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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

义和团,又称义和拳义和团运动又称“庚子事变”,是19世纪末在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主要针对西方侵略者及其在华附庸,是具有强烈的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完全由民间自发的暴力运动。

这次事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史学家又把这次事件称为“庚子国变”或“八国联军之役”。部分西方国家也使用“拳乱”的名称(Boxer Rebellion)。日本则有人称为“北清事变”。

义和团的起源有多种说法:

1、白莲教说,这一看法的代表是劳乃宣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认为义和团起源于白莲教。

2、大刀会说,大刀会是清代华北由贫苦农民为主的一个团体,成员演练“金钟罩”,认为可以刀枪,也被认为是义和团的起源之一。

3、乡团说,也有部分人认为义和团起源于民间的乡团组织。

4、拳会说,在清代有许多传播武术的民间团体,如义和拳梅花拳等,特别是义和拳在长期发展中蒙上了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被认为是义和团的前身。

5、斧头帮说,最扑朔迷离但也最有权利的,和其他起源不同,是义和团成就了斧头帮,而不是起源于斧头帮。总的来说:白莲教→义和团→斧头帮,期中中间夹杂的很多分支结构混乱,包括以上的大刀会和青帮洪门袍哥等,总的来说是中华民族民间义士的结晶。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是有多种多样的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激烈化。自甲午战争后,中国陷入了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境地,各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侵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使广大的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成为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

导火索:1899年10月上旬,山东省冠县飞地蒋家庄(今邢台市威县),教民和当地民众发生冲突,义和团冲击当地的教堂。知县蒋楷派兵前往镇压。朱红灯率团民数百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至今在平原乡间还流传一句谚语”义和团起平原,不到三月遍地传。“

根本原因:19世纪末,各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边疆和邻近国家,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的危机。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在政治上则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在文化上他们通过教会深入中国城市和乡村进行侵略活动,使民族危机愈加严重,终于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义和团的成分极为复杂,既有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和运输工人等下层人民,也有部分官军、富绅甚至王公贵族,后期也混杂进了不少流氓无赖,“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几乎无人不团”使得义和团的组织极为松散,不利于集中力量打击敌人。

据陈贵宗《义和团的组织和宗旨》所说,义和团的组织大致分为:

1.,是义和团的基层单位,又称坛口,也有“厂”、“炉”、“团”、“公所”等称呼。首领一般称大师兄。

2.总坛,设天津“坎”字总坛。为坛的上一级单位。

3.门或团,为总坛的上一级单位。义和团按照八卦方位分为八门(团),如“乾字门(团)”、“巽字门(团)”等。

4.义和团,是由所有义和团员共同组成的一个松散组织。

此外,义和团还有“红灯照”“蓝灯照”“黑灯照”(寡妇组成)花灯照(妓女组成)等妇女组织

义和团内部又可分为官团,私团与假团。

所谓官团是指接受清廷的招抚,向清政府挂号,接受清廷官员的统率,领取其粮饷。官团得到清政府的承认,听从其调遣。承认官团是清廷控制义和团的手段。

私团则大多系团民自发组织,带有很大的独立性。自行设坛或从事“灭洋”斗争。

假团则有其复杂性,一般说来,义和团是一个几乎人人可以加入的松散的组织,但实际上,有很多义和团组织被清政府以“伪团”,“假团”的名义镇压。“假团”分两种情况,一是不服从清政府的统治并对其构成威胁,因而被消灭,是其镇压和消灭义和团的借口。二是部分不良分子甚至教民假扮义和团横行不法,前者如“素不安分之徒,或投坛附和,或仿效装束,鱼肉良善。” (《天津一月记》)后者如“奉教者皆扮成假义和拳会,各处寻仇杀人,北京西城尤多”(《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直北一带,天主教民往往效拳匪服色,四出行劫。有被获者,自称义和团,则地方官即释之。”(《庚子记事》)。

阎书勤(18601900),冠县飞地梨园屯(今邢台市威县)人,领导了冠县起义。

赵三多(18411902),领导过冠县起义,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义和团失败后参加景延宾起义而在此过程中殒命。

