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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护

佛护(Buddhapalita,约470-约540) 亦作“觉护”,音译“佛陀波利”。古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论师。据西藏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第二十三章载,为南印度坦婆罗国人。出家博学,是龙友弟子。从僧伽罗苦什达学龙树的空宗教义,为龙树、提婆等人所撰的诸论作注释,著有《根本中论注》等,发展中观学派学说。藏传佛教以他为中观应成派的祖师。 [1]

2、3世纪时印度论师龙树(Nāgārjuna)所作《中论颂》(Mūlamadhyamakakārikā),是中观派立宗之本,也是大乘佛教的义理基石。《中论颂》的偈颂体行文简略,不依靠注释几乎无法理解。最早的注释是4世纪时的青目释《中论》[1]与《无畏疏》[2]。两部注释多为随文解义,较为简略,且同质部分占一半以上。在瑜伽行与因明学的思想背景之下,以佛护为始,印度论师开始更为系统地注释《中论》和阐扬中观思想。

《中论佛护释》通过为偈颂补充推导过程而建立起归谬论证体系,即不正面立论,而是通过举出敌方论点的矛盾之处来表明自己的主张。这一思想体系对后世的影响巨大。比佛护稍晚的清辨(Bhāviveka)曾著《般若灯论》对这一方法提出批判。清辨援入印度当时流行的因明逻辑学,主张通过逻辑范式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进而批驳敌方。清辨对佛护的批判直接导致了“自续派”与“应成派”的分立。7世纪的月称又在《明句论》中讨伐清辨而推崇佛护。在西藏,伴随后弘期时月称著作的译介,以及后来格鲁派的兴起,佛护、月称的“应成”一系遂被奉为了中观正统。可以说中观派思想格局的形成,正是以反对或拥护佛护为分水岭,是发端于佛护,成型于清辨,巩固于月称。

佛护在中观思想史上的地位非常关键,对其生平我们却知之甚少,仅有《多罗那他佛教史》中的一段记载:

佛护生于南印度的耽婆罗国(*Tambala)的雁戏(*Hasakrīa),在该国出家,从龙友(*Nāgamitra)的弟子僧护(*Sagharakita)学法,主要活跃于南印度,驻锡于弹荼补梨(Dantapurī)寺,宣讲教法,曾为龙树与提婆的论著撰写多部注疏。有一弟子名作莲花慧(*Kamalabuddhi)[3]。

《多罗那他佛教史》以及藏译《佛护释》的跋文中都说佛护曾造多部论释,然而流传至今的却只有一部《佛护释》而已。《佛护释》在《无畏疏》的基础上,为龙树的颂文扩展了大量的论证步骤。其一大特色是善用比喻,以通俗易懂、妙趣横生的语言,将哲学思辨演绎得如同现场辩论一般鲜活犀利。

以前《佛护释》只传有藏译孤本,佛护又拜文殊菩萨的圣容,在南方檀多弗利伽蓝说法,并为龙树菩萨、提婆菩萨等的论著作注释,而被视为根本中论的大注释家之一,世称“长老佛护”。佛护所作的《中论佛护释》,基本都是简明易解的注释,对佛教行者的修行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佛护释》的梵、藏文本对于梳理应成、自续派的文献义理,以及研究中观思想的发展流变,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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