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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骏(南朝宋孝武帝)

刘骏(430年—464年),即宋孝武帝(453年464年在位),南朝刘宋第五位皇帝,在位十二年。字休龙,小字道民,宋文帝刘义隆第三子。初封武陵王,素不得宠,屡镇外州。元嘉三十年(453年),太子刘劭弑帝之后,刘骏亲率大军讨伐,很快便击溃刘劭的势力,夺取了皇位。改元“孝建”。

刘骏在位期间,政治上,推行了系列改制举措,削弱士族权力,大力提拔寒门,并通过改置州镇和设立典签加强对地方和宗室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经济上,他推行土断,赦免奴婢和军户,抑制兼并,限制士族封山占水,设立台使,改革税制,并改铸钱币;军事上,他于大明二年(458年),以颜师伯为青州刺史,又重用殷孝祖卜天生等将领,击溃魏军,取得了宋魏第一次青州之战的胜利,收复了济水以北的失地,并进行了军制改革;文化上,他尊孔崇佛,恢复礼乐。但统治末年,大兴土木、滥用民力、奢侈无度,导致民生凋敝,致使其在位前期形势出现好转的刘宋,在其执政末年又走向衰败。同时为巩固帝位,他大肆诛杀刘宋宗室,为其死后十几年间刘宋宗室进一步内斗直到灭亡埋下隐患。

大明八年(464年)五月,宋孝武帝刘骏病逝,享年三十五岁。庙号“世祖”,谥号“孝武皇帝”,葬于景宁陵。

宋孝武帝刘骏,字休龙,小字道民,宋文帝的第三个儿子。元嘉七年(430年),八月十六日出生。十五岁时,立为武陵王,食邑二千户。 《南史》记载刘骏:“少机颖,神明爽发,读书七行俱下,才藻甚美,雄决爱武,长于骑射。”

元嘉十六年(439年),都督湘州军事,任征虏将军、湘州刺史,兼管石头戍事务。

元嘉十七年(440年),升迁为使持节,都督南豫豫司雍并五州军事,任南豫州刺史,将军之职照旧担任,还负责石头戍。

元嘉二十一年(444年),又管辖秦州,晋升为抚军将军。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因雍州刺史刘道产病死后,雍州境内的蛮族纷纷造反动乱,宋文帝为平息雍州群蛮叛乱,将刘骏外调为雍州刺史,担任伐蛮总指挥,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的襄阳、竟陵、南阳、顺阳、新野六郡军事、宁蛮校尉,持节、将军职务照旧担任。刘骏因此成为自东晋偏安江东后,百年来,第一位出镇襄阳的皇室成员。刘骏到境雍州后,在沈庆之朱修之柳元景宗悫等将领的辅助下,大力在雍州境内招募北方流民组建伐蛮军,后来又接受了带着北方义兵南归刘宋的薛安都,组建了一支实力强大的荆雍兵。

元嘉二十五年(448年),调任都督南兖徐兖青冀幽六州豫州的梁郡军事、安北将军、徐州刺史,持节照旧担任,镇守彭城。不久,又兼任兖州刺史。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文帝派出的东路北伐军被北魏击溃后,魏军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指挥下,南下侵宋,攻占东平(今山东东平)、邹城(今山东邹县)。后来,魏军兵分四路南下,兵锋直指彭城,当时文帝诸子和刘宋宗室,多半畏惧魏人。唯独镇守彭城的徐、兖二州刺史的刘骏决心坚守彭城,但当时也驻在彭城的刘宋三军统帅的江夏王、太尉刘义恭准备出城南逃,刘骏和部下张畅力谏劝阻刘义恭留镇彭城。刘义恭才决意坚守彭城。 拓跋焘率大军围攻彭城,宋军据城固守,魏军不能克,于是绕过彭城,奔向留城。刘骏派部将嵇玄敬率军提前进至留城,观察魏军的动向。魏军后攻留城,留城守军由于当地百姓协助,取得胜利,魏军遭到失败,于是又绕过留城,率军南行。后,宋文帝诏令刘骏从彭城领兵向北袭击屯驻于汝阳的北魏永昌王拓跋仁。刘骏接诏后,征发境内一千五百多匹马,亲率宋军直趋汝阳。北魏军只预计到宋的救兵从寿阳来,对彭城方向的守军掉以轻心。刘骏率军突然逼向汝阳,杀北魏军三千余人,烧其辎重。魏军大败,慌忙东走。然魏军探听到宋军后无援军,便引军突然反扑。宋军战败,刘骏在宋兵掩护之下得以脱险,最后仅有九百人生还,战马只剩下四百多匹。 宋文帝下诏严厉责备刘骏,降号为镇军将军。后魏军北返,路过离彭城几十里处的安王陂暂时修养时,刘骏与其他彭城宋将请求刘义恭趁魏军劳师疲惫之际袭击魏军,但刘义恭畏惧不敢截击,并禁止将领私自带兵出击。次日,宋文帝诏令刘义恭全力追击魏军,刘义恭才派出一万人马出城追击。但北魏军提前得知了消息,丢弃铠甲,走小道,轻装加速撤回魏境 。宋文帝听闻魏军平安返境,极为恼怒,斥责江北六州的刘宋守军。其中下诏责备彭城宋军未能及时在魏军北返途中拦截魏军,降刘骏为北中郎将。

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刘骏晋升为都督南兖州、南兖州刺史,镇守山阳。不久升迁为都督江州、荆州的江夏豫州的西阳,晋熙新蔡四郡军事、南中郎将、江州刺史,持节照旧担任。 当时刘宋境内的江蛮族趁刘宋北伐失败,府库空虚之际,举族兵数万发动叛乱侵犯江州,宋文帝派步兵校尉沈庆之等讨伐,由刘骏统领各路大军。 刘骏随即率军与步兵校尉沈庆之合兵讨伐,刘、沈两路军队左右夹击,江蛮族的叛军不敌,仅不到两个月就纷纷溃逃,不久江蛮族的叛乱被彻底平定。

元嘉三十年(453年)正月,太子刘劭发动叛乱弑杀了文帝,而此时刘骏正受诏为征南将军、散骑常侍,统率军队在五洲(今湖北浠水西南),征讨叛乱的西阳蛮族。此时,刘骏的部下董元嗣从建康返回,将太子刘劭弑杀文帝的事情告诉刘骏,刘骏大哭。 而此时,在建康弑父自立的刘劭写密信给辅助刘骏军事的沈庆之,让他杀死刘骏。沈庆之便拿着刘劭的信前去求见刘骏,将刘劭写给他的书信呈上。刘骏阅后请求与母亲辞别,沈庆之连忙说道:“下官蒙受先帝的厚恩,常常想要报答,怎么能做对不起殿下的事呢?今天的事情,只是要看力量如何,殿下不用担心。”而后刘骏与沈庆之商议起兵讨逆的事,商议完后,刘骏郑重地道:“家国的安危,就拜托将军了。” 于是任命沈庆之为征虏将军、武昌内史,领府司马,进行部署,安排起兵之事。