朱红灯(?1899),领导过平原起义,击败县令蒋楷,在森罗殿战斗中战败,后被捕处死。

林黑儿(?1900?),自称“黄莲圣母”,是红灯照的领导者,天津失陷后被俘,不知所终。

王立言(?1899),山东义和团主要首领之一,朱红灯死后在山东坚持战斗,后失败被杀。

倪赞清(18621902),字翼臣,组织和指挥了著名的廊坊大捷

曹福田(?1901),天津义和团首领。在老龙头火车站与八国联军激战。

张德成(18461900),在独流镇创建“天下第一团”,后率部赴天津与联军战斗。

刘呈祥(18811900),别号刘十九,1900年19岁时在天津西郊高家庄设乾字坛,后在天津打击八国联军,天津失陷后仍坚持战斗。

景廷宾(1861-1902),直隶广宗人,1902年4月同赵三多等在巨鹿厦头寺领导起义,改旗号为“扫清灭洋”,7月失败被杀。 [1]

失败的根本原因:义和团运动的领导阶级是农民阶级,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提不出切合实际的革命纲领。最初,他们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屡遭清政府的镇压。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义和团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为了躲开义和团运动打击锋芒,被迫采取假宣战,真投降的欺骗手法,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义和团运动,使义和团处于内外夹攻的境地。 在国内外敌人的夹击下遭到了失败。

客观原因:清朝与国外联军剿杀。

主观原因:“扶清灭洋”中的“扶清”使义和团丧失了应有的警惕,盲目的排外。

义和团有自己的一套纪律,既有官方颁发的十条团规,也有自己独特的规定,如“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命、毋犯朝廷法,杀洋人、灭赃官,行于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顾,遇同道则合十”等。

这些戒规在初期得到了较好的遵守,当时有人的记载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看其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庚子记事》),有时义和团甚至担负起维持治安的责任,如“ 刻有聂军门(聂士成)所统之武卫军兵多人,皆持器械,向各处抢夺。经匪首曹福田拿获二十余人,皆杀死。”(《天津拳匪变乱纪事》)。

义和团运动后期,由于成员日益复杂,出现了许多违法乱纪的现象,但连后来的清政府上谕也不得不承认“……涞涿拳匪既焚堂毁路,亟派直隶练军弹压。乃该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拳匪专持仇教之说,不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此大炽,匪党亦愈聚愈多” 对义和团后期纪律败坏的记载:“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胜代及本朝御碑,皆为椎碎。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

同治元年(1862年),江西巡抚沈葆祯为教案事曾派员到民间密访,问起民众为什么要与教士拼命,民众回答说:他们要夺我们本地公建的育婴堂,又要我们赔他许多银子,且叫从教的人来占我们的铺面田地,又说有兵船来扶制我们。我们让他一步,他总是进一步,以后总不能安生,如何不与他拼命?可见,教方妨害其生计的侵略活动,是迫使他们起来反抗的最直接原因。由于民受害最深,抗争也就最坚决。当查访者问及“教方真的有兵船来,难道你们真的与他打仗吗?”民众回答说:目下受从教的侵凌也是死,将来他从教的党羽多了,夺了城池也是死……横竖总是死。他不过是炮火厉害,我们都拚着死,看他一炮能打死几个人。只要打不完的,十个人杀他一个人,也都够了。

德国圣言会传教士安治泰说:“哪里有教民,哪里就发生词讼。”

备受教案困扰的曾国藩在奏折中写道:“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

张汝梅在处理完大刀会案件后指出,教民“一经入教,遂以教士为护符,凌轹乡党,欺侮平民,睚眦之仇辄寻报复。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毁谤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遂欲怵以兵威。不知教士之势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

袁世凯尽管极端仇视义和团运动,然对于民教相争一节,仍不得不坦陈“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往往抑制良民……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

1861年恭亲王奕奏:“传教士每以民间琐事前来干预,致奉教与不奉教之人诉讼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众,欺侮良民……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给,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迁就了事,则奉教之计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

由于德国在山东的侵略行径,使得山东人民对外国侵略者极为反感。早在1897年就发生了巨野教案山东巡抚李秉衡因此被贬职。在此之后,山东的民教矛盾有增无减。

1897年,山东冠县飞地梨园屯(今邢台市威县)村民与教堂因历史上的土地纠纷引起冲突。威县梅花拳师赵三多应村民阎书勤等的邀请,前往援助。后赵三多将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

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上奏朝廷,认为义和拳本属乡团,建议“改拳勇为民团”。并明确说义和拳就是“义和团”,在清朝官员中首次提出了“义和团”的概念。同年10月赵三多等人在冠县飞地蒋家庄(今邢台市威县)竖起“扶清灭洋”的旗帜“起义”,遭清军镇压而失败。

次年(1899年),山东平原县知县蒋楷镇压义和团,当地义和拳首领李长水请求荏平、高唐等地的义和拳首领朱红灯支援,朱红灯在杠子李庄整齐队伍正式竖起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旗帜。10月11日,蒋楷率领勇役数十人前来镇压,被义和拳打败。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为“平原起义”。

