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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古铜器

所谓仿古铜器。就是艺人们采取一种特殊的工艺手段,将铸造与绘画、雕刻、镶嵌等工艺相结合,仿制出的古代罕见于世、为数甚少的青铜文物,主要用来供人们鉴赏和珍藏。

制作艺术盛行于3000多年前的商代。商朝后期的司母戊大方“鼎举世闻名”,另外“四羊方尊”和战国时期的“嵌错赏乐铜壶”,也是古代青铜器的精品。潍坊仿青铜器制作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产品主要是仿制爵、鼎、盘、炉以及佛像、鸟兽和人物等。当时一个名叫胥伦的农民,生性聪敏,巧于手工制作,并擅长书画。为了糊口,他铸造假汉印和古代造像,冒充真品,卖给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家陈介祺。当陈介祺发现是冒牌假货后,并没有责怪他,反而尽出个人所藏三代青铜器、六朝佛造像、印章等文物,与他共同研讨,以求仿制。经过协作,采用拔腊翻砂法仿制,制品惟妙惟肖,几乎乱真。从此胥伦名扬四方,因其技艺精湛,晚年赴京为国子祭酒王懿荣等铸印,很受器重。此后,仿古铜器在潍坊广为传播。新中国成立后,仿古铜工艺迅速发展,品种已由过去的几个增加到现在几十个,且在质量上有了新的突破。尤其是上锈工艺,在原来一两种的基础上,增加到出士锈、家藏锈、黑漆锈、鎏银等六种技法,使制品上的斑锈逼真,色泽肖似天成。长保存,颜色不变。现在潍坊已成为全国重点仿古铜器产地之一。其代表作有“长信宫灯”、“毛公鼎”等,“毛公鼎”原件是清朝同治年间在陕西出土的西同青铜器,曾被当时潍坊金石学家陈介祺收藏,后流失国外。为使这件真品重现,解放后老艺人靠手头上的拓片和其他资料的借鉴,着手研究和复制工作,终于在1982年复制成功。这只仿制的毛公鼎,内壁铸有铭文497字,保持了原件的风貌和神采。“长信宫灯”是本世纪六十年代末在河北满城出土的西汉文物,也是一件艺术水平极高的 珍品。其造型是一位面目清秀的坐状宫女,手托圆筒带罩的灯台,灯台底部可以盛水。点燃油灯、时,油烟可以通过连接灯罩和宫女手臂、身躯及盛水底座的圆管而渐渐消失,起到了很好的消烟除尘作用此外,“马踏飞燕”“文王鼎”、“鸡鱼炉”,以及那些小巧玲珑古朴精一致的“观世音”.“笑面神佛”等,都仿制逼真,畅销国内外。现在潍坊已经把仿古铜艺术和木器嵌银工艺相给合。制作出更多的产品。如“四扇博古挂屏”。

青铜器的制造在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的历史。古代“国之大事,在祭与戎”,进行祭祀、征讨等国家大事需要大量的青铜器。先秦青铜器不仅与我国的历史、冶金、文字都有着重要的联系,还为工艺美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仿古青铜器的出现是人们出于复古宣传传统礼教之目的,或出于对古代文化的尊重与爱好。仿造先秦青铜器的历史大约可以追溯至宋代,当时金石学兴起,公私以收藏商周青铜器为乐事,宫廷曾据内府所藏商周青铜礼乐器大量仿制,以为郊庙之用。宋代王黼奉宋徽宗之命于宣和年间(11191125年)编纂了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宣和博古图》,其中著录了宋代皇室所藏自商至唐的青铜器的精华。此书图文并茂,分18类,每类皆有总说,收器凡839件,对后世青铜器的造型艺术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政和年间,宋徽宗酷喜古物,常命良工仿制新得之古器,故所制尤多(见翟耆年《榴史》)。

南宋之后,铜器常被销毁铸币,宋代仿制古器传至今日者为数较少。但宋代仿古之风延续至元明清时代。元代时诏修诸路府州邑县之庙宇以供春秋祭祀,成宗时为此设置了出蜡局,以仿制古器物(《元史祭祀志》)。明代的仿造量规模甚大,流传于世者亦较多。明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因见郊坛宗庙及内廷所陈设鼎彝均非古制,遂生复古之心,在宣德三年敕谕工部仿照宋人《考古图》、《博古图》诸书所记商周青铜器器形,铸造仿古铜器。当时所铸以上两类仿古铜器达3300余件。这些仿古铜器除部分归宫廷留用外,还奉敕分与诸王府,因而得以流传至各地(《宣德彝器图谱》)。

