党务干部及学界欲借机没收寺产,充实地方教育经费,就掀起了一阵摧残佛教寺产兴学的风潮。民国十八年五月,佛教为求自保,在圆瑛、太虚、谛闲诸法师及王一亭、谢铸陈、黄忏华诸居士的推动下,在上海召开“全国佛教代表会议”,成立“中国佛教会”,圆瑛被推为会长,向政府请愿,反对“寺庙管理条例”。后来,政府把全文二十一条约的“管理条例”修订为全文十三条的“监督寺庙条例”,没收寺产的事件才缓和下来。

圆瑛主持中国佛教会,积极推动佛教参与社会事业,鼓动寺院设立慈幼院、医院、工厂、分担社会责任,以减少外界攻击的口实。民国十九年,宁波天童寺住持改选,他当选继任。因年轻是曾在此参访六年,此番住持天童,是旧地重游。天童寺是六朝古刹,禅宗祖庭,僧众逾钱,冬参夏讲,向为常规。他是年五月进院,当众宣布他住持天童的原则:“为法为人,尽心尽力”。他并提出“十二不”与大众共勉:“不贪名、不图利、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强、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责、不徇情、不背理。”进院之后,随即开讲《楞严经》,四方学者云集。以后,他每年冬季传授三坛大戒,丕振宗风。

到了民国二十年,“寺产兴学”事件余波荡漾,风波再起。这时有一位中央大学教授怡爽秋,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回国在中大任教。他提出了四项主张--“打倒僧阀,解散僧众,书拨庙产,振兴教育。”当时的内政部长薛沩弼是基督徒,与怡爽秋内外唱和,这比民国十七年的“寺庙管理条例”由为彻底。圆瑛出面奔走,全国各地佛教团体通电呼应,这件风潮才逐渐平息下来。这年夏天,长江水灾为患,蔓延数省,圆瑛为筹募赈灾款项忙了一个夏天。秋天,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他通告全国佛教团体,建护国道场。

他曾撰一副对联以表达他的心情:“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

民国二十一年,他应国俯林子超主席之召,商讨在中山陵兴建一座藏经楼。是年冬天,天童寺大火,殿堂楼阁被烧去九处,计五十余间,寺众悲痛万分,认为非二十年不能恢复。圆瑛亲自募捐,三年之中,全部重建,较以前更见庄严。同时在此数年内,他辽赴闺南、长沙各地讲经,法缘极盛。二十四年,他在上海自建圆明讲堂,是年秋季落成。廿五年,他任天童寺方丈满六年,坚决辞职,学大悲和尚继任。

民国二十六年正月,他接任鼓山涌泉寺住持。这年是他六十寿辰,两序大众开千佛大戒五士二日。自民国十八年以来,他一直连任中国佛教会会长,领导全国佛教。

是年七月,卢沟桥事变爆发,继之上海八一三战事开始,圆瑛积极投入抗战救亡的行列,号召苏沪地区的僧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叁加战地救护工作。救护队以卡车运载灾区难民及战地伤兵,运送到上海的各收容所及医院中,救护队在战地工作两个多月,蒙佛加被,只阵亡工名队员。上海沦陷后,圆瑛带着救护队随军撤退,由上海、南京到达汉口,继续从事救护工作。当时战局紧张,救护队及各处收容所经费无着。十月,圆瑛奉国府林子超主席函,嘱他将救护队及收容所事务委托其他法师办理,希望他能到南洋马来牛岛募集医药费。他便带着林主席的三封亲笔介绍信,偕同明阳法师出国。先到新加坡,访新加坡总简会,请华侨领袖及佛教人士组织一个机构,募款接济各处的收容所及汉囗的第二僧侣救护队。接着又到吉隆坡、槟榔屿,拜访侨领、居士,组成了一如新加坡的机构。民国一平七年春季,他又应槟榔屿极乐寺之请,住持法席。极乐寺是鼓山涌泉寺的下院,是南洋有名大刹,在星洲颇著声誉。圆瑛住持后,苦心经营,极乐寺日趋庄严,是年夏天,他回国视察救护队及收容所,然后回到南洋向各捐款机构报告,并继续募捐。

民国二十八年秋天,他携弟子明回到上海,不意遭人检举,说他是抗日分子,在南洋募得巨款接济重庆政府。农历九月一日,他在圆明讲堂礼佛时,为日本宪兵队逮捕,连明法师也一并被逮,先关在宪兵队,第二天押解到南京的日军宪兵司令部,曾遭到恐吓刑讯,圆瑛从容陈辩,不为屈服,上海各界人士也极力多方营救,到九月二十八日,日军不得已予以释放。到此日军仍不死心,通过日本僧侣作说客,诱迫他“合作”,也遭到拒绝。

