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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光复(历史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投降后,1945年10月25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台北中山堂举行"台湾对日本的受降典礼"。标志着被日本殖民统治五十年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回祖国版图,翌年8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颁布命令,明订10月25日为“台湾光复节”,简称“光复节”,以为纪念。“台湾光复 ”一词,自此就被各界大量运用。其词亦有另一说法,表示是缘由自1946年8月由台湾仕绅筹组的台湾光复致敬团。

台湾自古属于中国领土。隋唐时期(公元589618年)称台湾为“琉球”。隋王朝曾三次出师台湾。据史籍记载,610年(隋大业六年)汉族人民开始移居澎湖地区。到宋元时期(公元9601368年),汉族人民在澎湖地区已有相当数量。汉人开拓澎湖以后,开始向台湾发展,带去了当时先进的生产技术,公元12世纪中叶,宋朝将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兵戌守。元朝也曾派兵前往台湾,元朝政府在台湾有正式管理。元、明两朝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负责巡逻、查缉罪犯,并兼办盐课。明朝后期开拓的规模越来越大。在战乱和灾荒的年代,明朝政府的福建地方当局和郑芝龙集团曾经有组织地移民台湾。1684年,清政府设置分巡台厦兵备道及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至1811年,台湾人口已达190万,其中多数是来自福建、广东的移民,移民大量开垦荒地,使台湾成为一个新兴的农业区域,使台湾的经济得到很快地发展。这个时期,台湾与福建、广东的来往比以往更为密切,中华文化更加全面地传入台湾。

由于西方列强向中国边疆再次侵逼,中国再次出现了边疆危机。1884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法军进攻台湾,遭刘铭传率军重创,到1885年6月《中法新约》签定,法军被迫撤出台湾。

中法战争以后,清政府为了加强海防,于1885年将台湾划为单一行省,台湾成为中国第20个行省。首任台湾省巡抚刘铭传积极推行自强新政,清理田赋,增加财政收入,购买轮船,架设电报线,设立邮电总局,建造铁路;购买军舰,增设炮台,设立机器局自造武器;成立煤务局,安装新式采煤机器;设立兴市公司,建街造路;创立西学堂、电报学堂,培养建设人才。刘铭传把众多新式事业集中于一省,使台湾成为当时中国的先进省份之一。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翌年清政府战败,于4月17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及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消息传出后,举国同愤,反对割台;台湾全省哭声震天,鸣锣罢市。协理台湾军务的清军将领刘永福等率军民反抗日本的侵占,坚持了5个多月的战斗,历经大小百余仗,使日本侵略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由于清政府无力救援,终遭失败。从此,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长达50年之久。

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发布《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因此,《马关条约》属于废止之列,日本对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的统治,从是日起即失去凭借,中国要求恢复条约签订之前的状态。1943年11月26日,美、英、中三国签署的《开罗宣言》规定:战后东北、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应归还中国。1945年 7月26日,美、英、中三国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再次确定了台湾和澎湖列岛等应归还中国,国际社会表明了支持中国方面诉求的一致立场。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中国政府决定由陈仪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主持接受当地日军第十方面军十六万九千人的投降。10月 2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及警备司令部前进指挥所在台北成立,处理日军集中及受降各事。17日及22日,中国陆军第七十军、第六十二军分别在基隆港和高雄港登陆。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市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日本原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将向台湾受降主官陈仪递呈投降书,然后陈仪发布广播演说,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报告给中国全体同胞及世界周知。”日本侵占中国台湾省五十年的历史到此结束。

依据中国台湾地区行政当局《纪念日及节日实施办法》,台湾光复节属于不放假的节日,而由有关机关、团体、学校举行庆祝活动。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清朝战败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本来为中国领土的台湾被中国清政府割让与日本,从此进入台湾日据时期

二次大战期间,在1943年举行的开罗会议中,同盟国同意战后台湾归还中华民国。1944年4月,位于重庆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委由中国国民党中央设计局设立“台湾调查委员会”,并任命陈仪为主任委员。该调查委员会对当时日治下台湾的经济,政治,民生,军事等各方面作出颇为详细的调查。

战后,国民政府对于如何接管台湾有两派意见,一派建议完全与进驻其他“沦陷区”相同,设立“台湾省”。另一派则主张在台设立拥有军警等特别公权力的“特别行政区”。当时的中国领导者──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采纳陈仪《台湾接管计划纲要》中的意见,设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负责接收台湾,全部公署行政人员初定为2000名。但最后接管计划中的规划并未完全实施,长官公署制度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而为人诟病,甚至被称为“新总督府”。

1945年8月14日,日本昭和天皇发表《终战诏书》,二战结束。同年8月29日日蒋介石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并于9月1日于重庆宣布成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与“台湾警备总部”。同时命陈仪兼任“台湾警备司令”。

