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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

《人民文学》是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出版的文学期刊,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要刊登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纯文学作品。 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第一份文学期刊,毛泽东曾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人民文学》是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出版的文学期刊,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要刊登小说、散文、诗歌和报告文学等纯文学作品。

“特别推荐”、“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当代纪实”、“诗与诗论”、“青春诗旅”、“诗人近作”、“交点”、“散文选萃”等12个栏目,刊登了文坛上最精彩的作品,令文学爱好者爱不释手。

主编:施战军

副主编:宁小龄邱华栋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王扶,邓刚,宁小龄,玛拉沁夫肖复兴,杜卫东,李平,李敬泽施战军贾平凹徐怀中崔道怡商震蒋子龙韩作荣程树榛

名誉理事长:程树榛,韩作荣

理事长:李敬泽,袁仁国

副理事长:莫榛,卢国惠

秘书长:商震

理事:贺捷生李镇西黄怒波,励顺良,杨宗文肖志鸿,窦永军

中国当代文学(新中国文学)的历史上,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创刊迄今的《人民文学》无疑都堪称最为重要、最为突出也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的这种独特的历史和文学地位,是由中国当代具体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条件所决定的,这从它的创刊和复刊过程就能得到鲜明的验证。

《人民文学》是中国作家的摇篮,众多名家是从《人民文学》起步的。新改版《人民文学》富有现代气息,与世界文学接轨,极富有文学味与生命关怀意识,是广大读者的心灵家园。

《人民文学》杂志,2012年开始推出英文版,受到海内外文学界的关注。

《人民文学》2013年第一期始,增加内涵并在价格上适当提高。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收录、ASPT来源刊、中国期刊网来源刊、2004年度核心期刊

《人民文学》担负着紧密联系和广泛团结全国作家、发现和重点扶持文学新人的使命,承担着切实推举和及时展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最新成果、以高质量并有特色的作品满足人民群众诸多方面精神需求的任务。它以发表短篇小说为主,也为中篇小说和长篇选段提供适当篇幅;同时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兼顾文学性强的戏剧、电影、曲艺等作品,并以一定篇幅或辟《创作谈》等栏目,发表文学评论。在它的总体面貌上和发展过程中,显现了中国文学创作各个时期的最高水平,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历史不同阶段的时代特征。

2004年10月25日是《人民文学》创刊55周年纪念日。55年中,除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间停刊外,总计出版542期。其中,1949年10月25日(创刊)至1966年5月12日(5月号),出刊198期;1976年1月20日(复刊)至2004年10月3日(10月号),出刊344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此前的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

一般来说,这次大会后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标志。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文联)。作为全国文联的下属协会之一,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文协)于稍后的7月在北平正式成立,茅盾任全国文协主席。

1953年9月,全国文协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协(作协)所主办或创办的最重要的两大机关刊物即为《文艺报》和《人民文学》。《文艺报》创刊于1949年9月,最初由全国文联直接主持,后委托中国作协代管直至正式成为作协直属刊物。《人民文学》则自创刊伊始(1949年10月25日),即为全国文协(作协)的直属机关刊物。与专重文艺政策、文艺思想和理论批评的《文艺报》的主要区别在于,《人民文学》的办刊定位是发表各类文艺作品为主的国家最高文学刊物。

建国初期,活跃于民族、民主革命历史时期的作家,投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生活。他们描绘“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力作,文艺界领导人的重要文章,大多发表在《人民文学》上。茅盾、叶圣陶胡乔木、周扬等人的文学评论,推动着新文学的健康发展。沙汀、艾芜、舒群、周立波、刘白羽、马烽、西戎等人的短篇小说,夏衍、老舍的话剧,臧克家、艾青、何其芳、李季等人的诗歌,或展现革命斗争历史和保卫胜利果实的壮丽画卷,或歌赞劳动群众开始主宰自己命运的时代变革。其中,丁玲的《“粮秣主任”》、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秦兆阳的《农村散记》、康濯的《春种秋收》等短篇小说,张天翼的儿童文学《罗文应的故事》,老舍的《从三藩市到天津》、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等散文,曹禺的话剧《明朗的天》,赵树理的长篇小说《三里湾》,阮章竞的诗等,深受好评。这一时期,文坛涌现一批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新作者。他们中许多人的处女作或成名作,大多发表于《人民文学》。刘绍棠、白桦王愿坚、李准、林斤澜刘真萧平、王蒙、玛拉沁夫、陈登科闻捷邵燕祥李瑛、公刘、柯岩等人的作品,或焕发新生活蓬勃的朝气,或蕴涵对历史与未来的思索,显示了建国后第一代青年作家与诗人茁壮的生机和雄厚的潜力。

