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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同源

中国书画术语。意为中国绘画和中国书法关系密切,两者的产生和发展,相辅相成,在画史上,以先秦诸子的所谓:“河图洛书”为书画同源的依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说,“颉有四目,仰观垂象。因俪鸟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始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此为最早的“书画同源”说。《殷契》古文,其体制间架,既是书法,又是图画,近人郑午昌说“是可谓书画混合时代”。

书画同源 [1] 是指绘画和书法源于一处,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书与画,同质而异体也。画家观嘉陵江,则见其波涌涛起,写其状貌、追其神髓;书家怀素夜闻嘉陵江涛声,则于状貌之外,得其体势;公孙大娘一舞剑器,天地低昂张旭观其风韵,神入霜毫。

莽莽天宇、恢恢地轮,一切有形有影、有声有色的万象,都是书法家匠心的依据、创造的源泉,当然也是画家创造的源泉。大自然的存在都是合理的:天上的云走霞飞、地上的山耸泉注;植物的抽丝吐绿、动物的奔突潜藏;朝辉夕阴、风雨雪霰,都是顺乎宇宙大智慧,都含有着和谐的本性。而和谐正是天地大美的内核。书、画家观察之、体味之、神会之,形诸笔墨,画家乃有笔底幻化万象,书家乃有毫颖竞走龙蛇。书画同源,依我看,不是甲骨记事,不是文字象形,这“源”是指本源,指艺术创造中最本质的源自然,它是天地不言的大美所在。

书法注重气势之美、意态之美、韵律之美,可说是真正的抽象派艺术。中国绘画是充分运用书法艺术这种抽象手段的。书法的用笔是中国画造型的语言,离开了书法的用笔,就很难言中国画。书法家的感悟,直接影响着画家,书论正是画家用笔的基础教材。从而,中国画本身带上了强烈的书法趣味,国画的线条、墨韵,处处都透露着抽象之美,它有着独立的审美价值。也就是说即使离开了物象,单独地欣赏一笔一划、一点一块,都使人怡然有得、心醉神迷。

对于书画同源这一中国艺术史的基本理论,其关注焦点在于书画同源的“源”字作何理解,早期人们对书画同源的认识定位在“起源”之上,即是说书法与绘画在起源上有相同之处。这一认识在现在看来虽有局限性,但无疑是正确的。

从文明产生之日起,人们便不可避免的产生对事物记载的需要,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的不断复杂化,人们从最初的结绳记事,逐步发展为以图记事,并最终导致了文字的产生。作为最古老的文字种类,甲骨文无疑是从最原始的图画发展成的一种具有高度概括力的记事符号,所以在商周时代流传下来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保存有大量图画文字的存在了。而这些字除了包括象形与指事两种功能,更具有了一定的绘画因素存在,这些图画文字随着人们对自身和客观事物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和表现能力的发展,逐渐由图案化的形象符号演变为由线条构成的文字,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神奇瑰丽的书法艺术。而作为文字先祖的图画自是毫无疑问的成为兴起于书法艺术之后的独具东方气韵的中国绘画艺术的基石了。

由此观之,图画与文字作为先祖们记事的工具,自是拥有相同的起源;而分别以图画和文字为基础而产生的中国绘画与书法艺术必也应有相同的起源了。对此,早在唐代,张彦远在其《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也为我们做出了精辟的概括:“颉有四目,仰观垂象。因俪鸟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始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

对书画同源的“源”字,除最初的起源一解外,还指书法与绘画在表现形式方面,尤其是在笔墨运用上具有共同的规律性。书法的用笔是中国画造型的语言,离开了书法的用笔,就很难言中国画,从而,中国画本身带上了强烈的书法趣味,国画的线条、墨韵,处处都透露着抽象之美,流露出其独立的审美价值

唐代张彦远在其《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说:“书之体势,一笔而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维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既其前行,世上谓之一笔书。其后陆探微亦作一笔画,连绵不断,故知书画用笔同法。”此可谓关于书画表现形式同源的最早论述了。而书画在笔墨运用上具有共同的规律性更在宋元以后兴盛而起的文人画中被得以充分发掘。

文人画由来久矣,汉时张衡等人虽未有画传世,但其“以画名”固已载诸史籍;至六朝庄老学说盛行,当时的文人皆以画寄托其超脱性情、发挥其自由之情致,如宗炳王微等以山水寄情,文人画即已初现其形;臻至唐代王维等辈时,诗画互融,文人画更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及至两宋,由于其重文轻武政策的施行,上位者对书法绘画艺术的推崇、喜爱,使中国书法与绘画艺术在这一时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而轻视技法锻炼,重视意趣、笔墨的文人画更于这一时期兴盛而起,臻近成熟;后经历元明清各代,亦有所发展。

