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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人

四川人,又称为川人、蜀人或巴蜀人,即巴蜀民系,是汉族的一个民系,是中国四川省境内的主要族群,主要分布于四川省。

巴蜀人起源于华夏族巴族蜀族,并在经历了漫长历史中数次人口迁徙之后,最终形成于明初和清初的两次“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之后,目前总人口约有8000万);是中国汉族中人口最多的族群之一,狭义指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境内外籍贯(出生地)为四川的人群。

四川人的构成主要为本土四川人和后来的湖广等地移民。简捷地说,四川人原本是全国各地移民的后裔。秦灭蜀后,就曾“移秦民万家”充实川蜀;东汉末到西晋,又发生过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从唐末五代到南宋初年,有大批北方人迁居蜀地;元末明初,南方移民大批进入四川;明末清初的的大移民活动前后延续一百多年,即所谓“湖广填四川”;抗日战争时期,大批“下江人”即长江中下游居民大量迁居四川。即使不算全国解放后,大批北方干部进入四川,三线建设时期又有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员进入四川,并从此落地生根,定居蜀地。

随着移民的进入,必然发生的是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中原文化、南粤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同形成于先秦的蜀文化之间的碰撞,可以想见是持久而激烈的。可是,碰撞的过程也就是融合的过程,其结果便是一种新的区别于原有的古蜀文化的新文化的诞生。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四川人的性格就不能不出现异质并存、错综复杂的现象。第一次跨进蜀地的人总会有耳目一新之感,似乎自己是跨进了一个新的国度。公元759年(唐肃宗乾元二年),诗圣杜甫逃离战火纷飞的中原,从华州经秦州、同谷,来到成都,不禁大感惊奇。这种惊奇感的强烈,甚至压倒了艰辛旅途给他的感受。他在《成都府》一诗中甚至忘了抱怨蜀道难,而只是大声惊叹道:“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见新人民,未卜见故乡”。

一是像冲出峡口的山洪,有些“叛逆”,但“叛逆得瑰丽而惊人”。四川人无论什么身份、职业都始终洋溢着一种勤劳勇敢、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这种文化品格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地理条件分不开。四川盆地地势复杂,高山深谷纵横,从中冲决而出的滔滔洪水终归万里长江。得此山川、文化精神的哺育和滋养,四川人出于对贫穷落后的抗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往往默默无闻,蓄志待发,但一旦突破“瓶颈”现象,冲出“最隘一个峡口”夔门,便大有一种誓不回头的志向,更有一番惊世骇俗的作为。对此,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三峡》中满怀激情地赞扬道:“从三峡出发的人,他们都有点叛逆性,而且都叛逆……得瑰丽而惊人”。

二是像终究会燃起的湿木“疙兜”(树根),以“忍耐”性强而著称。忍耐是东亚文明之特征,而四川又是忍耐的典型。一方面,这种性格是他们在长期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中养成的。在生产劳动中,他们凭借这一精神,“欲与天公试比高”,不夺丰产不回头,表现了人定胜天、不向自然低头的英雄气概。在杀敌战场上,他们凭借这一精神,敢于刺刀见红,作战勇猛,屡建奇功。但另一方面,在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中生活惯了的四川人,也养成了一种安于现状、随遇而安的品性,只要基本生活尚能维持,一般不愿抛弃原有的生存方式和生活轨迹。因此,即使受了压迫欺负,他们大多“忍”字当头,一忍再忍,甚至忍辱负重。北方人像干柴烈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所不满,拍案而起。而四川人像湿木“疙兜”(树根),更多则是采取传统的“文刺”方式,以幽默俏皮的文字,以入木三分的辛辣讽刺,来发泄胸中的愤愤不平之气。四川人干任何事情,开始时总是默默无闻,只是到了关键时刻才轰轰烈烈、闪光发热。

三是像疾风中的“劲草”,富有“忠勇牺牲”精神。在国家统一、人民安居乐业的时代里,四川人大多默默无闻,交差完粮,平平淡淡地作百姓的楷模。但在历史紧要关头,当内忧外患严重威胁到国家民族生存时,就会像疾风中的“劲草”,表现出强烈的“忠勇牺牲”精神。比如,在抗日战争前,由于四川军阀连年混战,一时间,四川人被国人目之为“怯于公战,勇于私斗”的人群。但抗日民族战争的烈火激发了四川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使其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保家卫国的滚滚洪流中。八年抗争中,川军以窳劣的武器,迎战装备精良的日军,热血洒遍江淮河汉,威名播于三山五岳。与此同时,盆地之内的四川父老,为全国补充了近300万人的兵源,致使抗日前线有“无川不成军”之说;为国家承担了占总数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为全国提供了占征收总量38.5-的稻谷……四川人民在抗战八年中所做的贡献,受到了全国各界的高度评价。