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引下,文坛一度呈现繁荣景象。《人民文学》及时发表一些尖锐地触及时弊、大胆进行探索的创新之作,促进了文艺思想的活跃和解放,推动了文艺创作的进一步发展。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篇,勇敢揭示社会矛盾,奋力冲击陈旧观念,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与此同时,王汶石的《风雪之夜》,萧平的《三月雪》,骆宾基的《父女俩》,张弦的《上海姑娘》,孙犁的《铁木前传》,艾芜的《雨》,李国文的《改选》,宗璞的《红豆》等一批题材与风格新颖别致的小说,都曾令人耳目一新。

1957年秋后,“左”倾思潮逐渐发展,创作之路日渐狭窄,《人民文学》也深受影响。但久经磨炼和日臻成熟的作家,仍在执著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赵树理的《“锻炼锻炼”》、王愿坚的《普通劳动者》、茹志鹃的《百合花》、周立波的《山那面人家》、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冰心的《回国以前》、李准的《李双双小传》、巴金的《军长的心》等短篇和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赵树理的传记《实干家潘永福》,郭小川的抒情诗《望星空》,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陈白尘等人的电影剧本《鲁迅传》,曹禺等人的历史剧《胆剑篇》以及侯宝林的相声《阴阳五行》等,都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

1961年以后,文艺政策得到了一定调整,文学园地又呈现新的繁荣。《人民文学》突出显示了这一时期的创作特色,所发作品题材风格大见宽广;小说如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汪曾祺的《羊舍一夕》、西戎的《赖大嫂》、刘真的《长长的流水》,报告文学如徐迟的《祁连山下》、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等,散文创作如秦牧的《土地》、杨朔的《茶花赋》、刘白羽的《长江三日》、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冰心的《樱花赞》、方纪的《挥手之间》、沈从文的《过节与观灯》以及何为、袁鹰、曹靖华朱光潜等人的篇章,也都别有情味。1962年5月,毛泽东应《人民文学》之请,首次发表他的旧作《词六首》。

1963年秋后,“左”倾思潮重新加剧,《人民文学》再次受到很大局限。虽通过开辟“新花朵”、“故事会”等栏目,在发现与培养文学新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1964年后的版面上却难于列出引人注目之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文学》被迫停刊。1976年1月复刊时,虽发表了蒋子龙的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那样得人心的作品,却终遭压制。 1965年的人民文学

江青反革命集团灭亡之后,《人民文学》获得新生。1977至1983年 6月,先后由张光年(光未然)、李季出任主编,副主编为葛洛李清泉刘剑青,担任编委的有王蒙、孙犁、沙汀、严文井、张天翼、草明、贺敬之、袁鹰、曹靖华、谢冰心魏巍。新生的《人民文学》,为新时期文学的勃兴与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1977年11月,《人民文学》及时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率先举起恢复和发扬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旗帜。12月,文艺界以《人民文学》名义召开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开始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斗争。1978年1月,《人民文学》刊出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1979年7月和9月相继发表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希望大家能够感同身受。

为促进短篇小说创作进一步提高与发展,从1978年至1982年,《人民文学》接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托,连续主办了五次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人民文学》所发作品占获奖数量第一位。历届获奖反响巨大的作品,如刘心武的《班主任》、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徐怀中的《西线轶事》,都出自《人民文学》。获奖作品中,有老作家的新成果,如周立波的《湘江一夜》、马烽的《结婚现场会》等;有中年作家的力作,如王愿坚的《足迹》、宗璞的《弦上的梦》、陆文夫的《献身》、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弦的《记忆》、李国文的《月食》、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王蒙的《春之声》、刘厚明的《黑箭》等;更多是新人手笔,如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何士光的《乡场上》、柯云路的《三千万》、张抗抗的《夏》、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这些作品切中现实社会课题,传达人民心底呼声,凝聚对历史的沉思和对未来的热望;或浓墨重彩,慷慨激昂;或淡远幽雅,蕴藉深沉,无不饱含求实的向上的革新精神。

