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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和鼎

刘和鼎(18941969),字波鸣,安徽合肥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一期毕业。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5师中将师长。1928年暂编第17师第49旅,中将副师长兼第49旅旅长。1931年1月1日获颁三等宝鼎章。1936年1月1日晋颁二等宝鼎勋章,叙任陆军中将。1940年9月11日调任第33集团军上将副总司令兼第39军军长。1946年5月5日获颁胜利勋章。1949年赴台湾,1969年在台湾病逝。

刘和鼎,1918年4月出任长江上游总司令部(总司令吴光新)上尉参谋。1919年1月调任湖南省督军署(督军张敬尧)警务处少校视察。12月调任北洋陆军第9混成旅(旅长吴鸿昌)少校副官。1920年9月出任四川陆军第3独立旅(旅长林宓)少校参谋主任。1921年6月出任福建陆军第2混成团中校团附兼营长。1925年9月出任安徽陆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马祥斌)中校参谋长。1927年3月12日混2旅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5师(师长马祥斌),升任上校参谋长。6月独5师扩编为暂编第11军(军长马祥斌),升任少将参谋长。11月7日暂11军缩编为独立第5师(辖三团),升任中将师长。1928年9月13日独5师缩编为独立第2旅(辖三团),降任中将旅长。12月6日独2旅改编为第4集团军(李宗仁)暂编第17师(师长张义纯)第49旅(辖三团),

升任中将副师长兼第49旅旅长。1929年1月20日第49旅改称第56师(师长张义纯)第166旅(辖三团),仍任中将副师长兼第166旅旅长。4月7日第166旅改编为独立第7旅(辖三团),仍任少将旅长。5月3日独7旅扩编为第56师(辖两旅),升任中将师长。9月兼任福建剿匪军指挥官。1931年1月1日获颁三等宝鼎章。1933年12月27日升任第39军(辖第56师)上将军长兼第56师师长。1935年12月11日辞去师长兼职。1936年1月1日晋颁二等宝鼎勋章。同月24日叙任陆军中将。11月12日获颁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勋章。1939年1月14日升任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上将副总司令兼第39军军长。4月28日调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上将副总司令兼第39军军长。1940年9月11日调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上将副总司令兼第39军军长。1943年1月调任第21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上将副总司令兼第39军军长。3月17日辞去军长兼职。1944年10月带职入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一期学习。1945年1月陆大毕业后仍任原职。10月调任第8绥靖区(司令官夏威)上将副司令官。同月10日获颁忠勤勋章。1946年5月5日获颁胜利勋章。9月辞职后改行经商。1947年3月22日退为备役。1949年5月移居台中。1969年4月7日在台湾台中病逝。

1938年,国民政府为阻挡日军西进在河南郑州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使黄河以南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造成了空前的浩劫。事过50年后的今天,当地的人民对这场灾难仍然记忆犹新。黄河决堤方案,在国民党当局酝酿已久。不少中国国民党要人很早就提出了决河制敌的计划。还在1935年日本侵略军控制了河北、威胁河南时,国民党高级军官内部就有掘黄河堤之议。当时在武汉行营任职的晏勋甫,曾就日军可能侵占郑州一事,拟出两个腹案:一是必要时将郑州付之一炬,使敌人无可利用:二是挖掘黄河大堤,以阻敌西进。1938年4月,陈果夫也致函蒋介石,主张在河南武涉县的沁河附近决黄河北堤。他认为只须将地势低下的沁河附近北堤决开,使全部黄水北趋漳卫,则大局可解,而可致敌于危地。蒋介石批示:将此议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核办。徐州失陷后,姚琮等主张由河南铜瓦箱决堤;陈诚建议由黄河南堤黑岗口等处决口。1938年6月1日,日军攻占睢县等县,进犯开封,郑州危急,第一战区长官部讨论了晏勋甫(时任战区参谋长)的方案,认定掘堤可以将敌人阻绝在河南以东,保全郑州。这个议案在呈报武汉军委会后,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同年6月20日,蒋介石在武汉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豫东守军向豫西山地转移;同时秘密决定决开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军西进。

