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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

劳动力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劳动力指全部人口。狭义上的劳动力则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在实际统计中,考虑劳动年龄和劳动能力两个因素的指标有劳动年龄人口社会劳动力资源总数。

传统或者早期的概念中,劳动力指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工”,即“工人阶级”或产业工人。马克思理论把劳动力划分为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和非生产部门的劳动者。知识经济时代脑力体力劳动者的差别已不表现在劳动的本质特征上。“员工”这一范畴被企业以及各类组织广泛使用。

劳动力劳动是有区别的,劳动是人类生产力为改变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增加商品的价值的实际使用。 [1]

(1) [labor, manpower; labor force;work force]:从事特定活动的自由劳动者

例子:工厂的劳动力

(2) [ability to work; capacity for work]:人的劳动能力,人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 [3]

例子:丧失劳动力

劳动力就是从事增加商品价值的有用劳动的能力(参看商品条目)。工人出卖给资本家换取货币工资的就是劳动力。劳动力同劳动是有区别的,劳动是人类生产力为改变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增加商品的价值的实际使用。劳动产品能作为商品买卖。但是,要对劳动本身即生产活动的买卖这一概念赋以确切的含义,却是不可能的。不能出卖劳动产品的劳动者必然出卖劳动力,并同意从购买者的利益出发和在购买者的指挥上消耗其劳动,以换取一定的货币量即工资 [4]

劳动力(labor power),人的劳动能力,蕴藏在人体中的脑力和体力的总和。物质资料生产过程是劳动力作用于生产资料的过程。离开劳动力,生产资料本身是不可能创造任何东西的;但是,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劳动力发挥作用,除了必须具备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或文化科学知识外,还必须具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否则,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也是不能进行的。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运用自己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既可以创造出物质财富,也可以不断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在不同的社会中,由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结合的方式不同,劳动力的使用状况也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并通过购买商品的方式占有劳动力,促使劳动者进入生产过程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从而创造剩余价值;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的结合与资本主义社会有所不同。

但是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具有不同于普通商品的特点。

二者的关系是:

社会劳动力资源总数=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年龄之外实际参加劳动人数-劳动年龄内不可能参加劳动人数。

劳动力范畴是在用劳动价值论解释剩余价值源泉中提出来的。资本家支付货币购买商品,然后又出售商品换得比他支付的货币更多的货币。但是,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够经常不断地出现,只是由于存在某种在使用时能够增加商品的价值的商品。劳动力就是这样一种商品,而且是唯一的这样一种商品;因为在购买和使用劳动力中,资本家榨取了劳动,而劳动就是价值的源泉。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来看,剩余价值的源泉在于资本家付给劳动力的价值,小于他们所榨取的由劳动加到商品上去的价值。对剩余价值的其他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资本家按低于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或者按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但是这只能解释个别剩余价值,而不能解释整个生产体系的剩余价值,因为用这种方法获得的价值肯定是其他一些商品生产者失去的价值。 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劳动力这一现象产生的历史前提条件就是“自由”劳动者阶级的出现:首先,他们有“自由”处置自己劳动力的合法权力,以在交换这一限定的阶段中同潜在的购买者谈判;其次,他们同样也享有不掌握或支配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自由”。因此,劳动力现象要求消除奴隶制农奴制,消除对人们在交换中处置自己劳动力权力的一切限制。它也要求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这样他们就不可能生产和出售他们的劳动产品,从而迫使他们为了生计而出卖劳动力(参看原始积累条目)
  尽管在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力表现为市场上的一种商品,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同其他商品不同的特点,并引起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一些重要矛盾。首先,尽管劳动力表现为市场上出售的一种商品,但是这一商品的生产却同其他商品不一样。劳动力的生产是工人作为人的生物上和社会上的再生产。这一复杂的再生产过程涉及在总体上和资本主义关系或商品关系不同的社会关系。例如,在极为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是由不拿工资的家务劳动再生产出来的;在较不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常常是由残存的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生产出来的。这些过程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观念形态;纯粹的资本主义关系的逻辑不可能完全地和自行地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参看家务劳动条目)
  其次,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是它创造价值的能力。劳动力同其他商品不一样,为了使用劳动力,购买者即资本家必然同出售者即工人之间建立一整套全新的关系。从劳动力中榨取劳动,引起了购买者和出售者之间超出通常谈判商品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工资)范围的附加的斗争条款;引起了劳动强度和劳动条件上的斗争。这些对抗阶级的斗争,本质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上的和政治上的问题。
  最后,劳动力的出售使得工人同他或她自己的生产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转到了资本家手中)相异化,同对劳动产品的控制相异化。在劳动力商品出现后,商品形式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再现为工人同他或她的劳动和产品的异化。
  尽管在李嘉图的著作中,在对价值理论的有条理的阐述上已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没能解决“劳动的价值”这一概念所固有的混乱,在有些场合“劳动的价值”指的是工资,在其他一些场合指的却是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马克思通过把劳动概念分解为劳动、劳动力这一对概念,消除了这种混乱(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4章第3节和第17章)。这就使我们明白,出卖劳动力来换取资本家的工资这种交易,发生在生产之前,发生在产品中价值的出现之前;这也使我们明白了资本主义生产占有剩余价值的确切机制。马克思把区分劳动劳动力的这一发现,看作是他对经济科学作出的最重要的积极的贡献。(参看剥削;社会必要劳动;抽象劳动条目) [4] [1]

