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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

二程,即程颢程颐,河南洛阳人,他们的学说也称为“洛学”,与同时代的张载所创的“关学”颇有渊源,二者理学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南宋朱熹正是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学说。他们的理学思想主要见于《遗书》、《文集》和《经说》等,均收入《二程集》中,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该书校点本。

程颢字伯淳,又称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又称伊川先生,曾任国子监教授和崇政殿说书等职。二人都曾就学于周敦颐,并同为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世称二程。 死后葬于洛阳伊川二程墓

程颢[hào],(公元1032年1085年),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卒于宋神宗元丰八年。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中国北宋思想家,理学奠基者。官至监察御史里行。嘉年间举进士后,任县及上元县主簿、晋城令。有治绩,官至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曾参与王安石变法,后因反对新法,被贬至洛阳任京西路提点刑狱。与先后被贬至洛阳的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相互联系,继续反对新法。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荐程颢为宗正寺丞,未及行即病逝。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纯公。淳元年(1241)封河南伯,从祀孔子庙庭。程颢早年受父程之命,与弟程颐和周敦颐问学,由此立志于孔孟之道,又泛览诸家。由于他和程颐长期在洛阳讲学,故他们的学说亦被称为洛学。

程颐[yí],(公元1033年1107年),生于宋仁宗明道二年,卒于宋徽宗大观元年。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中国北宋思想家,理学创立者之一。曾任国子监教授和崇政殿说书等职。。十四五岁时,与兄程颢同学于周敦颐。在游太学时,作《颜子所好何学论》,主管太学的胡瑗惊异其才。王安石当政时,未被起用,与兄程颢在洛阳讲学。司马光执政时,被荐为崇政殿说书,与修国子监条规。在为哲宗侍讲期间,敢以天下为己任,议论褒贬,无所顾忌,声名日高,从游者日众。其后,程颐因反对司马光的新党执政而被贬,任西京国子监守。不久削职,被遣送至四川涪州,交地方管制。程颐在被贬期间,完成著作《周易程氏传》。徽宗即位,得以赦免,但不久又受排斥,遂隐居龙门,遣散门徒,不久病死于家。至南宋,追谥正公。

二人都曾就学于周敦颐,并同为宋明理学的奠基者,被世人称为“二程”,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

二程的心理学思想较为丰富,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也至关重要,因此后世称为“身心之学”或“心性之学”。他们的最高哲学范畴是“理”,它作为绝对本体而衍生出宇宙万物;他们的最高心理范畴是“心”,它作为“理”的等同物而产生人的形体:“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

二程的理学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南宋朱熹正是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学说。他们的心理学思想主要见于《遗书》、《文集》和《经说》等,均收入《二程集》中,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该书校点本。

在学风上,两程提出了“穷经以致用”的主张,突破了汉学不敢独立思考的墨守成规的治学方法,不失为一大进步。当然,在理学后来被定为属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后,就长期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妨碍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开放,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故其消极面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二程之所以能成为旷世大儒,除了与他们自身的渊博学识分不开外,也与他们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

二程出身于“名门望族”。他们的高祖程羽,是宋太祖赵匡胤手下一员将领,也是赵光义的幕僚之一,以后又做过宋真宗的老师,官至兵部侍郎,死后赠封少卿。曾祖父曾任尚书虞部员外郎,祖父则为吏部尚书。两程的父亲程[xiàng]又以世家的荫庇,照例做了一个“郊社斋郎”,得到了晋升机会,由此起家,连续做了几十年的中央和地方官,官至太中大夫,到了暮年,才因老病退休。

儒学自先秦孔、孟奠定基本框架后,至两汉以经学形式一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其后衰败长达近千年,直到进入宋代,复以理学形式的再度兴盛,到了朱熹以后,几经改造的儒学(主要指程朱理学)才开始逐步控制思想学术,进而楔入政治领域,最终得以在社会上广泛流布。 宋代的儒学是以理学的面目出现的,它的主要特色在于阐释义理,兼谈性命。在这方面,唐代的韩愈、李翱为之首开先声。入宋以后,虽有“宋初三先生”孙复、胡瑗、石介以继承儒家道统自居,但实际承接韩愈、李翱道学的乃是周敦颐、张载、二程兄弟(颢、颐)。其中二程兄弟尤为突出。

