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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谷城

周谷城,(1898年~1996年),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首任执行主席、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会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1898年9月13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生于湖南省益阳县长湖口的农民家庭,民国2年(1913年)入湖南长沙省立第一中学,1921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

自1942年秋起,周谷城一直在复旦大学执教,任历史系主任、教务长等职。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曾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主席。早年学习世界语,热心世界语的宣传、推广。1981年同胡愈之楚图南等知名人士发起世界语之友会,以后曾出席世界语之友会座谈会,倡导世界语。

发表讨论中国农村和改造中国教育方面的论文

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周谷城到上海以卖文和翻译作为谋生手段。发表过多篇讨论中国农村和改造中国教育方面的论文,出版了《农村社会新论》(上海远东图书馆1939年)和《中国教育小史》(泰东图书局1929年)等书。并译有《文化之出路》、《苏联的新教育》等。1927~1930年在上海暨南大学附中、中国公学任教。1930~1933年周谷城任中山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期间撰写了若干探讨中国社会的著作,如《中国社会之结构》(1930年)、《中国社会之变化》(新生命书店1931年)、《中国社会之现状》(1933年)等。1932~1942年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史社系主任。此后至民国30年,周谷城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其间撰写了《中国通史》上下两册,开明书店民国28年出版,书中首次提出并运用“历史完形论”的理论,意在指出历史事件的有机组织和必然规律。《中国政治史》民国3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再版。

周谷城一直在复旦大学执教

自1942年秋起,周谷城一直在复旦大学执教,曾任历史系主任、教务长等职,后为该校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发表大量政论文章,如《论中国之现代化》(1943年)、《论民主趋势之不可抗拒》(1944年)、《论民主政治之建立与官僚主义之肃清》(1945年)、《人民时代之中国农民》(1946年)、《近五十年来中国之政治》(1947年)、《中国之独立地位》(1947年)、《彻底肃清封建势力》(1949年)等。周谷城执教于复旦大学以后,从事民主进步活动,受聘为民主政团同盟顾问,与陶行知等人发表拥护中国共产党组建联合政府主张的共同宣言,与张志让等组织大学教授联谊会;和翦伯赞等一起起草反蒋宣言。由于经常支持学生反迫害、反扶日、反饥饿等活动,被撤去系主任职务,并遭逮捕。民国35年他还与张志让、潘震亚等组织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

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旧的世界史框框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49年周谷城撰写的《世界通史》出版,该书采取诸区并立、同时叙述,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旧的世界史框框,曾多次再版。由此周谷城成为当代史学家中仅有的两部通史的著者。新中国成立后,周谷城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52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一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创建上海历史学会,曾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主席团成员以及首任执行主席、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会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1988年11月22日,邓小平同出席第五次全国文代会代表周谷城亲切握手。1996年11月10日,周谷城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

在大学任教期间

除开设《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课程外,并于建国后首先开设《世界文化史》课程。讲授《中国通史》时,强调“历史完形论”,着意阐明各个历史事件组成为整体历史过程的必要性,提出了见解独特的中国历史分期法;讲授《世界通史》时,主张着眼全局、统一整体,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并相继发表过《史学上的全局观念》(1959)、《论西亚古史的重要性》(1960)、《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1961)、《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1961)等论文,对推动国内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影响深远。他视野宽阔,主张微观与宏观结合,对比中外,撰文《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1981),对历史研究提出了新看法。

周谷城的教学和研究

涉及史学、哲学、美学、逻辑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纵述古今、横论中外。六十多年来,著述数百万字,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两百余篇。如:《生活系统》(1924)、《农村社会新论》(1927)、《中国社会史论》三卷(1931)、《中国通史》两卷(1939)、《中国政治史》(1940)、《中国史学之进化》(1947)、《世界通史》三卷(1949)、《黑格尔逻辑大纲》(1951年译)、《古史零证》(1956)、《形式逻辑与辩证法》(1960)、《史学与美学》(1980)、《诗词小集》(1985)等。史学方面的论文已汇编出版了《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1983)。在年已九旬时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世界文化丛书》,于80年代末期陆续出版。

与毛泽东“同师”

1913年,十五岁的周谷城考入湖南长沙省立第一中学,这是湖南省内第一所省立中学,创办人和第一任校长是符定一。符定一治校严谨,以“公、勇、勤、俭”为校训,对学生进行勉励。进入省立一中,周谷城像跨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对英语和数理化等每门学科都感兴趣,如饥似渴地学。

