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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馥(晚清人物)

周馥(1837~1921.9.22),字玉山,号兰溪,谥悫慎。安徽至德(今安徽东至)人。早年因多次应试未中,遂投笔从戎,在淮军中做了一名文书。后又升任县丞、知县、直隶知州留江苏补用、知府留江苏补用。清同治九年(1870年),以道员身份留直隶补用,其间积极筹划建立北洋海军事宜,同时还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武备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光绪三年(1877年)任永定河道;七年(1881年)任津海关道;九年又兼任天津兵备道;十年,奉李鸿章之命到渤海编练民舶团练;十四年(1888年)升任直隶按察使。甲午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前敌营务处总理。马关议和后,以身体病弱自请免职。

周馥初为李鸿章文牍,协其兴办洋务三十余载,在北洋海军、武备学堂、天津电报局及开平煤矿创办过程中均有作为,是后期洋务运动实际上的操盘手,而且助开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与安徽公学,有功于教育。

周馥(1837-1921.9.22),字玉山,号兰溪,安徽至德人(原属安徽东流,今安徽东至县)人。其女嫁给袁世凯的八儿子袁克珍。诸生出身。咸丰末年,避战乱辗转到省城安庆。同治元年(1862年)春,李鸿章组建淮军。周馥应募,深得李鸿章赏识,即“招往办文案”。从此,他跟随李鸿章办洋务达三十余年,诸多赞画,深受倚重。遂由候补县累迁至封疆大吏,成为淮系集团中颇有建树和影响的人物。其子周学熙,字缉之,号止庵,中国近代实业家,山东大学堂的首任校长。

四年(1865年)四月,李鸿章接替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奏保周馥以知府留江苏补用。六年(1867年)冬,李鸿章奉命督师,赴河南、山东对捻军作战,周馥因襄办金陵善后工程局事务及丁父忧,未能随往。

同治十年(1871年),李鸿章由湖广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便以天津西沽筑城工程,函招周馥至天津筹划。时值直隶大水成灾,永定河多处决口,京津一带几成泽国,京畿安全受到威胁,李鸿章刚任直隶总督,就遇此大灾,非常恐慌,急派周馥负责堵修工程。周馥堪工备料,“终日奔波于 泥之中”,“日夜监工,虽大风雨亦不稍休”,很快将卢沟桥大石坝等处决口堵修完竣。李鸿章对工程进度十分满意,遂极力奏保周馥以道员留直隶尽先补用。周馥于光绪三年(1877年)署永定河道。

周馥曾在直隶为官二十余年,凡遇水患,无不参予筹划治理。他深知直隶水患以永定河最为难治,“河十年八九决,每塞决费多或二三十万,少亦十余万,豁粮办赈又数万,历任直督苦之”,他认为要根治永定河水患,与之相关的河流也必须同时治理。因此他还对天津、通州等地河流进行治理,结果使直隶水患大为减轻。

光绪元年(1875年)冬,李鸿章委派周馥筹办海防支应局,负责北洋水师军饷收放事务。他“苦心经画”,使军饷供应得到保障。四年(1878年)夏,周馥丁母忧回籍,两江总督沈葆桢以修理金陵城垣大工美差,劝他留在江苏任职。周馥坚辞说:“李相国待我最厚,我既出山,安可无端弃北而南也。丈夫出处,惟义是视,何计利害!”遂于七年(1881年)四月,丁忧期满后,仍回海防支应局本任。旋署津海关道。十二月,随李鸿章、马建忠与美国提督薛斐尔商定朝美通商条约。在他起草的约稿中,坚持“朝鲜乃中国属邦”的立场,但由于美国不接受,中国当局亦未能坚持,故此把朝鲜推向任列强宰割的半殖民地深渊。周馥每忆及此事,都深感遗憾。

光绪八年三月,李鸿章丁母忧回籍,遗缺由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张因诸务生疏,遇事多同“从淮军久”又与诸将士融洽的周馥磋商,依为臂助,故保奏他以津海关道会办天津营务处兼北洋行营翼长,负责襄办交涉、营务及海防诸事。