文人画重视对笔墨的追求,旨在于突出绘画中用笔本身的独立审美价值,这又与书法艺术重视用笔不谋而合,或者应该说其绘画用笔正来自书法用笔的灵感。明代王世贞在其《艺苑卮言》一书中以画竹为例对此进行了论述,“干如篆,枝如草,叶如真,节如隶”无疑是对以书法之笔墨入画的一个精辟的概括。此外,尚有以八分法或鲁公撒笔法画竹叶,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画木石的说法,南唐后主李煜更曾用金错书法画竹,至于郭熙唐棣画的树、文同画的竹、温日观画的葡萄,均由草书中得来更是说明绘画与书法艺术于表现形式,尤其是笔墨运用上的同源性。

中国的书法与绘画艺术的追求,不仅在于其形式的美,更在于其蕴含的抒情的艺术意境,也就是说,书画同源之“源”不是仅停留于表面的表现形式、笔墨运用上的同源性,而是深入到书法与绘画艺术的神髓之中,具有相同的神髓、意境之源。

传统中国画从“以形写神”、“遗貌取神”而成为表现“意象”的造型艺术,其追求重点并不在形、在貌,而在神韵之上,苏东坡就曾诗云:“论画贵形似,见与儿童邻。”故而绘画艺术中最具东方含蕴表现特色的写意画,无论写意山水也好,还是写意花鸟也罢,就是以贵在得其神髓而为世人所推崇;若画不能现其神韵,那就只不过是一纸水墨,淡彩而以,不能称之为画了。而书法艺术在创作时也往往要借物象以创意,并最终以文字本身抽象的形笔划、间架、章法来表达意境,必须“得意而忘象”方可谓佳作。

举例而言,画家观嘉陵江,则见其波涌涛起,写其状貌、追其神髓,书家怀素夜闻嘉陵江涛声,则于状貌之外,得其体势,一画一书虽表现手法不同,其意皆却在表现嘉陵江之壮美,也即二者追求的物之神髓相同。又如画家观公孙大娘一舞剑器,画其神貌,表其气势;张旭观其风韵,神入霜毫,虽不为意象,但同样可现剑舞之时的天地低昂。

莽莽天宇、恢恢地轮,一切有形有影、有声有色的万象,都是书法家匠心的依据,当然也是画家创造的源泉。天上的云走霞飞、地上的山耸泉注;植物的抽丝吐绿、动物的奔突潜藏;朝辉夕阴、风雨雪霰,都是顺乎宇宙大智慧,都含有着和谐的本性,书、画家观察之、体味之、神会之,形诸笔墨,画家乃有笔底幻化万象,书家乃有毫颖竞走龙蛇,所共同追求者万物之神韵尔。由此可言,书法与绘画艺术不过以其不同的形式,追求事物共同的意趣、神髓之源天地不言的大美所在,也即二者具有相同的神髓、意趣之源。

随着文明的发展进步,文字、图画都不再仅仅是记录的工具了,而是成为了人们表达思想、直抒胸臆的桥梁,成为人们宣泄感情的工具。而书法与绘画艺术更是因为其作者的感情投入具有了更高一层次的艺术价值,他们不再是死的作品,而成为其作者活的人生写照,成为了有“心”之物。

以清代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为例,其画竹,除了尽现竹清冷含蕴的神髓之美,也赋予其笔下的竹以一颗心,将自己的品性与竹子重叠在了一起;其写字,也是同样将人生之感悟融入其中,所以“难得糊涂”才成为其书法的名篇。

字如其人,画如其人,人的品性皆会融入其书画作品之中,书法与绘画艺术也因其作者而有了其各自品格。故此可得,书画同源,源自人心。 [2]

“书画同源”是中国书画家的独得之秘,它的内涵幽远深邃,它使中国的书法和绘画自立于世界艺术之林,“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左宗棠语)。证之书画,斯称至言。

我国古代有许多书画家,都承认“书画同源”之说。最早发现这个道理的是谁?是元代大画家兼书法家赵孟。他在一幅流传至直的名画上题诗道:

石如飞白木如籀,

写竹还应八法通。

若也有人能会此,

须知书画本来同。

在这里,赵孟强调的是:中国绘画应以“写”代“描”,以书法的笔法画画。

中国的书画不同于西洋各国。而中国传统的绘画和书法,却有很多相同之处,甚至于写中国字和画中国画,在用笔的方法上,简直如出一辙。中国人写字与绘画的“文房四宝”完全一样,文人又常在舞文弄墨之余作画,自然把书法的用笔带入画中。

距今六七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画在陶器上的图画如鱼、蛙、鹿、鸟、花叶、舞蹈等,是中国最早的绘画作品。最早的象形文字,就是用线条画成的一幅幅小画,后来才演变为现在使用的汉字。正因为绘画和写字都用同样的工具,并且都是以线条为主,故有“书画同源”之说。

这就使中国画具有了一个突出的特点:画上题诗或题字,使诗、书、画汇合成一个艺术整体,给人以更加丰富的美的享受。

自从书画相会,中国画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变得更加抽象、深沉,其主要代表就是文人画。笔墨的力度美、韵律美、拙重美,以及它的无限的造型能力和宽阔的韵域,自古就为文人所喜爱。很难想象不用笔墨或不讲笔墨的中国画。笔墨不只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的载体,就是“书画同源”的中国文人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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