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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由清纪昀主编的丛书是内容丰富、较系统的研究古典文献的重要工具书、解题式书目的代表作。于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汇编成此书,二百卷。收录古籍计一万零二百八十九种,为便于翻检,次年另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不收存目书,提要从简。中华书局一九六五年新印《四库全书总目》。《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简称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总目、四库提要,共二百卷,是中国清代纪昀等编纂的一部大型解题书目,是中国古典目录学方法的集大成者。

总目以经史子集提纲,部下分类,全书共分四部、四十四类、六十七个子目,录收《四库全书》的著作3461种、79307卷,又附录了未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6793种、93551卷。各书之下编有内容提要,“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定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瘅,用着惩戒”,详为考辨。

礼亲王代善之后昭评价:“所著《四库全书总要》总汇三千年间典籍,持论简而明,修辞淡而雅,人争服之。”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称:“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词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

总序
  凡例
  前言
  正史类
  史记一百三十卷
  史记志疑三十六卷
  史记考证七卷
  史记疏证六十卷
  史记探源八卷
  汉书考正不分卷後汉书考正不分卷
  汉书疏证二十七卷
  汉书疏证三十六卷
  汉书辨疑二十二卷
  汉书注校补五十六卷
  汉书补注一百卷首一卷
  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
  後汉书补注二十四卷
  後汉书疏证三十卷
  後汉书辨疑十一卷
  续汉书辨疑九卷
  後汉书注补正八卷
  後汉书集解九十卷卷首一卷续汉志集解三十卷
  三国志注补六十五卷补遗一卷
  三国志辨疑三卷
  三国志考证八卷
  三国志旁证三十卷
  晋书校勘记五卷
  晋书斟注一百三十卷
  晋书地理志新补正五卷
  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
  南北史表七卷
  隋书地理志考证九卷补遗一卷
  旧唐书校勘记六十六卷
  旧唐书逸文十二卷
  唐书合钞二百六十卷首一卷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十二卷唐书合钞补正六卷
  旧五代史考异五卷
  五代史记注七十四卷
  五代史记纂误补四卷附录一卷
  五代史记纂误补续一卷
  五代史记纂误续补六卷
  辽史拾遗补五卷
  金史详校十卷首一卷末一卷
  元史氏族表三卷
  元史本证五十卷
  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
  元史地名考不分卷
  明史考证掴逸四十二卷附录一卷
  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二十卷皇朝舆地韵编二卷
  清史稿五百三十六卷
  别史类
  帝王世纪十卷附录一卷补遗一卷
  帝王世纪续补一卷帝王世纪考异一卷
  世本五卷
  周书集训校释十卷逸文一卷
  周书斟补四卷
  王会篇笺释三卷
  藏书六十卷
  编年类
  纪事本末类
  杂史类
  史评类
  诏令奏议类
  传记类
  地理类
  职官类
  证书类
  时令类
  金石类
  目录类

总目完成后,在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由武英殿刊印,是为殿本。 乾隆六十年(1795年)杭州官府根据文澜阁所藏殿本重刻,是为浙本。同治七年(1868年),广东又以浙本为底本翻刻,是为粤本。三刻本中,以殿本最佳,以浙本流传最广。

对总目的辨析考证研究,主要有胡玉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崔富章的《四库提要补正》和李裕民的《四库提要订误》。1997年,中华书局以殿本为底本,以浙、粤二本为参考本,吸取各家考证研究成果,出版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是目前最佳的版本。

(本篇据中华书局影印清《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春秋类排录,依文意分段,加现代标点。)

洛阳老庄研究院
  潇雨 排录

《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内府藏本

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

自刘向、刘歆、桓谭、班固皆以《春秋传》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经于孔子,魏晋以来儒者更无异议。至唐赵匡,始谓左氏非丘明,盖欲攻传之不合经,必先攻作传之人非受经于孔子,与王柏欲攻《毛诗》,先攻《毛诗》不传于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诸儒,相继并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证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出依托,今未见其书,不知十一事者何据。其余辨论,惟朱子谓“虞不腊矣”为秦人之语,叶梦得谓纪事终于智伯,当为六国时人,似为近理。然考《史记秦本纪》,称惠文君十二年始腊,张守节《正义》,称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明古有腊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创。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亦驳此说曰:“史称秦文公始有史以纪事,秦宣公初志闰月,岂亦中国所无,待秦独创哉?”则腊为秦礼之说,未可据也。《左传》载预断祸福,无不征验,盖不免从后传合之,惟哀公九年称赵氏其世有乱,后竟不然,是未见后事之证也。经止获麟,而弟子续至孔子卒,传载智伯之亡,殆亦后人所续,《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有扬雄之语,不能执是一事指司马迁为后汉人也,则载及智伯之说,不足疑也。