光绪十年夏,中法战争爆发,沿海防务吃紧,清廷命李鸿章派专员负责在渤海湾海口一带加强防务。李鸿章即以周馥“随营多年,熟谙工程,究心韬略”,奏委他督办此事。周馥从五月至七月,终日奔驰于海口南北各要隘,一面“联络营将,会督地方文武,编查民船,严禁接济勾结等弊”;一面督同各处将领,认真勘察各港湾炮台,并绘制北洋地形总图,又绘制大沽北塘营口旅顺、大连、烟台、登州七处要塞分图,并制成部分模型,以供进呈。

是年,周馥又会办电报局事务,经手创办北塘至山海关电报线。翌年夏,奉委筹建天津武备学堂,“开创中国创办武备学堂之始”。十月,参加中法议订中法商民在越南边界通商章程

光绪十二年春,周馥禀请李鸿章在天津建集贤书院,以招四方游士。又建文博书院,以培育精通外语人才。四月,总理海军事务醇亲王,奉旨巡阅北洋海防,扈从文武官员及舆仆人等230余人。李鸿章对醇亲王进行隆重接待,凡阅操一应事宜,悉由周馥筹办。周馥不仅对各种接待礼仪、膳宿安排、巡察路线、阅操程序作了精心安排,还随李鸿章陪同醇亲王至大沽、旅顺、大连、威海、胶州湾等巡视,检阅海军实弹演习,并参议防务诸事。同时,他还亲自撰写了数万言的《醇贤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逐日详细记述醇亲王巡阅的全部活动。对于周馥筹办的这次巡阅安排,醇亲王甚为满意,故保奏他以按察使直隶补用。

五月,周馥看到“唐山运煤迟滞,不能以时接济兵船所需”,即禀请创建唐胥铁路,开中国商办铁路之始。后又奏请创建天津至山海关铁路,并督办完成天津至西林段工程建设。

八月,户部以津海关“洋药税厘箱数不符”,奏参将周馥“严议革职”。李鸿章对此非常气愤,认为是户部有意对他掣肘拆台。即以津海关征收洋药税厘“箱数并不短少”,“查明并无弊混”等情,奏请撤销参案。同时李鸿章致信工部、吏部尚书,说明情况,希望主持公道。后在李鸿章的力保下,对周馥的参奏被撤销。十月,周馥调署长芦盐运使

光绪十四年三月,周馥升任直隶按察使奉委会同海军统领丁汝昌等议订《北洋海军章程》,六月,入京陛见时,醇亲王也多次接见他,详细商讨海军章程等事。次年四月,“户部以直隶旗地迷失甚多,既不交租,又不完粮,不如清查归公,以补缺赋”。李鸿章即委周馥会同藩司松椿,筹设直隶清赋局,制订“清赋章程”,切实调查。

光绪十六年(1890年)九月,周馥赴旅顺验收船坞工程,以督饬洋员船坞按期竣工,奉旨赏头品顶戴。翌年,周馥随同李鸿章视察北洋海军,他深感时事艰难,一旦发生战事,防务堪忧。有鉴于此,他曾密告李鸿章“北洋用海军费已千余万,只购此数舰,军实不能再添,照外国海军例不成一队也。倘一旦有事,安能与之敌!”他认为朝官皆书生出身,不懂军事,毫无远虑,若情扩军增费,“必谓劳费无功”,若至势穷力绌,必归过北洋,彼时有口难诉。“不若乘此闲时,痛陈海军宜扩充,经费不可省,时事不可料,各国交谊不可恃,请饬部枢通同速办”。“言之而行,此乃国家大计,幸事也;万一不行,我亦可站地步。否则,人反谓我误国事矣”。李鸿章哀叹:“此大政须朝廷决行,我力止于此,今奏上必交部议,仍不能行,奈何!”周馥的这些顾虑,不幸被三年后的甲午战争所验证。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饬李鸿章“派兵往剿”,周馥曾就战守之策,向李鸿章“力陈三事”,均被李鸿章采纳。平壤黄海之役后,李鸿章制订了旨在防御京畿重地、东省根本,然后厚集兵力,规复朝鲜之地的作战方阵,被光绪帝批准。李鸿章即委周馥“总理前敌营务处”,周馥于八月初二日离津,经山海关,于二十三日抵沈阳。此时,各军由朝鲜败退,海防吃紧,粮饷不济,李鸿章又委周馥兼“总理后路粮台”。周馥即在凤凰城辽阳州等地设局转运粮械,并亲至摩天岭营口等处收集溃勇,调护诸军。十月,由于大连、旅顺相继失守,周馥又赶往前线筹办饷械转运等事。但由于“军械粮饷,转运采买,萃于一身”,而“各军无主帅,亦乏粮械,节节败退”,“若将饷械送前,恐军败资敌,存后又难以时接济”,故周馥深感忧虑,以至成疾。翌年正月,李鸿章把他调回天津,前敌运务交给袁世凯接办。《马关条约》签订后,周馥“自请开缺”,回籍养病。

