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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十三至十六世纪的海盗)

倭寇是指13世纪到16世纪左右侵略朝鲜中国沿海各地和南洋的日本海盗集团的泛称,除沿海劫掠以外主要从事中日走私贸易。

初时仅为九州沿海一带的名主、庄官等阶层及失业人民,14世纪初,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在长期战乱中失败的南朝封建主组织武士劫掠中国与朝鲜沿海地区。因中国古籍称日本为倭国,故称倭寇。

从洪武时起,明朝致力于加强海防,永乐十七年(1419)明军于辽东望海埚全歼来侵之倭,此后海防较为平静。嘉靖以后,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在封建诸侯支持下,日本海盗与中国海盗王直徐海等勾结一起,在江浙、福建沿海攻掠乡镇城邑,明朝东南倭患大起。明廷多次委派官吏经营海防,但因朝政腐败而难有成效。嘉靖后期将领戚继光俞大猷等先后平定江浙、福建、广东倭寇海盗,倭患始平。

日本基地活跃于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沿岸的海上入侵者。曾经被归于海盗之类,但实际上其抢掠对象并不是船只,而是陆上城市

以“倭”指日本,中国久已行之,较早的记载见于《汉书地理志》,直到唐代中前期,日本在很长时间一直被叫做“倭国”。“倭寇”本指元明两代在中国和朝鲜沿海地区侵扰劫掠的日本海盗,晚清时期,“倭寇”一词在官方的用法中也完成了“指向当代”的转换。在光绪皇帝的上谕中,大量使用“倭寇”指称日军,乃至衍生出“倭军”、“倭兵”、“倭炮”、“倭廷”等词。

在倭寇的构成方面,日本田中健夫最早提出前期倭寇的主体来自对马、壹岐和松浦半岛,中村孝荣则认为主要来自对马、壹岐和博多三地,后来高桥公明认为倭寇中还有不少济州岛人,田中健夫随后也认为倭寇主体是高丽人(主要是高丽贱民阶层和漂泊民)与倭人的联合体,而藤田明良和檀上宽还提出元明之际的倭寇还包括方国珍残余势力。多数学者认为来自日本对马、壹岐和九州沿海地区。 嘉靖时代关于“倭寇”的官方说法倭人占十分之三,中国人占十分之七,倭人占主导地位。

十四世纪初叶,日本进入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战,争权夺利。在战争中失败了的一些南朝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历史上称之为“倭寇”。

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日本正处于封建割据的南北朝时代。早在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打进京都的足利尊氏废黜了后醍醐天皇,另立天皇,自任征夷大将军,设幕府于京都。后醍醐天皇南逃吉野,建立朝廷,史称南朝,在京都的朝廷被称为北朝。后醍醐天皇为了恢复王权,推翻幕府,派他的儿子在九州设征西府。除了南、北两个朝廷外,还有许多割据势力守护大名。他们掠夺财富,除互相争战之外,还常常支持和勾结海盗商人骚扰和掳掠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了元末明初的倭患

朱元璋即位后,连续派使者到日本,以恢复两国关系,更重要的是为了消弥倭患。但由于日本处于分裂对抗状态,几次派使都毫无结果,倭寇侵扰日渐繁复。北起山东,南到福建,到处受到劫掠。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北朝统一日本。南朝的武士、失意政客和浪人失去了依托,于是流落海上,盘踞海岛,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力量,不时侵扰中国沿海,造成洪武末年日渐炽盛的倭患。

统一日本的足利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也想肃清南朝的残余势力,打击海上盗贼,同时也想发展与明朝的贸易,获取丰厚的利益。于是,两国恢复了关系。明成祖时,双方建立了勘合贸易关系,明朝给予足利幕府贸易凭证,即勘合,日本方面凭勘合来中国进贡,进行贸易。明朝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主要是为了消除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足利幕府也积极剿捕倭寇。在足利义满死后,其子足利义持改变政策,双方勘合贸易中断,日本也不再剿捕倭寇,足利义满时期稍有收敛的倭寇劫掠又在中国沿海一带蔓延开来。

