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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指中国古代东汉桓帝、灵帝时,士大夫、贵族等对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与宦官发生党争的事件。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前后共发生过两次。两次党锢之祸都以反宦官集团的失败而结束,反宦官的士大夫集团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党人被残酷镇压。当时的言论以及日后的史学家多同情士大夫一党,并认为党锢之祸伤汉朝根本,为黄巾之乱和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

东汉桓帝灵帝时,当权者分为宦官、外戚两派,交替专权。宦官党有侯览曹节王甫等,他们任用私人,败坏朝政,为祸乡里,如侯览曾夺人宅舍三百八十一所,土地一百一十八顷;其兄谋财构陷无辜,聚敛上亿的财富。相对而言,外戚一党的窦武等人却比较清正, [1] 因此贵族李膺、太学生郭泰贾彪等人与外戚一党联合,对宦官集团进行激烈的抨击。这些人通常被称作士人,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士大夫。他们品德高尚,时称君子,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 [2] 等外号:

三君指窦武刘淑陈蕃三人,为“一世之所宗”,即值得世上人学习的榜样;

八俊指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寓八人,为“人之英”,即人中英杰;

八顾指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步八人,为“能以德行引人者”,即道德可以为他人榜样的。

八及指张俭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八人,为“能导人追宗者”,即可以引导其他人学习三君等榜样的。

八厨指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八人,为“能以财救人者”,即不惜家财,救助有难者的。

当时人以这些人为君子,朝中大臣自公卿以下,都畏惧被他们指责贬损,皆登门拜访他们。

起因

公元166年(延熹九年),宦官赵津侯览等党羽与张泛、徐宣等人为非作歹,并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脱惩罚,而官员、翟超、刘质、黄浮等不畏权贵,在大赦以后仍然按律处置了这些人。宦官等人向桓帝进言,桓帝听信一面之词,重处了这些官员。 [3]

发展

朝中重臣、位列三公的太尉陈蕃司空刘茂一同向桓帝进谏。桓帝不悦。刘茂不敢多说。陈蕃独自上书,以汉初申屠嘉召责邓通董宣追劾湖阳公主的例子,为受罚的官员们辩解,并要求桓帝“割塞近习与政之源”,清除宦官乱政的不正之风。桓帝不理他,而宦官等人更加嫉恨士大夫们,虽不敢加害名臣陈蕃,但对其他人则大加报复。 [4]

朝中大臣、地方官员以及民间百姓大多站在士人一边,纷纷指责宦官乱政,为非作歹,排斥忠良。结果却被纷纷免官,成刘质等最终在狱中被害,岑、张牧等人逃亡得免。 [5]

河南尹李膺 [6] 在大赦后处死了蓄意在赦前杀人的张成之子。张成为宦官党羽,宦官一党遂让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陷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士人、宦官间的矛盾在此爆发。 [7]

桓帝大怒,诏告天下,逮捕并审理党人。太仆卿杜密、御史中丞陈翔等重臣及陈、范滂等士人皆被通缉。太尉陈蕃认为“罪名不章”,拒绝平署诏书。桓帝见诏书无法生效, [8] 干脆跳过司法程序,直接让宦官负责的北寺狱审理此案。 [9] 李膺、陈、范滂等人慨然赴狱,受三木酷刑而不改其辞。

当时被捕的大多是天下名士,民间所认同的“贤人”。度辽将军皇甫规以没有名列“党人”而被捕为耻,上书“臣宜坐之”,要求桓帝连自己一块儿治罪。桓帝没有理他。 [10]

陈蕃再度上书,以夏商周三代之事劝谏,言辞激切,桓帝嫌他多嘴,以陈蕃提拔的人才不好的罪名免去了他的太尉一职,改以光禄勋周景为太尉。并罢免了司空刘茂,改以光禄勋宣酆为司空。 [11]

结束

同年十二月,桓帝窦皇后的父亲槐里侯窦武为城门校尉,他名列三君,同情士人,于次年(即公元167年)上书求情。 [12] 同时,负责审理此案的宦官王甫等人也为党人的言辞所感动,取消了对他们的酷刑。 [13]

李膺等人在狱中故意供出宦官子弟。宦官等害怕牵连到自己身上,向桓帝进言,说天时到了大赦天下的时候了。于是同年六月庚申日,改元永康,大赦天下。党人等获得释放,但放归田里,终身罢黜,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 [14]