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周馥曾写有《感愤诗》五首,以抒发胸中的怨恨与悲愤。其中有:

岂真气数力难为?可叹人谋著著迟;自古师和方克敌,何堪病急始求医!

西邻漫恃和戎策,东海宁逢洗辱时;蠢尔岛夷何负汝?茫茫天道意难知。

十载经营瞥眼空,敢言掣肘怨诸公,独支大厦谈何易,未和阳春曲已终。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月,李鸿章电招周馥“赴山东襄黄河工程”。次年二月,入京召见。慈禧问及中日之战失败原因时,周馥则将“户部铿费,言者掣肘各事和盘托出,并将前密告李相国之言亦奏及”。又说“李鸿章明知北洋一隅之力,不敌日本一国之力,且一切皆未预备,何能出师!”但“李鸿章若言力不能战,则众唾交集矣。任事之难如此。”慈禧听罢,无言以对,只有长叹。这次召见周馥,原有“授河督”之议,但因“有阻之者”而搁置。李鸿章对此甚为气愤,曾与友人言:“吾推毂天下贤才,独周君相从久,功最高,未尝一自言,仕久不迁。今吾年老,负此君矣。”遂密疏荐之。八月,周馥简放四川布政使。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慈禧、光绪匆忙逃亡西安,命李鸿章与庆亲王为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以直隶藩司迁雍被联军杀害,即奏调周馥为直隶藩司,负责“办理京畿教案”。旋又奉旨随同办理议和条款,直至《辛丑条约》签订才回本任。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二十六日,周馥在保定接“相国病危,嘱速入京”的急电后,匆忙赶往探望李鸿章。“比至,相国已著殓衣,呼之犹应,不能语,延至次日午刻,目犹瞠视不瞑。我抚之哭曰:‘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余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遂瞑,须臾气绝。余哭之久,不能具疏稿。”

李鸿章的去世,周馥悲痛万分。回想三十余年相随,诸多洋务实业依为臂助,深信不疑。这种始终不渝的知同之情,使他铭感肺腑,一旦永诀,岂能忘怀!他曾赋诗咏志,以示纪念。

吐握余风久不传,穷途何意得公怜,偏裨骥尾三千士,风雨龙门四十年。

报国恨无前箸效,临终犹忆泪珠悬,山阳痛后侯芭老,翘首中兴望后贤。

直隶总督遗缺,清廷即命周馥护理,直至袁世凯到任接篆,才回其布政使本任。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周馥升任山东巡抚,并加兵部尚书衔。因与外国侵略者交涉撤销天津都统衙门、归还津渝铁路等事件未了,故延至七月初才抵济南接巡抚印。时值黄海水涨,惠民、利津等县河堤多处决口,他督率官民筑堤防堵。又因中日战时,德国乘机强租胶州湾,并私修胶济铁路,霸占沿路矿山。周馥以奏开济南、周村两处商埠相抵制,经交涉,德国被迫撤去沿路驻兵,归还矿山。

光绪三十年(1904年)九月,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次年十一月,因上海英国副领事无故判押华人官眷,并唆使印度巡捕打伤差役,激起民愤,引起互斗,结果3名印度巡捕、3名英国人被打伤;12名华人被杀,引起外交事件。周馥赴上海查办,组织会审公堂审理。他一面缉拿肇事人犯,安抚中外受害之家,一面将应撤副领事、应征西巡捕两事移交外务部处理,事乃平。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调任闽浙总督,未到任。旋又调补两广总督。次年,以年老多病,奏请“回籍就医”。

