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亓诗教

亓诗教,字可言,号静初,晚号龙峡散人,其故乡人尊称“亓老敬”。山东莱芜李条庄人。明万历26年进士,历任荆州淮安二府推官礼科给事中、吏科都给事中、翰林院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河南巡抚等职。明神宗年间,廷臣出现党争,分为齐楚浙三党,亓诗教为齐党之魁。

1557年(明嘉靖三十六年)出生于莱芜李条庄。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考中进士,初任荆州、淮安二府推官,专管刑狱,因能公平执法,无冤案和积压案件,于万历三十五年受朝廷命褒奖。后升礼科给事中。万历四十年,他和同僚赵兴邦两次弹劾礼部侍郎翁正春考场徇私,翁正春转官以待归养。由于其在礼科给事中任上能忠于职守,积极纳谏,秉笔直言,稽查违误,受到命褒奖,然后转为吏科给事中。万历四十三年山东大旱,一岁皆空,千里如扫,饥民流离失所,盗者蜂起。万历四十四年,亓诗教奉差归里,见此惨状,上饥民,论述饥荒为盗发的根源,要求朝廷发放国库银十万两,并从上交税银中留十万两,再免去山东六郡包税二万三千两,约计二十三万两,得到朝廷批准,救活灾民无数,平息了荒乱。后升为翰林院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万历末年,亓诗教与知县胡士奇共同编纂《莱芜县志》。

亓诗教为官期间陷入明末党争之中。公元1614年(万历四十一年),方从哲入阁为相,依附者众多。亓诗教为方从哲门生,齐党首领,自然春风得意,一直持续到万历四十七年。其间齐、楚、浙三党权倾朝野,炙手可热。万历四十八年,给事中惠世扬、程诠相继弹劾方从哲,方从哲被迫辞官后,齐楚浙三党之魁失去靠山,相继引去,作为齐党之首的亓诗教于天启元年三月乞归故里。熹宗继位后,东林党得到重用,齐楚浙三党的一些重要成员不断受到东林党的弹劾追论。其间宦官魏忠贤取得司礼监秉笔太监的重要职位,他内结王体乾、李承贞,外结亓诗教推举的方从哲的老乡冯,权势日盛,把持朝政。天启四年,方从哲的老乡冯在魏忠贤亲信鲁生的极力推荐下登上相位。天启五年九月,亓诗教被冯召回京城,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随后巡抚河南等处地方,并提督军务,兼理河道,一直外放。天启六年仲夏,亓诗教自开封抱病而归。思宗继位后,清洗阉党,亓诗教被列入逆案,赎徒为民。他回乡后隐居城南苍龙峡,著有《饥民疏》《清闲词》《胡公去恩碑》《石痴居士传》《石痴诗集序》等文留世,约在崇祯末年去世,葬在苍龙峡西侧。

万历四十五年,明廷为其父亓三顾在城南夹谷山(今笔架山)前立“天恩重赐坊”,在莱城西厢为其立“都宪坊”。

明末官僚机构中因地缘关系结成的政治派系,浙党、齐党、楚党的合称。明中叶以后,严重的政治统治危机和财政危机,加深了社会矛盾,同时也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激烈。万历三十三年(1605)被罢官的吏部郎中顾宪成回到家乡无锡后,与高攀龙等讲学於东林书院,讽议时政,要求改良政治,以缓和统治危机,得到在野及部分在朝士大夫的呼应,形成了一种颇有影响的政治势力,被代表大地主集团的反对派称为东林党。在顾宪成罢官同年,浙江宁波人沈一贯入阁成为大学士,几年后任首辅,他纠集在京的浙江籍官僚,结成东林党的反对派,被称作“浙党”。此外,朝中官僚组成的东林党的反对派还有“齐党”(以亓诗教籍贯山东而得名),“楚党”(以官应震吴亮嗣籍贯湖广而得名)。以及“宣党”、“昆党”等,也都是以地缘关系结成的党派。浙党势力最大,齐党、楚党皆依附於它,联合攻击东林党,以排除异己为能事,故合称“齐楚浙党”。东林党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党争始於争国本,既而争“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绵延数十年。对立双方还都利用每六年一次的京察作为排挤打击对方的手段,使明末考核京官的制度成为党争的工具。万历三十三年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京察,贬谪浙党官员钱梦皋、锺兆斗等,沈一贯从中阻挠。三十九年北京京察驱逐齐楚浙党官员,而南京京察主持在齐楚浙党人手中,又大肆贬谪东林党人。四十五年浙党主京察,也大肆斥逐东林党人。浙党当政时期腐败无能,直接导致了萨尔浒之战的失败。天启三年(1623)东林党人主京察,又尽逐齐楚浙党。宦官魏忠贤得势后,齐楚浙党大多投靠其门下,形成阉党,怂恿魏忠贤残酷镇压东林党人,编造黑名单《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等,兴起党狱,企图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崇祯即位后,虽除掉魏忠贤,但阉党势力仍存於朝中,继续排斥东林党人,直至明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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