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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白戈

任白戈,属马,四川省南充市的嘉陵区龙泉人。从1930年代起,便长期从事革命文化事业的宣传、组织和领导工作,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又大量译著马列文论。新中国成立后,在担任繁重的党政领导工作之余,仍十分关注党史建设和川剧的发展,为我国文化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任白戈(19061986),男,汉族,南充县(今南充市嘉陵区)人。 毕业于南充中学。1926年入党。1927年任团地委宣传委员、中共重庆临时地委成员(负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左翼文化活动。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从事抗日军政干部的教育训练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建国后,历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西南文联主任、四川省副省长、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中顾委委员。

1933年后历任上海左联宣传部长、秘书长,延安抗大教师,重庆军管会文管会主任,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重庆市委书记、市长。全国政协常委。3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文艺评论《关于国防文学的几个问题》、《现阶段的文学问题》等。

1986年去世。

任白戈的家境十分贫寒,毕业于南充中学。在《向导》、《中国青年》、《新蜀报》等进步报刊的影响下,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1926年入党。1927年3月,重庆工商学兵大同盟愤然于英美军舰炮轰南京,联合举行游行示威,强烈抗议国民政府怯懦而不能保国。军阀政府大肆屠杀以镇压游行,杀人愈千,制造了中外历史上骇人听闻的“三三一”惨案。重庆气氛由此骤然紧张,进步人士在接连不斩的搜捕中被迫转移,逃离重庆。4月,任白戈毅然接任党团四川临时特委书记,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中,竭尽全力,冒着随时都有掉头的危险,迅速恢复中断的联系,终于于1928年使四川临时省委得以成立。自此,任白戈开始走向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在任白戈的革命生涯里,与沙汀相知相处最深。自1929年二人在上海横滨路德恩里一间简陋的阁楼里认识后,二人长期相处。据沙汀回忆说任白戈“不只是了解我的为人,且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二人几乎每星期必须见面,讨论读书和社会问题,之后,沙汀走上文学创作道路,除与鲁迅的指导有关外,“但与任白戈同志的相与不能说没有原因”。

1929年,任白戈、沙汀、葛乔、王义林寺九人在上海创办辛垦书店。“辛垦”是英文“think”的英译,即要辛勤垦辛勤植之意。书店的第一批书目中就有列宁的《论帝国主义》、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以及《伊里奇的辩证法》和《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经济》等。任白戈、沙汀在坚持办店方针以及实际业务上做了大量工作。任白戈先后翻译了《伊里奇的辩证法》、《机械唯物论批判》两书,沙汀的第一部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也由辛垦出版,二人又组织编辑刊物《二十世纪》,在当时造成较大影响。

1929年,叶青初加入辛垦时,任、沙二人便坚决反对。之后,杨伯恺为在文禁加剧的情况下煞费苦心之际,叶青趁机同国民党当局拉关系、找门路,企图出版抵制土地革命的《中国农业问题》一书,为个人发迹寻找阶梯。任白戈、沙汀二人与叶青的冲突加剧,二人便“很快退出辛垦,就连家也搬了”。

任白戈经沙汀介绍进入左联后,二人又结成生死之交。1932-1-28日,松沪战役爆发,沙汀的住处正处于日军监视之下,任白戈便乔装打扮,混进日占区,领着沙汀家人及艾芜“绕过两道岗哨,穿过几条小巷”,终于把沙汀等人安顿在一个安全处,任白戈这才放心离去。1933年加入左联,曾任左联宣传部长。左联时期译有《科学的世界文学观》等。1933年任白戈被捕后,沙汀也积极为其奔波,“向杨伯恺借了一千元,在史良律师的帮助下,把任白戈保释出来”。

1949年后,任白戈历任重庆市军管会文管会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西南文联主席、西南局书记、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四川省委常委、省政协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为西南经济建设筹划奔波,使重庆成为我国常规武器的重要生产基地,重庆老工业区由此得以全面持续地发展。

1981年8月,任白戈与沙汀又同时被授予四川省优秀作品荣誉奖。

1986年,任白戈病逝于成都。成都各界隆重哀悼其战斗的一生。

任白戈在左联期间,长期担任执行委员和常务负责人,与鲁迅、胡风、何谷天等一起领导左联事务。1934年秋,任白戈又担任左联的秘书长,代理胡风主持左联事务。到了1935晴天,“田汉、阳翰笙等同志相继被捕。其他的‘文总’负责同志也一时找不到,‘左联’失去了上级的领导,也就失去了党的领导,我们只能独立地进行工作”。下面的区委书记也找杜鲁人、官一民组成干事会,领导“文总”各团体,任白戈领导左联与剧联,同期主持编辑《杂文》、《东流》、《诗歌》等刊物的编辑工作。据任白戈在《我在“左联”工作的时候》一文介绍,《杂文》“得到郭沫若同志的全力支持,每期都有他的文章。又通过魏猛克写信向鲁迅先生索稿,鲁迅先生寄来了几篇文章。在国内很难见到鲁迅先生和郭沫若同志同时在一个刊物上发表文章,《杂文》由于这个特点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