民国十年(1921年)八月二十一,周馥病逝于天津寓所,逊清谥之为“悫慎”,享年84岁。

1837年,生于安徽建德(今东至)。

1860年,被人推荐至湘军祝姓营务处帮办文案;次年至安庆,入李鸿章营中帮办文案,后因得李赏识,被擢为随营总文案。

1865年,经李鸿章保荐,先以知县候补江苏,旋又以直隶州知州候补江苏;次年,入金陵善后工程总局办事;又过了二年,经曾国藩、李鸿章荐保,以知府候补江苏。

1870年,李鸿章由湖广督直,招周馥任事;次年春,周馥抵津,恰遇永定河连年决口,因治河有功,乃于1872年奉旨以道员留直隶补用。此后二十余年间,任官直隶、山东、屡次办理河工,积累了一整套治水的经验。

1873年9月,奉旨加按察使衔;次年,奉旨加二品衔。

1875年任海防支应局会办。

1882年,奉旨补授津海关道。期间协助李鸿章办洋务:1884年创议架设北塘至山诲关电报线路;次年创办天津武备学堂;1886年督修胥各庄至阎庄运煤铁路,铺设钢轨60里;同年,周馥又提议修筑天津至山海关铁路,并督修天津至林西一段;翌年,奉命总理北洋沿海前敌水陆营务处并督办旅顺船坞工程;1890年与丁汝昌等人议定了北洋海军章程;同年5月,奉旨补授直隶按察使,次年1月抵任,此后曾一度署直隶布政使。甲午战争爆发时,周馥奉命总理前敌营务处,进出于安东、辽阳、摩天岭之间,筹运粮草,调护诸将;次年,中日《马关条约》订立,自劾归家,乡居三年。

1899年奉旨简放四川布政使,12月抵任;后来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清廷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李乃奏调周馥协助议和,遂任为直隶布政使。周馥随李鸿章,办理议和,后又负责处理京畿教案,1901年7月赴保安接藩篆;继而李鸿章卒,周馥加巡抚衔,暂署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袁世凯督直,周馥被擢为山东巡抚并加兵部尚书衔。在此期间,除冶理黄河外,周馥对各项“新政”也十分重视:创办了山东高等学堂、师范学堂,并令各地创办各类学堂;又设立山东省工艺总局,令各地设分会、分公司、立农桑总会,令各地建分会;同时,周馥还自己投资近代企业,收买胶济铁路股票13万两,投资10万两于峰县煤矿。

1904年9月,署理两江总督,期间曾筹办渔业公司,查勘东三省矿务,招商试办。

1905年6月,与张之洞、袁世凯联衔上奏,请定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并请派亲贵大臣赴各国考察政治;翌年7月,补授闽浙总督,未成行,随即奉旨移任两广总督,镇压各种起义;同年,周馥告老还乡。

1912年2月12日,清廷宣布退位,周馥以前清遗老自处。

1921年10月21日,病逝于天津,年八十四,逊清谥之为“悫慎”。

周馥青年时贫苦落魄,曾流亡他乡,他的祖父怕他不得归,遂将他原名中的“馥”字改为“复”。后投李鸿章幕,因李鸿章手书褒奖单时又误将“复”字写成了“馥”,大约是因为已经呈报皇帝,“上达天听”了。这么一波三折,实际上周馥的名字遂因而未改,还是原来的“馥”字。

据《安徽文史资料》第十五辑载陈钧成撰《周馥轶事》称玉山老人(指周馥)在(安庆)八卦门正街摆测字摊,兼为人代写书信,呈文,对联等。后又迁马王坡涌兴德杂货店门口。李鸿章亦居马王坡。老人有老表在李府伙房挑水,因而认识伙房采买。其人识字不多,就近乞老人代记。李偶阅账簿,见字迹端正清秀,大加赞赏。延为幕宾,办理文牍。周馥为人处世颇得李鸿章的称道,亦因此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后官至署两江总督,又调任两广总督