在 1977~1980和 1981~1982两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中,《人民文学》所发作品,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刘宾雁的《人妖之间》、柯岩的《船长》等,都是颇有激情和深度的力作。此外,《人民文学》还汇集选发了各种体裁的优秀篇章。巴金的《望着总理的遗像》、丁玲的《杜晚香》等,情深辞美,真诚感人。艾青的《光的赞歌》等诗篇,打动了千百万读者的心弦。曹禺的新编历史剧《王昭君》、老舍的遗作长篇片段《正红旗下》、魏巍的长篇《东方》选段、姚雪垠的长篇《李自成》选段等作品,都能给人以高度的艺术享受。 人民文学一九七六年第一期

1983年7月,王蒙出任《人民文学》主编,刘剑青、周明、崔道怡、王朝垠为副主编,严文井为顾问,组成了年轻化的新编委会。新编委会的其他成员有张志民、茹志鹃、袁鹰、徐迟、徐怀中、谌容、黄宗英、谢永旺、蒋子龙、葛洛。新编委会在告读者的《不仅仅是为了文学》中表示:“我们希望奉献给读者一期期够水平的、赏心悦目的文学刊物,我们更希望奉献给读者的是亿万人民的心声和时代的壮丽而又斑驳的画卷”。《人民文学》正为实现这一愿望而努力。 《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10月25日,毛泽东为创刊号题了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第一届主编茅盾在《发刊词》中指出:《人民文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各种文学样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同时,《人民文学》还要在“培养群众中新的文学力量”、“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等项工作中起到与其所处地位相应的积极作用。它的历届主编、副主编和编辑委员会,都是由卓有贡献与威望的作家、诗人、评论家与编辑担任和组成的。从1949至1966年,先后担任过主编、副主编的有茅盾、艾青、丁玲、邵荃麟、严文井、秦兆阳、葛洛、张天翼、陈白尘、韦君宜、李季等;先后担任过编委的有何其芳、赵树理、周立波、沙汀、袁水拍、胡风吴组缃、艾芜、魏巍、谢冰心等。

1956年来,除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停刊以外,截止至2005年7月,《人民文学》总计出版551期。这551期刊物,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的见证,几乎荟萃了中国所有文学精英所创造的各式各样的文学成果。许多产生过重大影响、具有轰动效应的作品都由《人民文学》首发;一批又一批的作家,是通过《人民文学》走向文坛,并引起国内外瞩目的。

作为与新中国同时共生的国家最高文学刊物,《人民文学》的创办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国家最高权力和领导人的支持,其本身并无多少可供探究的历史曲折。它是被赋予了应当代表新中国新文艺的最高(政治文化)使命。这种使命在《人民文学》创刊第一期上就获得了最为充分和明确的强调与体现。

在封面和目录页后的首张内页上,刊登了毛泽东的坐姿照片,照片背面又是毛泽东专为《人民文学》创刊所写的题词手迹“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刊名题字则是经毛泽东提议由郭沫若(全国文联主席)手书。全国文协主席、《人民文学》主编茅盾的《发刊词》置于内页的文字页首。《发刊词》中,对于《人民文学》的性质宗旨、基本任务和目标、具体要求、组织和编辑工作等项,都作了简要的阐述。

从首期的主体内容(作品)来看,《人民文学》创刊早期的基本格局和整体面貌就已经十分清晰了。它们主要包括这样几个部分:一是政治(文化)和思想言论,采用的是社论或专论的形式首期除三篇社论外,还有周扬的专论《新的人民的文艺》。二是政治颂诗或抒情诗,后来也包括其它类型的诗歌,如(新)民歌民谣等民间(传统)体裁诗歌。