他曾有过八年在“周氏族学”中读书的经历,养成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周谷城的作文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那时他已经系统地读了《史记》《汉书》《国语》《战国策》等古籍,作文时喜欢引经据典,阐述道理。国文老师袁吉六后来说:“我在第一师范教书时,古文最好的学生是毛泽东;在省立一中教书时,古文最好的是周谷城。”袁吉六是前清进士出身,既是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又受聘在第一中学教国文,在一中的作文讲评时他经常引周谷城的文章为例。

周谷城与毛泽东有三个共同的老师,另两位便是杨昌济和符定一。杨昌济是杨开慧烈士的父亲,当时在省立一中教修身课,他的学问、道德和风采,给周谷城留下很深的印象。符定一是一位前清宿儒,袁世凯称帝时,杨度发起成立“筹安会”,符定一紧紧跟上,在湖南筹安会当上了会长,但他跟杨度一样,后来的思想也转到社会主义这边来了。

接受“五四”洗礼

1917年周谷城从湖南省立一中毕业,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甫入大学,即逢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五四运动。周谷城后来回忆,正是在那段时间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新青年》和许多哲学原著。他十分赞同科学和民主的观点,还广泛接触各种新思想,阅读了大量反映当时社会政治思潮的中外书籍,有马克思主义的,也包括实用主义的。

广泛涉猎,兼收并蓄,百家争鸣,推陈出新,这是“五四”时期知识界、学术界的风气,也是当时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术风气,可以说,影响了他一生的学术道路。从那时开始,周谷城在学问道路上一直是解放思想,打开视野,广博地阅读,不断地求知,贯通中西,穷究今古,自立新说而成一家之言。进入盛年以后,除历史学领域外,这位学人在哲学、美学、教育学、逻辑学、社会学各个领域,都有深入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令人刮目。

执教英语和论理课

1921年,周谷城离北京高师毕业还差半年,便回到湖南长沙,在第一师范执教英语和论理课了。当时,毛泽东正在一师附小任主事。一见之下,引为知己。在那段令周谷城终身难忘的日子里,通常是,晚饭之后,毛泽东去到周谷城处,说古论今,作竟夜长谈。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不少共产主义小丛书的周谷城,和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之间,自有说不完的话题。

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22 年底,何叔衡出任船山学社社长。周谷城应毛泽东之邀,做过自修大学和船山学社的教师,教心理学。与此同时,周谷城又将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开始了长达一生的笔耕生涯。1923年,周谷城出版了第一本译作《实用主义论理学》。

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城构建自己学术思想体系的《生活系统》一书。在这本兼融心理学与哲学于一体的著作中,他认为知、情、意三者前后承续,首先是物我浑然一体,而后是物我分立,进而是信仰生活。这部著作既是对构造派心理学的批判,也是周谷城向哲学领域挺进的起始,其早年的创新思维由此可见一斑。

新复旦首任教务长

1942年春,周谷城经进步教授陈望道、张志让介绍,受聘于迁址重庆北碚的国立复旦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并在陈望道任系主任的新闻系开设英文报纸分析课。周谷城仍继续积极参加抗日民主活动,还协助陶行知开办社会大学,被聘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前身)顾问。他的学问人品受到学生们的景仰,1945年春周谷城任系主任,历史系的学生曾以他的名字成诗:“周谷城里,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人才济济”。

周谷城还致力于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他仔细研究和分析了当时流行的世界史著作,认为缺憾多在于堆砌历史事件,而且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置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古老文明于不顾。周谷城认为,不能也不应该追随以欧洲为中心的学术思想,希腊、罗马并非驾驭其他地区的文化中心,中国、印度跟希腊、罗马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下,周谷城着手编写格局一新的《世界通史》,力求将人类社会发展的全局综合为统一整体,阐明欧洲的古老文明和近代文明,中国、印度等各自都有其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互相渗透、互相作用,蔚成一幅波澜壮阔的世界历史画面。

1949年,周谷城的三卷本《世界通史》正式面世。在这部通史中,周谷城以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和墨西哥六大文化中心的相互关联、日趋融合为主旨,描绘了世界文化彼此交流和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周谷城提出,世界是一个多元的有机整体,尽管世界上多文化区、多国度并存,但并非各自孤立活动,而是从一开始便蕴涵着互相往来、互相交叉和互相渗透的趋势,这种趋势又是必然的。

周谷城还著有《中国通史》

除《世界通史》外,周谷城还著有《中国通史》。

1946年,周谷城随复旦大学由重庆回到上海,出任史地系主任,又与张志让、潘震亚、翦伯赞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周谷城作为“大教联”中坚分子,上了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黑名单。

