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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墓

利玛窦墓 在阜成门北京市委党校宽大的绿色庭院中央,有一座小小的墓园,四周被透花砖墙环绕着,南墙正中有两扇灰色铁花棂门,墓园中植几株青翠的柏树。

利玛窦墓在西城区车公庄大街路南。利玛窦(1552-1610),意大利人。明万历十年

(1582年)来华,为天主教耶稣会著名传教士。万历二十九年至北京,进呈自鸣钟、万国舆图等物,并与士大夫交往,以传授西方科学知识为布道手段,同时把我国的科学文化成就介绍到欧洲。死后神宗“与以陪臣礼葬阜成门外二里沟嘉兴观之右”。墓为土丘形,前立螭首方座石碑一座,碑额十字架纹饰,碑身刻中西文合壁“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墓地以砖砌花墙围绕,左右两侧分别有南怀仁汤若望二外籍传教士的墓和碑。

墓园里并排竖立着三通汉白玉石碑,墓碑的形制与常见的一样,

只是碑额雕龙花纹的中心,镌有代表天主教会的十字徽记,表明墓主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中间的那一通螭首方座碑高2.7米、宽0.94米,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立。碑身正中刻有“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八个大字。右边碑文是:“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利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辛年航海首入中华衍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石碑后面是灰身黑顶圆拱式的长方形砖砌坟墓,墓高1.5米、长2.4米、宽1.3米。利玛窦墓东侧为南怀仁墓,西侧为汤若望墓。这座耶稣会传教士的坟墓

不大的墓地四周被矮墙围着,前有石牌坊大门一座。据史料记载,

墓碑上应有“钦赐”二字及少京兆黄吉士题字“幕义立言”的坊额。但如今这些字迹均不见,不过门簪、门口的一字影壁及雕花依然清晰可见。利公的墓确实很高,在一群传教士的墓中显得鹤立鸡群。这倒也不难理解,无论从辈份还是贡献上,利公都配得上这样的待遇。而这座灰白色的墓身也如利公的一生那般中西合璧典型的西洋装饰橄榄玫瑰枝点缀四周,顶上却是中国的盘龙,墓身后为方形石制灵柩。据史料记载,墓碑一面镌“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利亚人……”的中文墓志铭,一面则刻着拉丁文。但如今已看不到这些字迹。听院里一位老住户说,“文革”时为了“让帝国主义永远不得翻身,再踏上一万只脚”,墓碑全部被砸下来埋到地下,直到后来李先念当国家主席时才重新恢复。仔细观之,墓碑上确实有拼接过的痕迹。利玛窦墓两旁还各有两个稍矮的墓碑。左边的字迹略清晰,能看出“汤若望”的字样,右边的则看不太清楚。而循着香气往下看,汤公碑前放了一簇鲜花,给肃穆的墓地增添了几分生机。“这倒是老有外国人来扫墓,每次他们来都会带束花。对了,今儿不是礼拜天嘛,那就更正常了。”一位遛狗的大妈笑着说。

利玛窦在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庚戌)5月11日病逝于北京,享年59岁。按照当时中国的惯例,外国人死后都要移葬澳门。但是中国的教友为了纪念利玛窦,上奏朝廷,申请赐地,下葬北京。明神宗万历皇帝破例准奏,亲赐葬地和安葬祀费,赐北京西郊“二里沟佛寺,房屋三十八间,地基二十亩,畀葬利子”“立石为文记之”(见《大西利先生行迹》),墓碑是由顺天府尹王应麟所立。这年10月下葬时,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参加了葬礼,非常庄严隆重。当时一位太监对于独给利玛窦葬地,曾问相国叶文忠:“诸远方来宾者,从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子?”叶答:“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姑无论其它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关于安葬时的墓地情况,《帝京景物略》有概略的记述:“玛窦卒,诏以陪臣礼葬阜成门外二里,嘉兴观之右。其坎封也,异中国,封下方而上圜,方若台圯,圜若断木。后虚堂六角,所供纵横十字文。后缘不篆而旋纹。……墓前堂二重,祀其国之圣贤。堂前晷石,有铭焉,曰:‘美日寸影,勿尔空过,所见万品,与时并流。’”谭元春有《过利西泰墓》一诗:“来从绝域老长安,分得城西土一棺。斫地呼天心自苦,挟山超海事非难。私将礼乐攻人短,别有聪明用物残。行尽松楸中国大,不教奇骨任荒寒。”后来还出现了一首写利玛窦的竹枝词:“天主堂开天籁齐,钟鸣琴响自高低。阜成门外玫瑰发,杯酒还浇利泰西。”

1552年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马尔凯州(Marche)的马切拉塔(Macerata),家里经营 利氏药房,是当地的名门。利玛窦在这里一直在一所耶稣会开办的中学学习,他的父亲一直很担心利玛窦加入耶稣会。 利玛窦十六岁来到罗马,在圣汤多雷亚学院学习预科,并于1571年的圣母升天节那天加入了耶稣会。1572年在耶稣会主办的罗马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并从师数学家克拉乌(Christopher Klau)学习天算,其时范礼安(Father Alessandro Valignani)也是他的老师。在这段时期,他还学会了拉丁文和希腊语,而且也会使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1577年利玛窦获准赴远东传教。1578年3月24日,利玛窦从里斯本出发乘船和其他14名耶稣会士一起前往印度传教。一路上绕过好望角,途经莫桑比克,经过6个月的航行终于在9月13日到达印度果阿(Goa)葡萄牙在亚洲最重要的殖民地。路途非常辛苦,在到达果阿前,船上来自莫桑比克的400名奴隶死了13名。

利玛窦在来到印度之前,由于沙勿略(Francis Xavier)之前对印度的赞美以及教会的神化,他所听说的印度非常令人神往,在这里传教也比较容易。但是现实的反差令他大惑不解。1580年他给耶稣会的历史学家玛菲用葡萄牙语写的信中说道:“查看一下有关印度、日本的注释书和地图类,会发现明显的谬误比比皆是。”但是耶稣会在日本布教非常顺利,而且在印度还发现了聂斯托里教派(景教)的信徒。这使得利玛窦他们精神上非常振奋。

利玛窦在印度和交趾传教四年。其间在果阿的神学院还学习了人文学科,在1580年7月26日他晋升为司铎后,又学习了神学。他在印度认识到应该允许当地人也学习哲学、教理和神学等欧洲文化,并且写信给耶稣会总部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阻拦他们与他人为伍担任职务通过学问而出人头地我担忧他们会憎恨我们,而我们耶稣会在印度的主要目的,感化异教徒使他们皈依我们神圣信仰的使命将会化为泡影。”他的这种见解在他的一生中始终如一,这也是他进入中国后所持的态度。罗光写的《利玛窦传》中说这是“他能赢得我国士大夫的尊敬亦以此精神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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