作为满族贵族建立的清王朝,从入主中原至清中晚期,经历了一个从生活方式、语言文字、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等全方位吸收汉文化的过程。清王朝建立后,面对汉族高度发达的封建文化,清廷逐渐认识到,武力征服只能奏效于一时,人心归附才能得益于长久。以康熙帝独尊理学为标志,清廷确立了“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雍正帝为摆脱帝位合法性危机的阴影,也从中国传统的思想武库中找出“天人感应”的武器,并利用佛教、道教,力图将政权和神权结合起来,对儒、释、道三家采取了并行不悖、各取所需的政策。乾隆时期,疆域一统,海宇又安,经济发展,清王朝处于全盛时期。乾隆帝大力提倡文治,“帝王敷治,文教是先”。乾隆年间仿《宣和博古图》编纂宫廷收藏古器1436件为《西清古鉴》四十卷,复出《西清续鉴》二卷,后又出《宁寿鉴古》十六卷,这三部书对于推动宫廷和达官显贵的青铜器收藏起了很大的作用。

清代铜器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无论在用途上,还是性质上都截然不同。商周时期,青铜器是贵族世家的标志,贵族为了弘扬祖德、刻纪功烈,铸造铜器并记录在铭文中。礼器使用的多寡,更是体现贵族等级制度上下尊卑的象征。到了清代,铜器已失去了这些意义,它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器皿,或是人们手中赏玩的艺术品。清代铜器主要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实用器,如香炉、鼎、瓶、壶、龟、鹤、羊、鹿等,主要用于生活、祭祀及各种仪式中。这部分铜器在造型方面与原器相似,具有商周青铜器的风格,在装饰上,没有严格仿造商周青铜器的纹饰,而是使用了龙纹、卷云纹、浪花纹、花卉纹、变形兽面纹、变形夔纹、回纹等纹饰。有些器物上的兽面纹,已不是兽面纹,倒像是蝙蝠。青铜器中的、簋、爵、觚、鼎、壶均是礼器。

清代宫廷中先后设立了铜作和炉作,大量制造各种铜器,以为内廷陈设、佛堂供奉、太庙郊坛等使用。尤以乾隆朝宫廷仿古器最盛,这当然与乾隆帝博雅好古的性格与情怀有关。清宫铸造铜器运用的是古代的失蜡法,到了清代,这一铸造技艺已达炉火纯青,能够制作出各种复杂的造型,而且形体规范,端庄精致。装饰方法亦多种多样,有錾刻、镂空、烧古、鎏金银、嵌金银丝、洒金等,在继承的同时又力求发展。在器物的皮色方面更是变化多端,造办处档案记载的就有石青斑、石绿斑、朱砂斑、猪肝色、铜绿色、茶叶末色、翡翠绿、蟹壳青及鳝鱼黄等。这些生动的色泽柔和温润,宝色内涵,珠光外显。从中可以领略清代宫廷铜器的精美考究,以及古意盎然的韵味。

清代仿古铜器的特征:一是常铸有铭文,表明是仿制品,宫廷所仿多铸有本朝年款,如“大清乾隆年制”铭文。二是仿品在形制与气韵上多与原器有差异。外形有商周青铜器的部分特征,但往往对局部加以多方面的改造,如“清仿古花觚”。下面从故宫藏品中遴选部分代表性的仿古器物略作介绍

清仿四足方,高9.5厘米,宽10.8厘米。体方,深腹。腹侧有一兽首,侈口,束颈,平底,底下有四足。颈饰三兽首及变形的夔纹,腹饰蕉叶纹。商代的,一般器型是三尖足或是四尖足(也有柱足的),足较高,且外撇,口上有二伞形柱。而此型体小,四足类似明清家具的足,这在商代青铜器中尚未见到,造型与商周的相差较远,夔纹已变成像鸟纹了。

清仿鎏金凤纹簋,高11.6厘米,宽15.2厘米。体圆,深腹。双兽耳,圈足,有盖,盖上一圆握。盖、颈、足均饰凤鸟纹。通体鎏金。盖内、器内底有铭文。此簋的造型及纹饰均仿造商周的簋,但凤鸟纹已变形,鸟体臃肿,尾部短小,纹饰粗糙,失去了商周凤鸟纹的风格。商周鎏金的簋,目前尚未见到。

清仿古花觚,高27.9厘米,宽15.7厘米。体圆,呈喇叭状。侈口,圈足。以雷纹为地纹,颈饰蕉叶纹,腹饰兽面纹,腹部有四凸棱,足饰变形兽面纹及四凸棱。足内无底,上下相通。此觚无底,没有实用性,只能供观赏,而商周的觚是酒器。造型虽与商周觚相似,但纹饰差别很大,雷纹松散呆板,尤其是兽面纹,已严重变形。

清乾隆款仿雷纹四足方鼎,高14.8厘米,宽13.3厘米。长方体,方口沿,口上有双立耳,平底,四柱足。腹部饰雷纹,雷纹中间饰直纹。外底有“大清乾隆年制”六字楷书。商周的方鼎为直颈、直口,口沿外折,雷纹紧凑流畅。此鼎棱角分明,造型呆板,口下内收,器内有烟熏的痕迹,已由早期的鼎演变为香炉。

清乾隆款燕螺纹小壶,高18.8厘米,宽9.8厘米。体圆,鼓腹,肩部有四环,圈足,肩部及腹下饰蕉叶纹,腹饰浪花状纹二道。足外底有“乾隆年制”四字。该壶铜质细腻,铸造精良,应为清宫造办处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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