上海解放后,周谷城被任命为新复旦的首任教务长,接着又受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的委托,创办了上海市历史学会,并长期担任会长。1952年高校实行院系调整,调入复旦大学的全国知名学者、学术界的权威人物多达十五人。作为复旦教务长,周谷城代表校长陈望道,带着车队把十五位名教授接进复旦,其中包括浙大的苏步青、陈建功,沪江大学的蔡尚思等。多年以后,苏步青仍感慨不已道:“望老不容易,把十五个大头团结了起来;周谷老也是有功劳的,我就是周谷老代表望老带了车队接来复旦的。”

“时代精神汇合论”

60年代初,周谷城陷入了一场“斗争哲学”的重围。那就是围绕周谷城美学思想展开的大论战。1961年至1962年间,周谷城先后发表了三篇阐述其美学思想的文章,即《光明日报》上的《史学与美学》,《文汇报》上的《礼乐新解》,还有《新建设》上的《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在以后针对他的美学思想展开的论战中,他又先后发表了五篇文章。

当时的中国大地,已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拔白旗,插红旗”,1959年的反右倾,1960年的反修防修。阶级斗争的弦正越绷越紧。而周谷城在自己的那些文章中,厚积薄发,坦诚地表述了自己在“正确认识矛盾斗争的限度”、“正确认识矛盾斗争与矛盾统一的关系”等问题上的观点和看法。尤其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中,周谷城表述了一个主要观点,即“时代精神汇合论”。他是这样诠释的:

在原始氏族社会,因着人与自然的斗争,部落与部落的斗争,常形成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汇合而为氏族社会的时代精神。封建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资本主义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各时代的时代精神虽是统一的整体,然从不同的阶级乃至不同的个人反映出来,又是截然不同。

截然不同

这就是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周谷城的解释,自然又引起轩然大波,成为被围追堵截的又一焦点,一时间,“商榷”文章蜂起。关于时代精神的讨论,从1963年至1964年,前后延续了两年。各方来稿踊跃。仅《光明日报》一家,在1964年夏、秋之际三个月里,讨论的稿件就有近三百篇,其中批评周谷城观点的占大多数,赞成他观点的仅三十余篇。在这段时间里,有人为显示其革命的彻底性,与周谷城在《光明日报》上多次交锋。

毛泽东一直密切关注着这场讨论。他看过周谷城、姚文元在报刊上发表的论战文章及其他有关文章。而对于金为民、李云初的《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同志商榷》一文,他还在发表以前看过报社排印的清样。7月6日他看完这篇文章清样后,立即让中宣部把这篇文章和姚文元的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付印出版,并亲自写了一段按语作为序言:

这两篇文章,可以一读。一篇是姚文元批驳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批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懂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从今天的眼光看,毛泽东的这段序言并不显得咄咄逼人,但对这场讨论的态度,对辩论双方观点的态度,对老朋友周谷城的态度,意思全在里面了。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代精神汇合论”被列为全国重点批判的“黑八论”的第二位,周谷城终究还是为此吃了不少苦头。

人生第二春

粉碎“四人帮后,周谷城迎来了人生和学术道路上的第二个春天。

1978年以后,周谷城在学术研究上著述频频,先后发表《秦汉帝国的统一运动》《继往开来的史学工作》《关于艺术创作地位》《看重统一整体,反对欧洲中心论》等论文,创言立论,老而弥坚。与此同时,他还出版了《史学与美学》一书,重新修订出版了《中国通史》。1982年,他编著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被列为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

周谷城晚年一直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以八十高龄登上教坛,讲授世界史,培养了“文革”后第一批史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撰写了《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所谓意境》、《论古封建》等有影响的专论。1984年,他主持创办了《中国文化研究集丛》,并主编了“中国文化史丛书”。1986年,又担任了“世界文化史丛书”主编。1988年,又主持编纂出版了大型学术丛书“民国丛书”。199 0 年11月和1992年3月,周谷城两次写信给全国人大和上海市人大负责人,表达对自己身后事的态度:“谷城去世以后,不要搞告别仪式,不要骨灰,一切书籍、文物交给人大科教文委员会。”

周谷城“一笔二史”见功力

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曾任历史系主任, 复旦大学教务长。代表作《中国通史》 上、下册,《世界通史》一、二、三册。这两史可说是影响了中国几十年。

史学名家不少,但一人撰写《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这在中国史学界至今还没有第二人。