不久,刘骏从江陵起兵,率军讨伐刘劭,先后攻克南洲溧州等地。至新亭修建营垒击败劭军直逼建康,于是臧质等人响应,同举义旗,由于刘骏长年镇守在外,其军队也多历经过沙场征战,同时还获得各方军镇的支持。相比之下,刘劭的建康禁军显然逊色许多,因此建康的禁军很快便被刘骏的军队击溃。五月刘骏攻下建康,斩伪皇帝刘劭及二兄。刘骏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文武百官各赐爵一等,参加过征战的赐爵二等。对年迈、鳏夫寡妇 、孤儿、病残不能生存的,每人赐谷五斛。陈租旧债不再征收。被罚服长期劳役的尽量宽恕。并追封文帝庙号为“太祖”,谥号“文皇帝”。

孝建元年(454年),由于刘义宣担任荆州刺史长达十年,势力强大,荆州地区地广兵强,号称“江左第一大州”,往往也是之前的异臣叛乱的根据地。孝武帝即位后为加强对荆州地区的控制,下诏调刘义宣为丞相、扬州刺史,以削弱其实力 ,但刘义宣“一不遵承”,不愿交出兵权和离开荆州。后豫州刺史鲁爽、车骑将军江州刺史臧质、兖州刺史徐遗宝等人,因在刘骏即位后受冷落,不满刘骏重用雍州豪族势力,鼓动刘义宣起兵谋反。同年二月,刘义宣在荆州称帝,举兵起事。孝武帝随即任命安北司马夏侯祖、镇军将军、南兖州刺史沈庆之参与平叛,同时遣抚军将军柳元景屯兵采石,南豫州刺史王玄谟于梁山江岸筑却月城,陈舟师,据险扼守。二十六日,王玄谟进据梁山。徐遗宝率先被夏侯祖击败,弃众逃走。四月二十日,沈庆之在历阳的小岘大败鲁爽,斩杀鲁爽。五月十八日,刘义宣等率军进攻梁山,王玄谟手下出击,当时西南风猛烈,于是因风纵火,焚烧义宣舟船。义宣当时屯于西岸,营砦被烧毁殆尽,部队奔溃,逃于江陵,被捕获。同时,臧质命部将尹周之攻打西岸宋军胡子反部。当时,胡子反正要到东岸王玄谟处商议军情,闻听急忙赶回。此时,偏将刘季之正拼死抵抗,向王玄谟求救,王玄谟命崔勋之与积弩将军垣询之驰援。二人抵达后,尹周之已攻陷西岸堡垒,并杀崔勋之和垣询之,胡子反等逃回东岸。臧质又命庞法起兵进南浦,欲自后掩击王玄谟,但被垣护之的水军击败。后臧质在城南布阵。王玄谟留老弱残兵守城,率精兵出击。薛安都首先击溃臧军东南阵脚,刘季之、宗越又击溃西北阵脚,臧质大败。六月三日,臧质逃到武昌,被人斩杀,头颅在京城传递示众。

宋孝武帝刘骏即位后,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官制,法律,军制,户籍,礼制,税制等领域均推行了系列改革举措,历来为治制度史的史家所关注,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上,他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皇权。撤除“录尚书事”职衔,并开始以中书舍人戴法兴巢尚之徐爰等人处理中枢机要事务,形成后代所谓“寒人掌机要”的政治局面,而由士族担任的尚书令、尚书仆射只剩下在公文上签名的权利,孝武帝的集权化统治也被史书称为“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外假”。孝武帝同时重用江东寒门沈庆之与伧荒北人柳元景,依照两人的功绩,先后提拔为三公,开启吴兴沈氏与河东柳氏攀升为南朝高门的起始之路,并开创南朝寒门、寒人以军功升为三公的先例。 此外,孝武帝还提拔孤寒衰微的袁粲为员外散骑侍郎和侍中;拔擢寒门出身的颜师伯、颜竣成为高官重臣;重用卜天生鲍照宗越等寒门士人。

二、孝武帝通过改置州镇的办法削弱地方势力,他即位初,将扬州分为扬州及东扬州二州;将东晋以来废置不常的湘州(治今湖南长沙市)最后稳定地设立起来,分统原荆州所统长沙等八郡;后又分荆州、湘州、江州、豫州共八郡置郢州(治今湖北武汉市),横跨数州之间;东晋以来,雍州侨置于荆州之内,无实际统治区域,宋文帝曾分荆州襄阳等五郡归雍州统辖,治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孝武帝又进一步分荆州郡县充实雍州无实土的侨郡县,使雍州重镇形成,并废除荆州重兵来源的南蛮校尉,将其营户兵力一律迁至建康,有效地削弱了荆州,瓦解其“分陕”地位,荆州因此再也不能发挥其昔日威胁建康朝政的影响。自东晋偏安江左以来的百余年间数次威胁中央的荆、扬二州,经孝武帝的政区改革形成了荆、雍、郢、扬、东扬五州相互牵制的格局,东晋以来的荆、扬对立威胁京城建康的局面自此彻底终结。

三、创立典签制,加强对宗室和地方的控制。宋孝武帝还通过委任有真才实学的寒门士人担任州镇军府掌管文书的典签,使其往来于朝廷与州府之间,让他们负责传递州镇各项要务上报给中央审核,同时负责监督,传达中央命令和辅助地方州镇长官处理事务,并拥有随时将情况直接报告朝廷的权力,州镇起兵反抗朝廷的可能性大大削弱。至此到南齐,寒人掌机要、武夫掌兵权、典签控州镇成为惯例。

四、设立御史中丞专道制度,加强对吏治的整顿。孝建二年(455年),孝武帝令“(御史)中丞与尚书令分道,虽丞郎下朝相值,亦得断之,余内外众官,皆受停驻” 魏晋以来,由于朝政官僚皆为士家大族所垄断,负有“掌督司百僚”职责的御史中丞之职始终不受重视,几乎沦为摆设。宋孝武帝为此设立御史中丞专道制度以提高和恢复御史中丞的地位,从而有利于吏治的整顿和加强。此制被后来齐梁陈所继承并被北朝所借鉴,此后御史中丞的地位和职权不断得到提高。

五、罢免侨户,实行土断。宋孝武帝即位后,为解决元嘉年间以来版籍混乱,南渡侨民不注户籍沦为流民的人数增多致盗贼蜂起,而南方土著居民依附于大族的人数也日渐增多的情况,采取撤并侨州郡县,罢免侨户,将流民和土地结合起来以统一侨户土著的户籍的措施。于大明元年(457年)和大明五年(461年)先后撤雍州等各侨州郡县,合并新旧侨郡,并将无实土的侨郡县并在有实土的郡县上,将新旧侨户合籍并将流民落籍于实土郡县。