二程被认为是北宋理学的实际开创者。他俩的学说,以“心传之奥”奠定了道学的基础,更以“理”为最高的范畴,因此亦称作理学。二程的学说,特别是其核心观点“存天理,去人欲”,后来被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就二程的学说主旨而言,兄弟俩并无二致;但在义理的具体延伸、阐发及个人性情方面,他俩却有着较大差别。诚如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大程德行宽宏,规模阔广,以光风霁月为怀。小程气质刚方,文理密察,以削壁孤峰为体。其道虽同,而造德各有所殊。

程颢提出“天者理也”的命题。他把理作为宇宙的本原。就天道的内容来说,程颢形容它是“生”,谓世界生生不已,充满生意,提出“天只是以生为道”,故“天地之大德曰生”。他认为生是天道,是天地之心,于是称天道为仁。按程颢的说法,在生生不已的天道之下,通过阴阳二气的化生,产生天地万物,人只不过是得天地中正之气。故“人与天地一物也”。因此对于人来说,要学道,首先要认识天地万物本来就与我一体的这个道理。人能明白这个道理,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即为“仁者”。故说“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他并不重视观察外物,认为人心自有“明觉”,具有良知良能,故自己可以凭直觉体会真理。程颢哲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道德修养的学说。他追求所谓浑然一体的精神境界,在方法上是通过直觉冥会,达到所谓物我合一。程颢是主观唯心主义心学(见陆王学派)的发轫者,他的“识仁”、“定性”,对后来的理学,尤其对陆王心学,影响很大。程颢的哲学专门著作不多,主要哲学代表作有他的学生吕大临所记关于“识仁”的一段语录。后人称《识仁篇》;他与张载讨论“定性”问题的《答横渠先生书》,后人称《定性书》。他的哲学思想多散见于语录、诗文中。明末徐必达将他与程颐的著作汇编为《二程全书》。今中华书局编为《二程集》出版。

(《遗书》卷二十一下)这样就把客观精神的“理”和主观精神的“心”共同看作是世界的本原,它无疑是唯心主义的心理观。在人性论方面,他们对告子的生之谓性,孟子性善论和韩愈、李翱的性品类说进行了综合改造,并袭用了张载关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分。他们认为,天命之性就是所谓“天理”,包括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内容,是一切人固有的先天本性,也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特点:“人之所以为人者,以有天理也。”(《粹言》卷二)当抽象的天命之性通过“气”的中介作用降落到人体时,就产生了“气质之性”,由于气禀的清浊偏正不同,也就造成了人的贤智愚不肖乃至柔缓刚急等心理差异。他们对人类和动物的本能进行了比较:“万物皆有良能,如每常禽鸟中,做得窠子,极有巧妙处,是他良能,不待学也。人初生,只有吃乳一事不是学,其他皆是学。”(《遗书》卷十九)他们对思维问题也有精辟见解,认为“感悟”是思维的结果:“思虑久后,睿自然生。”

在哲学上,程颐与程颢以“理”为最高范畴,以“理”为世界本原。程颐认为,理是创造万事万物的根源,它在事物之中,又在事物之上。他认为,道即理,是形而上的,阴阳之气则是形而下的。离开阴阳就无道,但道不等于是阴阳,而是阴阳之所以然,“所以阴阳者,是道也”。他明确区分了形而上与形而下,以形而上之理为形而下之器存在的根据。他又从体用关系论证了理和事物的关系,认为理是“体”,而事物是“用”。程颐承认事事物物都有其规律,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深,万事万物之所以然,都有其理。他进一步认为,“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天地间只有一个理,这理是永恒长存的。这样,他就把事物的规律抽象化、绝对化,使之成为了独立的实体。程颐承认每一事物发展到一定限度,即向反面转化。他说:“物极必反,其理须如此。”他还提出物皆有对的思想,说:“天地之间皆有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这反映了他的辩证法观点。关于人性问题,程颐以为人的本性,即是人所禀受的理,于是提出“性即理也”的命题。他认为,性无不善,人所以有善与不善,是由于才的不同。才是由气而来的,气有清浊不同,故才也有善与不善之分。只讲本然的善性,不能说明人何以有恶;只讲气禀之性,则不能说明人性本善。程颐论述为学的方法时提出自己的格物致知说。认为格物即是穷理,即穷究事物之理;最终达到所谓豁然贯通,就可以直接体悟天理。他所讲的穷理方法主要是读书、论古今人物、应事接物等。关于知、行关系问题,程颐主张以知为本,先知后行,能知即能行,行是知的结果。程颐的哲学,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命题,对宋明哲学发生了很大影响。虽然二程都以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但程颢是以心解理,开了以后陆王心学一派。程颐一般是把理与气相对来论述的,开了以后朱学一派。程颐主要哲学著作有《周易程氏传》,还有《遗书》、《文集》、《经说》等。他与程颢的著作,明代后期合编为《二程全书》。有中华书局校点本《二程集》。