起因

公元168年(建宁元年)汉灵帝即位,窦皇后被尊为皇太后。窦武因身为皇太后父亲而被任命为大将军,陈蕃再度被任命为太尉,两人与司徒胡广一起掌握朝政。名士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人得以重新被起用,民间大多认为,贤人在朝,太平盛世快要来了。 [15]

宦官首领曹节王甫等人则在窦太后面前谄媚侍奉,窦太后多次在他们怂恿下乱下命令。 [16]

陈蕃、窦武等人认为宦官这样干涉朝政,不是了局,于是私下商议,趁日食的天象上书太后,要求革除宦官参政,但窦太后认为从汉元帝时就有宦官参政,是正常现象。虽在窦武等人建议下处死了宦官管霸、苏康等,却保护曹节等人,不愿士人处罚他们。 [17]

九月辛亥政变

不久,又出现太白金星经房宿,由上将星入太微垣的天象,当时的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象征奸佞在皇帝身旁,大将军有灾难。窦武等人准备动手除去宦官曹节、王甫一党。 [18]

九月辛亥日(九月初七),窦武轮到休假日,出宫回家。宦官偷出他的奏折,得知了士人的计划,因而连夜歃血共盟,发动政变。宦官们与皇帝的乳母赵娆一起,蒙骗年幼的灵帝,格杀亲近士人的宦官山冰等,抢夺印、玺、符、节,胁迫尚书假传诏令,劫持窦太后,追捕窦武、陈蕃等。 [19]

年过八旬的陈蕃闻讯,率太尉府僚及太学生数十人拔刀剑冲入承明门,到尚书门因寡不敌众被擒,当日遇害。 [20]

窦武驰入步兵营起兵对抗。 [21] 护匈奴中郎将张奂此前率军出征,此刻刚回到京师,尚未了解局势,宦官等人假传诏令骗过了他。张奂误以为窦氏叛乱,遂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士与王甫所率领的千余虎贲军、羽林军一起进攻窦武。窦武被重重围困,无奈自杀; [22] 他的宗亲宾客姻属及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等人皆被族灭;虎贲中郎将刘淑、尚书魏朗等也被诬陷而被迫自杀;窦太后被软禁在南宫,李膺等再次被罢官,并禁锢终生。 [23]

议郎巴肃参与了窦武的计划,但宦官不知道,只是将他禁锢而已。巴肃认为“为人臣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刑,既不隐其谋矣,又敢逃其刑乎!”,自己投县官官衙就案,县官要解印与他一起逃亡,他不同意,被害。 [24]

陈蕃的友人朱震弃官痛哭,收葬了陈蕃的尸体,并将他的儿子陈逸藏到甘陵,被人告发。朱震全家被捕,都受到酷刑,然而朱震誓死不肯说出陈逸的行踪,陈逸得以幸免。 [25]

窦武的府掾胡腾收葬了他的尸体,为他发丧,也被禁锢终生。窦武的孙子窦辅,才二岁,被胡腾收留并冒认为自己的儿子。胡腾与令史张敞一起将他藏匿在零陵,窦辅也得以幸免。 [26]

张、谢上书

张奂因“平叛”的功劳被宦官们提拔为大司农,封侯。张奂因深恨自己被曹节等欺骗,害死国家忠良,铸成大错,坚决拒绝不肯受印。 [27] 并在不久后趁天象变化而上书灵帝,要求为窦武、陈蕃等人平反,迎回窦太后, [28] 并推荐李膺等出任三公。 [29] 灵帝认为他说得有理,但宦官们纷纷进谗言,改变了灵帝的想法,反而追究张奂的责任,张奂自赴廷尉,被拘留数日,罚俸三月。 [30] 最终也被罢官回家,禁锢终生。 [31]

郎官谢弼上书也为窦武、陈蕃等人鸣冤,要求迎回窦太后,却被宦官贬职杀害。 [32]

大狱再起

宦官等见窦武、陈蕃、李膺、杜密等名望仍在,不肯罢休,于是向灵帝进谗言,诬陷党人“欲图社稷”,意图谋反。年仅十四岁的汉灵帝被他们欺骗,因而大兴大狱,追查士人一党。 [33]

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人,被下狱处死。在各地陆续被逮捕、杀死、流徙、囚禁的士人达到六、七百名。 [34] 汝南督邮吴导奉诏前往逮捕范滂,到了范滂的家乡,竟趴在驿舍的床上大哭,范滂听说后说:“一定是因为我(才会这样)。”便要自前往监狱。汝南县令郭揖听说后解掉印绶,跟范滂一起逃跑。范滂说:我死了祸事就结束了,怎么敢连累您呢?“范滂与母亲诀别,范母对范滂说:“儿今日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遂与李膺、杜密等百馀人被执,庾死。 [35]