三是特辑或专辑,这一般是以人物、题材、类型等为分类标准设辑,设辑的前提当然含有政治导向的动机。首期即为“鲁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特辑,第三期有“庆贺斯大林七十寿辰诗辑”既作为“诗辑”,又与“政治颂诗”合二为一了。有时虽无辑名或明确的设辑形式,但从编辑意图或刊物目录、作品构成和发表位置等方面看,也完全可以视若某种专辑,如第二卷第一期(1950年5月1日)开首的一组作品,文体各异,却编排合为有机整体,题材内容均“以反映工人生活为中心”,显见虽无辑名而有专辑之实。特辑或专辑的设置,代表了当期刊物的重心所在。四是小说,综合性的文艺(文学)刊物一般都以小说为“主打”作品,《人民文学》也向来如此。不过,第一期所刊发的三篇小说,其意义还并不尽在于此《人民文学》早期和新中国早期(即“十七年文学”早期)的小说创作面貌,其实就可以这三篇小说为缩影。《火光在前》(刘白羽)的题材是部队生活和革命战争,《买牛记》(康濯)写的是农村、农民的生活和生产,同样是农村背景的《村仇》(马烽)则直接反映了农村的阶级斗争。

中国当代文学早期(50年代中期前),作品(小说)数量最多的正是上述两类题材(即部队和战争、农民及农村阶级斗争)。对此,刊物本身在当时其实也已经有所认识,创刊周年时,经统计一年间所发作品的数量近两百万字,其中内容比重最大的是“部队”,次为“农村”(第二卷第六期《编后》),可见当时小说创作的普遍状况。

五是一般理论批评。《人民文学》创刊号上的这一部分文章,对50年代早期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也有同样显著的概括性。除当代作家作品论外,重点是对苏联文艺(思想、作品)的译介和评价。首期三篇文论中,后者即占其二(一译一论)。六是画页和插图。与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刊物中的画、图有根本区别的是,当时《人民文学》的画页、图页都只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内容上的政治性十分突出,二是与整个刊物的风格保持着高度一致图画页真正成为刊物整体的有机构成,决非随意或纯装饰性的点缀之作。(对于《人民文学》的封面设计,也可作如是观。)创刊号上的图画(照片)页共有九幅,毛泽东(照片、题字)两幅,鲁迅(故居照片、遗墨)三幅,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照片)一幅,全国政协中的文联代表(照片)一幅,工业生产(木刻)两幅。

《人民文学》创刊早期的图画页,大致可由此一窥全貌。需要略加说明的是,两幅工业生产的木刻,表面上似与当期内容无关,实则恰恰相反,它们正是当期内容的“自觉”构成和充实。它们不仅在内容上弥补了文字作品的不足(当期没有工业生产的作品),而且在形式上也显示了对中国现代左翼艺术传统样式(木刻)的继承和弘扬,它们所体现的正是对“新的人民的文艺”精神和方向的追求,不可等闲视之。

综合《人民文学》创刊号及其早期(第一至三卷)的基本内容来看,对反映部队、农村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作品最为重视,数量也最多。其次,虽然有相当自觉的努力和重视,但成果却并不如意的是有关工业题材的作品,创刊第一年内仅发了15篇,编辑部对此有过几次“检讨”(第二卷第二期,第二卷第六期等)。

再次,不受重视或提倡,甚至被有意轻视或忽略的是两类作品,一是以普通市民和一般所谓“小资”人物为中心的当代城市生活作品,即城市的日常生活(因其缺乏鲜明的现实政治内涵)基本上被排除在文学表现的视野之外了二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作品也遭到有意的排斥。在茅盾的《发刊词》中,虽也曾提及、包容了这两类作品,但在刊物(和中国当代文学早期)的实际操作中,它们显然还是遭到了歧视和压抑,即便偶尔公开见之,很快也会被视作“异端”,极富政治危险。这并不是单纯的《人民文学》的问题,而是属于中国当代文学早期的普遍现象。

