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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虺

仲虺,华夏族,奚仲后裔,薛方国君主,生于薛(今滕州市官桥镇薛国故城),汤革夏命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仲虺【huǐ 】,姓任,又叫莱朱,又名中垒,是奚仲的第十二世孙,是继奚仲之后又一位杰出的薛国国君 ,是商汤时期的著名大臣。他辅佐成汤灭夏,建立商王朝,成为一代名相 。据说其出生时雷声虺虺,闪电如蛇,大雨倾盆,解了家乡多年的的旱灾。古时候形容雷鸣声为“虺虺”,同时虺也是蛇的代称,因为下雨时闪电就像一条条长蛇飞舞,于是他的父亲给儿子起名叫“虺”,并给他以赤蛇纹身。因排行老二,所以叫任仲虺。

仲虺24岁继薛国国君之位,他是一位极具才华与政治远见的人物 。居薛期间,发扬先祖的优良传统,带领薛地民众,着力改进生产工具,号召各个村落在低洼地带打井取水,发展农业。他还倡导人们饲养牲畜,大力发展畜牧业。他设立农官,教人民用庄稼的秸秆饲养牲畜,用牲畜的粪便作为肥料,来提高土地的肥力。仲虺还重视手工业的发展。当时,铜器制造业、手工艺品制造业、皮革、酿酒、养蚕、织帛等,都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在仲虺的带领下,薛国成为一个经济较为发达、实力较为强大的诸侯国 。而此时的夏王朝,已是江河日下、众叛亲离。仲虺高瞻远瞩,欣然加入商汤灭夏的行列中,成就了一番伟业 。

他与伊尹并为商汤左、右相,辅佐商汤完成大业。《左传定公元年》记载:“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可知仲虺为奚仲之后,商汤左相,居于薛。薛,在今山东省滕县南四十里。身为商汤的“左相”,仲虺在商代初年的政治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尚书序》中曾经提到“仲虺作诰”,但东汉时已经亡佚。《墨子非命上》:“仲虺之告曰:我闻于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仲虺在政治上有一套自己的见解,《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仲虺的治国之道曰:“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这里讲的“国之利”,即《左传宣公十二年》仲虺所云:“取乱、侮亡、兼弱也”。

《尚书仲虺之诰》:“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汤之贤相,与伊尹一起辅佐商王。《左传》定公元年载:“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可知仲虺为奚仲之后、商汤之左相、居于薛。薛,在当下山东省滕县南四十里。《尚书.序》中曾经提到“仲虺作诰”,但东汉时已经亡佚。《墨子.非命上》:“仲虺之告曰:我闻于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左传》襄公三十年,子皮说:“《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悔之’”。可见仲虺在政治上有一定主张 。

《仲虺之诰》《尚书商书》

汤归自夏,至于大,仲虺作诰。
  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
  仲虺乃作诰,曰:

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缵禹旧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师。简贤附势,实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听闻。

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

乃葛伯仇饷,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予后,后来其苏。’民之戴商,厥惟旧哉!
  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已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呜呼,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

译文:

汤和仲虺挥师大破夏军,歼灭了夏军主力,自夏凯旋,到了大,仲虺作诰,也就是天子的告示。

成汤将桀流放在南巢,心有惭愧,说:“我恐怕来世的后人,会以我作为口实。”

仲虺于是作诰,说:

呜呼!思考那上天生育的这些人民都有七情六欲,没有君主就会混乱,只有天生聪明的人时常能治理。那夏桀昏乱得到报应,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上天于是赐给大王勇气与智慧,用标志端正万邦,继承大禹所继承的,遵循大禹的典籍常规,把这些尊奉为天的命令。

夏王桀有罪,诈称的诬辞来自上天,来对老百姓发布命令。上天使用了不善良的夏桀,从而使商接受了上天命令,使我们的军队明白。简慢贤能依附势力,这种人确实有许多同党。从我们在夏朝立国开始,他们就把我们商看成是禾苗里的杂草,谷粒中的空壳。我们商上上下下的人都很害怕,没有哪一个人不担心无罪而招来横祸。况且我们商的美德善言,能够动人听闻。

大王您不亲近歌舞女色,不聚敛金钱财物。勉力品德之人用官位来勉励,勉力功绩之人用奖赏来勉励。任用别人就象任用自己一样深信不疑,改正过错后就无遗憾。能够宽厚能够仁爱,对亿万人民明确地显示了诚信。

葛伯与送饭者为仇,您的的征讨从葛国开始。您向东征讨,西边的夷族人便埋怨;向南征讨,北方的狄族人便埋怨,都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后面呢?”老百姓盼望您前去,都举家欢庆,说:“等待我们的国君吧,君王来了我们就更生了。”人民拥戴商汤,已经很长久了。

帮助贤能辅佐有德,显示忠诚举荐善良,兼并弱小攻击昏昧,夺取动乱之国侮辱亡国君主,推翻亡国之君巩固可存之主,邦国就会昌盛。德行日日更新,天下万邦都装胸怀;内心自我满足,亲戚也会背离。君主勉励于大的德行,在百姓中建立起品德,以最佳行为方式来控制事物,以社会行为规范来控制人心,留传给后代子孙。我听说:‘能够自己找到老师的人可以称王,说别人不如自己的人会灭亡。谦虚好问的人就会越来越丰富,自以为是的人就会越来越渺小。’呜呼!要谨慎结局,就要从开始做起。树立起社会行为规范,颠覆昏暴的君主。恭敬崇尚天道,才能永保天命。