出了几期,被日本警厅禁止了。我们又改名为《质文》出版。《质文》由于得到鲁迅、郭沫若的支持,在任白戈的主持下,与东京其他进步文艺刊物和团体一道胜利地进行了左翼文化运动。同期任白戈又领导组建各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团体,通过这些团体去团结群众,“经过各校留日学生会选举留日学生总会,竟将被国民党长期把持的领导权夺取过来。”

任白戈的活动一直是以假名的身份进行的,但仍被日本当局列人监视的名单,直到1937年春天,形势缓和后,任白戈才在《大公报》记者于立忱的掩护下,安全回国。

回国后,任白戈先后担任陕北公学、抗大总校的马列主义理论教员、政教科长及抗大总校陆军中学校校长等职。解放战争期间,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宣传部华北军区政治宣传部部长兼十八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随军参加扫清同蒲线的临汾、晋中、太原等战役。

在繁重的工作中,任白戈仍以极大的热情参与、支持川剧的发掘、鉴定、整理、编剧工作。退居二线后,任白戈又为《川剧艺术》撰文,祝曲剧《阿Q正传》的改编、演出成功,“演出既忠实于鲁迅原著,又有所创新,而且丰富了阿Q性格描写,对剧情的发展也起了联结作用”。为扩大此剧影响,任白戈又亲自掏钱约请省属有关部门的领导、专家观摩。

20世纪50年代,重庆市文工团(现市话剧团)创作的话剧《四十年的愿望》,在全享有盛名。这个剧本的创作,灌注有任白戈的心血与汗水。

1951年的全国文工团会议上,重庆市文工团剧本创作成绩是空白。中共重庆市委发出指示:“市文工团关门一年,也要拿出自己的剧本来。”

当时,我和石玺在101厂(现重钢)深入生活已经一年多了,时任市委宣传部长的任白戈,听了我们在厂里体验生活的汇报,以及我们心中构建起来的人物,认为我们具备了写钢铁厂供应钢轨修建成渝铁路剧本的基础。创作组增添了创作力量后,任白戈亲自领导这个剧本的创作。有他这位左联时代的文学家参与,我们当然十分高兴。

剧本初稿出来,就受到出乎我们意料的重视,市委召开常委会讨论剧本,剧作者不论是否党员,列席市委常委会参加讨论。

1952年7月,剧本创作进入攻坚阶段。任白戈请来了老作家沙汀,和我们一起解决剧本中刻画人物的难题。创作组成员加上沙汀,六个人坐在抗建堂剧场的地上讨论剧本的修改,酷暑难当,汗水打湿了衣裳,一个个索性打着赤膊,好在都是男子汉。任白戈一有空就来,他的汽车只能开到纯阳洞街口马路上,到剧场的二百多级石梯坎还得他自己爬。任白戈每一次来都累得满头大汗,和我们共饮白开水解渴,稍有优待的是,他坐在从票房拉过来的一张旧藤椅上。他不满意我们剧中人物说的一些口水话,强调人物要以自己独特的形象和观众见面。

一天晚上,为了赶一场戏,任白戈把我们叫到他家里去开夜车。他先和我们聊天,问我们几十个日日夜夜赶写剧本,恋爱对象有没有意见?当时谁也没有好意思回答,却感受到他关心我们的感情生活,心中暖融融的。凌晨三点多钟,我们把稿子赶出来了,他从里屋的床上起来,拿出准备好的锅盔和卤肉招待我们。他逐句逐字地看我们的稿子,或点头称是,或停下来和我们商量。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着宵夜,和他一起谈笑风生地把这场戏改好。

任白戈紧接着成渝铁路通车,《四十年的愿望》在重庆演出了150多场,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生产热情。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14个省市剧团纷纷演出该剧,贺龙又带着国家剧院到朝鲜去演出该剧。1956年,《四十年的愿望》荣获文化部颁发的剧本创作奖,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重庆剧本创作首次获得的国家级奖励。重庆市文工团被誉为全国十个著名话剧团之一。

50多年来,任白戈悉心领导剧本创作的事迹在文艺界传为佳话。至今仍有媒体向我们采访时谈及此事。我们说:不要求领导文艺创作的人都像任白戈那样是文学家,但要有任白戈关心文艺创作、关心作者的细致入微的精神。

1963年7月1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不征求有关组织意见,也不向有关组织打招呼,突然袭击地批判了重庆市的党政最高领导人任白戈。在这期《红旗》杂志上,以当时中央文革成员穆欣(不久穆欣本人也受到打击迫害)署名的文章《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中,批判“周扬的一些追随者”“围剿鲁迅”,在说到“周扬的另一个追随者竟然攻击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罪恶’”时,在注释中点明,这个“周扬的追随者”是任白戈。