此前曾得罪宦官张俭四处流亡,在路途上,看见人家就前往投宿(“望门投止”),每户人家即便知道会引来杀身之祸也愿意收留他,张俭在众人的帮助下,得以逃亡塞外。因为收留他而被追究灭门的,前后有数十家之多宗族亲戚都被杀害,郡县因此残破不堪。 [36]

是为第二次党锢之祸。

八年之后的公元176年(熹平五年)闰五月,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解除禁锢,灵帝不但没有听从,反而收捕并处死曹鸾。接着,灵帝又下诏书,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党锢的范围扩大,波及更多的无辜者。 [37]

公元184年(中平元年)春二月,黄巾之乱兴起,汉灵帝怕党人与黄巾一同作乱,遂于夏四月丁酉日大赦天下,免除了亲属关系与党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锢。 [38]

公元189(中平六年),汉灵帝病死,少帝刘辨继位,外戚何进担任大将军,执掌朝政大权。何进图谋诛除擅权的宦官张让,赵忠等人,反被宦官诱入后宫杀害。为替何进报仇,豪族出身的官僚袁绍领兵冲入皇宫,把宦官杀戮殆尽,结束了外戚宦官长期专权的局面,史称十常侍之乱

公元189年(中平六年)三月灵帝死,九月董卓掌权,废少帝立献帝,派使者吊祭陈蕃窦武等人。董卓掌权后,大肆淫乱后宫,施行暴政,弄得民怨沸腾,百姓怨声载道,各地诸侯纷纷讨伐,直到王允利用貂蝉和吕布以美人计和反间计才将其杀死。事隔整整22年,东汉朝廷才算正式为陈窦等人平反。 [39]

虽然”党锢之祸“本质上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激化的一种形式,但是,面对宦官专权造成的官场腐朽,政治黑暗,一些有见识的士大夫敢于挺身而出,扬清激浊,不仅是对本阶级根本利益的一种自我挽救,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因而带有一定的正义性,应给予肯定。 [40]

东汉桓、灵二帝之前,宦官、外戚虽然专权,但有名臣陈蕃等人主持朝政大局,士大夫、豪强等心向朝廷,局势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境地,即《后汉书》中所说的“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但两次党锢之祸后,清正的官员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锢,宦官更加为所欲为,残害百姓,因而激起民变,酿成黄巾之乱。士大夫、豪强离心,于是黄巾之乱以后群雄并起,东汉最终走向了灭亡。 [40]

范晔《后汉书》:“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夫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若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不其然乎?” [41] “赞曰:渭以泾浊,玉以砾贞。物性既区,嗜恶从形。兰莸无并,销长相倾。徒恨芳膏,煎灼灯明。 ” [42]

司马光《资治通鉴》:“ 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属,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 ” [43]

吕思勉版《中国通史》:“ 此时的士大夫和贵族,都是好名的,都是好交结的。这一者出于战国之世贵族好养士,士人好奔走的习惯,一则出于此时选举上的需要,在第七章中,业经说过了。当时的宦官,多有子弟亲戚,或在外面做官暴虐,或则居乡恃势骄横。用法律裁制,或者激动舆论反对他,正是立名的好机会。士大夫和宦官遂势成水火。这一班好名誉好交结的士大夫,自然也不免互相标榜,互相结托。京城里的大学,游学者众多,而且和政治接近,便自然成为他们聚集的中心。结党以营谋进身,牵引同类,淆乱是非,那是政治上的一个大忌。当时的士大夫,自不免有此嫌疑。而且用了这一个罪名,则一网可以打尽,这是多么便利,多么痛快的事!宦官遂指当时反对他们的名士为党人,劝桓帝加以禁锢,后因后父窦武进言,方才把他们赦免。167年,桓帝崩,无子,窦后和武定策禁中,迎立了章帝的玄孙灵帝。太后临朝。窦武是和名士接近的,有恩于窦氏的陈蕃,做了太傅,则其本身就是名士中人。谋诛弄权的宦官,反为所害。太后亦被迁抑郁而死。灵帝年长,不徒不知整顿,反更崇信宦官,听其把持朝政,浊乱四海。而又一味聚敛奢侈。此时乱源本已潜伏,再天天给他制造爆发的机会,遂成为不可收拾之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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