1932年,周谷城赴上海暨南大学任教授兼史地系主任,开始以历史学为专业,主讲《中国通史》课。这时,他在既从事反帝爱国运动,又担负繁重的教书任务的情况下,埋头编写《中国通史》上下册。1939年他出版了《中国通史》,提出了“历史定形论”,指出历史事件的有机组织和必然规律,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论述中国历史,在广大进步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这本书被当局认为“有马克思主义嫌疑”,视为禁书,责令周谷城停止教中国历史课,改教世界史课,周谷城从此跨入了世界史领域。

历史事件的堆砌

从1942年秋天到重庆开始,周谷城担任复旦大学教授长达半个多世纪。周谷城研究了当时流行的世界史著作,认为都是历史事件的堆砌,不能给人以全局或统一的整体感,而且都是以欧洲为中心,轻视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古老文明。他批评“欧洲中心论”,提出要诸区并立,同时着手编写具有新格局的《世界通史》,力求综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全局为统一整体,阐明欧洲的古代文明与近代文明,只是构成世界文明史的一个部份,中国、印度等各有其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与西文文化系统渗透,相互竞争,构成一幅生动而又壮丽的世界画面。1949年,他出版了《世界通史》,这部著作并不是仅仅将以往国外各项研究成果汇集综合起来,从体系构成到具体论断,都表现了作者鲜明的个性与独到的见解。和国外同类著作相比,该书有着极为鲜明的特色。它堪称自成一家之言,打破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旧体系,在世界史研究方面起了拨正方向的作用。这两部个人奋力编写的通史,实为中国现代史学史上所仅见。

这两部巨作奠定了周谷城在历史学界的地位,也曾让他从困境中得以解脱。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了,周谷城被关进“牛棚”,受尽了折磨。1968年11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周谷城由此得到了解放。但由于张春桥、姚文元的百般阻挠,《世界通史》终于没能续写下去。

《世界通史》一至三册,叙述从古代世界到近代世界的历史。第四册,计划叙述产业革命展开以来的历史,当时未得来及写出,后来周谷城一再想补写,可惜,终其一生未能如愿。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周谷城是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卓越领导人、著名的历史学家、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亲身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目睹了国家的衰敝与兴盛。在99年的漫长岁月中,周谷城与中共领导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结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

早在1921年,周谷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时,就认识了在一师附小任主事(即主任)的毛泽东,并结成好友。大革命时期,受毛泽东影响,周谷城参加了农民运动,任湖南省农民协会顾问兼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师。1936年,周谷城收到毛泽东一封信,信中希望国民党中枢人物和社会名流在寇深祸急之时,临民族危亡之险,作狂澜逆挽之谋,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周谷城坚决赞成,积极参加了抗日宣传。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周谷城因积极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遭逮捕,直到上海解放才获得自由。

又碰到了

建国后,毛泽东去上海时,总是邀周谷城相聚;周谷城到北京,也每每受主席之邀,到中南海畅谈。每次见面,毛泽东第一句话总是:“又碰到了。”这朴实的话语浸润着老朋友间不同寻常的亲密。

一次,毛泽东去上海,陈毅锦江饭店设便宴招待。晚饭后,去小礼堂观看一部写李自成的历史剧。毛泽东没有去前排为他准备的大沙发上就坐,而是同周谷城一道坐在中间的一排小椅子上,并笑着说:“我们就甘居中游。”开演前闲聊,周谷城随便说了句:“有人说,洪承畴之投降清朝具有善意,目的是减少汉人大遭屠杀。”毛泽东略带微笑地说:“有此一说,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事情不甚简单,恐怕还得作些研究。”

1956年,周谷城应邀来到中南海露天游泳池。“你能游泳吗?”毛泽东问。“少年时在小河或池塘里,可以游几十码,不知现在还浮得起来否。”“试试看。”毛泽东说。于是二人换上泳装,毛泽东从深水区下去,畅游起来;周谷城从浅水区下去,却始终不敢往深水区游。毛泽东朝他招手:“来呀!”周谷城幽默地回答:“我既不能深入浅出,也不能由浅入深。”

1961年“五一”节,毛泽东来到上海,周谷城等人受到接见。当晚,周谷城应报社之约,填词一阕,题为《五一节晋见毛主席》,调寄《献衷心》,发表在次日的《解放日报》上。词曰: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蠲旧染,若新生。又这回倾听,指点重重,为学术,凡有理,要争鸣。情未已,兴偏浓,夜阑犹在诲谆谆。况正逢佳节,大地欢腾。人意泰,都奋进,莫因循。