六、抑制兼并,限制士族封山占水。为解决元嘉中后期以来的士族豪强“山封水,保为家利” 的巧取豪夺,大肆兼并使国家丧失大量户籍人口的局面,孝武帝于孝建元年(454年)和孝建二年(455年)先后颁布条例,限制士族封山占水,诏令官府与平民百姓交易,一定要公平合理。对官家占有的江海田塘,一律开禁。对皇亲显贵逐利,也一律禁止。 对豪强大族的各园苑圈占面积太大,妨碍商业活动的尽量开放,给予贫民经营。 后又于大明七年(463年)再次在全国诏令:“以前我曾下诏江河湖海山川,百姓可以捕鱼狩猎。但没过几年,不少地方就不遵诏令。名山大川,又多被重新圈占。有关衙门要严加清查,重申原来的规定。”

七、赦免兵户和奴婢,改铸钱币。魏晋以来,兵户和奴婢沦为一种为人所不耻的贱户。宋孝武帝于大明二年(458年),下诏军户免除军籍成为平民。 大明三年(459年),又下诏,对正在服无期徒刑、官吏奴婢中的老弱病残者全都恢复自由 。 鉴于元嘉末年因北魏南侵造成刘宋社会经济萧条,财政危机凸显,货币流通混乱,流通量减少,导致民间流通中的钱币的重量不断减轻,孝武帝于孝建元年(454年),改铸钱币,铸四株钱。 这就是有名的“孝建四铢”。一方面整顿钱币流通混乱的局面,解决因经济衰退导致民间对钱币流通量的需求,另一方面则试图将财政大权收归中央以集中财权。

八、改革刑律,宋孝武帝对秦汉以来的审讯制度作出了两项重要的改革举措。第一,对凡是判处死刑的案件,郡太守必须亲自参加审讯,同时规定“若两千石不能决,乃度廷尉。神州统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归台狱。必令死者不怨,生者无恨” 。第二,鉴于魏晋以来,刺史、太守皆带军职,甚至不少县令也带“将军”的称号,他们往往跋扈一方,“大辟之罪皆自己决”或借口执行军法任意杀人,而不顾正式的刑律,导致刑法制度紊乱“法不责众”的局面频繁出现,孝武帝于大明七年四月下诏说:“如果不是战场作战,不能再擅自杀人。如罪大恶极该当处死的,也应该遵循国家的法律条文先行上报,有关衙门要严加督察。再有违犯者以杀人罪论处。” 这条诏令的颁布在当时是有十分重要的进步意义的。 王夫之曾高度评价孝武帝此举,解决了三代秦汉以来诸侯官吏恃权专杀不能革除的问题,称赞孝武帝此举“法乃永利而极乎善”。

九、削弱东宫官属、加强皇宫禁卫,设置二吏部尚书,取消五兵尚书,将人才官员的铨选大权彻底收归皇帝手中。魏晋以来的郡县官多为士家大族把持,而且一任六年,时间很长,不仅加剧了官员分配的紧张,而且往往导致一些大族得以在地方不断壮大和扶持势力,刘宋初年曾对此进行改革,地方的郡县官开始增加了一定的寒门比例。孝武帝对此进行了进一步改革,诏令郡县官的任免应以实际才干为主,取消郡县官任免的入仕年限的门槛并缩短其任期,将郡县官的一任六年改为三年,同时重申刘宋武帝以来的官员选拔机制。

十、改革军制,孝武帝还进行了军制改革,早在大明二年(458年)就诏令罢除军户 ,后又于大明七年(463年),诏令废除世袭军职和世戍边防的制度(世兵制,汉末兴起的“世兵制”从此退出了南朝的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征兵制”和“募兵制”则开始复兴。孝武帝任内大力恢复秦汉以来的“征兵制”以逐步取代“世兵制”。

十一、改革礼制和僧官制度,孝武帝统治期间,大力弘扬儒学,建造孔庙,使自东晋南渡江左以来被废绝的祭祀孔子的典礼又被重新恢复,同时进行了系列的礼制改革,力图恢复礼乐制度,是魏晋南北朝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热衷于礼制改革的帝王。此外,佛教方面,他一方面支持和弘扬佛教,礼敬高僧;另一方面又整肃沙门,改革僧官制度以防范僧尼干预军政事务,沙汰无品行的僧尼,整顿佛教不正之风。

十二、改革税制,宋孝武帝统治期间,对当时的税制也进行了改革。东晋时期的赋税和租调十分沉重,名目更是多得惊人。刘宋前期曾多次进行整顿和精简。到宋孝武帝即位后,又对两晋时期的租调“九品相通”的税制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即不再分九品,转变为完全按照财产的多少纳税,孝武帝甚至实行占山格以进一步限制豪门大族避税,即“皆依定格,条上赀簿” ,自当条上赀簿,一体纳税。孝武帝时的税制方法是以户为单位,按民户的贫富分等征税:资产多的多征;反之,则少征。总之,到宋孝武帝时的赀税已经完全具有了财产税的性质,这对财产少的贫苦百姓来说,确实减轻了负担。

孝建三年(456年),孝武帝因为历城(今济南)是军事要地,打算将青州州治由原先的东阳城移并到第一线的历城与冀州并镇以巩固边防。当时,朝中不少大臣都持反对意见,认为州治所在不宜移到第一线。这时,长期镇守青州的宁朔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垣护之站出来说道:“青州北面有黄河、济河,又有很多池沼,不是北魏所要进攻的地方。每次北魏来掳掠,一定要通过历城,将青冀二州的州治所在合并镇守在历城,这是治理边境的谋略啊!如果我们把青州移镇到历城与冀州并置,那么北面靠近黄河,便于北人前来归顺,对近处,一旦北魏扰边,又便于集中二州兵力迅速遏制北魏侵扰,止息民患,对远方还可以宣扬我朝王威,因此青州迁镇历城是安定边境的上计。”孝武帝听后,极为赞赏认同。遂力排众议,下诏将青州州治由远离前线的东阳移并到第一线的历城与冀州并镇。

大明二年(458年),北魏文成帝拓跋浚派北魏伪散骑常侍、镇西将军、天水公拾贲敕文和北魏陇西王源贺率军侵犯刘宋青州,又使北魏窟坏公、五军公等率马、步军数万人渡过黄河下游的济水企图攻占刘宋在淮河以北的青州等地。刘宋青、兖二州告急,孝武帝以颜师伯为青州刺史,调积射将军殷孝祖赶赴前线,又派遣司空参军卜天生率领大军等会师,一起抗击北魏大军。颜师伯一月之内四战四捷,斩杀北魏大将树兰、窟坏公、五军公等人,击溃魏军。卜天生殷孝祖等宋军将领率军击败北魏大将张怀之和北魏陇西王源贺。魏军全线溃败,宋军乘胜追击,接连收复杜梁申城东平、临邑、縻沟等在元嘉北伐期间被北魏侵占的济水北岸的城池,宋军将魏军赶回了黄河下游的北岸。魏军撤军途中,投河淹死的士兵不计其数。宋孝武帝听闻前线战报,嘉奖前线宋军战功,下诏说:“北魏驱派贼军,图谋侵掠边塞,辅国将军、青冀二州刺史颜师伯,运用谋略,指挥军队,随机应变。济州守军奋力搏斗,一月之中,四次报捷。下属将领指挥的军队和其他援军,也十分英勇,齐心协力报效国家,屡次斩杀北魏首领,大量歼灭敌人。朕因此大为嘉许赞叹,由衷高兴。宜派遣使者慰劳,并命令辅国将军府详细考评战功,及时上报朝廷。”