1902年4月,周馥接替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履新后多方抵制德国的经济渗透,同时对德治青岛颇感好奇,遂主动提出前往一看究竟。时任胶澳总督特鲁泊闻后颇感意外,在致德海军部国务秘书蒂尔皮茨的函中说,这是一个“几乎无法令人相信的愿望”。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张汝梅毓贤和袁世凯三位前任都不曾到胶澳租借地访问。周馥是在1902年岁末到访青岛的,“是为山东巡抚出巡胶澳之始”(《胶澳志》)。这件事也留在了一个家族的记忆中,周家第四代、北大教授周一良的追述是德国占领青岛,山东巡抚和德国总督无任何来往。周馥到任后要求访问青岛。青岛的德国牧师卫礼贤在所著《中国心灵》一书中说他那真诚坦率和健康的幽默感立刻扫去了人们心中的疑云’”(《钻石婚杂忆》)。特鲁泊热情款待周馥,史载“德国武官都沛禄派员迎接,礼貌周备,供张颇盛”。不久之后特鲁泊还到济南府做了回访。这是以所谓“外交”形式进行的交往,加强了青岛与山东内地的贸易关系,山东巡抚与胶澳总督持续十年的文化与非文化对话由此展开,至1914年11月德国败于日本撤离青岛前,继任的五任巡抚中,杨士骧袁树勋孙宝琦此后均有青岛之行。

视察青岛期间,周馥参观了礼贤书院,他对新式教育颔首,并允诺学生们可直接升入山东大学堂读书。周馥此番礼贤书院之行,在以后开启了周家与卫礼贤家族几代人的友好。这种友好,持续了大半个世纪,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德友好的佳话。

周馥还“召集华商温语宣慰”,向他们谈了旨在促进青岛与山东商业贸易关系的措施、德国在济南设立领事馆的意义以及派遣一名官员前来调解当地商人与山东商人之间争端或处理诉讼案件的设想。

“访问期间,举行了几次政治会晤,周馥谈了一些关于济南与青岛关系的具体问题。鉴于机构联系缺乏,周馥提出通过外交访问方式弥补。”德国汉学家余凯思在其所著《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孙立新 译)一书中如是表述。

周馥返济不久,德国驻济南领事馆设立,这无疑是青岛之行的后效应。

而且,双方还在防治鼠疫方面进行过有效合作,堪称典范。日本人田原天南在《胶州湾》一文中称,1911年1月中旬,山东发生鼠疫,胶澳当局“至为尽力”,两个月后完全扑灭疫情。时任巡抚孙宝琦特以公函表达谢意,“山东省内死于鼠疫者为300人,如果不是胶州总督府防疫措施得宜,恐将出现10倍如此的病人,必将出现惨情无疑。”

青岛首行,周馥传递给德国人的不只是双方 “外交访问”、“礼贤书院学生直升山东大学堂”等利好信息,他还表达了“中国想要收回原先丧失的权利,结束殖民统治状态的基本意图。”周馥对特鲁泊说:“即使青岛已被租借给德国,它仍属于山东地盘”。当他把这一观点以更明确的方式传达给青岛的中国商人时,“特鲁泊不得不加以干预了。”尽管特鲁泊提出异议,周馥仍坚持己见。他在1902年12月31日奏折中有明确的体现:“胶澳租借地内部关系十分复杂,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防止捣乱分子煽动暴动。必须派遣一位能干的官员前往租借地附近地区,在当地居民中重新建立保甲制度,与德国人澄清存在的外交问题,谈判法律条文的进一步补充。”

显然,周馥的观点还是在青岛产生了“离心力”作用特鲁泊曾在致德海军署国务秘书蒂尔皮茨的函中说:“租借地中的中国居民把济南当局视为自己的代表,并且与它进行密切合作。”

文史专家、青岛市档案馆社会宣传处处长周兆利对此评价说,周馥是在看了德国人在青岛的施政,确切地意识到历史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能再因循下去,必须学习德国人,理性地与外国人竞争。所谓“相维相制、观摩受益”,青岛的开埠客观上促进了山东的全面对外开放,尽管这种开放是非主动的、甚至是痛苦的,但历史就是如此。余凯思在《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中说,1902年12月,胶澳总督府翻译(慕兴立)和民政官员维尔茨前往济南旅游。回青岛后,他对周馥制定的若干计划做了详细汇报,其中包括修整大运河、小清河工程,其目的是改善山东基础设施,使之可以与青岛海港和胶济铁路抗衡。在任期内,周馥修建公路工程,力图把铁路沿线停车点和传统的交通道路连接起来。为防止德国人垄断,周馥还从省金库拨款向矿山投资,由此而形成的与山东矿务公司的竞争,成为后者最终破产的重要原因。