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 [5]

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劳动力所有者是“自由人”,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二是他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必须一无所有,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

劳动力是商品,它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使用价值价值。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商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包括三部分: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用以再生产他的劳动力;劳动者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用以延续劳动力的供给;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用以培训适合资本主义再生产需要的劳动力。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还受历史道德因素的影响。 [6]

关于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资本论》在两处不同的地方提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另一处是:“资本有一种趋势,就是在直接使用活劳动时,把它缩减为必要劳动,并且要利用劳动的各种社会生产力来不断缩减生产产品所必要的劳动,因而要尽量节约直接使用的活劳动,同样,它还有一种趋势,要在最经济的条件下使用这种已经缩减到必要程度的劳动,也就是说,要把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缩减到它的尽可能最低的限度。如果说商品价值是由商品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不是由商品一般地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那么,正是资本才实现这种决定,同时不断地缩短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一来,商品的价格就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因为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的每一个部分都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了。”前者是产品社会的养成,后者是商品社会的养成;前者把产品即使用价值本身看作“必要的(即必需的)”,后者把劳动时间即价值本身看作“必要的(即社会必要的)”。这些研究突出了劳动力商品的特殊历史内涵和生产性质。 [7]

劳动力结构性短缺

指某个时间段内某个行业或者说某个领域的劳动力需求无法供应.例如:近几年来我国的IT业在迅猛发展,而为了跟上其他国家的IT业发展步伐。我国急需大批该领域的劳动力,而前几年我国一直无法供应该领域需要的劳动力.这就是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一例。

劳动力或劳动适龄人口

年龄处于适合参加劳动的阶段,作为生产者统计的人口。人口学一般以16岁-64岁期间的人口为劳动适龄人口。中国一般规定男子16岁-60岁期间、女子16岁-55岁期间的人口为劳动适龄人口。劳动适龄人口在人口中的比重,称为抚养指数,表示每个劳动适龄人口的负担程度。

劳动力平均负担人口

汇总人口数/汇总劳动力数

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该术语得名于来自英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rthur Lewis。达到刘易斯拐点意味着,劳动力稀缺程度足以推动薪资大幅上涨、工业利润受到挤压、投资下降,而发展中国家这时候最好是已经找到了依赖廉价劳动力问题的解决之道。

2015年12月6日,中山大学发布“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蓝皮书,聚焦中国劳动力的现状与变迁,2011年启动,到目前已经完成一次试调查和两次全国正式调查。

调查样本覆盖除港澳台、西藏、海南之外的全国29个省市,调查对象为样本家庭户中年龄15至64岁的全部劳动力。共完成401个村居问卷,14226份家庭问卷和23594份劳动力个体问卷。通过对中国城乡以村居为追踪范围的家庭、劳动力个体开展每两年一次的动态追踪调查,系统地监测村居社区的社会结构和家庭、劳动力个体的变化与相互影响。

通过2012年和2014年的连续追踪,发现与2012年调查相比,劳动力性别、年龄与地区构成相差无几,青年型劳动力为主的年龄结构不复存在;其次,中国劳动力的地区分布并不均匀,近一半(47.16-)的劳动力分布在中部各省份,劳动力结构中,1529岁的低龄劳动力占33.07-,3044岁的中龄劳动力占32.80-,45岁及以上的高龄劳动力占31.86-。

劳动力家庭规模显示,目前劳动力大多来自中、小规模家庭,平均家庭规模为4.32人。家庭成员人数为3人、4人的比例较高,分别为21.06-、20.96-,家庭成员人数为6人及以上的比例仅为22.95-。从地区差异来看,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平均家庭规模比东部小。

另外,在工作经历方面,大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有工作经历,未工作的比例不及两成;超过一半的劳动力有农业工作经历;在有换工经历的劳动力中,换工三次及以上的占71-。在从业状态方面,中国劳动力的从业状态以雇员为主(占46.34-),其次为务农(35.33-),再次为自雇劳动者、雇主。

在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方面,超过26.77-的农村劳动力有外出务工经历,超过四成还准备外出务工。

2014年,中国劳动力初中毕业比例最高为46.97-,职高、技校、中专和大学专科都在6-左右,而大学本科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仅为5.17-。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28年,高龄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中、低龄劳动力,东部地区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

另一方面,2024岁劳动力过去两年参加过(至少5天的)专业技术培训比例13.99-为最高,3539岁年龄组以后,专业技术培训和曾经获得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执业资格)的比例急剧下降。这个年龄比例与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的趋势也相当。

与过去不同,劳动力阅读报刊、用手机发短信、写信、银行ATM取款完全没问题的比例皆超过一半,但仅有超过1/4的劳动力在使用网上银行、网上购买火车票方面完全没问题。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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