宋孝武帝在他的在位十一年,除平定早年叛乱的刘义宣外,还先后诛杀了南平王刘铄和武昌王刘浑,平定了竟陵王刘诞、海陵王刘休茂的叛乱。

元嘉三十年(453年),孝武帝称帝即位当年,南平王刘铄因归顺较晚,同时在任藩王时,两人就有间隙,刘铄时常讥笑和侮辱当时最不被文帝重视的刘骏,且刘铄在刘劭弑杀文帝后,归附刘劭,据兵抗骏。宋孝武帝刘骏即位后,以刘铄有异志,调刘铄为司空,赐药死,时年二十三。

孝建二年(455年),因武昌王刘浑与左右人戏作檄文,自封楚王的事件泄露。孝武帝命有司奏免刘浑为庶人,绝属籍,发往始安郡,并遣员外散骑侍郎戴明宝诘责,逼令自杀,时年十七。

大明二年(458年),海陵王刘休茂因性情急疾,欲自专,不满天天被刘骏派出的典签官监视,于是起兵杀了典签官,不久被镇压,孝武帝随后命人将其推在中门斩首,时年十七。

大明三年(459年),竟陵王刘诞知道孝武帝畏忌他,也暗作准备,借口魏人入侵,修整广陵城池,积聚粮草兵器以自固。有人告刘诞欲反,孝武帝下令将刘诞降爵,刘诞不服,抗命不受,并杀兖州刺史垣阆,据广陵谋反,并邀淮北诸镇参与。孝武帝命以始兴公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南兖州刺史,将兵讨刘诞,围广陵。城破,刘诞被杀,时年二十七。孝武帝听到广陵已破,刘诞死,高兴极了。他出宣阳门,命左右皆呼万岁。侍中蔡兴宗陪侍,独不呼万岁。孝武问他:“卿何独不呼?”蔡兴宗说:“陛下今日正应涕泣行诛,岂得皆称万岁!”

宋孝武帝大肆诛杀刘宋宗室,导致刘宋宗室羸弱,加剧了宗室对朝廷的畏惧和不信任,为其死后十几年间刘宋宗室进一步内斗直到灭亡埋下隐患。

宋孝武帝虽在其统治前期和中期对政治、经济等方面做出了一些有意义的改革举措,但是同时由于其本人生活奢侈和腐败,特别是在其统治后期,一改前期的息兵简政的风格,开始居傲自满,大兴土木、穷奢极欲乃至恣意妄为,加重了百姓负担,以致原本在他在位前期逐渐出现好转的刘宋,在他统治末年走向衰败。

从大明五年(461年)起,宋孝武帝越来越奢侈、纵欲。从东晋渡过长江南下以来,宫殿都是草草建造的,朝会或宴请也不过在东堂或西堂而已。刘宋建立后,也没有什么增加或改动。到了宋孝武帝的统治后期,就开始大兴土木,扩建宫室,墙上和柱子上都用锦绣装饰。对他宠爱的妻妾和臣属的赏赐,把国库内所有的东西都拿空了。他曾经毁掉武帝刘裕住过的屋子,在那里兴建了玉烛殿,和手下大臣一起前去观看,旧屋床头上还有一截土墙,墙上挂着麻葛灯笼和麻线蝇拂。侍中袁看完,盛赞武帝节俭朴素的品德。孝武帝没有回答什么,只是自言自语地说:“庄稼汉得到这种享受已经是很过分的了。”后又动员数万民力,在玄武湖北兴建上林苑。

宋孝武帝晚年,更是贪财好利,凡是刺史、二千石官员免官回京时,一定限令他们进献贡奉,同时,还和他们一块儿赌博,直到把他们的钱赢光才停止。在他统治的最后两年中的大部分的天数都是开怀畅饮,很少有清醒的时候。经常是伏在案几上昏睡过去,有时一旦外面有急事呈奏,他马上抖擞精神,整理好容装,一点酒意都没有了。

宋孝武帝晚年在龙山为埋葬宣贵妃,在山上开凿山路几十里,老百姓忍受不了这一艰苦的劳役,死亡、逃走的人很多。自从江南有葬礼以来,这一葬礼的隆重场面,还从来没有过。又给宣贵妃另建了一座祭庙。孝武帝在安葬殷贵妃后,几次和臣属来到殷贵妃的墓前凭吊。他对刘德愿说:“你哭殷贵妃,如果哭得很悲伤,我就厚厚地赏赐你。”话刚说完,刘德愿已经失声痛哭起来,捶胸顿足,眼泪、鼻涕都流到了一起。孝武帝大为高兴,就把豫州刺史的官职赏赐给了他。孝武帝又命令医师羊志也哭殷贵妃,羊志也鸣鸣咽咽地哭得极其悲痛。

大明七年(463年)十二月,浙江等地因为剧烈旱灾,造成严重的大饥荒,浙江十分之六的户口饿死逃散。 但此时孝武帝刘骏已经病重。

大明八年(464)正月六日,孝武帝在病床下诏说:“东方去年收成不好,需立马组织货源赈济。贩米粟的商人,不征收途中杂税。” 同年二月又在临终前,下诏说:“去年东方干旱,收成锐减。穷困之家离乡逃荒,流落街头,我很同情他们。可开仓放粮给建康、秣陵二县,适时赈济。若救灾不及时,导致社会动荡,要严加法办。”

大明八年(464)二月十六日,宋孝武帝刘骏在玉烛殿驾崩,时年三十五岁。遗命太宰刘义恭、尚书令柳元景、始兴公沈庆之、尚书中事颜师伯、领军将军王玄谟,五人担任辅政大臣,辅佐太子刘子业。同时诏令“刘义恭和柳元景进入内城居住,朝廷事务,无论大小,全都要奏启二人。如果有军务,就全都委托沈庆之处理。尚书府的事务,托付给颜师伯处理。统领外监事务,交给王玄谟处理。” 七月三日,宋孝武帝刘骏葬于丹阳秣陵县岩山景宁陵,上庙号“世祖”,谥号“孝武皇帝”。

宋孝武帝即位后实施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皇权的举措。他通过撤除“录尚书事”职衔,并开始以中书舍人戴法兴巢尚之等人处理中枢机要事务,由士族担任的尚书令、尚书仆射只剩下在公文上签名的权利,形成了后代所谓“寒人掌机要”的政治局面,孝武帝的集权化统治也被史书称为“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外假”。孝武帝同时重用江东寒门沈庆之与伧荒北人柳元景,依照两人的功绩,先后提拔为三公,开启吴兴沈氏与河东柳氏攀升为南朝高门的起始之路,并开创南朝寒门、寒人以军功升为三公的先例。 此外,孝武帝还提拔孤寒衰微的袁粲为员外散骑侍郎和侍中;拔擢寒门出身的颜师伯、颜竣成为高官重臣;重用卜天生鲍照宗越徐爱等寒门士人。