周馥还动员中国资本家向德国项目投资,其全部措施均追求一个明确目标“我们必须通过工业和商业关系,对德国人加以控制。”在1902年12月的奏折中,周馥表示。周馥抵制德国经济渗透还有一个重要战略规划顺应呼声,设立“自开商埠”。1903年9月,原驻德公使吕海寰在奏折中倡议“广开商埠”,在朝野中引起关注。

1904年5月1日,在胶济铁路全线竣工通车之际,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袁世凯山东巡抚周馥联名上书开放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的周村、潍县。“于济南城外自开通商口岸,以期中外咸受利益,拟将潍县、周村一并开作商埠,作为济南分关”,济南商埠“一切事权,皆归中国自理,外人不得干预”。袁世凯、周馥还起草了一份自开商埠章程,呈请外务部审批。外务部向驻京公使、外国海关官员通报了这一事情。但(通报)文件没有提及德意志帝国,为此,特鲁泊怀疑“这些措施针对德国势力在青岛的存在”。在致函帝国海军署中,他说:“这些商埠之所以要开放,主要是为了吸引别国商人前来贸易,以便削弱德国人过大的势力,因为德国的扩张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两个星期后,外务部向德国驻京公使说明了袁世凯、周馥的建议,后来又向其提交了一份章程草案。“中国政府极力避免这样的印象,即不与德国协商就擅自开放山东商埠。”1904年5月19日,清廷接受袁世凯、周馥的奏议,批准济南、周村、潍县自开商埠,参照岳州、秦皇岛等地开埠章程。随后,《济南商埠开办章程》、《济南商埠租建章程》和《济南商埠巡警章程》等制度相继出台。三项《章程》涉及行政、税收、司法、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分埠和经费筹措等诸多方面,内容具体、细致,为商埠的开办提供了可行的操作路径。1906年1月10日,济南商埠正式开放。此时,周馥已升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数年后,“济南遂不独为山东政治中心,更为山东工商业之要埠”。

1912年,中华民国新立,当时已卸任两广总督近四年的周馥举家迁居青岛,居住在湖南路与蒙阴路路口的大宅门。这年9月,孙中山来青岛,身为三江会馆馆长的周馥备下敞篷四轮马车,供孙中山乘坐四处参观、演讲。

1913年,周馥给卫礼贤介绍了一位中国老师,这就是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劳乃宣,一个对卫礼贤的译经事业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

1914年德日青岛之战风雨欲来时,由于对日本人的警惕和排斥,周馥举家迁往天津。七年后,因干事周详得力,曾获晚清股肱之臣李鸿章“用心极细,虑事最精,且廉政有魄力”评价的周馥以84岁高龄在津门辞世。

周一良在自传《天地一书生》中提及,晚年的周馥在所著的《负暄闲语》中云:“吾但求有益于国于民,何尝计及一己利害?及到山东到两江,间遇外人要挟,吾从未轻许一稍损国体,稍拂民心之事,亦从未与外人以借口之端。”

周馥家族除了上辈为下辈作出垂范外,还注意平时的言传身教。周馥嗜好读书,尤喜历代诗文、诗话,未偿一日释卷,写下了大量著作及诗篇,后人将其著述整理成全集34卷。在对子女垂教方面,写就示儿诗23首。《示海铭二儿》写道:“武候戒子书,淡泊与宁静;圣人为世师,忠恕重垂警;所贵收放心,欲绝外物屏;改过如扫地,时见尘满境;读书如尝食,甘苦在心领;一步一从容,即事即思省;久久心自明,豁然开万顷;矢志金石坚,造物难为梗。”