随着移民的迁徙,商品的流通交易,四川地区人际交流空前频繁,极大地凸显了各地人群的性格特征;各地风俗相互渗透、融合,最终形成了四川独具个性的文化特征。

清代思想家魏源在《湖广水利论》中较早提及“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典故。他的说法,简明扼要地揭示了中国历史上脍炙人口的移民运动。经过明末的兵燹战乱,四川境内的不少地方“寥寥孑遗,俨同空谷”。经过其他地区民众的自发迁徙以及官府的招徕流民,四川人口逐渐增长。

随着移民的大批迁徙,经历明清鼎革兵燹战乱的四川,经济元气逐渐恢复,各地商人纷至沓来。在成都,字号放账的都是山西人、陕西人,当地人称“老西”、“老陕”,所谓“放账三分利逼催,老西老陕气如雷。城乡字号盈千万,日见佗银向北回”。从这首竹枝词所述可见,山、陕商人在成都的势力如日中天,一般民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将本地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回老家。作为商帮势力繁盛的标志,四川各地的会馆相当发达,而在鳞次栉比的各地会馆中,陕西会馆显得鹤立鸡群。除了大商帮外,钱铺基本上为江西人所垄断。

伴随着商品流通交易的日益发达,人们之间的交流和接触空前频繁,极大地凸显了各地人群的性格特征。清代前期,绍兴师爷就受到成都人的极大瞩目:“安排摆设总求工,古董诸般样不同。美服更兼穷美味,师爷气派与门公。”这首竹枝词,叙及绍兴师爷在衣食家居日用方面的与众不同。清初以来,四川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各地风俗相互渗透、融合,最终形成了独具个性的文化特征。 [1]

至迟从公元前4世纪起,地处四川盆地的巴国和蜀国已经与中原的诸侯国联系在一起。在秦国扩张到巴蜀旧地后,大批移民就开始迁入。此后,川蜀地区曾经历过一次次比国内其他地区更加惨烈的天灾人祸,以至有了“天下未乱蜀先乱”的说法。但无论乱到什么程度,四川又会浴火重生,恢复为“天府之国”,成为西南重镇。究其原因,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四川的自然条件是“天府之国”的基础。四川地区水源充沛,从古至今,都江堰的自流灌溉造就了四川“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加上气候温和,植被茂密,物产丰富,在农业生产条件下完全能做到自给有余。16世纪美洲作物玉米、红薯等传入后,盆地周围的丘陵山地也得到更大的开发利用,从而养活了更多人口。另一方面,封闭的地形地势也使四川比较容易防御外来的入侵,在战乱中能保持相对的安定,或者成为稳定的后方。

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外来移民。四川的早期历史记载蚕丛、杜宇等首领都来自成都平原以外,已经发掘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也部分证实三四千年前发生的频繁迁移。在古代,长距离的迁移不仅能使移民获得新的生产和生活资源,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而且是移民群体本身优胜劣汰的过程。而最终能在迁入地成功定居并繁殖绵延的,都是在体力、智力上的强者。秦灭川蜀和灭六国的过程中,大批移民迁入,带去了先进文化。东汉末年中原大乱,大批移民进入川蜀,成为刘备建立蜀汉的中流砥柱。西晋时,大批氐人和汉人移民迁入,不仅建立了割据政权,也使当地的经济、文化、人口得以在一次次战乱中延续。这样的历史在唐末五代、明末清初等一次次重演。开发、定居、繁衍后的移民和移民后代热爱他们的第二故乡,在抵抗外敌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坚毅顽强,显示出巨大的精神力量。移民中客家人的后代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方言和宗族生活。随着人口的增加,垦殖和开发区域的扩大,四川的经济迅速恢复,名人辈出,近代各方面的四川籍名人几乎都是移民的后裔。经过祖祖辈辈的辛勤努力,使四川迅速得到开发,因而四川无论在天灾还是战乱之后,仍能恢复为“天府之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省份之一。

盆地意识是指生活在四川盆地的四川人的特有意识。盆地意识有许多种理解。基本上,盆地意识是由四川盆地几乎完全封闭的地理特性造成的。历史上,由于四川盆地物产丰饶而使四川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自成一体,成为一个相当独立的世界,含有“盆地即天下”的意境。盆地意识通常有自足、自满、自大等多种意思。

四川多奇山异水,同样,四川人则多奇异人士,这也和四川盆地的封闭性和自成一体有关。四川地区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确实养了一些懒散之人,这一点在成都平原地区显得尤为突出。《隋书》中称“溺于逸乐”,正是“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的原因,这自然是指条件较好的成都平原地区。《宋史》认为蜀人“怀土罕趋仕进”,与《隋书》的记载异曲同工。这样的文化氛围与古代安土重迁意识相合,加上古代四川地理环境的相对闭塞又更加促使了这种安土重迁意识的加深。

历史时期四川地区各小区内经济文化发展差别是十分大的,四川因为历史上数次大规模大范围的屠虐,催生出四川人乐于生活,乐观豁达又勤劳勇敢的性格。这种乐于生活不能完全理解为懒惰。