其后,在足利义教时期,中日勘合贸易又得以恢复。成化三年,即日本应仁元年(1467年),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足利幕府衰弱,勘合贸易制度遭到破坏,一些守护大名为了争得与明朝贸易的权力,抢夺勘合,没有贸易勘合的大名便进行海盗活动,明嘉靖中叶以后,中日勘合贸易完全断绝,倭寇侵扰日益严重。

明初,由于国力强盛,重视海军、海运建设,因此倭寇未能酿成大患。正统以后,下西洋停止随着明朝政治腐败,海军松弛,倭寇气焰便日益嚣张。

至嘉靖时期,随着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沿海一带私人经营的海上贸易也十分活跃。一些海商大贾、浙闽大姓为了牟取暴利,不顾朝廷的海禁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贩卖货物,他们成群分党,形成海上武装走私集团,有的甚至亡命海外,勾结日本各岛的倭寇,于沿海劫掠。这些海盗商人如王直徐海等,与倭寇勾结,使得倭患愈演愈烈。同时一些明朝官僚也与这些寇盗建立了联系。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朝派朱纨巡抚浙江,兼提督福建军务,朱纨到任后,封锁海面,击杀了通倭的李光头等96人。朱纨的海禁触犯了通倭的官僚、豪富的利益,他们指使在朝的官僚攻击朱纨擅杀,结果朱纨被迫自杀。从此,罢巡视大臣不设,朝中朝外,不敢再提海禁之事。倭寇更加猖獗起来。

从历史记录看,朝鲜半岛南部最早受到来自日本对马、壹岐以及九州松浦半岛地区的倭寇侵扰之苦。据史料记载,早在1223年,倭寇就开始侵犯高丽金州。 接着,倭寇又于1225年、1226年连年骚扰金州和熊神 。为此,高丽专门派遣朴寅携带牒文前往日本进行交涉。

14世纪中期,由于控制日本政治的镰仓幕府于1333年灭亡,在京都和吉野分别出现有不同武士集团所拥立的天皇,日本进入“南北朝”时期(1336-1392年),相互之间不断进行军事对抗,一些在战争中失败的武士,基于贫困而加入海盗队伍。他们在支持南朝而居于下风的松浦家支持下,不断对朝鲜半岛和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海盗活动,肆意抢劫财物、绑架人口,甚至杀戮生命,使得高丽的倭寇之患首先加剧 。据学者统计,从1350年至1366 年间,高丽几乎连年都会发生倭寇入侵事件。入侵的倭船少者50余艘,多者则达200余艘。而受倭寇侵掠范围,则包括庆尚道、全罗道、杨广道、西海道等沿海地区。倭寇每到高丽一地,则庐舍尽焚。而漕船也成为倭寇掳掠的主要目标 ,迫使高丽王朝最后改漕运为陆运 。

面对着倭寇的频繁入侵,高丽开始向明朝寻求帮助 。1374年,王颛被杀,辛成为国王,高丽对外政策从明朝转向北元,对日外交手段解决倭寇问题 。日本与高丽开始就打击倭盗进行一定的军事合作,并主动送还被倭寇掳掠的高丽人口。

倭寇对于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在元末即已出现。至正二十三年(1363)秋, “倭人寇蓬州,守将刘暹击败之。至正十八年(1358),倭寇开始连年侵扰中国沿海。在刘暹率军反击下,倭寇活动曾短暂停息数年。