宋孝武帝极为重视人才的选拔,其用人不论门第,孝武一朝许多寒门士人广泛参与朝政。孝武帝在位期间多次下诏:“四方秀孝,非才勿举,献答允值,即就铨擢”,各地士人孝子,没才能的不举荐,对答中肯的,立即擢用。若没有什么长处,只赐名誉;如有收受贿赂,举荐中弄虚作假的,削职为民,永不启用 。大明六年,又下令各地奖赏才能卓著的人士,确有真才实学,品德高洁,淡漠名利,不攀权贵,或学贯古今,能经邦纬国,正直廉洁奉公,在百姓中德高望重的,都登记姓名报上朝廷。 孝武帝重用的寒人如袁粲柳元景薛安都颜师伯卜天生鲍照宗越徐爱等,皆为一时英杰。

刑律方面,孝武帝对审讯制度作出两项重要的规定。第一,对凡是判处死刑的案件,郡太守必须亲自参加审讯,并且“若两千石不能决,乃度廷尉。神州统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归台狱。必令死者不怨,生者无恨。 ”第二,鉴于魏晋以来,刺史、太守皆带军职,甚至不少县令也带“将军”的称号,他们往往跋扈一方,“大辟之罪皆自己决”或借口执行军法任意杀人,而不顾正式的刑律,导致刑法制度紊乱“法不责众”的局面频繁出现,孝武帝于大明七年四月下诏:“如果不是战场作战,不能再擅自杀人。如罪大恶极该当处死的,也应该遵循国家的法律条文先行上报,有关衙门要严加督察。再有违犯者以杀人罪论处。” 这条诏令的颁布在当时是有十分重要的进步意义的。 王夫之曾高度评价孝武帝此诏,解决了三代秦汉以来诸侯官吏恃权专杀不能革除的问题,称赞孝武帝此举“法乃永利而极乎善” 。又在大明三年下诏说:“廷尉对于远近疑案,本应作判决,但一遇到疑难案子,动辄要过很长时间,百姓为此困苦,官吏乘机徇私情。从今日起,犯人押到,卷宗文书送到了就通报,我要仔细审理,不积压案件。如果文案繁杂,证据不足,必须亲自审查,以弄清真相。从今以后依旧听诉讼” ;大明七年,诏令重申“简约法律,要考虑到有利于百姓” 。

政区方面,孝武帝通过改置州镇的办法削弱地方势力,他即位初,将扬州分为扬州及东扬州二州;将东晋以来废置不常的湘州(治今湖南长沙市)最后稳定地设立起来,分统原荆州所统长沙等八郡;后又分荆州、湘州、江州、豫州共八郡置郢州(治今湖北武汉市),横跨数州之间;东晋以来,雍州侨置于荆州之内,无实际统治区域,宋文帝曾分荆州襄阳等五郡归雍州统辖,治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刘骏又进一步分荆州郡县充实雍州无实土的侨郡县,使雍州重镇形成,荆州因此再也不能发挥其昔日威胁建康朝政的影响。此外孝武帝还提高府州传递文书的官员典签(签帅)的地位,通过委任有真才实学的寒门士人担任州镇军府掌管文书的典签,使其往来于朝廷与州府之间,让他们负责传递州镇各项要务上报给中央审核,同时负责监督,传达中央命令和辅助地方州镇长官处理事务,并拥有随时将情况直接报告朝廷的权力,州镇起兵反抗朝廷的可能性大大削弱。

官制方面,鉴于魏晋以来,由于朝政官僚皆为士家大族所垄断,负有“掌督司百僚”职责的御史中丞之职始终不受重视,几乎沦为摆设。宋孝武帝为此设立御史中丞专道制度以提高和恢复御史中丞的地位 ,加强对吏治的整顿。同时,他削弱东宫官属、加强皇宫禁卫,设置二吏部尚书,取消五兵尚书,将人才官员的铨选大权彻底收归皇帝手中。魏晋以来郡县官多为士家大族把持,而且一任六年,时间很长,不仅加剧了官员分配的紧张,而且往往导致一些大族得以在地方不断壮大和扶持势力,刘宋初年曾对此进行改革,地方的郡县官开始增加了一定的寒门比例。孝武帝对此进行了进一步改革,诏令郡县官的任免应以实际才干为主,取消郡县官任免的入仕年限的门槛并缩短其任期,将郡县官的一任六年改为三年,同时重申刘宋武帝以来的官员选拔机制。

一、劝课农桑,减免赋税。孝建元年,宋孝武帝下诏说“农业是国家的根本,选贤任能是强国的必由之路。内难未平,政令不通,衣食浪费,国无栋梁之才,我内心愧疚,睡梦中都忘不了。各地官员,要认真根据以前的法规,督导百姓勤劳耕作以尽地利。致力耕田擅于储藏的,为他扬名。” 大明三年,孝武帝又下诏说“旧租旧债,一律免除。勤劳耕作的百姓,量才录用。孝悌仁义之士,赐爵一级。孤老贫疾者,每人赐谷十斛。督百姓耕作的官吏,全都有赏。百姓缺粮种,随时贷给。有办法劝导百姓勤耕细作的官吏,提升官职。” 大明二年,下令各地赈济因豪强兼并,造成困窘和缺衣少食的百姓,同时又诏令地方官吏要好好体贴百姓。 大明三年对京城管辖内的贫困之家,减免一年租税。 又因荆州饥荒,下令免除荆州之前的租税。 大明四年,诏令:“节气不顺,染病者众多,想到百姓的疾苦,很伤感。可派使臣安抚慰问,并给他们药物,逝去亲人的家庭,适当给予赈济。” 大明五年,诏令“自此以后,鳏夫贫民残疾老人,一一上报减免租税” ,同时“穷困之家,赐给柴米” 。大明六年,先后下令免除南兖州、徐州南徐州雍州等地的租税。大明七年,诏令“对贫困的家庭,开仓给以赈济” ,又诏令“派使臣巡视慰问,了解百姓疾苦,鳏寡、孤老、病残难以自存的,赐给粟帛,年迈的另赐给羊酒” 。

二、罢免侨户,实行土断。宋孝武帝即位后,为解决元嘉年间以来版籍混乱,南渡侨民不注户籍沦为流民的人数增多致盗贼蜂起,而南方土著居民依附于大族的人数也日渐增多的情况,采取撤并侨州郡县,罢免侨户,将流民和土地结合起来以统一侨户土著的户籍的措施。于大明元年(457年)和大明五年(461年)先后撤雍州各侨郡县,合并新旧侨郡,并将无实土的侨郡县并在有实土的郡县上,将新旧侨户合籍并将流民落籍于实土郡县。

