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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家璇

1955年至1958年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学习。 1958年至1962年北京大学东语系日语专业学习。

1962年至1964年广播事业局对外部日语组工作。

1964年至1969年外交部翻译队工作。

1969年至1970年外交部“五七”干校劳动。

1970年至1978年对外友协副处长、中日友协理事。

1978年至1983年驻日本使馆二秘、一秘。

1983年至1985年中央国家机关外事口整党工作指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1985年至1988年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

1988年至1991年驻日本使馆公使衔参赞、公使。

1991年至1993年外交部部长助理、党委委员。

1993年至1994年外交部副部长、党委委员。

1994年至1997年外交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

1997年至1998年外交部党委书记、副部长。

1998年至2000年外交部部长、党委书记。

2000年至2003年3月任外交部部长、党委委员。

2003年3月任国务委员。2004年6月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会长。

中共第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 [1]  [2] 

从上世纪50年代服从组织需要,由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调到北京大学专攻日语,到新世纪之初出任主管外交外事工作的国务委员,已经年过七旬的唐家璇见证了新中国外交波澜壮阔的辉煌 历程。 8月初秋,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在中南海一间朴素的办公室里,唐家璇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畅谈过去一个甲子新中国外交的特色和风格,也道出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外交往事。

“称我是外交家实在不敢当,我只是一个外交战线上的老兵。”听到记者称他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位领导人指挥下的外交家,唐家璇摆摆手,谦虚地说。

谈到60年的新中国外交,唐家璇娓娓道来:“新中国外交在60年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风格,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也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同时还富有很强的实践色彩。”

他对新中国外交做了如下概括:

讲独立自主。坚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对国际事务的立场和政策。坚持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部事务。

讲和平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80年代中国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到进入新世纪,中国倡导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尤其是2005年以来,胡锦涛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提出关于构建“和谐世界”的一系列主张。中国的和平外交是一脉相承的。

讲诚信守诺。孟子曰:“车无辕而不行,人无信则不立”。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凡是承诺的一定兑现,遵守条约的义务与权利,凡是中国签字同意的一定按条约执行。中国政府讲诚信,赢得了各国人民的普遍赞誉。

讲公平公正。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主持公道,支持正义斗争。中国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家关系,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讲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高度统一。60年中,中国通过“武戏文唱”,实现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通过“小球转动大球”,打开中美交往大门;通过建交、半外交和保持民间交往三种形式,逐步实现与西方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并最终全部建交。中国政府提出“一国两制”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寻求解决与周边国家领海、领土争议问题,这些都堪称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有机结合的外交大手笔。

谈到当前外交工作,唐家璇特别提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进一步提升,外交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重要,要更好地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服务,特别要进一步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展现中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国际形象。为此,需要进一步开展人文外交和公众外交,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交流活动,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国真实和客观的了解。

1958年夏,正在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学习的唐家璇,按照组织

通知,作为外交部代培生,到北京大学东语系专修日语。这次转学,成为唐家璇人生的转折点和其后数十年外交生涯的出发点。 从中日友好协会“最年轻的理事”,到担任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的日语翻译,再到参与中国对日政策的决策和实践,唐家璇一直活跃在中国对日外交的舞台,见证了中日关系发展从逐步实现邦交正常化到建立战略互惠关系间的种种跌宕起伏。

“我深感中央对对日工作的重视。在周恩来总理生前会见的外国代表团中,谈话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就是日本代表团。有时晚上零时开始,一直谈到翌晨拂晓,报导时就出现了双方共进早餐的字句。”谈到尘封已久的往事,唐家璇仍感到历史的一幕幕画卷宛如昨天。

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乒乓外交”肇始于日本,但很少人了解中日邦交正常化前“芭蕾外交”带动的中日外交舞步。1972年,自称对芭蕾舞“一窍不通”的唐家璇作为上海芭蕾舞团访日演出团团长翻译兼秘书,随同团长孙平化率团赴日演出《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演出在日本引起轰动。在这次特殊的民间外交活动中,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会见了孙平化和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

“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会见没有安排在首相官邸。日方包下了整个东京帝国饭店最高层。我作为翻译参与了会见。作为整个活动的重要成果,在演出访问结束前,双方正式发表声明,宣布田中角荣将应中国政府邀请访华。你看,这就是民间外交的威力!”唐家璇说。

唐家璇说,中日邦交正常化37年来,尤其是近年来两国关系经历了曲折发展历程,留下很多深刻而有益的经验与启示,最重要的有五点:

始终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两国关系;

按照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慎重妥善处理历史和台湾等重大敏感问题,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

不断扩大两国共同利益基础;

巩固和增强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

客观认识和正确对待双方的发展,努力增进战略互信。

在外交战线工作46年,无论是在谈判桌上与对手博弈,还是站在联合国的演讲台前,

唐家璇给人留下的印象总是举止温文尔雅,讲话滴水不漏。 当记者好奇地问唐家璇,他在外交场合是不是从没发过火,他微笑着回答说:“人是有感情的,说我从来没有发过火,这不符合实际。有些场合是要严厉一点的,该不握手的就是不握手,该保持严肃时,就应该保持严肃、严峻的表情。”

唐家璇说,中国外交倡导的是和平外交。看似觥筹交错、迎来送往,实际是在广交朋友,深交朋友;播种友谊,播种希望,为国家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对外交往中的外交官必须仪表端庄,说话稳妥。

他说,中国外交官的风格应该是刚柔相济,刚中有柔,柔中带刚。要非常讲究工作方式方法,讲究外交艺术,“这不是为讲究而讲究,而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原则,所以叫做刚柔并济。”

在外交斗争中,“吵架”也是一种讲求原则和策略的艺术。唐家璇认为,外交官应该善用“吵架”。“外交上,吵架归吵架,吵架不是为了谈崩,朋友还是要继续交下去的。谈判应该谈而不断,斗争也是斗而不断。”

“外交,就是通过各种场合,充分捕捉机遇,运用机遇,主动出击,宣传我们的政策、主张,争取对方的理解、同情、支持,坚定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特别是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采访结束前,这位外交战线的“老战士”打着手势,坚定地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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