圆瑛回到上海后,仍驻锡圆明讲堂,他闭门谢客,专事著述。在那数年中,他撰著了《劝修念佛法门》、《发菩提心文讲义》、《阿弥陀经要解讲义》、《佛说八大人觉经讲义》、《楞严纲要》等书。他不但精通性相,兼善诗文,且精于书法,有来求墨宝的,他一一书赠结缘。民国三十二年,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靳云鹏老居士,在天津数度派代表敦谓,他情不可却而到天津讲经,北平的佛门缁素也到天津敦请,他又到北平的广济寺讲了两个月的经。回到上海后,又应无锡、南京各地信徒请去讲经,在那两年,皈依他的信徒不计其数。

民国三十四年春天,他鉴于弘法人才的缺乏,创办“圆明楞严专宗学院”,选取海内外优秀青年学僧三十二人,他自任院长,并亲自主讲《楞严》,编写讲义。另外,还聘请应慈、兴慈两位法师授课。

民国三十五年二月,他一度中风,昏迷一星期才清醒过来,疗养了两年,始逐渐康复。

一九四九年后,他仍在上海弘法。一九五一年,代表佛教界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一九五三年,陈质如、赵朴初、周叔迦等在北京筹备中国佛教协会,他代表上海市叁加,被推为第一任会长,会后南返,到宁波天童寺疗餐,末久即逝世,世寿七十六岁,僧酽五十七年。

圆瑛与太虚本来是义结金兰的好友,但入民国之后,太虚受新的学术思想薰陶,学养日深,成为一代佛学思想巨擘,且锐意革新,成为佛教中革新派的领袖;而圆瑛历任宁波七塔寺、天童寺、鼓山涌泉寺、法海寺、南洋极乐寺诸大名刹方丈,长期受丛林制度薰陶,思想日趋保守,为丛林寺院保守者拥为保守派领袖。以致二人日后距离日远,未能共同合作为佛教努力。以当时佛教中所谓名流居士之辇,从中制造是非,挑拨离间,更增加了新旧两派的裂痕。如民国二十年,中国佛教会开会改选.太虚大师的革新派获得胜利,本可藉此机会,新旧派携手合作,为佛教努力。无奈一向操纵佛教会的名流居士者,不甘失败,从中制造事端,太虚大师辞去佛教会执行委员,革新派的谢铸陈、黄忏华等亦先后退出佛教会,新旧两派就愈发疏远了。

圆瑛一生着遮甚多,主要者如《大乘起信论讲羲》、《首楞严经讲读》、《圆觉经讲义》、《金刚经讲义》、《一吼堂诗集》、《一吼堂文集》等近二十种,门人弟子编辑为《圆瑛法汇》行世。

圆瑛法师(1878-1953)与太虚法师(1889-1947)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为振兴佛教事业奉献出全部身心,而在佛学理论上又各有千秋的佛门双譬。 圆瑛法师十九岁(1896)正式出家,投福州鼓山涌泉寺,礼兴化梅峰寺增西上人为师。次年,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二十一岁(1898)时,赴常州天宁寺,依治开和尚(1851-1922)学禅,二十六岁(1903)时又至宁波天童寺,依寄禅(名敬安,1851-1912)和尚学禅。1906年,圆瑛法师二十九岁时,于宁波七塔报恩寺,拜谒慈运老和尚,亲承法印,传临济正宗为第四十世,法名宏悟。

圆瑛法师出身宗门,为临济嫡传,在禅修方面有甚深的造诣和见地。后又参学天台、贤首教,亦深有所得。而在三十六岁(1913)时,法师于接待寺读永明延寿(904-975,宋初著名禅憎,首唱禅净并修)、莲池株宏(1535-1615,明末名僧,以净土念佛法门为归)的著作后,又归心净土。从此,法师力唱禅净双修,自力他力并重之旨。

上海圆明莲池念佛会缘启

关于这一重要转变,法师在1939年发表的《上海圆明莲池念佛会缘启》一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他说:“圆瑛少业儒,冠入释,既受戒法,致力禅宗,复究教乘,游心讲肆。虽解行并进,每生死为忧。迨三十六岁,读永明、莲池二大善知识之著述,深信念佛法门,可以速超生死,疾趣菩提。由是禅净双修,二十余载,早备资粮,求生安养。专修净业,自行化他,遂着《劝修念佛法门》,分布诸方。”(《一吼堂文集》第43页)。