周馥的原配夫人吴氏,出身农家,勤劳聪慧,为人谦和,乐于助人,始终保持了一个劳动妇女的本色。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她的丈夫周馥大富大贵之后,她依然节衣缩食,追求自己心中的灵魂生活,做了许多积德行善的好事。1864年,周馥任职江苏,接吴氏住金陵。之后数十年中,夫宦游南北,吴氏皆随之任所,她虽为总督夫人,却从来不贪图富贵,去追求奢靡的贵夫人生活。进城之后,她把平时省吃俭用下来的一万两银子存典生息,在无为万顷圩购田1000亩为义庄,名为“乐济会”,赈济桑梓灾民。吴氏夫人的这个“乐济会”是建德县的第一个慈善机构,此举感动了皖抚大人,奏准当朝,为她建造牌坊,以彰善德。吴氏夫人70大寿时,儿孙们要为她大肆庆贺一番,可她坚持不同意摆宴,以免残杀生灵。后来儿孙们只好把做寿的钱分头去操办慈善事业。周学熙是吴氏生养的小儿子,她十分疼爱,但不溺爱,从小就教育他要勤俭、善理财、怜孤寡、助乡邻、若浪费钱财,攀高比阔,就严加斥责。后来周学熙即使位居高官,成了名闻遐尔的大实业家,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财富,但却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他除公务大事和庆典应酬外,终年总是穿着布衣和家乡土布缝制的布褂。而且谨记母训,热心家乡的福利事业,在池州几县,捐建农林公会,倡导种茶栽桑养蚕,建立缫丝厂,兴办商业讲习所和中医传习所,建秋浦电灯厂和东流码头、文庙大成殿,“寿”字崖山房、铁佛寺万善桥等。

周馥后代才俊辈出。

周馥长子周学海,是一名颇有声望的医学家。在周学海的5个儿子中,长子周今觉是著名数学家和邮票大王;三子周叔知名度最高,既是著名实业家,又是一代藏书大家,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周今觉的长子周震良,既是收藏家,又是山东工学院电机系教授;次子周煦良是著名文学翻译家、上海华东师大外语系主任,一生著作良多;三子周炜良,是世界级的杰出数学家。周叔10个子女,有8人是高等学府的知名教授;除长子周一良外,次子周珏良是著名翻译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三子周艮良是建筑设计专家;四子周杲良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神经学系教授;五子周以良是东北林业大学植物研究所所长,国家森林植物学学术带头人;六子周治良,曾任北京亚运会工程总建筑师;七子周景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北京地质学会分析测试委员会主任;次女周与良是南开大学生物系教授,微生物学家(丈夫为著名诗人穆旦)。

周馥的四子周学熙则是大名鼎鼎的北方民族工业奠基人。周学熙的长子周志辅,集实业家和收藏大家于一身,人称戏单大王;三子周叔迦,现代著名佛学家,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中国佛学院院长等职。周叔迦的长子周绍良,著名红学家、敦煌学家、文物收藏和鉴定家,号称古墨大王,一生笔耕不辍,论著达二十多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周学熙也和他的父亲周馥一样,晚年归隐北戴河趣园,吟诗作文,留下了很多诗作,并将诗稿“付儿辈笔录存之”,以便常读常警示。他为儿孙们留下的《示儿最后语》中写道:“先公笃信程朱学,孝儿传家忠厚传。门祚兴衰原有自,愿儿诗礼教诸孙”;“祖宗积德远功名,我为功名累一生。但愿子孙还积德,闭门耕读传家声。”在教诲儿孙的同时,他还注重看行动。当他得知二子志俊1946年在老家至德梅城创办敬慈小学,仁惠诊所时,十分高兴,立即赋诗鼓励。他在诗题中写道:“光绪戊寅(1878),先公遗命办施医事,忽忽七十年,此愿未偿,今当儿子明焯始定章则,成立至德卫生会,开办医院,聊以告慰“,并在诗中夸奖说:”于今创业堪垂统,继述还期后嗣贤。”

以传统中国文化所颂扬的道德情操为基准,周馥无疑是道德高尚之人。对朋友与“伯乐”李鸿章的绝对忠诚,使他在帮李鸿章协办洋务的过程中不畏艰险、任劳任怨,客观上为国家民族立下了汗马功劳,这都是值得人们称道的。