毛泽东见到这首词,当即请周谷城来。他俩由这首词而谈到《离骚》,又由诗词而谈到政治,洋洋洒洒,天马行空。二人丰富的历史人文知识,严密的逻辑推理,不时碰撞出智慧的火花。由下午3点一直谈到6点,兴犹未荆周谷城偶然提及邓演达,毛泽东说:“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说到这里,俩人在一张小桌上用餐。毛泽东吃饭,喜欢在大米中掺些杂粮,周谷城戏称为“三色饭”。

饭后,毛泽东一直把周谷城送上汽车。

周谷城最后一次见毛泽东是1965年,在上海的一座老式别墅。他们畅谈哲学、旧体诗,并一起吟诵李商隐的诗。这以后,周谷城只在牛棚里听过一次毛泽东的谈话录音,毛泽东的录音讲话中提到:“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写完,书还要让他写下去。”

毛泽东去世时,周谷城赋《哀悼毛主席逝世》七律一首。诗曰:“阴沉一霎朔风号,领袖惊传别我曹。抢地吁天呼不应,伤心惨目泪如潮。五洲魑魅焰仍在,百国工农志不挠。且化悲哀为力量,继承遗志夺高标。”

周谷城是我国当代著名学者和教育家。他在教学的同时著书立说,“纵论古今,横说中外”,一生著述甚丰,专著10余种,论文200余篇。他治学可谓学域广阔,兼涉史学、教育学、哲学、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而且持论通辟,坚于求真,自创新说,成一家之言。

就其求学与治学活动而言,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1898至1920年底的求学阶段;1921至1930年秋的教书、参加大革命以及卖文译书为生的阶段;1930至1942年的教学与科研并行、政治与学术并进的阶段;1942至1949年的潜心史学教学与研究但又投身现实政治斗争的阶段;1950年至今的“老来犹有冲天劲,学府文坛作战场”的阶段。本文限于篇幅,对其治学活动不作具体分析。而综观其数十年艰苦的探索与追求,已形成严谨的治学方法,使其治学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对此,本文拟作深入论析。

注重打好雄厚的知识基础,注重知识的积累,这是周谷城治学的第一个突出特色。少时的周谷城读书很自觉,很刻苦,特别注重打好基础。6至9岁,他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幼学》,还读完了《四书》《五经》,大多能理解背诵。为了了解世界,学习世界的历史和文化,他刻苦学习英语,在省立一中读书时,外国人来校演讲,他不仅认真听,还常常在自习室模仿其腔调,学得维妙维肖,同学们赐他以“洋文大家”之称。他还在同学中组织英语学会,自任会长。求学期间,他还选读了许多西方名著。他曾利用一个暑假蛮读了英文本《迈尔通史》,最初只懂五六成,书读完时,看其它英文西史时,竟全然懂得。这种“蛮读”法也是他读中国古籍的一个方法。

在省立一中求学期间,他自学了《十子全书》,对《老子》《庄子》等书兴趣犹浓。他对这些书钻得很深,这既了解了书中的思想观点,又活跃了自己的思想,而且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1917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高师后,更加努力学习新文化、新学说。他阅读了大量的西方书报,特别喜欢阅读《新青年》及该刊介绍的马列主义丛书,同时阅读无政府主义者的书,如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贫困的哲学》等,还阅读了西洋哲学书籍,如杜威、罗素、柏格森、詹姆士等人的著作。他通过认真思考后,倾向马克思主义。1921年,他在湖南一师教书时,就认真研读了英文版和德文版的《资本论》原著。由于年青时期的周谷城注意打好知识基础,注意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故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他就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支持农民运动,写出了《论租谷》等文章,还出版了《农村社会新论》一书,在当时获得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总之,认真读书,打好基础,这是周谷城之所以博大精深、学识渊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学习方法。独立深思,不人云亦云,不妄发议论,力求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这是周谷城在治学中特别坚持的一个原则。青年时期的周谷城就特别反感那种不学无术,不作研究,不独立思考,人云亦云的做法。如他在早年发表的《教育新论》中提出今后中国教育改造的方针时,就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观察、分析此问题,而得出如下结论:

(一)全国人民应有受教育权。

(二)凡受教育者皆为有用人才。

(三)有用之才又必切乎中国之需要。

他认为中国的教育问题必在政治问题彻底解决时,始能有彻底之解决。寥寥数语,把中国教育改造之方针问题说得非常透彻。周谷城研究史学,更强调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撰写的《历史完形论》,可说通篇都有自己的独到之见。他不同意蔡元培先生“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观点,认为不能把史料当历史,史学家只能“把史料当寻找历史的指路碑及历史的代表。”“片断的痕迹却并不是历史之自身”。又如他对纪传编年本末三体史书体例的评说,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他指出纪传体不适宜于编著通史,因为它破坏了历史自身之完整。如“楚汉之争”,本是一事,参加此事的主要动力为楚汉。而《史记》不以整个的“争”为叙述之对象,而将其分述于《高帝本纪》和《项羽本纪》之内,故纪传体史书只适合保存史料,不能作为通史。他对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曾予以中肯评价,认为此书较纪传编年各体史书为优,特别是它有二个长处尤为突出,第一是比较地接近了人类过去之活动。史不是虚空的时间,不是独立的人物,而是人物在时间上的“活动”。《通鉴纪事本末》不为人物所拘,不为时间所拘,而以个别的事情为叙述之对象,较为接近人类过去活动之义。第二,该书破坏历史自身之完整处较少。但它也明显有三个缺点:

一是事情与事情间或篇与篇间没有联系;

二是每一事情之内,或每一篇之内没有分析;

三是此书未能充分表现人类过去之活动。

在《历史完形论》这篇重要的史学论著中,周谷城最后得出的结论为:“治历史而亦着重分析工夫,却不是为分析而分析;目的只在将人类过去活动之全体或历史自身之全体分析为许多因素,寻出这许多因素间必然不可移易之关系,从而了解此全体”。这段话虽说是周谷城30年代的主要史学论点,但它对我们今天治史仍有启示作用。在周谷城其它研究论著中,我们只要稍加注意,都可见到这位大学问家对一些问题的深刻见地。如他阐述史学与美学的关系,说“历史家从现实中抽出规律,组成理论,以为理想,艺术家从现实中捉住感情,造成艺术品,以为理想。历史家的理想是指导人的,艺术家的理想是感动人的,然而都是载道的,都推动斗争,使不断前进”。这些话都是颇有思想见解的。

在治学中,周谷城很讲究独立思考的方法。比如说在史学研究中,他非常注意史学上的全局观念,认为历史的部分与全局是同在的,正如人的手、足、耳、目等是人的整体同在一样,历史自身,既有具体事实,又是有机组织;既是部分,又是全局;部分是全局所有的,全局也是部分所不能离开的。如果不注意分析历史自身各部分的互相联系,依靠制约,也就把握不住历史的整体。治史中,周谷城还注意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认为研究中外历史,只有拿它们对照看看,就能使人们看出研究的重要性,作更切合现实的考虑。

他在《封建长期,似乎不长》一文中,把中国的封建社会与世界古代史奴隶社会的许多特征作比较研究,如铁的使用,如城市工商的发达,如社会的自由竞争,如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如学术的发达,如法制的出现如何处理它,如经典的纂集,如统一集权帝国的出现,如封建等级国的没落,在世界古代史上,都是奴隶制时代的特征。他认为我们若把中国封建时代的上限或奴隶制时代的下限,由公元前480年移到公元二世纪下半期,则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种种特征,可以同世界古代史上其他各国一样,保存完好;否则必须把这一节搬入封建时代,或排斥在奴隶制时代之外,使奴隶制时代变成既短促,又空虚。这可说是世界古代史上的一种反常现象。如何处理它呢?

一是理论上要纠偏。他认为社会发展史上各阶段的长短比例,似乎有一定前一段必比后一段长,后一段必比前一段为短。这大概是生产进步的迟速决定的。时代距今愈远,生产进步愈迟缓,所历时间便愈长;反之时代距今愈近,生产进步愈迅速,所历时间愈短,因此紧接着奴隶制时代之后的封建时代必比奴隶制时代短些。二是处理的办法,把中国封建时代的上限往下移,这样,1600年的封建时代,对2400年的奴隶制时代,这样做,不仅从年代学的观点,而且从社会发展史的观点来说,都是有理由的。此外,他在独立思考中,还非常注意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重视古为今用的问题。

提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实事求是,“相互客气,明辨是非”,不搞霸道作风,这可说是周谷城治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早在北京高师求学时,周谷城就喜欢开展学习上的自由讨论。他曾组织过一次别开生面的辩论会,自拟辩论题为《人类社会中不应有单独的知识阶级存在》。辩论双方为北京高师与清华高师二代表队。周谷城任北京高师主辩人。当时到会者千余人,可谓盛况空前。自此后,周谷城对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更为看重。民主革命时期,虽然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但他不怕戴上“赤化”帽子,坚持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分析问题,争论问题,明辨是非。如1930年3月,胡适在《新月》杂志写文章攻击周谷城为“教育革命的鼓吹家”及其《中国教育历史的使命》一文中关于封建制与封建形式观点是矛盾的。周谷城则在《教育杂志》发文反驳胡适,与之辩论。

