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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谶

图谶本义指将来能应验的预言、预兆。是古代关于宣扬迷信的预言、预兆的书籍。

图谶,tú chèn 生僻词汇

chèn名词 ,形声。

本义:将来能应验的预言、预兆。同本义〖augury;prophetic remark〗。

谶,是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

如:谶兆(预言吉凶的先兆);谶记(预言未来事象的文字图录等);谶书(预言将来事情的书);谶语

图谶

古代关于宣扬迷信的预言、预兆的书籍。

谶纬

〖divination combined with mystical confucianist belief〗

谶书纬书的合称。谶是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迷信附会儒家经义的一类书。

谶语

〖a prophetic remark made casually which later comes true;aprophecy〗

迷信人指将来会应验的话 ,当时无意中说出,不意日后竟成谶语

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崇尚经学。谶语附会儒学,与经义挂钩,正是迎合时尚。因之方士们就把揣摩时势的谶语同经学结合起来,这就是汉代谶纬真正的起源。

图谶萌芽于先秦时代的“巫师图像”。巫师图像原是一种应帝王受命的祥瑞和神物;至两汉以迄宋元,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需要下,人们对其作了种种推演、改造,遂演变成“河图洛书”的神话般的传说故事及图谶之说,并日益图式化和玄理化。河图洛书的嬗变不仅对于古代易学、儒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而且对政局兴衰、朝代更替和人们的文化生活也产生了诸多影响。

先秦时代,《尚书》、《论语》、《易传》、《墨子》和《管子》等经典文献中都留下了有关河图洛书的记载。

《尚书顾命》中提及“河图”时说:“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 篇中河图是一种金石之类的国宝,作为祥瑞之兆由帝王所受,并无后世所谓“龙图出河”之义;《尚书》中与洛书有关的记载是《洪范》篇,然而据考证,《洪范》篇的产生是在周武王伐纣胜利之后,箕子向武王详细阐述洪范九畴,即治国的九种大法,亦与“神龟出洛”之说不同,与后人所理解的“河图”与“洛书”有很大的出入。 《论语子罕》篇中所云:“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从字面来看,“凤鸟”是一种神鸟,可谓吉祥之物;而依《尚书》说“河图”是一种金玉之器,亦吉祥之兆。这段话当是孔子立志行道而道不行,自感怀才不遇、生不逢时。《易传系辞上传》曰:“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大意是说,天生蓍龟等神物,圣人用它来创立卜筮的法则;天地出现日月四时之变化,圣人依据它而确立了阴阳观;河出龙图、洛出龟书之祥瑞神物,圣人取法它来创制“易”道原理。《墨子》有曰:“河出绿图,地出乘黄,武王践功。”“绿”通“”,故“绿图”与符一样,亦为帝王受命之物。“乘黄”据考是一种神马之名。因其意是说,周文王灭殷兴周是天命所归,故有“河出绿图,地出乘黄”之瑞兆,武王应天之命,终于伐纣成功。此外在《管子小匡》篇中,还提出“河出图,雒出书,地出乘黄”等三祥之物。

先秦时代的河图洛书的记载还看不到后世的龙马、神龟、伏羲以及种种具体细节,虽然具体形式尚有争议,但其作为一种圣王接受的祥瑞之物,尚带有原始图腾的象征意义。

所谓“谶”,“诡为隐语,预决吉凶”,是一种神秘的预言。它以神的启示的方式进行宣传,也就是神预示人间吉凶祸福的启示和隐语。它出现较早,最晚也于秦初就为人所知,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初就出现了“亡秦者胡也”的谶语,于是秦始皇就大修长城,严防匈奴(时人称之为胡),但结果是秦朝没有亡于匈奴,而是亡在秦二世胡亥手里,时人称此胡非彼胡。