今仍定为左丘明作,以祛众惑。至其作传之由,则刘知几“躬为国史”之言,最为确论。《疏》称“大事书于策者,经之所书;小事书于简者,传之所载。”观晋史之书赵盾,齐史之书崔杼及宁殖,所谓载在诸侯之籍者,其文体皆与经合。《墨子》称《周春秋》载杜伯,《燕春秋》载庄子仪,《宋春秋》载观辜,《齐春秋》载王里国、中里,核其文体,皆与传合。经传同因国史而修,斯为显证。知说经去传,为舍近而求诸远矣。

《汉志》载《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注曰:“公羊、谷梁二家。”则左氏经文,不著于录。然杜预《集解序》称:“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陆德明《经典释文》曰:“旧夫子之经与丘明之传各异,杜氏合而释之。”则《左传》又自有经。考《汉志》之文,既曰《古经》十二篇矣,不应复云《经》十一卷。观《公》《谷》二传皆十一卷,与《经》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为二传之经,故有是注。徐彦《公羊传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汉儒谓之古学。”则所谓《古经》十二篇,即《左传》之《经》,故谓之“古”,刻《汉书》者误连二条为一耳。今以《左传》经文与二传校勘,皆左氏义长,知手录之本确于口授之本也。

言《左传》者,孔奇、孔嘉之说,久佚不传;贾逵、服虔之说,亦仅偶见他书。今世所传,惟杜注孔疏为最古。杜注多强经以就传,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刘,(案刘炫作《规过》以攻杜解,凡所驳正,孔疏皆以为非。)是皆笃信专门之过,不能不谓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后左氏之义明,左氏之义明而后二百四十二年内善恶之迹一一有征。后儒妄作聪明,以私臆谈褒贬者,犹得据传文以知其谬,则汉晋以来藉左氏以知经义,宋元以来更藉左氏以杜臆说矣,传与注疏皆谓有大功于《春秋》可也。

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

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唐)孔(孔颖达)、贾(贾公彦)、啖(啖助)、陆(陆淳)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如王柏吴澄攻驳经文,动辄删改之类)。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如《论语集注》误引包咸夏瑚、商琏之说,张存中四书通证》即阙此一条以讳其误。又如王柏删《国风》三十二篇,许谦疑之,吴师道反以为非之类)。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禅解经之类)。空谈臆断,考证必疏,於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徵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如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

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

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为十类: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曰孝经、曰五经总义、曰四书、曰乐、曰小学。

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莫简於《春秋》,莫详於《左传》。《鲁史》所录,具载一事之始末,圣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定以一字之褒贬。此作史之资考证也。丘明录以为传,后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贬。此读史之资考证也。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儒者好为大言,动曰舍传以求经。此其说必不通。其或通者,则必私求诸传,诈称舍传云尔。

司马光通鉴》,世称绝作,不知其先为《长编》,后为《考异》。高似孙纬略》,载其《与宋敏求书》,称到洛八年,始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代。唐文字尤多依年月编次为草卷,以四丈为一卷,计不减六七百卷。又称光作《通鉴》,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李焘《巽岩集》,亦称张新甫见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按焘集今已佚,此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述其父廷鸾之言。)今观其书,如淖方成祸水之语则采及《飞燕外传》,张彖冰山之语则采及《开元天宝遗事》,并小说亦不遗之。然则古来著录,於正史之外兼收博采,列目分编,其必有故矣。

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次曰《编年》,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者也。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旧有《谱牒》一门,然自唐以后,谱学殆绝。玉牒既不颁於外,家乘亦不上於官,徒存虚目,故从删焉。