李鸿章无疑是周馥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个人物。晚年的周馥仍然十分感念李鸿章,曾赋诗一首:“吐握余风久不传,穷途何意得君怜。偏禅骥尾三千士,风雨龙门四十年。报国恨无前箸效,临终扰忆泪珠悬。山阳痛后候芭老,翘首中兴望后贤。”诗中可以说道尽了他对李的“感恩戴德”,同时也抒发了国家中兴的强烈愿望,足见一个书生的性情。关于他被李鸿章赏识的经过,有两个“传说”:其一:1861年,李鸿章正驻守安庆,作为曾国藩的幕僚,受命创办准军,准备远征上海,招兵买马、拉营设寨迫在眉睫。恰巧周馥有个老乡在李鸿章的伙房里挑水做饭,周馥百无聊赖时去老乡处走动,认识了伙房里的采买员。采买员识字不多,但每天的用项都必须记下,于是请周馥代为记账。有一天李鸿章偶翻账簿,见字迹端正清秀,有山岚之气,大为赞赏,于是断定周馥定是个品行周正的福将,于是延为幕宾,成为李鸿章幕府最早、也是最“铁”的一个幕僚。其二,1862年,曾国藩打下安庆之后,曾经在辕门外放置了一个意见箱,允许军民人筹“投书言事”。周馥有一个朋友想提意见,就请周代写了一份意见书。曾国藩接到这份投书时,对书中的文采大为赞赏,对李鸿章说希望能把这个人找来,帮办文案。这时李鸿章正在为组建淮军奔走操劳,打听到作者是周馥,就先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当时李鸿章自己还是暮僚的身份,每月薪水不过五六两银子,但他却分一半给周馥养家糊口,时年周馥才26岁。

以下是时人对周馥的评价:

“于洋务、商务,均能相度机宜,随同悉心筹画,有裨时局。”

李鸿章

“北洋新政,称盛一时,馥赞画为多。”

清史稿周馥传》

“开兴济减河,灌小站,辟营田数千顷,实行军垦,利赖至今。”(说的是周馥治水的功绩)

《周馥生平述要》

周馥,字玉山,安徽建德人。初侍李鸿章司文牍,累保道员。光绪三年,署永定河道。初,天津频患水,馥迭治津沽入海金钟河、北运筐港减河及通州潮白河,设文武汛官资防守。并言天津为九河故道,不泄则水患莫瘳,请就上游辟减河而开屯田,南运下游分水势。部议格不行。后提督周盛传开兴济减河,屯田小站,实本馥议。丁艰,服除,署津海关道。朝鲜初通商,馥与美提督薛裴尔议草商约保卫之,首称朝鲜为中国属邦,固以防侵夺也,而枢府削之。馥私叹曰:“分义不著,祸始此矣!”九年,兼署天津兵备道,俄真除津海关道。中法事起,鸿章命赴海口编民舶立团防。鸿章之督畿辅也,先后垂三十年,创立海军,自东三省、山东诸要塞皆属焉。用西法制造械器,轮电路矿,万端并举,尤加意海陆军学校。北洋新政,称盛一时,馥赞画为多。醇亲王校阅海军,嘉其劳,擢按察使。再署布政使。筑永定河北岸石堤卫京师,卢沟南减水石坝工尤钜,自是河不溢。

中日开衅,馥任前敌营务处,跋涉安东、辽阳、摩天岭之间,调护诸将,收集散亡,粮以不匮。和议成,乃自免归。鸿章疏荐之,授四川布政使。至则课吏绩,广银币,积粮储。虑教案易生衅,撰安辑民教示颁郡县。未几,拳乱作,八国联兵内犯,鸿章为议和大臣,总督直隶,馥亦调直隶布政使。先随鸿章入都,理京畿教案,数月事稍定,始赴保定受布政使印。先是法兵至保定,戕前布政使廷雍,遂踞司署。及闻馥来,列队郊迎入署。久之,观其设施,无间言,乃徐引去。鸿章卒,遂护直督。

俄擢山东巡抚,诏留议津榆路事。时和议虽成,外国兵壁天津,踞津榆铁道,设都统,治民政,屡争莫能得。至是,馥竟以片言解之。馥抚山东,值河决利津薄庄,议徙民居,不塞薄庄,俾河流直泻抵海。沿河设电局,备石工,讫十余年,河不为灾。德踞胶州湾,筑铁道达省治,因占路侧矿山。馥奏开济南、周村商埠相箝制,德人意沮,自撤胶济路兵,还五矿。

馥既膺疆寄,则益欲大有为,凡所以阜民财、瀹民智者,次第兴举,天子嘉之,擢署两江总督,移督两广。三十三年,请告归。越十四年,卒,谥悫慎。直隶、山东、江南士民皆祠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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