最后,《人民文学》创刊早期在内容上的一个突出特点表现在它的文学批评方面。作为文学刊物,《人民文学》主要刊发作品而非专事文学批评。这与刊物多次提到的需要加强文学批评的言论其实并不矛盾,两者显有主次之分文学批评自然也是刊物内容的重要且必需的组成部分,同时,与《文艺报》的文艺(文学)批评有所不同的是,《人民文学》更倾向、侧重或提倡正面的、肯定性的、鼓励的文学批评,重视针对作品的具体分析和理论探讨,而对于“极端”、“高压”和“霸权”言论以及吹毛求疵的批评,《人民文学》显然是不以为然,甚至有所抵制的。

最能表现《人民文学》的批评性格的是,在一些否定性、批判性的文学批评实例中,刊物的行为(表态)往往是“被动”的,有时,甚至还采取了回避、沉默的姿态。例如,公开见诸《人民文学》的第一次重要文学批评事例是针对方纪的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罢》(第一卷第五期),由于《人民日报》率先发表了对这篇小说的批评文章,《人民文学》不能不对此有所响应。第二卷第一期,它采取的处理方式是,“转载”《人民日报》的批评文章,同时选择“较为中肯”的一篇批评来稿“删改”后同期发表。从这组批评文章的“编者按”中不难看出,《人民文学》编辑部当时收到的批评来稿其实还另有几篇。

第二卷第一期还刊发了另一篇批评陈学昭工作着是美丽的》的文章,文前也加有“编者按”。按语一方面对批评文章作了基本肯定,另一方面也指出:“这篇文章的缺点是对于陈学昭同志这样一个具体作家还并没有作历史考察。”从中可以看出刊物“保护”作者的态度。最后则表示,本刊“愿意发表”“真有比较切实的对读者和作者有益的意见”,第二卷第三期又发了陈学昭的响应文章《关于〈工作着是美丽的〉》。“没有比较有计划地组织理论批评”,这是《人民文学》创刊早期(第一卷)自我“检讨”中的一项主要内容(《改进我们的工作》,第二卷第二期)。

如今来看,与其说这是刊物的弱点,不如说恰是刊物有意采取的策略和方针。但对于文学批评,《人民文学》显然有着自己竭力坚持的主张和原则,从第二卷开始,《人民文学》增加了批评文章的数量,但同时也公开发表了刊物对于批评的批评,指出“看问题过分简单片面或者专门吹毛求疵的批评也是不应该提倡的。这对于创作,对于批评风气,都会起一种不好的影响”。对此,刊物还举实例予以了批评,并直言宣告:“像这样的批评,本刊不打算发表的。”

除了批评性的文章,刊物还强调的是,“对于较好的作品的推荐和分析也是不可缺少的另一个方面”(第二卷第三期《编后》)。观点之鲜明,颇可见出《人民文学》创刊时代在文学批评方面的性格特色。

《人民文学》创刊早期的文学批评文章,数量相对有限,而且主要着眼于本刊物所发作品。(如对第一卷第三期所刊秦兆阳小说《改造》的批评,详见第二卷第二期。)但最费人思量的是,当时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第一卷第三期)的全国性批判风波,居然在《人民文学》上了无声响,全无反映。这种“沉默”足称特例了吧。然而,到1952年初的“文艺整风”时,《人民文学》终于不得不为此作出“深刻”检查,并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参见1952年2月号所刊《文艺整风学习和我们的编辑工作》)。

作为全国文协(作协)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的创办显然含有引导、组织、管理全国文学创作(作家)的功能。这种功能显然也是为文艺和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建立而服务的。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可以被视作《人民文学》之创办的最深刻动机。在实现动机和发挥功能方面,《人民文学》是采取过具体而有效的措施的,第一卷第三期发表了一则“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编辑部启事”,内容是向全国作家征询1950年的“创作计划”,具体问题有七项:什么作品?主题?形式?字数?完成时间?何处发表和出版?有何困难?最后注明:“以上各项请你详细告诉我们。”