再如他在抗日战争时期(1943年6月),在《新中华》杂志连续发表过《论中国现代化》的文章,批判了学术界“全盘西化”的主张,认为“国人对中西社会文化之差异,尚分辨不清”。提出要加速中国产业革命,须从组织、培养人材、思想文化诸方面进行革新,加速积累资本,在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亦可引进外债发展生产。周谷城指出“自由辩论,即在今日的学术界,仍值得提倡”。至于说到建国后周谷城所发动和参与的学术讨论,可谓规模更大,反响更大。如五、六十年代有关逻辑学和美学方面的大讨论,就是由于周谷城发表了独到见解的文章而引发的。

1956年,周谷城曾在《新建设》发表《形式逻辑辩证法》一文,提出了新见,认为形式逻辑的对象是推论方式,它的法则只是对推论过程的形式规定。它的任务,侧重于依据大前提如何推论,却不问大前提是如何成立的。在认识活动中,“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别,却时刻不能分离”。周谷城的观点不为人接受,康生曾指示对周文进行批驳,并迫使全国报刊在发表周谷城答辩文字时加编者按“表态”。这实际上是形成了对周文的围攻。然而,周谷城坚持辩论,以理服人。他理直气壮地说:“只要杂志给我以篇幅,我可以辩论到底。”后来毛泽东知道此事后,还鼓励他“不要怕,要积极地写”发表己见的文章。1962年,周谷城发表了《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其中有两点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一为“无差别境界”或“没有矛盾的境界”;二为对“时代精神”的解释,或所谓“时代精神汇合”论。对这些新见解,当时受到了姚文元等人的批驳,并以此作为“文革”中划定周为“反动学术权威”的一个罪证。然对姚文元的文章,周谷城不以为然,他继续发文阐发自己的见解。此外,周谷城还就艺术观和美学家朱光潜作过认真的讨论,等等。

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周谷城提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但有一前提,这就是要“相互客气,明辨是非”。学术上的讨论切忌“霸道”作风,而应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不论是民主革命时期,他发文评论哲学家冯友兰的《新理学》、《新原人》,评哲学家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还是建国后,讨论我国的封建时代的划分时期问题,或参与史地学术问题的讨论,他都采慎重的态度,与人讨论问题,以事实为据,充分说理。1958年7月,古田在《新建设》上发表了《评周谷城著〈中国通史〉》一文,对这部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周谷城并没有恼怒,或不审慎地予以批驳,他采取的是与作者认真商榷的态度。这一点,从所写的《评古田对〈中国通史〉的书评》的内容即可看出,文中周谷城引用了古田文中的十段要言,平心静气地与作者逐条讨论,弄清是非曲直,其依据则是根据无可辨驳的事实,而不是强词夺理,只凭意气用事,以势压人。

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进行学术研究,但不贴标签,不搞教条主义。这是周谷城治学中一个显著的特征。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但这种指导,并不等于照搬照抄马列的词句,不顾史实来图解历史。周谷城最反对教条主义的做法。他做学术研究,总是力图吃透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使之融化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恰到好处地把理论指导与学术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在他的论著中,可说随处可见。如他所写《史学如何为现实服务》一文中,他提出今日研究历史,必须重写很多历史书,也须新编很多历史书,以为祖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他认为过去许多历史书是依旧观点写出,为旧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属于旧的上层建筑,今天经济基础完全变了,旧的上层建筑不仅不能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而且成了它的障碍,倘若只有新的经济基础,而无新的上层建筑为之服务,研究历史的,如不很好地注意这一点,或注意不够,那谈不上为现实服务。显然,周谷城就是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原理,言简意赅地阐明了史学与现实的相互关系。

早在30年代初期他写的《中国社会之变化》一书,他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分析中国之变化,提出西方国家,由于产业革命而兴起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过程中,不断向中国扩张,由通商到军事侵略,到经济侵略,直到扶持支配中国不受任何势力节制的封建军阀,使之成为帝国主义支配残酷压迫、剥削中国人民,摧残中国新势力,奴役中国,从而使中国沦为军阀统治、军阀割据与军阀混战的军阀政治,这就是近代中国之变化。这段话可说是一针见血的。作为一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倘若没有较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对当时中国之国情是不可能剖析得如此透彻的。