后来清廷加派袁世敦等人前来镇压,在森罗殿战斗中击败义和拳。其后清军游击马金叙活捉义和拳首领朱红灯、心诚和尚等人。当时的山东巡抚是毓贤,他仇视外国侵略者,对民众反基督教情绪比较同情。他罢免了蒋楷、袁世敦等,对义和拳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措施,有说法指出正是毓贤改拳为团,还向朝廷上奏将民教矛盾的责任归结于教会一方。其态度遭到外国敌视,在列强交涉下毓贤被革去职务。但毓贤对义和拳也进行了镇压,在其离职前下令将朱红灯、心诚和尚、于清水等义和团首领杀害。1899年12月,袁世凯代替毓贤署理山东巡抚

1899年,袁世凯在济南就任山东巡抚后,对义和团始终持敌对态度,在其任山东巡抚后严格限制义和团的活动,并从1900年6月开始血腥镇压复起的义和团。在山东遭遇不利情况后,义和团开始向直隶等地转移。清政府严禁义和团,先后派出多批军队参与镇压。

1900年5月12日,涞水县高洛村发生教案,练军分统杨福同前往弹压。5月22日,数千义和团在石亭设伏击毙杨福同,被称为“涞水大捷”。这次戕官事件使清廷大为震惊。

随后的1900年5月27日,直隶中部芦保铁路沿线约3万义和团占据了涿州城,知州龚荫培无计可施,便绝食坐以待毙,这是义和团占据和控制的第一个州城。在此之后,清政府又派出聂士成等参与镇压,与义和团多次交战。但此时直隶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已呈现出“诛不胜诛”的局面。 [2]

义和团的迅猛发展,杀害外国传教士使外国联军大为恐慌,他们纷纷要求清政府采取措施消灭义和团。实际掌握政局的慈禧太后多次发布严禁义和团的上谕并组织军队进行围剿。但由于多种原因,一时难以扑灭义和团。在北京北堂(西什库教堂,当时是中国天主教的总堂)主教樊国梁的建议下,列强遂于1900年5月28日提出派出“使馆卫队”进入北京,清政府先是拒绝,后被迫于31日同意,但提出“每馆以二三十人为率”,结果列强先后派出400多人进京,大大超出了清政府的限制。后来外国联军又派遣西摩尔带领2000人前往北京,这些行为对清政府形成了严重威胁。

对此,清政府一面继续发布镇压义和团的命令以消除列强派兵的理由,一面又调集军队进入北京以防不测。对外国人抱有敌意的董福祥所率领的武卫后军(甘军)即在6月9日被调入北京驻守,6月11日,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前去迎接入京的西摩尔联军,在永定门外被甘军所杀。事后,大臣荣禄亲赴日本使馆道歉。

列强向北京强行进军和义和团抵御外国军队,使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开始出现转变。面对列强咄咄逼人的态势,清廷内部主和与主战,主剿与主抚的分歧更加严重。清政府于6月5日派赵舒翘和何乃莹,6月6日派刚毅去涿州“劝散”义和团,实为考察情况。结果刚毅的态度是“力言拳民可恃”,赵舒翘等也赞成采取招抚的措施。再加之载漪等官僚的鼓动,清政府逐渐开始承认义和团为合法组织,这种态度直接导致6月初义和团大量进入北京。从6月10日起,在清朝官员的默许下,义和团开始大量进入北京。在初期,义和团与北京的外国人关系紧张,但并未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6月12日“今晨探报,东华门外教堂起火,不少教民牵而北去。是为义和团入京第一次肇祸也”。(《庚子大事记》)。有论者认为这起事件很可能与克林德擅自拘捕路过使馆区的义和团员有关,北京的局势迅速恶化。

在使馆卫队入京后,以德国公使克林德为首的部分外国外交人员一味使用武力解决问题。克林德带领水手一排行于内城之上,发现有沙地有义和团练习,即毫不迟疑发令开枪,当场打死二十余人(《庚子使馆被围记》)。此后使馆卫队开展了“猎取拳民行动”,多次主动攻击义和团员,这种行为反而使得局面更加失控,愤怒的义和团在北京到处焚烧教堂和屠杀无辜基督教徒,并殃及今前门大街外的大栅栏地区,“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

主和派官员袁昶指责克林德说:“门吏等方与步军统领议弹压京城内外,遵旨严拿首要,以靖地方而弭邻衅。不意德克使于事机,擅自拿办拳匪,以致激变”。而克林德本人则在6月20日去总理衙门交涉时与神机营章京恩海相遇,并被后者射杀,酿成著名的“克林德事件”。