第一战区长官部在获悉蒋介石上述决策后,随即召集黄河水利委员会及有关河防军政人员开会,研究掘堤地点,最后决定在地势较低、堤防较薄的中牟县境赵口决堤。并决定将长官部迁往洛阳,由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留守郑州督工决堤。执行者是守备赵口河防的第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为此,蒋介石特电令刘和鼎部守备担任郑汴间的游击,以掩护决堤。于是,刘和鼎以三十九军军部和主力进驻郑州,担任郑州的守备,并以所属第五十四师公秉藩部步兵两团担任中牟县一带(包括赵口)的游击任务,牵制附近日军,以保证决堤工程的实施。

6月4日上午6时,刘和鼎先以商震所派五十三军一个团在赵口掘堤,由于决口宽度过窄,待掘至水面,宽不过1米。难以继续开掘。至6月5日上午,决堤工程还未完成。蒋介石当即在电话中命令商震“严厉督促实行”。商震当即令工兵营营长蒋桂楷携带大量炸药与地雷,准备炸破河堤。刘和鼎也加派一个团协助掘堤,并悬赏千元法币,限于当夜完成并放水。经工程兵用炸药轰炸后,至下午8时许,开始放水,但因缺口两岸倾颓,水道阻塞不通。刘和鼎又另派一个团作第二道之决口,亦因沙土阻塞而失败。于是,商震又加派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到赵口协助,蒋在珍建议在花园口掘堤,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刘和鼎派参谋处长黄铎五负责办理决口工程,第一战区长官部程潜也派兵工专家王果夫负责设计和指导。这样,决口工程在赵口和花园口两处同时进行。

6月7日午夜,蒋在珍、黄铎五、王果夫等前往花园口,进行实地勘查,选定于关帝庙西掘堤。这个地点是黄河弯曲部,容易放水;又可以流入贾鲁河,使水东南行,注入淮河,还拟定了施工计划,决定:秘密决口;以花园口为基地,由军部架一电话总机,构成营以上的通信网,以加强联系;黄铎五、王果夫常驻花园口,就近解决问题;决口工事以连为单位,分点掘土,轮流作业;一切准备于6月8日前做好,概限6月9日完成任务。

这次黄河决口重点在花园口。蒋在珍在执行挖堤任务时,把当地群众赶到10里以外,周围密布岗哨,不许群众围观。他选出800名身强体壮的兵士,编成5组,每组工作两小时轮换。夜间有卡车上的电灯照明,通宵工作。6月9日上午9时许,河堤挖出水,因缺口不宽,又时值黄河涨水初期,河身高于平地,水流从高而下,水势很急,难以扩大口子。于是蒋在珍又请求调来平射炮及一排炮兵,用大炮对准已挖薄的堤岸部分,开炮轰击,一连发射六七十炮,缺口始打开两丈左右,河水汹涌泛滥,堤岸自行崩垮,滔滔黄水向东南奔涌。

在黄河两岸,视界辽阔,那时日军已逼近黄河北岸,在望远镜中可以窥见南岸动态。日军夜间用探照灯向南岸侦察。为保证决堤工程秘密,第三十九军规定担任赵口、花园口决口工事的部队,在堤岸内侧,构筑掩蔽部和交通壕,以及伪装被复等。蒋在珍在花园口派一个团执行警戒,谎称日军即将到来。把周围10华里以内的老百姓强令隔离,唯恐泄漏出去。

然而,一般百姓,对决口一无所知,毫无应变准备,而国民党当局又没有迁徙、安置居民的措施。在6月15日各点口子大开,河水大量流灌。短短几天之中,要迁移、安置几百万乃至上千万居民谈何容易。实际上,除少数保长、乡长们迁移外,一般平民百姓逃避不及,或被洪水夺去生命,或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改道后的新黄河,主流宽达70余里,最宽处达120余里,洪水所至,泛滥成灾,吞噬了无数生命财产,淹没了无数肥沃良田。据当事人黄铎五视察所见:“一望无际的浪涛中,只见到稀疏寥落的树梢,汹涌的波涛卷流着木料、用具和大小尸体。孩子的摇篮,随着河水飘浮,还可以断续地听到啼哭声。”全家葬身于洪流者不知凡几,甚至有全村、全族、全乡男女老幼无一幸免者,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大灾难。