建国后,周谷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学术问题,得出科学的结论,可说更加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他在《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一文中,驳斥姚文元“不同阶级的不同思想意识不能构成统一整体”的观点,他指出这种说法与事实是根本不相符的。因为,请问祖国的文化遗产是不是统一整体?然而它却是包括不同思想的不同意识的,而且自始就包括不同种族的不同语言和信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统一整体?然而截至今日为止,它不仅包括不同阶级的不同思想意识的,而且事实上还有不同阶级存在,不同种族存在。如果认为不同意识不能构成统一整体,亦即部分不能构成全体,那么统一的中国,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遗产都将不能存在了!因此,根据事实说,对立斗争的部分构成统一的整体是否认不了的。可见,周谷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娴熟自如的。正是由于他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深厚,故在“十年文革”中,尽管姚文元等人大肆污蔑批驳他的正确的学术观点,他都能不屑一顾,坚持真理,坚信自己的观点符合马列主义,不向姚文元等人作任何的妥协。

周谷城是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他早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1926年投身湖南农民运动,发表《论租谷》、《农村社会新论》等文章,用剩余价值理论分析农村中的阶级剥削,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1930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在上海创办《正理报》(周刊),著文批判买办哲学。抗日战争期间,他创办社会科学讲习所,向沦陷区青年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被敌伪势力监视。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潜赴大后方时,遭日伪逮捕,在杭州拘禁37天后被保释。在重庆复旦大学教书时曾被聘为民主政团同盟顾问。解放战争时期他积极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起草宣言,鼓励学生参加革命,成为当时上海著名的民主教授之一。他参与发起成立“上海大学教师联谊会”, 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为反对国民党独裁政治,争取民主独立的新中国而奋斗。上海解放前夕,他被捕关押于国民党上海警备局令部,后由于复旦大学师生的罢教罢课,国民党被迫将他释放交学校管束。周谷城为中国民主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以心血谱写了自己闪光的历史篇章。

周谷城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几十年来,他与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都有密切交往,且忠诚合作。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与毛泽东、何叔衡、徐特立、夏明翰等往来密切,心心相通。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接到毛泽东的来信,坚决赞成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愿为此效力。全国解放后,他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四人帮”的长期迫害,但始终没有动摇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他衷心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拥护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拥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他以渊博的学识、坦诚的态度、诤友的胸怀为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建言献策,充分表现了一个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战友的高贵品质。

周谷城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卓越领导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他早年结识邓演达,1930年曾加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解放后,历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他为农工民主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和农工民主党其他领导人一起,带领各级组织和广大成员,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认真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呕心沥血,努力工作,为加快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建设,他积极参政议政。

在上海市人大工作期间,周谷城积极提议,制订上海市文物保护法规,主张加强上海市的基础教育,为推进全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立法和监督,提出许多意见,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在担任全国人大领导职务期间,他不顾年事已高,为推进国家的法制建设,为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领域的立法和执法检查工作,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积极向有关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他还为推进我国与各国议会间的交往做了大量工作。他在会见外宾中,宣传我国改革开放和国家法制建设情况,为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做出了积极贡献。

周谷城始终关心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他筹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担任第一任会长,还担任中华诗词学会会长。他为弘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促进祖国现代化建设和统一大业而殚精竭虑,直到病重期间,仍然关心该会工作,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周谷城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他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70多年,硕果累累。早年出版了《中国社会之变化》、《中国政治史》等著作。1939年出版的《中国通史》,是他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著而成的产生了很大影响。1949年出版的《世界通史》,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旧世界史框框。他治学严谨,学识渊博,纵论古今,评说中外。从历史学到政治学,从哲学到社会学,从美学到教育学,都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他勇于创新,尤喜独立思考,敢于坚持真理,为学界尊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周谷城以80高龄登坛授课,为国家培养了“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生和博士生。他在学术研究中,注重联系实际,坚持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晚年,他特别关注环太平洋地区研究和文化史研究。他提出环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将是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并主持创立了“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亲自担任会长,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

周谷城的一生,是近代中国爱国知识分子不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是对国家和人民事业忠心耿耿、奋斗不息的一生。他秉性忠厚,识大体,顾大局,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朴素。他生前立下遗嘱,身后不要开追悼会,不搞告别仪式,不留骨灰,表达了他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倡的移风易俗、丧事从简号召的决心。周谷城的爱国情操和高尚品德,以及他在学术上的精深造诣和杰出成就,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

当智慧超过需要时,幽默风趣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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