考私家记载,惟宋、明二代为多。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恩怨既结,得志则排挤於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相报复。其中是非颠倒,颇亦荧听。然虽有疑狱,合众证而质之,必得其情。虽有虚词,参众说而核之,亦必得其情。张师棣《南迁录》之妄,邻国之事无质也。赵与《宾退录》证以金国官制而知之。《碧云》一书诬谤文彦博范仲淹诸人,晁公武以为真出梅尧臣以为出自魏泰邵博又证其真出尧臣,可谓聚讼。李焘卒参互而辨定之,至今遂无异说。此亦考证欲详之一验。然则史部诸书,自鄙倍冗杂,灼然无可采录外,其有裨於正史者,固均宜择而存之矣。

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轧,自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驳乃分。其中或佚不传,或传而后莫为继,或古无其目而今增,古各为类而今合,大都篇帙繁富,可以自为部分者。儒家之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叙而次之,凡十四类。

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兵刑类也。唐虞无皋陶,则寇贼奸宄无所禁,必不能风动时雍,故次以法家。民,国之本也;谷,民之天也,故次以农家。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农黄帝,以圣人为天子,尚亲治之,故次以医家。重民事者先授时,授时本测候,测候本积数,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

百家方技,或有益,或无益,而其说久行,理难竟废,故次以术数。游艺亦学问之余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艺术。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观者也。

《诗》取“多识”,《易》称“制器”,博闻有取,利用攸资,故次以谱录。群言岐出,不名一类,总为荟粹,皆可采摭菁英,故次以杂家。隶事分类,亦杂言也,旧附于子部,今从其例,故次以类书。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广见闻,愈于博弈,故次以小说家。以上四家,皆旁资参考者也。

二氏外学也,故次以释家、道家终焉。

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家也。然儒家本《六艺》之支流,虽其间依草附木,不能免门户之私,而数大儒明道立言,炳然具在,要可与经史旁参。其余虽真伪相杂,醇疵互见,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节之足以自立,即其不合于圣人者,存之亦可为鉴戒。虽有丝麻,无弃菅蒯,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在博收而慎取之尔。

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馀也。

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书无称屈原宋玉工赋者。洎乎汉代,始有词人。迹其著作,率由追录。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遗书。魏文帝亦诏天下上孔融文章。至於六朝,始自编次。唐末又刊板印行。(事见贯休《月集序》。)夫自编则多所爱惜,刊板则易於流传。

四部之书,别集最杂,兹其故欤!然典册高文,清词丽句,亦未尝不高标独秀,挺出邓林。此在翦刈卮言,别裁伪体,不必以猥滥病也。

总集之作,多由论定。而《兰亭》、《金谷》悉觞咏於一时,下及汉上题襟、松陵倡和。《丹阳集》惟录乡人,《箧中集》则附登乃弟。虽去取佥孚众议,而履霜有渐,已为诗社标榜之先驱。其声气攀援,甚於别集。要之,浮华易歇,公论终明,岿然而独存者,《文选》、《玉台新咏》以下数十家耳。

诗文评之作,著於齐梁。观同一八病四声也。锺嵘以求誉不遂,巧致讥排;刘勰以知遇独深,继为推阐。词场恩怨,亘古如斯。冷斋曲附乎豫章,石林隐排乎元。党人馀衅,报及文章,又其己事矣。固宜别白存之,各核其实。

至於倚声末技,分派诗歌,其间周、柳、苏、辛,亦递争轨辙。然其得其失,不足重轻。姑附存以备一格而已。

大抵门户构争之见,莫甚於讲学,而论文次之。讲学者聚党分朋,往往祸延宗社。操觚之士笔舌相攻,则未有乱及国事者。盖讲学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时政,其事与权势相连,故其患大。文人词翰,所争者名誉而已,与朝廷无预,故其患小也。然如艾南英以排斥王、李之故,至以严嵩为察相,而以杀杨继盛为稍过当。岂其扪心清夜,果自谓然?亦朋党既分,势不两立,故决裂名教而不辞耳。至钱谦益列朝诗集》,更颠倒贤奸,彝良泯绝。其贻害人心风俗者,又岂鲜哉!今扫除畛域,一准至公。明以来诸派之中,各取其所长,而不回护其所短。盖有世道之防焉,不仅为文体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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