仲虺,商汤的政治助手。商汤把夏桀的政权打垮之后,夏桀逃到了一个名叫南巢的偏远地方。虽然给夏桀留了一条生路,但是,商汤还是感到不安和愧疚,他担心后世之人会反反复复地议论他,指责他的失德之举:把天子都流放了。就在商汤没完没了地自责之际,仲虺写下了这篇诰词,其中心思想,是宽慰商汤:你毋须自责,你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概而言之,这是一篇揣摸“上意”的经典之作,是一篇典型的“颂圣”之作。那么,仲虺是如何完成他的“颂圣之旅”的呢?

仲虺首先从政治哲学的层面上,论证了商汤打垮夏桀的正当性。他说,假如没有君主,民众就会为所欲为,这就会导致祸乱。因此,上天安排了聪明的圣王来治理民众,防止祸乱。但是,夏桀却不是上天安排的圣王。因为他不符合圣王的条件。他为人昏乱,不能体恤民众疾苦;在他的治理之下,民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随时都面临灭顶之灾。在这种情况下,上天特别赋予您智慧与勇气,是要让您救民于水火,成为民众的依靠。

接下来,仲虺又进一步告慰商汤:夏桀的罪,在于伪造天命,虐待民众。上天认为他不善,才把治理天下的重任托付给您。从前,我们商国立于夏朝,就像良苗生于莠草之间,虽不乏圣贤,却没有权势,因而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依附。再加上我们远播的善德之声,确实是很危险的,这就仿佛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这种情况下,只因为您不近声色,不爱财利,您把官职交给德高之人,把奖赏颁给功大之人,您的宽厚之德渐渐昭明于天下。因而,从征伐葛伯开始,您东征,则西夷埋怨您;您南征,则北狄埋怨您都埋怨您把他们放在后面了。他们盼望您早日降临,如久旱之盼云霓,如罪人之盼福音。

读完整篇诰词,感到仲虺主要讲了两个主题:一是论证商汤灭夏的合理性,以解开商汤自责自扰的心结。二是阐述了一套普遍性的政治原则。

就前一个主题而言,仲虺的意图主要是让天子心里舒服。为了加强论证效果,他使用了一些修辞手法,显得比较华丽,也很有气势。文献中虽然没有“天子大悦”之类的记载,但估计已经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就后一个主题而言,仲虺一方面是想表现自己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智慧,另一方面,似乎也有“驯服天子”的隐秘意图。因为他强调,天子应当依赖贤人,而他自己就是天子身边的贤人,因而,自己有资格充任“王者之师”,有资格更多地参与决策,影响政治的走向。

不过,如果我们相信这篇诰词确实出自商汤时代,那么,事情也许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这篇诰词其实就是商汤授意的。

在这篇文献的开始,就已经说明,仲虺写这篇诰词,是由于商汤灭夏之后的愧疚和不安引起的。但是,商汤怎么可能为此事而不安呢?倘若他真有这样的“妇人之仁”,怎么可能成就灭夏的大事呢?在《汤誓》篇中,在征伐夏桀的前夕,商汤自己就已经为灭夏进行了义正辞严的论证。可见,对商汤来说,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在心理上早就已经解决了。因此,商汤内心不安之说,很可能并非真有其事,很可能就是商汤与仲虺密谋的结果。

更合理的情况也许是这样的:商汤灭夏之后,社会上随即出现了一些指责商汤的言论。而且,主导性的舆论很可能就是批评、不赞同。在巨大的舆论压力面前,商汤与仲虺策划了这起重大的宣传方案:

第一步,先放出风去,就说商汤驱逐夏桀之后,自己也很惭愧,心里也很不安。以这样的姿态顺应舆论,以博取舆论的同情。在这样的姿态中,商汤的公众形象不再是一个耀武扬威的征服者,反而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他内心不安,不断自责,羞愧难当,经受着难以解脱的心理煎熬。这就给那些批判者提供了一个下台阶的理由:人家都感到自己错了,就不再穷追不舍了吧。

第二步,再让仲虺代表群臣、代表诸侯,同时也代表舆论,来宽慰商汤,让商汤走出自责的阴影。当然,为了达到引导舆论、操纵舆论的目的,就不能仅仅止于宽慰商汤其实商汤根本就不需要这个,而是要正面论证商汤灭夏的正当性。而且,为了转移舆论的注意力,论证的重心还不能停留在“驱逐夏桀”这个事实上因为这又会不断地引发人们的怀旧之心,而是要把论证的重心放在“商汤作为救世主”这个事实上:四海之内,人们望眼欲穿地期待他,埋怨他为什么来得这么晚,等等。如此一来,公共舆论的注意力就跟着转移了。除此之外,仲虺在后半部分阐述的为政之道,很可能也是他们君臣两人共同策划的结果,它的意图是,通过积极的、前瞻性的政治建设,引导公众积极地向前看,而不要再去纠缠已经过去的事物。

莱朱死后,葬于亳城(今山东省曹县)北,世称宋天(今菏泽市曹县潘白刘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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