二程儒学后来由朱熹发扬光大,在明朝成为官学,称为程朱理学。明代徐必达刊行有《二程全书》。清代涂宗瀛校有《二程全书》。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王孝鱼《二程集》校本,包括《遗书》、《外书》、《文集》、《易传》、《经说》、《粹言》,共计87.5万字。《遗书》即《河南程氏遗书》由朱熹编定。朱熹又编定《外书》12卷,是《遗书》的补编。张编《文集》。《易传》即《程氏易传》,是程颐注解《周易》的心得。《经说》是程颐注解儒家经典四书四经(不含《礼经》)的著作。杨时编有《粹言》2卷。

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世称“二程”)生于黄陂县,今属(黄冈市红安县二程镇),并在此地生活学习了十五六年。二程创立的理学后来成为官方哲学,影响了中国七个世纪。自宋代始,黄陂修建双凤亭、二程书院纪念一代思想家。二程在陂留下的“鲁台望道”至今传为美谈。

作为首部二程传记文学《理学双凤程颢程颐》的作者,裴高才在论坛上作了题为《开封走马黄陂县,祖孙三代六十载》的发言。他以正史、方志、宗谱与诗文名篇等经典为依据,系统地介绍了二程的祖父程从开封来到黄陂任县令、其父亲程在黄陂任县尉,以及二程生长于斯、学于斯的经历。并引用著名旅美学者、程颐第二十九世孙程德祥的说法:“黄陂是二程第一故里。”引起了两岸三地及海外学者的关注。

黄陂县城西偏有草庙巷,是二程故里所在地,1370年(明洪武三年)立程乡坊以为纪念。该巷暑天无蚊,乡人传以为异。传说程夫人侯氏曾梦双凤投怀,于1032年(宋明道元年)在思贤堂生颢,次年生颐。后来二程长大返洛阳,并且成了著名思想家,人们为景仰缅怀先贤,便在县城里修了一座清远亭。南宋时改称双凤亭,取侯太夫人梦双凤生二程之意。一说二程聪颖过人,道德文章名满天下,人称双凤,亭因此而得名。1463年(明天顺七年)佥事沈靖复建于鲁台山麓二程祠内,1666年(清康熙五年)县令杨廷蕴移建于山上。嘉庆年间重修,1830年(道光十年)邑人刘云衢捐资再修,后又遭狂内吹倒。1848年县令萧恩荫召集邑人金光杰、周超献、周恒渠会议重建、增修石楹,环植林木,顿复旧观。现存建筑即为当时所置。亭中有石砌方形碑,四面镌刻有《重修双凤亭记》等碑文四篇,碑额上刻有双凤朝阳图等。“双凤亭”金字匾额,为1962年重修时郭沫若所题。

除了程乡坊、双凤亭,在黄陂,还遗存有为数众多的“二程”遗迹遗址,如鲁台望道、花柳前川、程夫子桥、聪明池、涵虚亭、二程祠(二程书院)、思贤堂、理趣林、流矢湖,在木兰山胜地有夫子台、白云洞、古贤堂等,这些遗迹遗址今天虽大多已不复存在,有些甚至在历史上因战火、天灾屡毁屡建,且每重建一次,规模就会扩大一次。而今天的黄陂与“二程”相关的地名、街道名或村名就更多了。可见,二程在黄陂的影响深远。
  鲁台山东边有湖名流矢湖,相传二程练习射箭,曾流矢于此。 鲁台山下有聪明池,在二程祠内,相传蛙不鸣,蚊不叫,旱不涸,水不溢,后掘土得一石龟,中有八卦,被人窃去,这四种奇怪现象不复存在。二程当年在此攻读,凿潭喻道,故池中筑亭,称涵虚亭。有碑文云:“半亩方塘一个亭,森森万象入虚明。百年心印今犹古,怪得蚊蛙不敢鸣。”池前数步为前川,即“傍花随柳”处,昔日花红柳翠,程颢曾有《春日偶成》诗记其在此春游之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二程祠前半里地有理趣林,二程当年读书时植柏为林,情与景会,理与心契,虽在陋巷,而乐得其趣。此外,白去洞、西郊桥(又称程夫子桥)、水台都是二程游经之处。