从第一卷第六期起,《人民文学》分期刊登了“一九五零年文学工作者创作计划调查”结果,方纪、田间、吕剑、何其芳、周立波洪深、秦兆阳、袁水拍、孙犁、马烽、康濯、张庚、贺敬之、杨朔、碧野赵寻、刘白羽、萧殷、萧也牧、关露卞之琳、老舍、徐迟、(冯)雪峰、勒以、巴金、柯灵魏金枝、唐、徐调孚等大批作家榜上有名。第四卷第一期又发布了“一九五一年文学工作者创作、研究、翻译计划调查摘录”。

不难想见,通过这种方式,全国范围的文学创作概况及趋向,基本上或主要的都可以获得掌控了。其它途径则由自发来稿(大多是业余作者)和约稿、组稿等方式来实现。总之,《人民文学》以其权威性和代表性高度充分地掌握着文学界的具体主导权。(第三卷第五期、第六期和第四卷第一期等,连续发布了“一九五零年文学工作者创作计划完成情况调查”,罗列出了丁玲、老舍、方纪、白刃等作家的创作实际完成情况。)

最后,再择要介绍一些《人民文学》创刊时代的重要细节。《人民文学》的“编辑者”名义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人民文学编辑委员会”,地点在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主编茅盾,副主编艾青。(1952年3、4月号合刊起,副主编改为丁玲。)编辑成员有严辰(厂民)、秦兆阳、古立高、吕剑、王燎荧、韦共6人,还有一位通信员。其中严辰任执行编辑(即编辑部主任)。

编委大多挂名而已,创刊最初的两年多时间里,从未开过一次正式的编委会议,较常理事的是何其芳(终审理论稿)和赵树理。1952年3、4月号合刊起正式列出编委名单,共有四位:艾青、何其芳、周立波、赵树理。50年代初,新进编辑有郝芬、赵宗珏、唐祈李古北何路等,陈涌(杨思什)继严辰之后任编辑部主任。

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人民文学》早期所发生的第一次重大“改组”(也可说是“挫折”)是在1952年初的文艺整风学习运动期间。艾青被公开点名严厉批评,刊物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也被逐一“清算”(详见1952年2月号《文艺整风学习和我们的编辑工作》等),以致影响到了刊物的正常出刊时间(3月份未能出刊)。

创刊至第三卷第二期,出版、发行均由新华书店承担自第三卷第三期起,出版者改为人民出版社,第四卷第一期起,又改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者依旧。早期版本分甲种纸本和乙种纸本,两种分别出版(时间略有先后)。版权页上注明“本刊文字均保留著作权”。刊物标明为月刊,首期出版是1949年10月25日,但第二期则为当年的12月1日此后正常,均在每月1日出刊。

刊物严格遵守、实行稿费制度,对不明地址作者的稿酬,多次在刊物上公示,催其联络以便寄款。甚至连转荐他处发表的稿件及稿酬,也会在刊物上公示告知作者。此外,编辑部公开承诺的审稿时限是“尽量做到一星期内就给回信”(第一卷第六期《编后》)。这在后来根本无法想象,可见当时编辑工作之努力。

多年来,诸多作家与文学新人,以不竭的创造力、胆识与智慧,撑起了这座文学殿堂,推动并引导了文学新的潮流,以荜路蓝缕的勇气和坚毅的探寻,为中国当代文学开拓出新的疆域与广阔的精神空间。数以万计的名篇佳什,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璀璨的风景。

据统计,仅复刊以来,在历届全国性文学评奖中,《人民文学》所发表的作品有99篇获奖。其中,73篇小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奖;25篇报告文学获全国报告文学奖。在刚刚颁发的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评奖中,《人民文学》有两部中篇小说、一部短篇小说、一部报告文学获奖,囊括了所有单篇奖项,并分别占各项全部获奖作品的二分之一、四分之一、五分之一。一以贯之地成为独占鳌头、获奖率最高的文学期刊。而鲁迅文学奖大部分获奖诗集,其中的一些代表作,亦原发于历年的《人民文学》。《人民文学》所发表的作品,在各省、市及不同行业的重要评奖中,大都被评为一等奖。

《人民文学》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学地位,正如《人民文学》史研究者、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批评家吴俊先生所言:“在中国当代文学(共和国文学)的历史上,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创刊迄今的《人民文学》无疑都堪称最为重要、最为突出、也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文学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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