这次决河使河南、安徽、江苏3省44个县市、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泽国,34.4万多公顷耕地被淹没,89万多人死于非命,1250多万灾民流离失所。损失的财产按当时银币折算,价值达95280多万元。三省中,河南受害最为严重,有21个县市、900多万亩耕地被淹,47万多人死亡,造成了大片无人区。尤其中牟及花园口、赵口两个决口附近水势也特大。余如尉氏、扶沟、通许、西华、商水等县也都遭到严重水灾。至1947年,这6县(加中牟县)的人口总数只有受灾前的38-。花园口地区首当其冲,受灾情景更为凄惨,离决口口门只有半里的邵桥、沙家堤、史家堤、南省庄等4个村庄全部被洪水冲掉。花园口地区的耕地几乎全被淹没,将近1/4的人被淹死。

黄河河水人为改道,河水向东南倾泻,顺着淮河的支流贾鲁河、颍河、涡河,流至淮河干流,再顺着淮河南流注入长江入海。周口镇以北,包括贾鲁河与涡河之间和贾鲁河以西的部分地区,为河水泛滥的北部;周口镇以南,包括从涡河到泉河之间的部分地区,为河水泛滥的南部。这就是人们称之为“黄泛区”的地方。从此以后,“黄泛区”这一象征苦难的地理名词便在地理书和历史书上出现了。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黄河夺淮汇入长江,这又给淮河地区带来连年水灾。黄河每年把约100亿吨的泥沙带到淮河流域,使淮河干流和许多支流淤塞。每到汛期,黄河洪水滚滚南下,淮河洪水漫溢横流,大片地区被水淹没,水潦四集,不能排泄。洪泽湖湖底泥沙淤积1米多高,沿湖积水成潦,芦苇丛生,蝗虫繁殖,使附近各县连年发生蝗灾,留下了极其严重的后遗症。这次黄河决口给“黄泛区”造成的灾难持续五六年,有的地方长达8年之久。

据国民党政府统计,这次决河使陷入泛区的日军十四师团所派骑兵团的1个支队遭到损失。该支队一度截断平汉路郑汉间的交通,决河以后,该支队因后路被截断而被消灭。日军沿陇海线两侧西进计划亦被阻遏。然而,这些与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是无法相比拟的。虽然日军不能再实施沿陇海线两侧西进的计划,但日军将其主力南调,配合海军,溯长江继续西进。6月12日,第一战区第一军军长李铁军电告蒋介石,黄河虽已决口,日军仍可自由活动。13日又来电报告,黄河决口后,日军仍西进,并请求增兵固防郑州,不久,郑州、武汉相继失守,蒋介石决黄拒敌的计划归于破产。

早在掘堤之前,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曾连续发表日本飞机轰炸河堤的电讯,为其后来编造谎言打下伏笔。决堤后,6月11日,蒋介石给第一战区司令官程潜发了一项密电,要求向民众宣传黄河堤是敌机炸毁的。花园口一决开,蒋在珍即将缺口附近的小龙王庙和房屋、大树都用炸药包炸倒,并发出电报,说日军飞机前来轰炸黄河堤岸,炸垮花园口河堤若干丈宽。6月11日、12日、13日,国民党中央社在从郑州发出的专电中,编造说:“敌机30余架,12日晨轰炸赵口,投弹数十枚,炸毁村庄数座,死伤难民无数,致黄河决口泛滥。”6月30日,国民党政治部长陈诚亲自出马,在汉口举行各国记者招待会,重复中央社的谎言。接着,外国新闻记者要求到花园口实地采访。第一战区司令部急忙转令新八师编套日机轰炸经过材料,伪造一个被轰炸的现场。还调集新八师全体官兵、2000名左右民工,进行了一场假堵口的表演,以掩盖事实真相。但是,国民党的这种表演,漏洞百出。法国的《共和报》在评论中,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侵犯荷兰、荷兰决堤自卫来相比,并指出:“中国已准备放出大龙两条,即黄河与长江,以制日军的死命”。在花园口实地采访的外国记者当场提出许多质疑,如黄河堤岸约有20米厚,而炸弹的弹痕不过1米左右深,这是为什么?等等。可见,不少记者已窥知其中秘密。蒋介石决河拒敌的结果,不仅未能达到阻敌西进的目的,反而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又丧失了大片国土,加重了民族危机。扒河拒敌政策的彻底破产,是国民党政府坚持片面抗战、消极抗日政策的又一次失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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