其实,汉高祖的兴起、张良的出世,天已经预先告诉人们了。

西汉时期,第一个演绎河图洛书神话故事的是名儒孔安国。孔安国对河图洛书的创意,是通过后人之口而流传的。他在《尚书正义》的《顾命》篇和《洪范》篇中,分别说:“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所以次序。”综合孔颖达在《周易正义系辞传》中所引孔安国的观点来看,孔安国对“河图洛书”的认识有两点:一是伏羲依河图以画八卦,大禹依洛书以定九畴;二是河图即是八卦,洛书即是九畴。这不仅把原本模糊的祥瑞之兆衍生出“龙马负图,神龟贡书”的具体情节,而且把其中的圣人具体地与伏羲、大禹等先贤联系起来,并演绎出其与八卦、洪范九畴的神秘联系,内容丰富、深刻得多。继孔安国之后,刘歆班固对此进行了更多的阐发。如班固对河图洛书的一个创意,就是把“洛书”之文与洪范九畴捆绑在一起。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以史书的形式把《尚书洪范》篇中的六十五字定为“洛书”本文的一种新说,并为伏羲、大禹的相关传说增添了可信度与合理性。

西汉末年,王莽之乱,社会动荡,危机重重,此后谶、纬合流,著书立说,编造预言风行一时。这种变化是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尤其是上层统治者的喜好密切相关的。《后汉书方术传》:“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驰骋穿凿,争谈之也。“

东汉时期还出现另外一种趋向,就是河图洛书已经演变发展成为有文字、成篇章的书籍,而且和谶纬之学融合在一起,名之曰图谶。”所谓“谶”,“诡为隐语,预决吉凶”。所谓“纬”,则是用神学观点来解释经义,假托神意、假托孔子而作的书。与《易经》、《诗经》、《书经》等“六经”相对应,有《易纬》、《诗纬》、《尚书纬》等所谓“六纬”。经是基本原理,纬则是把经学神学化。

东汉法学除继续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外,也受到荒诞迷信的"谶纬"之学的影响。"谶"是方士将一些自然界的偶然现象伪托为神灵天命的征兆,编造而成的隐语或预言,常附有图,故又称为"图谶"。"纬"是与"经"相对得名,是假托神意或假托孔子用诡秘的语言解释经义的著作。

谶和纬都在宣传天可以谴告人的迷信思想。如《春秋纬运斗枢》说:“人主自恣,不循逆天暴物,祸起,则日蚀。”《春秋纬文耀钩》说:“入斗,辰守房,天库虚,狼弧张,期八年,王伯起,帝产亡,后党嬉。”这都是用天上星象变化来附会人事,预示吉凶。纬书还把帝王圣人神化,并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都是由天命安排好了的,其兴必有祯祥,其亡必有妖孽。

王莽末年,赤眉、绿林起义先后爆发,新莽政权呈现败亡之兆。《后汉书光武本纪》记载,刘秀初起事,

宛人李通以图谶“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劝说刘秀起兵。地皇三年(公元22),刘秀与其兄起事于舂陵,次年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秀任太常偏将军。地皇四年昆阳之战重创莽军,刘秀被封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同年(公元23)九月,新莽政权覆灭。更始帝北都洛阳后,刘秀又行大司马事。于次年五月诛河北王郎,封萧王。河北地区豪强地主率宗族、宾客、子弟先后归附刘秀,同年秋,又破降和收编了铜马高湖、重连等部农民起义军,实力大增,关西称刘秀为“铜马帝”。此时有谶纬家所造,谓刘秀上应天命,当继汉统为帝。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载:“ 光武先在长安时同舍强华, 自关中奉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臣因复奏曰:‘受命之符,人应为大,万里合信,不议同情, 周 之白鱼,曷足比焉?今上无天子,海内淆乱,符瑞之应,昭然著闻,宜答天神,以塞望。’”刘秀以为“受命于符”,公元25(即建武元年)六月,在于南设坛即帝位,主火德,重建汉政权,不久定都洛阳,中兴汉室,史称东汉。