1945年10月25日中华民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于上午十点于台北公会堂举行。降方为日本原台湾总督府,代表为总督安藤利吉,陈仪则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受降。同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正式运作,机关处所设台北市役所即现“行政院”院址。

国民政府代表:陈仪葛敬恩柯远芬黄朝琴游弥坚宋斐如李万居

台湾省代表:林献堂林茂生

日本代表:安藤利吉谏山春树

中国元朝政府在台湾有正式管理(澎湖巡检司)。台湾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230年。当时三国吴王孙权派有万多人官兵舰队到达“夷洲”(台湾等地),吴人沈莹的《临海水土志》留下了世界上对台湾最早的记述。

国民革命军在基隆港登陆,台湾民众传诵著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的诗句,唱着 “台湾今日庆升平,仰首清天白日清,六百万民同快乐,壶浆箪食表欢迎,哈哈!到处欢迎,哈哈!到处欢迎,六百万民同快乐,壶酱箪食表欢迎。”的歌曲(陈保宗词,周庆渊曲),热烈欢迎国民革命军进入台湾。二二八受难者家属阮美姝回忆父亲阮朝日当时兴奋的情景:“我父亲八月十五日竟然用跳回来,人还没进门就听到他的声音,大声说我们回归祖国了,我们要做中国人了,不再做日本人!” 当时的台湾日日新报等媒体上,均有大量商家行号刊登欢庆台湾光复的广告。街上锣鼓喧天,鞭炮声不断,户户张灯结彩,虽然地方上有若干民众报复日本人的小骚动,但整个局势都处于平静而稳定。

现今中国台湾当局各级机关或政治人物,在叙述二次大战后历史时,常大量使用台湾“光复”一词,如马英九在2005年光复日发表了《纪念台湾光复一甲子》的文章等等。该词也仍为部分台湾民众及教科书普遍使用。但不少台湾人(有些是反对国民党,有些是支持“台湾地位未定论”、“支持台湾独立者”、民进党)不认为台湾当时是被“光复”,而使用“二战结束”或“终战”等词,有些甚至使用“再沦陷”、“劫收”等讽刺的词汇形容。

支持“光复”一词的人士一般认为,二次大战后中华民国重新拥有台湾的主权,这是中华民国官方的立场。主张“台湾地位未定论”人士认为:“《开罗宣言》虽然表达了同盟国支持中华民国接收台湾的立场,但仅是新闻公报而不是正式条约。二次大战日本是向同盟国投降,而不是仅向中国投降。由受降典礼上挂有中、美、英、苏四国国旗及元首肖像可得知,国民政府只是代表同盟国暂时军事接管台湾。但国民政府因国共内战失利,来不及正式签订领土转移的条约,因此“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支持者认为中华民国并未重新收回台湾主权,因此不能称为光复(但实际上收回台湾依据的是废除中日马关条约的宣战布告而不是国际宣言,只是恢复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前的领土归属状态,日本投降表明接受宣战布告要求)。

因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之后,贪污事件频传,米、盐、糖等民生物资上涨十倍以上,通货膨胀严重,配给制度比二战时期更不合理,后来更爆发了反抗国民党统治影响深远的“二二八事件”。许多人士对这些不当统治行为反感、甚至认为台湾不过是再沦陷,虽然不一定反对“中华民国”,但对带有胜利意味的“光复”一词不以为然。

台湾在二次大战期间是日本占领地,因此属于轴心国阵营,部分人士认为“光复”一词是站在同盟国的立场,未能反映台湾的特殊历史背景。

另一个看法系台湾由大清帝国割让出去,但主权移交时并非归还大清而是国民政府,故不适合称以光复(根据清帝退位诏书清朝主权完整的交给中华民国,民国是清朝的继承者,故称“光复”是恰当的)。

近代中国衰微,致遭列强侵凌,尤以东邻日本为最。早在十九世纪中期,日本学者佐藤信渊、岛津齐彬与吉田松阴等就先后提出各种侵华方案。佐藤信渊认为统一万国之法,首在攻取中国之满洲,次第经略渤海、华中、华南,数年间底定全中国。岛津齐彬则主张“日本应早日取得福州和台湾及朝鲜,以强化日该国防”。吉田松阴则力倡“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及后,在美国驻日公使德朗的挑拨唆使下,1874年日本藉琉球漂流难民事件,出兵进占中国台湾恒春,事遭清廷逼退未果。