《隋书地理志》称四川成都人“士多自闲”,这可能在事实上造成了蜀人喜治学而不求仕进的风尚,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蜀人在外的影响,故范镇《东斋纪事》认为这种现象是在张咏以后才有所改观的。

四川人对传统的家乡文化的依恋仍是十分强烈的,许多“少小离家老大还”的长者仍是乡音未改,对麻辣的喜好也使许多人食俗不改,也影响到外地人,这正是川菜风行全国的基础。今天四川已经大量走出去了,但却以出卖劳力为主,省内城市“棒棒”、“扁担”、“背篼”流行,省外“川军”成了出卖体力民工的代称。古代四川人在一些时期有乐于诗书而不求仕进的传统,青山绿水,衣食易求,美人美食美酒美茶,咏诗作画,好文刺讥,悠闲安逸,确实使历史上一批四川文化人乐此不疲。今天,我们有魏明伦棒棒军李伯清等等,在全国不乏影响,但四川的文化还不应仅仅如此,我们还应有更多的融入全国主流文化的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

敢为天下先、勇于开放、敢于创新这是蜀文化的内涵特征。这种精神从古以来一以贯之,不论在古代、近代还是现当代,都在持续地发生作用,不断地表现出来。这里不妨举出几个例子。在古代,古蜀人开创了以成都为起点的中外交流通道“南方丝绸之路”,最早把中国的名称China传播到西方世界;改革开放后,新中国第一家典当商行华茂典当服务商行在成都开业。这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蜀文化在历史上和当代四川经济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僻居内陆腹地的四川人,由于交通信息的闭塞,比起得风气之先的沿海人,似乎很难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但是,穷则思变,愈是闭塞便愈思开通,愈想打开眼界,因此,四川人也在这种开通进取的状态下,敢作敢为,以致在近现代以来的历史上,开创了许多“敢为天下先”的典范。

在近代,四川保路运动“引起中华革命先”,成为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孙中山高度评价四川人的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历史功绩,他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起义或者要迟一年半载。” 自20世纪初年的留学生运动涌进四川以后,邹容吴玉章等先进知识分子便开创了四川青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虚心学习、学以致用的优良传统。五四运动后,由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继承这一传统,掀起了四川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在全国著为先鞭,人数之多仅次于湖南。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成为后来的革命元老和骨干。

“百年川蜀革命潮流,保路运动肇其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这里走出了世纪伟人邓小平、“永远的红司令”朱德、“军神刘伯承、元帅陈毅等一大批功勋卓著的革命家。

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四川大地上的“先天下而为”的大事更是层出不穷。在农村改革方面,1980年4月,四川广汉向阳人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大无畏的胆识和勇气,第一个摘下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正式挂起了“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向阳人率先恢复乡村建制的创举,在全国农村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以此为开端的经济体制改革,被正式写进了国家的根本大法,载入了新中国的光辉史册,向阳也因此获得了“中国第一乡”的美称。

在城市改革方面,四川曾经有企业改革发轫之作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还有新中国第一支股票“蜀都股份”于1980年12月诞生;成都率先打破《人民日报》广告禁区,宁江机床厂于1979年6月25日在《人民日报》登出广告的举动。

主持修建了中国早期水利灌溉工程都江堰的战国时期蜀守李冰,西汉阆中的天文学家落下闳等,世界闻名。

历史上,四川就有“文宗自古出川蜀”的说法。四川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以三星堆文化为表征的川蜀是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结构中的重要一元,在夏商时代是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惟一代表,在中国文明史上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

四川处于西南民族与汉民族的多民族互动交流地区,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多彩。它既是民族文化的交汇区,又是民族融合的交融区,同时还是介于内地与西南民族之间高文化、高科技的汇聚区和通道区。这使四川聚集了多种文化精华,汇聚了大批高文化人才,聚合、积累并生成四川文化上和科技上的极大优势。四川的高文化表现出“水库”特征,不断向外输出高文化人才,又不断从外引进高文化人才。

历史上,四川的人才走出夔门后,常常是大展才华,“文章冠天下”,如古代的司马相如、三苏等,近代的郭沫若、巴金等。而外省文豪入川后,更加成就了其“语不惊人死不休”,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当推唐代大诗人李白与杜甫。这种相反相成的“水库”效应,恰应了“流水不腐”这句古话,构成了历史上四川与外省文化在经常性的互动中互补的交流特点,它使四川文化在保持自己基本形态的同时,不断更新其表层结构,从而得以站在中国文化主潮流的前沿。

汉代的司马相如、唐代的诗人李白、宋代文豪的苏轼、现代的文学家巴金郭沫若等都是四川文人的杰出代表。

唐代女皇武则天、共和国时期的元帅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和世纪伟人邓小平都是四川军事或政治领域的杰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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