谶纬之学达到高峰期,当在汉光武帝即位之后。

汉光武帝刘秀曾利用图谶称帝,取得政权后,继续把谶纬奉作一项重要的统治工具。在发布诏命、制定法令、施政用人等方面都要根据图谶,引用谶纬。建武二年(26),下诏求能内谶二卷者不得,又命博士薛汉、郎中尹敏校定图谶。光武帝笃信图谶,即位之初据谶推定(东)汉为火德,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据此“赤伏符”制定郊祀之礼,行夏历,定服色。所谓“四七之际”,’‘四七’‘即二十八,’‘壬子,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而昔汉武帝确立汉主土德,服色尚黄,由是行火德之运。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群臣上言,要求刘秀封禅,刘秀未允。两年之后,他在斋戒时读到《河图会昌符》中的“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乃令梁松等人重新根据“河图洛书”,向他说明有关封禅问题。梁松等查到了三十六条根据,奏请光武帝封禅。于是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刘秀登临泰山,举行封禅仪式并刻石以记之。中元元年(公元 56 年),光武帝起明台、灵台辟雍及北郊兆域,又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至此,图谶成为最高皇权认可的法定的经典。中元二年(公元57年)二月,光武帝刘秀病死在洛阳南宫,时年63岁。

从发兵,到称帝,以至登基之后,多次利用图谶服务于帝国统治,甚至临死前的头一年,还做了两件与图谶高度相关之事:一、泰山封禅,二、"宣布图谶于天下"。作为东汉开国皇帝的光武帝,一方面对于应运而起的图谶进行编纂修定,另一方面又亲临泰山搞封禅活动,宣扬皇权神授,这些做法使得河图洛书日益正统化和神圣化,图谶之学大为盛行起来。如《后汉书张衡传》所云:“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谶,兼附以妖言。”光武帝在其统治末年还“宣布图谶于天下”,企图以儒家学说谶纬神学的混合物作为武器,加强对人民思想的统制。光武帝刘秀是把图谶(嬗变了的河图洛书)作为做皇帝的天命根据的第一人,而且贯彻的很彻底。

光武帝之后,明帝章帝等沿袭其风,大搞图谶,河图洛书对当时儒学和整个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建初四年(79)就在张衡出生的第二年,因经学家多分歧,汉章帝亲自主持召集了一批儒生诸卿、博士等在白虎观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经学讨论,讲议五经异同。参加讨论的人对经文的解释十之八九出自谶纬。会后,由班固把讨论结果整理成书,这就是《白虎通德论》,即《白虎通》或叫《白虎通议》(载于《东汉会要》卷13中)。该书系统地吸收了阴阳五行谶纬之学,形成今文经学派的主要论点,继承和发展了董仲舒以来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哲学思想。文中大量引征各种谶记、纬书,作为讨论问题的根据和旨归,使谶纬经学化。科学也被神秘化,把“日行迟,月行疾”的自然现象,比作“君舒臣劳”。国家在用人礼乐制度上也渗入了谶纬。谶纬学的猖獗不但污染了儒家经典,更恶劣地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白虎观会议,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谶纬之学,使纬书与经书具有同等的崇高地位,图谶在某种程度上已凌驾于经书之上。在帝王的亲自提倡和支持下,加之俗儒的附会穿凿,谶纬之学盛行于世,成为官方统治思想的组成部分,对法学的科学发展起了消极的作用。章帝后来也做了件好事,就是改革历法,始用李梵等所作的《四分历》。

谶纬之风盛行不仅使河图、洛书成为帝王接受天命的符瑞,而且更被作为政权正统的象征所在。刚上台的帝王,总想利用河图洛书中的谶纬迷信思想,来寻找他该做皇帝的理论根据。龙马负《图》出于河、玄龟背《书》出于洛,是谶纬文献中出现得最多的帝王受命神话和祀典。因此,谶纬中的河图洛书为数颇多,如《河图会昌符》、《河图合古篇》、《雒书甄曜度》等,据日本学者安居香山等统计,河图类纬书有43种,洛书类纬书有18种。其内容多就先秦时代有关河图洛书的只言片语,进行发挥甚至无限引申,穿凿附会,不仅有所谓龙马、神龟,且情节生动离奇,涉及伏羲黄帝唐尧虞舜、周文王、秦始皇、汉高祖等帝王和先贤。这些神话和传说的流行从各地留下了数量众多的所谓负图寺、龙马庙等遗迹、遗址中可见一斑。