两程故里虽然两程一生不得志,但其对儒学发展的巨大贡献,却是历史尘埃所难以掩盖的。其实,程颐死后不久,中书郎刘魁上书皇帝毁去“党人碑”,才使两程“平反昭雪”,于是在其故居立祀。宋理宗封程颢为河南伯,封程颐为伊阳伯。元文宗则又分别加封为豫国公和洛国公。

明代宗景泰元年(公元1455年),皇帝下诏命其故居为“两程故里”,并诏以颜孟例敕修规制,总面积4592平方米,坐北面南,整体布局为五节大院。两程出生于父亲任官的湖北黄陂,后来随父亲迁居洛阳履道坊。公元1082年,程颐想在洛阳龙门山一寺院旧址讲学,就给时任西京留守的文彦博去了一封信。文彦博回信称“龙门久荒”,就把自己“伊阙南鸣皋镇小庄一址”,大概是他的一座“别墅”,连同“粮地十顷”送给了程颐,从此就有了著名的程颐广授门徒的“伊皋书院”。

少年“二程”离开黄陂后去了洛阳,但后裔仍然集中于武汉市黄陂区附近。据黄陂“二程”文化研究会介绍,原来,“二程”的嫡系子孙中有几支大概在明洪武年间又从外地迁回了黄陂,分居在黄陂前川街道的的18个村民居委会,一共近2万人。除此之外,黄陂附近的县市,如孝感市的丰山镇、武汉市新洲区的李集镇、红安县的二程镇等地,也散住着一些“二程”后人。
  经该会几年的走访调查,黄陂一带发现了由外迁来的几支比较大的支系。影响力最大的第一支,是本报曾经报道过的程家墩一支,被族人尊为一世祖的程尚仁是“二程”的第20代孙,他有三子,其中长子一言的后人世代居住黄陂程家墩。第二支是程颐的7世孙程梧之的儿子程万二,于明洪武二年奉诏从洛阳迁来,落脚于黄陂的姚集镇。第三支是程颐的8世孙程德用之长子程祖一,常思返先祖故里,于明洪武2年从河南洛阳迁来黄陂西黄孝河边的老屋湾,改湾名为“港边程”(后归孝感管辖)。程祖一的14世孙程金榜带着全家人,坐乘牛车迁居回了黄陂李集镇创建家园,人称“牛车程”,如今传了十几代人。第四支是程文炳、文焕两兄弟从江西迁来黄陂长堰地区的鹿儿山,创建“路边程”。第五支是同样也是明洪武初年从江西迁来的程旺祖,子孙定居于黄陂区的六指街道
  这些至今还居住在黄陂的程氏家族,基本上都是以农业为生,有家谱证明为“二程”后裔的。他们迁居来此的政治根基和条件,正是因为这里是先祖“二程”的出生地。有的家谱甚至记载着为守护二程遗迹、供奉二程祠堂而迁居的目的,这自然也是仰慕先祖最直接的一种方式。

程颢、程颐所创建的“天理”学说受到了后世历代封建王朝的尊崇,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赐谥程颢为“纯公”,程颐为“正公”。宋理宗淳元年(1241年),又追封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川伯”,并“从祀孔子庙庭”。元明宗至顺元年(1330年),诏加封程颢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

姜宸英曾概括说:“河南二程子以持敬之学教学者。其旨以严恭俨恪为要,其功始于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之间,而推之至于尽性达天知命,盖作圣之基,学者无时而可离者也。”

熊赐履称:“自尧舜以来,圣圣相传,不越一敬。敬者,彻上彻下,成始成终之道也。二程既以一敬接千圣之传,而伊川则特为主一无适之解,又从而反复发明之,庶几学者有所持守,以为超凡入圣之地。朱子谓程氏之有功于后学,最是主敬得力。”

《如果这是宋史》一书的作者曾挖苦说“别人努力一生,是想成为圣人,而程氏兄弟的职业,是教别人怎样成为圣人。”“以程颐为例,他当年曾自豪地说,自从当了周先生的弟子,每日钻研大道,科场名利之心再也没有了。不过科场还是要下的,不然怎样去教化大臣和皇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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