解悟与实践

圆瑛法师融通教宗,对于禅净两门都有深刻的解悟与实践。他反复强调说,禅净二宗都是如来所说法,只因众生根机不等,故而施设有殊;所以,禅净虽有二名,其实一理,归元无二,不可有所是非。对于禅净二宗施设之殊,法师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如他说:“禅宗不立语言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人看一句话头,堵截意识不行,令见清净本然之心性。此为接上根者流,是圆顿修持之法,称为最上一乘,中下根人,未足以语此。”“净宗不论智愚老少,教人但持一句佛号,念念相续,无有间断,以念止念,心中惟有佛,佛外更无心,念到事一心不乱,即得往生。”总之,“禅则独被上根,净则普被三根:禅则惟凭自力,净则兼承佛力”(《复闫退之居士垂问禅净二宗》《一吼堂文集》第91页)。

圆瑛法师博览三藏,一生中弘讲过许多经论,主要的有:《佛说八大人觉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佛说阿弥陀经》、《佛说无量寿经》、《佛说仁王护国经》、《佛说盂兰盆经》、《首楞严经》、《圆觉经》、《大乘起信论》等。他在佛教理论上,从无门户之见,而主张各宗平等,性相通融。法师曾说:“余生平本无门户之见,初学禅宗,后则兼修净土,深知禅净同功;先学天台,后学贤首,乃知台贤一致;始学性宗,继学相宗,了知性相不二。今对密教,亦极信仰,固知显教是佛所说,密教亦佛所说。”(《劝修念佛法门》第52页)法师尝归纳佛法大旨,略述如下:“佛教以一心为宗,觉悟为要,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欢迎会答词(南洋吉隆坡)》《圆瑛法师讲演录》第39页)因此,法师专注于佛法一心之研究,而称能解悟佛教大乘一心之理者为“解大理”。

法师揭《楞严》全经要旨曰:

“梵语首楞严,华文译为一切事究竟坚固。事依理起,法自心生,一切事法,究到根本源头,即是不生灭不动摇之真心。此心名为如来藏性,亦即首楞严定,人人本有,个个不无,为诸佛之心宗,是众生之慧命,乃万法之本体,实禅门之要关。十方如来,依而修之,得成无上菩提;一切众生,迷而背之,备受无边生死。佛以阿难请修佛定,妙奢摩他、三摩、禅那(原注:三定别名),最初方便,故问阿难最初发心,破其无处非心无体。三番破识,破其全体是妄,欲令舍之;十番显见,显其彻底是真,欲令用之。此舍识用根四字,以为《楞严》要旨。”

以“舍识用根”为《楞严》要旨,是圆瑛法师的独到见解。而“舍识用根”的关键则是要“破识”、“显见”。

由此,法师继承达磨禅的传统,极大地发展了不离作用言性的“佛性”理论。

自宋代程、朱理学严厉批评佛教禅宗不辨心性、以作用为性以来,尚未见有如此明确坚定地以人人所具之六根性为佛性的论说,如法师者。历来所谓“颟顸佛性”之说,在法师笔下却是观点鲜明、清楚明白。这正是法师对佛性理论的重要贡献。

圆瑛法师在《楞严》教理研究方面所达到的成就是当时佛教界所公认的,从而有“楞严座主”、“海内独步”等美誉。

圆瑛法师不仅在佛教内部无门户之见,融通教宗、禅净、显密,而且对世学也有积极、宽容的兼收并蓄精神。如他说:“凡对各种学说,都要悉心研究。各科学学说,儒学学说,哲学学说,佛学学说,研究时必须具一种眼光,把那学说之真理,看得明明白白,不可存门户之见。凡有益于人生身心德业学问智识者,都要采取体会。即有不合潮流者,亦必仔细审定,如此可谓知己知彼,始足应世。若但知己而不知彼,不足以与世界学者之酬对。”(《培风学校讲演》《圆瑛法师讲演录》第43页)这段话充分地体现了圆瑛法师博大的胸怀,深远的眼光和适应时代发展而不断求进的精神。