主词条:明东南沿海抗倭之战争贡之役

在明朝建立的次年(1369) 二月至六月间,即发生倭寇对山东、苏州、淮安等地大面积侵扰事件; 洪武三年(1370年),又发生倭寇侵山东沿海,接着转掠浙江明、台、温诸州,又入福建沿海郡县抢掠的严重入侵事件。 为此,明太祖从洪武二年(1369年)借向日本通告元明鼎革之机,即就倭寇问题向日本展开外交交涉。 足利义满曾根据明朝的要求,出兵打击本国海盗 。明朝与日本室町幕府围绕倭寇问题,开始有了比较密切的合作。而足利义满也通过这种合作,获得了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的机会。其子足利义持成为 “征夷大将军”时中断了与明朝的合作,放任倭寇对中国的侵略活动,但随着1428年足利义持的去世和足利义教成为新的 “征夷大将军”,日本室町幕府又恢复了对明朝的朝贡政策,并在制止倭寇活动方面继续开展与明朝的政治合作。

永乐朝的倭寇与元末以及洪武时期的倭寇相比,规模有明显增加 ,来袭倭寇改变了以往游击式的袭扰方式 ,袭扰对象开始南移。元末明初,倭寇扰华主要发生在山东、辽东等北方沿海,而在永乐朝,倭寇袭扰地区较多出现在浙江等东南沿海。

明初,从洪武到永乐的57年间,倭患次数共为94次,年平均不到2次;永乐以后到嘉靖之前(1425~1522年)近百年间的倭患记录次数仅为17次;在嘉靖一朝的45年间,倭患次数突然猛增到628次,占全期的80-;进入隆庆后,又骤减为48次。

张士诚等南方的残余势力以及沿海走私商与日本海贼合作,以日本一些岛屿为基地,在中国和朝鲜沿海进行侵扰 ,由于这些南方人身穿日本人服装,使用日本人的武器和作战方法,所以也用“倭寇”这名词来称呼由日本人与南方中国人所组成的海盗集团。

明成祖晚年,由于陆上北方威胁未除,南方郑和下西洋以后,激增的海陆来往也带来了渐盛的倭寇侵扰,遂实行海禁政策,只开放勘合贸易,但后来到了嘉靖二年(1523年)爆发了争贡之役,此后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机,明朝遂宣布中断一切贸易,期望以围堵的政策来减轻倭寇的威胁,但也断绝许多自唐朝以来整个贸易产业链相关从业人员(鱼业、手工业、造船业、贸易)的生计,致使贸易地下化,商业纠纷无从解决,遂转成武力报复,倭寇之乱不减反增,造成了嘉靖倭乱 。

自嘉靖三十一年(1552)开始到嘉靖四十三年(1564)基本结束的 “嘉靖大倭乱”,对东南沿海诸如浙江、江苏、福建以及广东等地造成毁灭性破坏,倭寇 “破浙东、杭、嘉、湖、苏、松、常、镇、淮、扬至南通,州诸沿江郡县不下数百处,杀伤人民百余万。守土以丧地被逮,总师以失律受诛者无数” 。倭寇所过之处,“村市荡为邱墟”,庐室为之一空。明政府为平息倭乱也付出了惨重代价,10年间明政府频繁换将,仅参将以下武职而战死的就达107 人,“军民之死,军需之费,不可胜纪” ,“天下骚动,东南髓膏竭矣” 。

嘉靖四十年,戚继光戚家军等在台州九战九捷,痛歼入寇台州之敌。此后,戚、俞联合,基本肃清福建、浙江倭寇。四十四年,戚继光与俞大猷二军配合,击灭盘踞在广东、南澳的倭寇。至此,东南沿海的倭寇最后荡平。

后来的发展上,明人王直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王直曾上书朝廷请求开海禁,被拒绝后,把基地设在日本的平户藩,以反对明朝海禁政策的南方中国人为基础,与日本人、佛朗机人合作进行走私,在后期倭寇中,很为知名。胡宗宪戚继光曾参与讨伐倭寇的军事行动

15世纪半至16世纪,其活动舞台为中国沿岸、东南亚方面,成员以中国人及朝鲜人为主,被称为“假倭”。此时期倭寇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明代中国的生产力增加,但却施行海禁政策。史书所见的最后倭寇,在1624年7月侵犯福建沿海。