两汉时代的河图洛书说,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由先秦时代的内容简略的祥瑞义蕴,一变而为两汉时代“龙马负图,神龟贡书”的神话般的传说故事;再就是由西汉时期的神话传说,一变而为东汉时期的谶纬之学与河图洛书。总之,河图洛书作为一种祥瑞义蕴,龙马也好,神龟也好,凤鸟也好,地黄(神马名)也好,皆为吉祥之义(物)。正是由于两汉儒士迎合政局更替和时代需要,对其进行改造和推演,才逐步衍生出龙马负图和神龟贡书等具体内容,并作为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中的《易经》和《尚书洪范》的重要来源。这种变化造成河图洛书的神话色彩和正统意味日浓,并且开了后世河图洛书不断嬗变的源头。

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当时群臣向曹丕劝进表时,亦纷纷援引《河图洛书》,如太史丞许芝表称:“伏惟殿下体尧舜之盛明,膺七百之禅代,当汤武之期运,值天命之移受。《河》、《洛》所表,图谶所载,昭然明白,天下学士所共见也……以为天文因人而变。至于《河》、《洛》之书,著于《洪范》,则殷、周效而用之矣”。接着,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郎等又奏称:“《河图洛书》,天命瑞应,人事协于天时,民言协于天叙。”后来此三人又率九卿上表云:“伏惟群臣内外前后章奏,所以陈叙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条《河》、《洛》之图书,据天地之瑞应”。

正是从河图洛书中寻找到如此充足的依据,于是曹丕顺水推舟,择日告天,从汉献帝手中接过了禅位诏书。

唐代的武则天也是一个图谶的迷恋者。历史学家会谴责她除异己、诛大臣、信图谶、崇佛教、建寺院、筑明堂、造天枢、铸九鼎等行为;但又会对她劝农桑、薄赋敛、息干戈、禁淫巧、省力役、崇文学、重著述等措施而信服。只能说她是一个奇特的结合体。

至宋代,河图洛书出现了又一次大的改变。北宋的陈抟刘牧王安石、苏轼,南宋的朱熹蔡元定等名儒一改前人的解《易》方式,以“图十书九”等图式来解释《周易》的原理,出现了各种图式和图说,后人称之为图书学派。而北宋的欧阳修程颐,南宋的薛季宣、林至等则主张疑古辨伪,求真信实,认为自汉至宋的所谓河图洛书皆为附会之作,不足为凭,后人称之为反图学派。双方针锋相对,对河图洛书的具体内涵、地位等争论不休,对理学、易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人徐天麟说:“若夫谶纬之学,背于六经,以文其私说,杂以图记,证以占验,始自哀平,盛于建武。上意所好,下争趣之。由是,东京之士,波流风靡,虽贾逵曹褒之伦,亦且溺其习而不自觉。”

第一阶段特别是白虎观论议以后,批判谶纬之学,就成为当时法学家的重要使命。桓谭王充、等人富有战斗性的论战,打破了经学、谶纬之学一统天下的沉闷局面,为法学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桓谭(公元前23公元50年)曾上书言谶纬妖妄,又在光武帝接见他时"极言谶之非经",引得光武帝大怒,说他"非圣无法",差点"将下斩之",(《后汉书桓谭传》)。桓谭叩头直到流血,刘秀才暂时把他赦免了。不久就把桓谭赶出京城,其时已70多岁,最终死在被贬途中。以卵击石,结局也是无奈的。