此前的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遭到严厉批判的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中,为首的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随后,彭真遭到不点名的公开批判。任白戈是继彭真之后第二个被批判的大城市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不同的是,任白戈是在尚未被撤销职务并且其所在地区党组织及上级领导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遭到“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中央权威刊物公开点名的,而这时彭真虽已遭到批判但尚未在报刊上公开点名,同一期《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就没有点彭真的名。

虽然这次任白戈被点名不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而且只是在一篇文章的注释里出现,但是当时在报刊上点名批判有严格的政策规定,决非可以任意而为。而且,当时作为中央舆论喉舌的传媒,都被视为传达的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因此,《红旗》杂志此举必然被视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部署,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红旗》这篇文章在各地党报转载(《重庆日报》于1963年7月6日转载)、广播电台反复广播后,重庆立即引起震动,许多干部纷纷打电话询问市委:被中央点名的任白戈是不是重庆的领导人任白戈。市委无法回答。

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后来在一次向群众所作的公开检查中回忆了当时西南局和四川省领导人处理任白戈问题的一些情况:“在穆欣同志的文章点了任白戈名的第二天,我和大章(注:李大章,时任四川省省长)、志高(注:廖志高,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商量如何处理的问题,先用电话问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他当时答复是罢官。同时又用电话请示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答复,下午中央书记处要开会,等中央书记处会议后再复。我们当时商量下决心一步走(即罢官),由志高到重庆了解情况,等中央书记处会议答复后再宣布处理。晚上接陶铸电话说,邓小平意见,任白戈过去是周扬的追随者,这十几年在重庆市工作还不错,要不要罢官还要看一看,你们写个报告来,中央再正式批(大意是这样)。我当晚即按原电话转告了廖志高照办,不久就写了报告到中央,以后中央正式批复也是这样批的。”李井泉当时自我批判说:“这件事是我们直接执行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没有执行伯达同志指示的一个证明。”(李井泉《关于我在重庆市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的检查》。

1963年7月8日,廖志高专程赶到重庆,召开市委会议,传达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后的意见:任白戈的错误是30年代的问题,60年代的工作还是好的。随即,任被迫以“请假检查”名义停止工作。

在重庆这个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党政一把手突然之间被以如此不正常的方式“打入另册”,威信扫地,在市民中带来的震动可想而知。这是重庆局势陷入大动乱的一个重要起因。

经过多次政治运动“锻炼”的不少干部、群众,已经学会紧跟风向行事,“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就在任白戈被公开点名之后,马上就有人写了批判任白戈的文章、大字报或揭发批判材料寄给重庆市委及有关部门。

被安排“请假检查”的任白戈,对要求他承认的“鼓吹‘国防文学’”、“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攻击鲁迅”等罪名都不愿承认,怎么也想不通,无法写出让上级满意的检查。跟他一样想不通的省、市委领导只好从市委办公厅、宣传部和报社抽调了几位干部和“笔杆子”,同任白戈一起住进重庆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帮助他查阅资料,上纲上线“提高认识”,以便写出像样的检查“过关”。但用了近一个月时间,他的认识仍然未能“提高”,他始终认为,自己当年在日本得知国内文艺界发生“两个口号”之争后,写文章宣传“国防文学”,是因为那是党提出的口号,他那时年轻,在日本看不到毛主席的书,不知道党内有毛主席这条路线。那时周扬是代表党的,是领导人,而鲁迅是党外的,听周扬的,在组织上没有错。他还坚决否认自己有“攻击鲁迅”的错误,认为自己对鲁迅从来就很尊重、崇敬,鲁迅逝世时,自己在东京组织了追悼会,还写了诗进行悼念……他的认识无法“提高”,最后只好由“笔杆子”们按照当时报纸批判的调子帮他拼凑了一个检查上报中央。

8月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全面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成为全党共识和中共中央正式决定。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显然已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明白任白戈的下台命运已无可挽回,大约是为了下一步处理方便,遂通知将任白戈转移到成都,安排住进了锦江宾馆。实际上这时任白戈已等于是被软禁起来听候发落。

然而形势骤变,1963年8月26日,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东方红礼堂(即锦江礼堂)召开驻四川大学工作组的检讨大会,一些首都赴蓉红卫兵及川大学生认为这是“假检讨”,冲击大会造反,进而与省委形成对立,千余人在省委大门口静坐绝食……省委不愿让任白戈被造反派学生发现抓走,便又将他1963年8月28日深夜转移,给他改换姓名,以“某省厅长”身份住到成都近郊一处招待所。

1963年8月31日深夜,省委又派专车,将任白戈化名“省农业厅视察室主任张新”,转移到简阳县偏僻山沟三合坝。并对负责保护(也可说是监视)的公安人员交待,如有农民问起,就说“张主任”是归国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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