二十年后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一役,击败清廷,马关条约迫我割让台湾。是时,中国辽东和山东等地百姓,屠杀灾难突然降临,台湾亦于次年陷于空前的死亡灾难。1895年5月29日日军登陆台湾,国人坚不臣倭,奋起抵抗。当时朝廷已下割台之诏,令所有文武大小各员,着即陆续内渡。故清军不乏遵旨内渡,但也有许多官兵(粤勇、广勇、湘勇与淮勇),抗命拒绝撤离台湾,与台勇(土勇与客勇)以“义军”为名(为因应抗旨法理),联合从事武装抗日战斗。单是 610月间,日人于各战役后在现场所发现的“义军”阵亡尸体就高达6760具,这还不包括未被发现的,及数以万计的轻重伤者。“义军”面对日寇的枪口,为保卫台湾保卫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躯捐台湾,尸骨散于台地荒烟蔓草,他们是祖国的优秀儿女。玉山山高,云雾飘渺,“义军”反抗侵略者的悲壮史诗,永垂不朽。接着,台湾同胞先后发动长达七年之久(18961902)的激烈武装抗日,及其后的零星武装抗日,风起云涌,前仆后继,气壮山河,忠勇撼天地。

日据中期,台湾同胞从事非武装抗日,深信祖国不久将收复台湾,于此刻到来前不可失去民族特性,故启动一波波抗日的文化启蒙运动,以延续民族传承与对祖国认同。在那段遭日本殖民屠杀蹂躏的悲惨岁月,日本占领台湾十三年后的1907年6月15日,台士雾峰林家林幼春在其致梁启超的信函称私喜“祖国中兴”。日本统治台湾三十年后的1926年11月13日,在日警监视下,黄白成枝在台北的演讲时公然称“我们的祖国是中国”。日本统治台湾四十年后的 1936年,林献堂于其内地之行在上海时,也公开声称“林某归还祖国”。

日本当局面对台湾同胞“依然以旧有的民族观念视支那为祖国”的坚贞民族气节,最后于日据末期穷途末路之际,以极端暴力手段,在台湾推动“皇民化运动”,不惜以废汉字、禁戏剧、毁寺庙、建神社、讲日语、改姓名(中文改成日文)等激烈手段,对台湾人民进行一场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认同改造运动。日本当局亦不讳言地宣传“所谓皇民化运动就是使本岛人成为真正日本人的运动”;1945年日本战败,因为对祖国感情的依恋,光复后台湾人民衷心热烈欢迎台湾回归父祖之国中国的怀抱。台湾作家吴浊流形容当时的情境“……五十年间的皇民运动,只仅一天就被吹走了”。换言之,贯穿日本殖民台湾五十年间“思慕中国为民族祖国”的民族精神,就是台湾人民对中国强烈的祖国认同。

古人有云“欲亡其国,先亡其史”,李登辉、陈水扁在台掌权二十年,从物与心的两个层面,极力欲抹灭这段台湾先贤的光辉抗日史实,前者推行“去光复节”政策,取消“台湾光复纪念日”为法定假日,并废弃“台湾光复纪念日”,将其窜改为“终战纪念日”,后者则是窜改历史教科书,其目的就是在意识形态上,切断台湾人民的两岸历史连结记忆,断绝台湾人民对祖国的认同;更令人痛心的,李、扁执政分离主义论者藉国际法混淆曲解,就台湾光复一事炮制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误导台湾人民的国族认同。

台湾属于中国,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台湾不属中国,那日本何需侵略中国,强迫中国割让台湾?如果台湾不属中国,那台湾先贤为何发动长达数十年的武装抗日及接着的非武装抗日?更何况1945年10月25日,中日在台北公会堂(今台北中山堂)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中方代表陈仪宣读受降书后,日方代表安藤利吉亲自在该受降书上签字,日本在台各文武机关造册向中方各相关单位办理移交,另并安排17万日军及30万日侨撤离台湾,完成台湾回归中国的历史程序。

惟因为日本侵略与冷战对峙等众所周知的原因,两岸分离迄今可说长达115年,这在世界近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且其间历经日本殖民政府皇民运动的 “去中国化”、冷战时期的“内地妖魔化”和李、扁执政时分离主义式的“去中国化”,故两岸分离的时间之长与隔阂之深,远非所谓东西德模式或南北韩模式所可比拟。就两岸这115年来遭外力强迫分离的历史,其间就影响两岸人民往来的重大转折“巨变”而言,我个人认为如果说1945年台湾回归是台湾割让日本后的第一次接触,那1987年台湾开放探亲单向交流可说是第二次接触,以后“后ECFA时代”的大交流则是第三次接触,其特征是两岸人民百年来首度广泛双向交流。

回首自十九世纪以来迭遭列强的百年侵凌,斯时并立于世的中华帝国、奥地利帝国(Austrian Empire)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Ottoman Empire)三大帝国,后二者已遭列强支解,缩成今日中欧的奥地利与中亚的土耳其,只有中国仍保持国土完整屹立东方。二十一世纪初,经六十年的奋力建设,中国崛起,台湾先贤梦寐以求“祖国中兴”、“恢复国情”、“雄飞台湾”的梦想成真。因此,纪念台湾光复65周年,最具特别历史意义者,也是当前要务,就是启动唤醒与传承台湾先贤视中国为祖国的认同。这是新时代赋予我们中华儿女的共同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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