桓谭曾著有《新论》一书,阐明其法学及政治学术观点。后人对其定性为唯物主义形神论 。

王充(约公元2799年)是继桓谭之后,又一次批判"天人感应"论、经学和谶纬之学的思想家。著有《论衡》一书,是当时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对社会上的各种迷信思想和不公平现象展开猛烈的抨击,具有鲜明的战斗性。用事实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详细分析当时社会关注的各种哲学问题,表现了近代科学精神,有明显的超前性,对后代有深远的影响。但也因反对谶纬而终身不得仕进,“贫无一亩庇神”,穷困潦倒。

第二阶段此后,另一位著名的具有唯物主义进步思想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张衡,奋起展开了对谶纬神学的斗争。

张衡同谶纬的斗争主要有两次一、 关于历法的争论

古代观测天象是为了神学的需要,但如果与天象推算不符,也是不利于统治集团利益的,所以皇帝要亲自主持历法的改革,以便与天象相符。两汉的历法曾经过几次改订。西汉初年,沿用秦朝《颛顼历》,武帝时改用落下闳等制订的《太初历》。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又改用《四分历》。《四分历》在当时是比较精密的历法,但也有一些与天象不合的现象。于是就产生了改历的议论。延光二年(公元123,此时距离白虎观会议已44年),汉安帝就历法问题组织朝臣进行讨论,起因是,有人从图谶和灾异等迷信观念出发,非难当时行用的较科学的东汉《四分历》,提出应改用合于图谶的《甲寅元历》。又有人从汉武帝“攘夷扩境,享国久长”出发,认为应该倒退回去采用《太初历》。据《汉书律历志》记载,张衡当时任尚书郎之职。张衡和另一位尚书郎周兴对上述两种意见提出了批驳和诘难,使这二宗错误意见的提出者或者无言以对。

张衡、周兴还研究了多年的天文观测记录,把它们和各种历法的理论推算进行比较,提出了鉴定,认为《九道法》的回归年长度和朔望月长度数值比《太初历》和东汉《四分历》都精密,提出了以“九道法”进一步补充和修改《四分历》。这种方法是先辈贾逵提出来的。它是一种关于月亮运行速度的理论。在“九道法”未产生之前,人们认为月亮运行的速度是均匀的,制历时采用平朔(每朔望月的数值都相同)。贾逵和李梵等人在制订后汉《四分历》时,根据观测的结果,认为月亮运行的速度并不均匀,因此,制历时应采用“定朔”(每个朔望月的数值都有一定差异)。这是符合月亮运行实际的科学认识,但当时未被采用。张衡再次把贾逵“九道法”提出,要求作为编历的根据,当时是十分正确的。张衡特别指出,一切学说只有契合自然的本质,才能成为真理,如果处于主观的歪曲,那就是“任疑从虚”。但反对派对用“九道法”编历出现的连续三个大月,和连续两个小月的情况,不合千百年来的习惯而阻挠“九道法”应用。被各派意见弄得昏头昏脑的汉安帝,十分心烦,只好把改历的事放下不办。,张衡、周兴建议采用《九道法》本是当时最合理、最进步的,但却未能在这场大讨论中获得通过,这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个损失。“九道法”推行又被延迟了半个多世纪,在谶纬大行其道的背景下,科学之路一波三折。

“九道法”虽未被采纳,但它是科学的,到了东汉末年,历法推算常出现日食预报错误,刘洪制订的《乾象历》终于采纳了“九道法”,月行不均匀性的被采入,大大推动了历法的进步。而那些以图谶为理由改历的主张也就终归失败了。

二、 《驳图谶疏》

张衡反对图谶的斗争并未阻止统治者继续提倡谶纬迷信。继安帝之后的顺帝,在永建元年(131),采纳了图谶专家周(酉甫)的建议,扩建太学校舍,增加学生名额,但在学习内容上也增加了许多谶纬图之类的书籍。统治者甚至规定《七经纬》为“内学”,儒家的“五经”为“外学”。也就是说,谶纬之书排列在儒家经典之上,只有精通谶纬才能顺利地踏上仕途。作为太史令的张衡对此非常不满。他认为图谶虚妄不经,非圣人之法,有辱儒家经典,儒者争学图谶,以附妖言,只是作为沽名钓誉的资本。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33年)升为侍中,于是他就给顺帝呈奏了自己写的《驳图谶疏》:

臣闻圣人明审律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杂之以九宫,经天验道,本尽于此。或观星辰逆顺,寒暖所由,或察龟策之占,巫觋之言,其所因者,非一术也。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谶书始出,盖知之者寡,自汉取秦,用兵力战,功成业遂,可谓大事。

当此之时,莫或称谶,若夏侯胜,眭孟之徒,以道术立名,其所述著,无谶一言,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成哀之后,乃始闻之。

《尚书》尧使鲧理洪水,九载绩用不成,鲧则殛死,乃嗣兴;而《春秋》谶云,共工理水。凡谶皆云黄帝蚩尤,而诗谶独以为蚩尤败,然后尧受命。

《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输班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时也。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其名三辅诸陵,世数可知。至于图中,迄于成帝。一卷之数,互异数事。圣人之言,势无若是。殆必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往者侍中贾逵、谶互异三十余事。

诸言谶者,皆不能说。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且河洛六艺,篇录已定,后人皮傅,无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历纪推言水灾,而竟称洞视玉版,或者至于弃家业,入山林,后皆无效,而复采前世成事以为证验。至于永建复统,则不能知。

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情伪较然,莫之纠禁,且律历卦候、九宫、风角,数有征效;世莫肯学;而竟称不占之书。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

以上摘自范晔后汉书》卷59《张衡传

张衡在这篇奏疏中,张衡首先探讨了谶产生的历史及发展情况,指出非圣人所为,乃小人为图升官发财而编造出来的。他说,汉初,刘邦打天下,靠武力成功,连喜欢讲术数的夏侯胜、孟等人也未提到过。成帝、哀帝之时,命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秘府,所编书目中也没有谶书,到哀平之际才听说有图谶。他说,讲谶的人都说它非常应验。既然图谶能预知未来祸福,那么,西汉最大的祸害莫过于王莽篡权,他们为什么不事先警诫呢?和帝永元年间(89~105)图谶专家宋景说他能预知大水,吓得很多人抛家舍业,窜入山林,结果没有水灾,宋景只好用历史上的大水来自圆其说。最后要求安帝,必须将图谶之书全部检查出来,彻底禁绝,不准它们继续在社会上肆虐、毒害世人。

张衡批判图谶的目的“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反对图谶之学是不彻底的。在批判图谶虚伪的同时,还说“卦侯、九宫、风角,数有征效”,他是用阴阳数术的理论批判图谶的。即便如此,敢于从专业角度去说服帝王去销毁欺诈的谶书,这需要很大的冒险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在此之前,曾有人对谶纬提出过批评,但都无一例外地遭受到迫害和打击。桓谭因在光武帝刘秀面前说过图谶是一些小人捏造出来的,差点被斩首。后来70多岁的桓谭被逐出京城,最终死在被贬途中。其他如郑兴尹敏(建武二年曾经协助光武校定图谶的旧臣)对图谶表示过一些怀疑,也遭到贬斥或放逐。《论衡》的作者王充,也因反对谶纬而终身不得仕进,“贫无一亩庇神”,穷困潦倒。张衡敢于在皇帝面前公开揭露图谶之伪,想必张衡也明白如果要说服君主,就一定要以更加专业的角度去说服帝王,这样不但可以把问题引导正确,同时又巧妙地保护了自己的,这种不畏权势、坚持真理的大无畏斗争精神,与谶纬小人斗志斗勇,受到后人的敬重,因为有的张衡的坚持,所以真相才得以大白。

宋代金石学家赵明诚曾经说过:“谶纬之说,兴于西汉之末,而烂于东汉之世,独平子奋然辟之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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