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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会议

1958年1月11日 (农历冬月廿二),中共中央“南宁会议”召开。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了部份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会议。

会议前后,毛泽东集中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人的意见,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这个文件着重强调了“不断革命”的思想,并提出今后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

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政治问题。南宁会议人批反冒进的结果,使促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有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 。

对于农业合作化、经济发展的速度,高层有意见分歧。毛泽东有脱离现实加快发展之想,主持国务院的周恩来、陈云,主张稳步发展,不提过高指针。

1956年,毛泽东宣布完成农业合作化(初级农业合作社转为高级社)、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建立起来”。他打算加快工、农业的发展速度,定出很高的经济指针;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则主张,正视地方干部盲目追求数字的“冒进”。

1956年6月,周恩来在人大会议上的报告,提到“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在刘少奇主导下,《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在《人民日报》社论送审文稿上,毛泽东批“不看了”,以示不满。

1957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举行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指责“反冒进”。同年11月,他指示《人民日报》起草社论,批判“反冒进”,提出要来一个生产的“跃进”(12月12日发表)。

1957年12月31日,毛泽东阅《浙江日报》社论后批示,鼓吹当“大跃进”的促进派;社论提及有“少数”的促退派,他把“少数”改为“许多”,下令《人民日报》转载。这是针对周恩来的举动。

1958年1月初,毛泽东召集华东六省领导人在杭州开会(杭州会议),首次点名批判周恩来,指责“反冒进”和批个人崇拜,说:“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

毛泽东意犹未尽,于1月11至23日召开南宁会议,应召出席的是国务院和部分省的负责人,共20几人。在会上,毛泽东挖苦周恩来,令他十分难堪。

毛泽东先以“红而不专”嘲讽,他说:“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红了……如反冒进”。所谓管“实业”的人,是指国务院的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都被毛泽东批判。

在会上,毛泽东说:“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陈为民革的常委、张为教育部长)毛泽东提及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泽东修改后发表),责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答:写不出来)……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此话一出,谁还敢讲话?周恩来被迫检讨,毛泽东的怒气稍减。但在3月的成都会议,毛仍批他,并鼓吹“不断革命论”。

在成都会议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柯庆施和四川的李井泉、广东的陶铸、湖北的王任重、河南的吴芝圃等是狂热支持者;1958年5月,柯庆施、李井泉进入政治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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