三、抑制兼并,限制士族封山占水。为解决元嘉中后期以来的士族豪强“山封水,保为家利” 的巧取豪夺,大肆兼并使国家丧失大量户籍人口的局面,孝武帝于孝建元年(454年)和孝建二年(455年)先后颁布条例,限制士族封山占水,诏令官府与平民百姓交易,一定要公平合理。对官家占有的江海田塘,一律开禁。对皇亲显贵逐利,也一律禁止。 对豪强大族的各园苑圈占面积太大,妨碍商业活动的尽量开放,给予贫民经营。 后又于大明七年(463年)再次在全国诏令:“以前我曾下诏江河湖海山川,百姓可以捕鱼狩猎。但没过几年,不少地方就不遵诏令。名山大川,又多被重新圈占。有关衙门要严加清查,重申原来的规定。”

四、赦免兵户和奴婢,改铸钱币。魏晋以来,兵户和奴婢沦为一种为人所不耻的贱户。宋孝武帝于大明二年(458年),下诏军户免除军籍成为平民 。大明三年(459年),又下诏,对正在服无期徒刑、官吏奴婢中的老弱病残者全都恢复自由 。鉴于元嘉末年因北魏南侵造成刘宋社会经济萧条,财政危机凸显,货币流通混乱,流通量减少,导致民间流通中的钱币的重量不断减轻,孝武帝于孝建元年(454年),改铸钱币,铸四株钱 。这就是有名的“孝建四铢”。一方面整顿钱币流通混乱的局面,解决因经济衰退导致民间对钱币流通量的需求,另一方面则试图将财政大权收归中央以集中财权。

五、改革税制,宋孝武帝统治期间,对当时的税制也进行了改革。东晋时期的赋税和租调十分沉重,名目更是多得惊人。刘宋前期曾多次进行整顿和精简。到宋孝武帝即位后,又对两晋时期的租调“九品相通”的税制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即不再分九品,转变为完全按照财产的多少纳税,孝武帝甚至实行占山格以进一步限制豪门大族避税,即“皆依定格,条上赀簿” ,自当条上赀簿,一体纳税。孝武帝时的税制方法是以户为单位,按民户的贫富分等征税:资产多的多征;反之,则少征。总之,到宋孝武帝时的赀税已经完全具有了财产税的性质,这对财产少的贫苦百姓来说,确实减轻了负担。

六、颁布“占山格”。魏晋以来,士族豪门兼并土地,占山护林,屡禁无效。因晋末战乱的创伤,门阀士族遭到重创,故刘宋初期,多次下令严禁,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自宋文帝元嘉中后期以来,在社会逐渐安定,经济生产也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豪强士族大肆兼并、占山护林,不许普通百姓进入的问题又频繁出现,且越来越严重,当时所谓“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柴薪)无托” 。针对此孝武帝一方面推行政策继续加以制止,另一方面于大明七年,从羊希之议,废除壬展之科,改革山泽产权管理制度。颁布“占山格”的律文,规定官僚贵族及百姓可按品秩高低占有山泽,诏令先占不足者的普通百姓,可依法占足山泽,“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阙(缺)少,依限占足”。同时规定若有违反和超过限额,依律治罪。以限制当时士族封山占水而平民百姓却无此特权的严重现象。私人合法取得山林产权后,山林开放成为常态,从此产权国有与私有并存,缓和了社会矛盾,进一步推动了南方的开发,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宋孝武帝刘骏在位的十一年中,在对外军事成就上,可圈可点,以大明二年的青州之战最为显著,此次战役刘宋不仅击溃了魏军,而且顺势收复了元嘉北伐期间被北魏侵占的济水北岸的失土,是刘宋自元嘉三次北伐失败以来,对北魏取得的首场大胜。据《宋书》,《南史》,《资治通鉴》记载,宋孝武帝刘骏在位的十一年期间,除在大明二年的青州之战外,在清口,沙沟,北阴平,无盐等地,也有击败魏军侵扰的记载(如大明四年,杨归子率军在北阴平击败北魏 )。虽然除大明二年的青州之战外,其他基本属于击败北魏小规模侵扰,属于小胜,但仍可见孝武一朝的军事较元嘉年间已有所好转。此外,孝武帝还进行了军制改革,早在大明二年(458年)就诏令罢除军户 ,后又于大明七年(463年),诏令废除世袭军职和世戍边防的制度(世兵制,汉末兴起的“世兵制”从此退出了南朝的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征兵制”和“募兵制”则开始复兴。孝武帝任内大力恢复秦汉以来的“征兵制”以逐步取代“世兵制”。

同时,孝武帝也有意经略北方。首先他经常巡阅军队,“练莞训旅 ”;其次,奖励养马,孝武帝鉴于元嘉末年刘宋北伐惨败的教训,有意训练骑兵,滋养战马,以加强军备。于孝建三年五月,“制荆、徐、兖、豫、雍、青、冀七州统内,家有马一匹者,蠲复一丁”。再次,他排除众议,接受垣护之的建议,决定把原在东阳的青州州治前移到位于第一线的历城与冀州并置,对北魏形成双侧压力,此举意义正如垣护之所言:“青州北有河、济,又多陂泽,非虏所向。每来寇掠,必由历城,二州并镇,此经远之略也。北又近河,归顺者易,近息民患,远申王威,安边之上计也。”

一、建造孔庙,恢复礼乐。孝武帝刘骏即位初年,就下诏说:“孔子的思想恩泽天下,周朝的维持、汉朝的兴隆全依靠孔子思想。历朝历代,都很推崇。而我朝却没有祭祀。国家灾难深重,奋力为国的忠勇之士,就是孔子学说教导出来的。应时刻记着孔子的恩泽,不要忘记。建造孔庙,用诸侯之礼祭祀他。 ”同时,“立明堂,造五辂” ,又使“六官修亲桑之礼”,以恢复礼乐制度。大明七年,又下诏:“尊奉周礼,到盛唐祭九疑,往勃海祀蓬莱,是历朝的垂训,前贤的遗教......可派使臣前往祭奠。” 《宋书.志.第八.礼》明确记载:“旧有充庭之制......晋江左废绝,宋孝武大明中修复。”