“推其祸始,乃由闽、浙沿海奸民与倭为市;而闽浙大姓没其利,阴为主持,牵连以成俗。当时抚臣朱纨欲绝祸本,严海禁;大家不利,连为蜚语中之,而纨惊死矣。纨死而海禁益弛,于是宋素卿、王直、陈东徐海、曾一本、许恩之流争挟倭为难。自淮扬以南至广海万余里,无地不被其残灭,而闽祸始惨矣”。

由于丰臣秀吉发布八幡船禁止令(海盗行为禁止)的影响,倭寇的活动开始减少,东亚的海上贸易也因此平静不少;而类似支持反清复明运动郑芝龙郑成功之类的武装海商集团也是存在的,但是不称其为倭寇。

“假倭”产生的历史背景

明朝初年,因为明初的朝贡贸易厚往薄来,造成许多日本人冒充朝贡使者到明朝这里来骗钱。很多到中国来冒充朝贡使者的日本人没有日本政府的管辖,朝贡完了以后他们滞留在中国沿海抢劫。这是明初的倭寇。为防止倭寇朱元璋就颁布了海禁政策。洪武三十年所颁的《大明律》对海外经商限制得很严格,它规定凡私自携带铁货、铜钱、缎匹、丝绵等违禁物下海,及与外番交易者一律处斩,而且禁止私人制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

为了不被诛九族,海盗及走私者必须千方百计掩饰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义者往往以绰号来掩饰真实姓名,像广为人知的崇祯时期农民起义,起义领袖都用绰号:紫八大王、不沾泥、扫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闯王"。在东南沿海,中国人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来掩饰身份。嘉靖年间持续到隆庆、万历年间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为害最烈的时期,史学界称"嘉靖大倭寇"。在这一阶段里,从贼中"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的中国沿海平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体,而饥寒贫困的之一在于明朝"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中国东南滨海地区人口增加迅速,而土地没增加,人地矛盾突出。从宋朝以来,当地居民一直将出海贸易视为衣食之源,在广东潮州、福建泉州、漳州地区一向是通商出海的发舶口,"潮漳以番舶为利",不许贸易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计。

因为在本乡本土,所以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令人难以相信的支持。作战时,屡屡发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时地利无所不占,如鱼得水。而代表正义之师的官军,反而不受欢迎,举步维艰。不少沿海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 。

所以也难怪谢杰发出这样的惊呼:"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是则闽浙及广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书的王世贞则对潮州、漳州、惠州地区的"民寇一家"断言为:"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

倭寇的根据地包括冲绳和台湾、壹岐、平户岛五岛列岛,以及中国、朝鲜半岛与的沿海岛屿、种子岛、海南岛。

倭寇强盛之时,他们的活动范围曾远至东亚各地、甚至是内陆地区。倭寇的组成并非仅限于日本海盗,只是由于这批海盗最初都来自日本(当时称为倭国),所以被统称为“倭寇”。及至后期,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形势转变,加上官府的管制,日本人出海抢掠船只的事件已经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中国和朝鲜的海商与海盗,他们依从着过去倭寇抢掠的方式继续为祸于东海,也被归于倭寇之列。

松浦隆信(道可):松浦家族的武士集团开始对朝鲜半岛沿海进行掠夺。因他们来自平户藩掌控的三个岛(对马岛壹岐岛平户岛),所以被朝鲜称为“三岛倭寇”。后来,松浦家对朝鲜与中国沿海的侵扰逐渐演变为纯粹经济性的掠夺,对实施海禁的明朝中国沿海边防造成了颇大的威胁。

部分学者认为“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即海上走私贸易商人,嘉靖时期的“御倭”战争是一场中国内部的“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 。嘉靖年间的大祸(即所谓倭患)是明代海禁政策造成的后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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