在会通世学方面,法师又更注重于佛儒的会通。他认为,“佛儒教理,同归一辙”。法师尝说:“圆瑛少安儒业,冠入佛门,研究佛学之与儒学,实则同条共贯。其修养工夫,释氏则在‘返妄归真’,孔氏则在‘克己复礼’;其到家消息,释氏则在‘明心见心’,孔氏则在‘穷理尽性’。又儒书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佛典云:‘妙高(原注:山名)顶上,从来不许商量,第二峰头,诸祖略容话会。’此会通儒释教理,若合符节。”

与倡导佛学与世学会通相一致的,在圆瑛法师的佛教思想中,还有一重大特色,那就是强调大乘佛教的入世、救世精神。他认为,“佛教是最好的一种宗教,不独是出世间法,也是世间法。”(“在天津居士林欢迎会上的答辞”,转引自《圆瑛法师年谱》第220页)又说:“人天乘是世间法,可以救正人心,匡扶世道。声闻、缘觉乘是出世间法,独善其身,能得自度。菩萨乘、佛乘皆是入世法,普利众生,广利群品。”(《佛教与世道人心之关系》,转引自《圆瑛法师年谱》第158页)这些也正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许多高僧大德们积极倡导建设人间佛教的一个共同特色和基本精神。

为宏法,法师不辞劳苦地奔走于海内外,宣讲于大江南北。他不仅为佛门四众弟子讲经说法,而且向一般社会大众,乃至军人,宣传佛教利生济世、挽救人心,提升道德的教理和宗旨。他尝以大慈悲、大无畏、大无我三种精神来概括佛教大乘救世之学说,而他对此三种精神深入浅出的讲解,极有助于世人充分了解佛教的积极精神。这对于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健康发展,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同时,法师先后创办和主持了“宁波接待寺佛教讲习所”、“宁波七塔报恩佛学院”、“福州法海寺法界学院”、“槟城佛学研究会”、“上海圆明讲堂楞严专宗学院”、“上海圆明讲堂圆明佛学院”等,它对佛教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宏法人才的培养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利生,法师则更是遵循慈悲精神,先后兴办了“宁波白衣寺佛教孤儿院”、“泉州开元寺慈儿院”、“上海佛教医院”等,组织并主持了“华北五省旱灾筹赈会”、“十六省水灾赈济会”、“上海灾区佛教救护团”以及“上海难民收容所”等大量的佛教慈善事业。

圆瑛法师佛学思想的核心是发挥“自性楞严”,而其一生则是实践“自性楞严”之典范。他不迷本觉,培植始觉,直探究竟觉,以禅净双修求福求慧求生净土。他爱国爱教,宏法利生,慈悲方便,自觉觉他。今天,纪念圆瑛法师,即当积极发扬与实践他的“自性楞严”的思想,并以此去化导和救渡那些至今尚迷执于妄识物欲而不能自觉的众生。

号召民众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出兵强占中国东北三省。适值此年,圆瑛法师被选举为中国佛教会主席。他目睹流亡到关内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关外同胞,耳闻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的种种暴行,深怀国土沦丧之痛,感到自己作为全国佛教会主席、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应为御侮救亡尽力,有责任唤起民众抗敌卫国。因此,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圆瑛法师便在上海圆明讲堂亲自主持了护国道场,并以全国佛教会主席的名义通告各地佛教会组织启建护国道场,并致电蒙藏院,要求制止日本强占我国土之侵略行为。在圆瑛法师的倡导下,全国各地的寺庙都启建了护国道场,一时间各寺庙香烟缭绕,听者云集。圆瑛师从佛教的角度阐释保家护国的道理,起到了号召民众起来抗敌的重要作用。当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华北时,圆瑛法师又在上海发起启建丙子护国息灾法会,并请在苏州闭关的印光法师至上海说法,号召全国佛教徒奋起抗暴卫国,为抗日将士捐款。印光法师“每日说法2小时,万众围绕,盛极一时,圆满日皈依者千余人。”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又同为崇尚佛教的国家。“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圆瑛法师即以中国佛教会主席的名义致函日本佛教界,号召日本佛教界“共奋无畏之精神,唤醒全国民众”,“制止在华军阀之暴行”。在函中,圆瑛法师指出:“我佛以慈悲平等救世为主义,贵国号称信奉佛教,对国际间应实施慈悲平等主义,而造成东亚之和平,进一步而造成世界之和平。”从佛学的角度,阐明了处理国际关系所应持的平等原则。圆瑛法师致日本佛教界的函,语重心长,富有说服力,不仅在日本佛教界产生很大反响,而且在东南亚佛教徒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7年10月以后,圆瑛法师几度携带其随侍弟子明法师出国,分赴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怡保、马六甲等地讲经说法,筹款救国。每到一处不仅得到当地佛教界的欢迎,而且得到广大华侨的热忱捐助,为抗日救灾,筹集了大批款项。至1939年止,总计募得10万余元,并陆续汇往上海,充当抗战经费。