二、支持佛教,整肃沙门。宋孝武帝在位期间对佛教比较支持,他善待高僧,整肃佛教不正之风,对佛教的建康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孝武帝即位后,遣使征高僧僧导,僧导欣然应诏,来到京师中兴寺,孝武帝亲自出宫迎接他进京。僧导因孝武帝刚刚登位,三纲更始,缅怀往昔,感慨万端,悲不自胜。孝武帝也是哽咽良久,僧导于瓦官寺开讲《维摩诘经》,孝武帝亲往听讲,公卿大臣无不必集。此外,孝武帝统治时期,对于僧团的混乱局面,曾诏令整肃沙门。在《宋书》第九十七卷对此事有记载:世祖大明二年,有昙标道人与羌人高阁谋反。上因是下诏曰:佛法讹替,沙门混杂,未足扶济鸿教,而专成逋薮,加以奸心频发,凶状屡闻,败乱风俗,人神交怨。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后有违犯,严加诛坐。于是,设诸条禁,自非戒行精苦,并使还俗 。孝武帝礼敬高僧,整肃佛门,对佛教的正本清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首先必须公正评价宋孝武帝刘骏在其统治期间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中如罢免侨户和推行土断之策,改善了版籍混乱的局面,使国家编户有所增加。又如限制士族封山占水和抑制兼并,在经济层面打击了豪强兼并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负担。还比如,大力提拔和全面起用寒人担任要职,进一步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特权,将宋武帝时开始出现的寒人参与执掌机要之职的局面,推向了极致。南朝以后的君主,往往起用或倚仗寒人执掌机要。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敏锐指出宋孝武帝时全面形成的寒人掌机要的局面,对整个魏晋南北朝历史的转折意义 。同时,刘骏统治期间也曾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减免赋税,振济穷人和灾民 。此外,宋孝武帝在位期间,滋养战马,加强军备,实行青冀并镇,多次击溃北魏侵犯,并收复了济水以北的失地,孝武一朝的军事较宋文帝时已有所好转。

但是到他统治末期则一改前期息兵简政之风,开始居傲自满,大兴土木,好酒奢靡,滥用民力,奢侈无度,又恰逢大明末年发生大面积旱灾,导致民生出现凋敝,致使其在位前期形势出现好转的刘宋王朝,在其执政末年又走向衰败,因此他又是一个“前明后暗”的君主。

颜延之:虽天子有才华者,汉武帝,魏太祖,魏文帝,魏明帝,宋孝武,皆负世议。

沈约:①观大明之世,其将尽民命乎!虽有周公之才之美,犹终之以乱,何益哉! ②江南之为国,盛矣。……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孝武帝统治中期),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

刘勰:孝武爱才,英采云构。

裴子野:“世祖率先九牧,大雪冤耻,身当历数,正位天居,聪明绚达,博闻强记,威可以整法,智足以胜奸,君人之略,几将备矣。一时之风流领袖,则谢庄何偃蔡兴宗袁粲,御武名将,则沈庆之柳元景颜师伯宗悫殷孝祖,或洁清以秀雅,或骁果以步类,因以轨道,廓之中方,知向时之士,若颜竣之经纶忠劲,匪躬谅直,虽晋之狐赵,无以尚焉。夫以世祖才明,少以礼度自肃,思武皇之节俭,追太祖之宽恕,则汉之文景,曾何足云!”

萧子显:宋孝武帝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专经为业。

李延寿:①“帝,少机颖,神明爽发,读书七行俱下,才藻甚美,雄决爱武,长于骑射。”②“外内服其神明,莫敢弛惰。”

陆时雍:宋孝武菁华璀璨,遂开灵运之先。

王夫之:①自魏、晋以来至于宋大明之世,而后权移于近臣。戴法兴戴明宝巢尚之皆赐爵掌中书事。前此者,权归大臣,天子虽有所宠信而不能伸,孝武以疑忌行独制,义恭等畏祸以苟全,于是而其法始变。春秋之季,世卿执国,非其族属,则谓之嬖大夫。以孔子之圣,位至下大夫而止,弗能为卿也。魏、晋以后,流品重,世族兴,而非门阀以进者,谓之幸臣;即人主之所委任,弗能登之三事也。乃以其时考之,春秋篡弑相仿,晋、宋权臣继攘,上用一人,而下远之也若将污己,雠之也若不两立,人君孤立,而兴废死生不能自保。盖嬖幸之名立,以禁锢天子之左右,流俗之稗政,夺攘之祸媒也。 ②夫子业不道,而孝武恩在人心,人未忘也。 ③“得之于悲壮而不疏不野,大有英雄之气。”

严耀中:宋孝武帝是一个能以自己的政策开辟时代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有着过人的精力和才能的皇帝,他对当时大族势力与君权在政治结构中的彼此消长起着关键作用,可以说南朝“寒人掌机要”之形成正是宋孝武帝一系列集权政策所导致的。孝武帝比诸秦皇、汉武、曹操、杨坚等专制君主有着相似的出众才能,既有励精图治的抱负,而又好大喜功,并且残忍,只是没有他们幸运,在历史上保留的是一个很坏的形象。这是因为一则孝武帝虽然凭手中的政权来压抑大族,然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历史却大多是通过操在世家子弟手中的笔才记载下来的,所以对他的怨恨和诅咒的文字不绝于我们眼前;二则沈约的父亲沈璞为刘劭卖命而被宋孝武帝所杀,而他的事迹又有仇家沈约来整理记载,只好听任咒骂,对孝武帝来说,这实在是个悲剧。

宋孝武帝刘骏因在一些史料上留有与生母乱伦的传闻,而使他在历史上的名声一直不太好。最早关于刘骏乱伦的记载,源于北魏的官方史书,魏收所著的《魏书》载“骏淫乱无度,蒸其母路氏,秽污之声,布于欧越。”

但对于《魏书》的记载,历来有争议。《魏书》作为北魏官方正史,以北朝鲜卑族为正统,对南朝帝王极尽诋毁抹黑。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其著作《史通》中,为刘骏辩诬说:“魏收党附北朝,尤苦南国,承其诡妄,重以加诸。遂云马睿出于牛金,刘骏上淫路氏。可谓助桀为虐,幸人之灾。” 北宋司马光亦赞同此说。

对此,南齐沈约所著《宋书》指刘骏因常于路太后所居显阳殿中临幸宫女,因停留时间过久,以致民间谣传其间有不可告人之事。但同时也指“宫掖事秘,莫能辨也”,并说刘骏天性好色。由于《宋书》成书于《魏书》前,一向“尤苦南国”的《魏书》可能是为进一步凸显《宋书》指的刘骏天性好色的形象,在具体内容上进一步进行了加工和抹黑。此外,对于《宋书》指刘骏天性好色,也有人认为《宋书》作者沈约的父亲沈璞因曾支持刘劭弑君,而被孝武帝刘骏所杀,为泄杀父之仇,沈约在《宋书》中对刘骏多有咒骂讥嘲的不敬之语,对孝武帝的许多正面事迹一律简写,而对孝武帝身上的帝王大多皆有的一些劣迹则刻意夸大,大书特书。与沈约同时代的萧子显,就曾指出沈约在编著《宋书》中“多载孝武诸亵黩事”。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也说:“沈氏著书,好诬先代,于晋则故造奇说,在宋则多出谤言,前史所载,已讥其谬矣。” (另有人认为《宋书》中对孝武帝颇失公允的评价和不敬之语,可能与宋明帝刘上台后,为证明自己一系得位的合法性有关)近代史学家钱穆在《国史大纲》中也认为一些史料记载的“宋、齐两代诸帝之荒荡不经”,“其事令人难信”。近代史学家吕思勉认为《宋书》成书于南齐,其作者沈约身为南齐的史官,可能为了讨好南齐皇帝,同时其父又是孝武帝所杀,因此故意将刘宋自孝武帝开始的皇帝一律抹黑贬低,以证明南齐取代刘宋的合法性。

此外,对于一些史料指刘骏与南郡王刘义宣诸女乱伦,并册封其中一位为殷淑仪之事,同样遭到后世不少史家质疑。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其著作《资治通鉴考异》中,认为殷淑仪为刘义宣之女并无任何江左史料作旁证。 同样地,《宋书》与《建康实录》均没有记载殷淑仪是刘义宣之女,更没有记录刘骏与刘义宣诸女乱伦之事。连与刘骏有着杀父之仇,并对刘骏多有讥嘲的沈约都没有在《宋书》记录此事,可见此事应属抹黑讹传。

刘骏在讨刘劭时,曾在建康城的西南边的新亭修建营垒。后来平定刘劭,即帝位于建康,一时满怀壮志,即位伊始,再次经过建康的西南边的新亭时,心血来潮,遂改建康“新亭”名为“中兴亭”,改新亭一带的“新亭寺”名为“中兴寺”,以表达自己中兴国家的愿望。

据载,宋孝武帝刘骏对审理邢狱十分关心,他在登位不久就亲临听讼。当时一般皇帝所谓的亲临听讼,不过是在宫殿里摆摆样子,搞搞仪式罢了。可宋孝武帝刘骏却打破常规,经常穿便服到溧阳永世等建康城以外的县去亲自参加审讯囚犯,以致许多地方县令都不敢怠慢邢狱审讯,唯恐出错,这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是第一个。

大明元年(457年),王玄谟以雍州境内所统“侨郡县无有境土,新旧错乱,租课不时”为由,上表请求土断,整顿侨郡,为此侵犯了很多侨姓的豪强大族的利益。雍州境内的许多侨姓的豪强大族因不愿属籍,于是散发流言,说王玄谟打算造反,一时内外舆论沸扬。王玄谟急忙上表孝武帝,向孝武帝解释,告以真相。孝武帝并不相信王玄谟造反一事,并派吴喜前去抚慰,告诉王玄谟说:“已经是七十岁的老翁了,谋反想要得到什么呢?你我君臣之间,足可以相互作保。姑且把这当作个笑话看吧,别整天愁眉苦脸了。”王玄谟生性严肃,从没有随随便便开过玩笑,所以,孝武帝就借此事跟他开玩笑。

据《南史》记载,元嘉末年,北魏太武帝大举侵宋,当时刘骏镇守彭城,魏军迟迟无法攻克彭城,拓跋焘遂遣尚书李孝伯前往宋军帐营,刘骏命长史张畅李孝伯交涉,自己却穿上普通士兵的军服,在一旁观视李孝伯。李孝伯在与张畅交涉过程中不时地看着张畅身旁穿着士兵便服的刘骏,等从宋军帐营出来的时候,对身边的随从说:张畅身侧站着的那个风骨魁奇的人,真“非常士也”。

刘骏晚年奢侈无度,在大明六年(462年),曾经毁掉宋武帝刘裕住过的屋子,在那里兴建了玉烛殿,和手下大臣一起前去观看,旧屋床头上还有一截土墙,墙上挂着麻葛灯笼和麻线蝇拂。侍中袁看完,盛赞武帝刘裕节俭朴素的品德。孝武帝没有回答什么,自以为名士派头,瞧不起没文化的祖父刘裕,批评说:“田舍公得此,以为过矣!” (意为“庄稼汉得到这种享受已经是很过分的了”)

宋孝武帝刘骏诗文造诣相当高,陆时雍评价他的诗文“菁华璀璨,开灵运之先”,王夫之评价刘骏《登作乐山》说:“得之于悲壮而不疏不野,大有英雄之气。” 《全宋文》录其文二卷。可见刘骏其实也有内心深处的另一面。《文心雕龙时序》称“孝武多才,英采云构”。他的乐府诗写得清新自然,有《乐府诗集》 、《玉台新咏》、《丁督护歌》等。如《丁督护歌》 “闻欢去北征,相送直渎浦。只有泪可出,无复情可吐。”

有人说他开创了帝王写民歌的先河。刘骏的赋今存数篇,如在《伤宣贵妃拟汉武帝李夫人赋》中写道:“流律有终,心情无歇。徙倚云日,徘徊风月。”其情之深,其意之切,足令天下文人折服。可见刘骏其实也有内心深处的另一面。其诗作主要有:

《登作乐山诗》

《咏史诗》

《北伐诗》

《自君之出矣》

《离合诗》

《游覆舟山诗》

《登鲁山诗》

《济曲阿后湖诗》

《与庐陵王绍别诗》

《幸中兴堂饯江夏王诗》

《拜衡阳文王义季墓诗》

父亲:宋文帝刘义隆

母亲:昭太后路惠男

文穆皇后王宪

陈淑媛

阮容华

徐昭容

何淑仪

史昭华

殷贵妃

何婕妤

谢昭容

江婕妤

史昭仪

江美人

杨婕妤

杜容华,生刘子悦

安陆王子绥、 庐陵王子舆并出继。

儿子

长子 前废帝刘子业,母文穆皇后王宪

次子 豫章王刘子尚,母文穆皇后王宪

三子 晋安王刘子勋,母陈淑媛

四子 安陆王刘子绥,母阮容华

五子 刘子深,母徐昭容,未封,早夭。

六子 寻阳王刘子房,母何淑仪

七子 临海王刘子顼,母史昭华

八子 始平孝敬王刘子鸾,母殷贵妃

九子 永嘉王刘子仁,母徐昭容

十子 刘子凤,母何婕妤,未封,早夭。

十一子 始安王刘子真,母谢昭容

十二子 刘子玄,母江婕妤,未封,早夭。

十三子 邵陵王刘子元,母史昭仪

十四子 齐敬王刘子羽,母殷贵妃

十五子 刘子衡,母江美人,未封,早夭。

十六子 淮南王刘子孟,母杨婕妤

十七子 刘子况,母江婕妤,未封,早夭。

十八子 南平王刘子产,母徐昭容

十九子 晋陵孝王刘子云,母殷贵妃

二十子 刘子文,母殷贵妃,未封,早夭。

二十一子 庐陵王刘子舆,母杨婕妤

二十二子 南海哀王刘子师,母殷贵妃

二十三子 淮阳思王刘子霄,母江婕妤

二十四子 刘子雍,母谢昭容,未封,早夭。

二十五子 刘子趋,母何婕妤,未封,被宋明帝所杀。

二十六子 刘子期,母江美人,未封,被宋明帝所杀。

二十七子 东平王刘子嗣,母谢昭容

二十八子 刘子悦,母杜容华,未封,被宋明帝所杀。

女儿

山阴公主刘楚玉,母文穆皇后王宪

安固公主

临汝公主

安吉公主

临淮公主刘楚佩,母文穆皇后王宪

皇女刘楚,母文穆皇后王宪

康乐公主刘修明,母文穆皇后王宪

县公主(被前废帝赐死),母殷贵妃

《宋书卷六本纪第六》

《南史卷二宋本纪中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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