组织佛教会灾区救护团

佛经说,菩萨云游四海,普渡众生于水火苦难之中。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置中国人民于巨大的战火苦难之中。对此,圆瑛法师对身边的弟子说,菩萨慈悲,“不能一任强暴欺凌迫害”,“不能坐视弱小无罪者横遭杀戮”,“岂能眼看着无数生灵在敌机疯狂滥炸下殒命”,尤其不忍听那“为了抗击日寇而负伤在沙场上断臂折足的战士哀号”。作为佛家弟子应秉承菩萨原义,行救苦救难之责。“卢沟桥事变”一爆发,圆瑛法师就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由他亲任团长,并紧急通知京(南京)沪地区各寺庙派出200多名年青僧众,往上海玉佛寺报到,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随后,第二汉口僧侣救护队、第三宁波僧侣救护队相继成立。

身为救护团团长的圆瑛法师,要求参加救护队的每位僧侣,发扬佛教救世的“大无畏”、“大无我”、“大慈悲”的三大精神,无所畏惧,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忘却身家之我见”,以大慈大悲去救苦救难。僧侣救护队深入前线,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救死扶伤,护送难民。仅京沪队第一分队,“出入江湾、闸北、大场等前线,抢救受伤战士不下万人”。本为不染血腥的清静之地的寺庙也辟为收容战地伤兵的佛教医院和接纳灾区难民的佛教收容所。

1937年冬,上海沦陷。经过激战后的上海已是废墟一片,尸横遍野。阵亡的中国士兵和罹难的难民的遗骸,日军不准收埋,中国居民又无人敢冒杀头之险过问。岂能让卫国抗敌的战士曝尸郊野,让罹祸难民的尸骸遗抛沟壑?圆瑛法师以大无畏精神,发起组织掩埋队,由玉佛寺、法藏寺、清凉寺、国恩寺、关帝庙、报本堂等寺庙的僧众和香工组成,圆瑛法师亲任总队长。每天用4辆汽车,由掩埋队将尸体一具一具地抬上车,送到郊外掩埋。昼夜不停,花了3个多月时间,总计掩埋尸体一万多具。圆瑛法师率领中国佛教界在抗敌救灾方面的一系列义举,获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赞扬,当时国民党军将领陈诚也不得不承认:“真正到前线上去救护的只有他们。”

坚持正义 威武不屈

圆瑛法师的正义行为,当然引起日本侵略者的忌恨。由于圆运功法师在国内外民众中有很大的影响力,日本侵略者先是对他进行拉拢,要他出任“中日佛教会会长”,企图以此控制中国佛教界,进而控制中国民众,遭到圆瑛法师的严辞拒绝。

软的不行,日本侵略者就露出狰狞面目,1939年农历九月初一,时逢上海圆明讲堂莲池念佛会成立纪念之时,正当圆瑛法师在殿堂上供礼佛,日本宪兵突然包围了圆明讲堂,以抗日的罪名逮捕了圆瑛法师等人,押往上海北四川路日本宪兵怀念部进行刑讯,企图威逼圆瑛法师承认并声明抗日有罪。圆瑛法师大义懔然面对侵略者的刑具,毫不屈服,高声念佛。

随后,日寇又将他押往南京的日本宪兵司令部,由日本的所谓佛学专家进行刑讯。这些专家被圆瑛法师高深的佛理驳得哑口无言。理屈词穷的日寇恼羞成怒,对圆瑛法师进行百般肉体折磨,每天都折磨至深夜不止,几度使其昏厥不省人事,企图迫其就范。但圆瑛法师心系民众,深信自身的痛苦可以减免众生的痛苦。最后,日寇无计可施,又因圆瑛法师名播中外,众望所归,在日本也有很高的声誉,最后,只好将他释放。脱离虎口的圆瑛法师,仍然不改初衷,为抗敌救灾而奔走呼号。

圆瑛法师是现代中国佛教界的精英,出世常怀家国忧,在中华民族危难之秋,他不因自己无守土之责而超然物外,挺身团结佛门僧众,共赴国难。他在抗战中所表现的大心懿行和无私无畏的事迹,将永载在中国现代史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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