在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慈禧太后连续召开御前会议,并最终作出了以武力阻止联军进京的决策,其中重要的一条决策便是对外宣战。清政府对外宣战的原因众说不一,但大多认为慈禧太后的意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清廷对外开战的决定遭到主和派大臣的激烈反对,但主和派在斗争中失势,五位主和派大臣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在其后联军逼近北京时先后被杀。清政府以发布上谕的形式对外“宣战”。此时距大沽口失陷已有四天。

清廷的宣战诏书并未提名向何国宣战,也未将宣战文告递交外国使节,在战争中,清朝与列强始终保持外交关系。故有人认为清廷宣战徒有虚名,只不过是一个动员令而已。

从克林德被杀之后,在北京的外国使馆便成为攻击的目标。清廷围攻使馆的动机也是一桩争论不休的悬案。当时在北京的清军和义和团对于据守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的外国军队有压倒性优势,却始终不能攻下。这与清政府的实际决策者慈禧太后有关,她为自己留有余地,不肯全力进攻使馆。

慈禧后来谈起此事说:“依我想起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虽是没拦阻他们,但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庚子西狩丛谈》)

清军多次停止进攻使馆,还向使馆送去米、面、蔬菜和西瓜等物资。对使馆的围攻一直持续到北京被联军攻陷,解围后法国公使前去西什库教堂看望樊国梁主教,他们“互庆余生,拥抱为礼”。

外国联军不顾清政府的阻拦,正式组建八国联军,由在级别最高的英国军官西摩尔为统帅,美国军官麦卡加拉为副统帅,率军自天津向北京进发,有论者以此为八国联军侵华的标志。但由于沿途铁路许多已被义和团拆毁,再加之义和团与甘军的不断进攻,西摩尔在杨村陷入困境,被迫后撤,又在归途中遭到义和团与聂士成部的攻击,最终败回天津租界

西摩尔提到此次战斗时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军覆没”。中国史学家将这次战斗称为“廊坊大捷”。

在廊坊义和团与西摩尔交战同时,列强继续集结兵力,并于6月16日向大沽口炮台中国守军下达最后通牒,要求交出炮台,遭拒绝。次日,距通牒限定的时间还差70分钟,列强的军舰即与守军交火,守军力战不敌,大沽口失陷,守将喀什噶尔提督罗荣光牺牲(也有后来在天津自杀一说)。

在大沽口失陷后,清军和义和团对外国侵略军进行了积极抵抗。义和团首领曹福田张德成等分别带领义和团进入天津攻击侵略军,直隶总督裕禄以礼相待。义和团在清军帮助下进行了紫竹林之战老龙头之战。直隶总督裕禄也在奏章中提到义和团的功绩。但同时联军也迅速增强了兵力,日军进攻纪家庄,击败义和团,然后与其它联军夹攻聂士成,聂士成部因寡不敌众而失败。聂士成于八里台殉国。

聂士成牺牲后,马玉昆等清军将领对义和团的态度变化。马玉昆部让拳民充先锋,却在后面枪杀拳民。例如在夜间攻打租界的战斗中“华兵在后,义和团在前,合攻租界;洋兵开排枪御之,天明而止,计轰毙义和团二千余名……拳众持刀前行,洋兵开枪轰击,前列者已死;在后者,官兵即用枪击死。故是夕拳众死者如此之多,并非皆洋兵打死”。后来抵达天津的宋庆也“遇团即杀”。结果是“半日间城内外树旗设坛者皆散去”,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力量。而联军却在做好充分准备后对天津发动总攻。经过血战,联军在汉奸的指导下炸开城墙攻入城中,天津失陷。联军设立“天津都统衙门”对天津进行殖民统治。

在清廷对外“宣战”之后,部分清朝地方官员抵制朝廷对外开战的决定,与外国达成协议,维持和平局面。其中以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的表现最为积极。在买办官僚盛宣怀的策划下,由上海道余联沅同各国驻上海领事会商,制定《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各省由各省督抚保护。后来参与东南互保的清朝地方官员不断增多,此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等、四川总督奎俊,都对“东南互保”表示支持。闽浙总督许应签订《福建互保协定》,实际实行东南互保的省份扩大到东南地区的十余个省份。

清政府对于地方督抚,一方面要求“勿再迟疑观望,迅速筹兵筹饷,力保疆土”,进行备战。一方面却又表示宣战是出于“万不得已之苦衷”,要求“尔沿海沿江各督抚惟当凛遵迭次谕旨,各尽其职之所当为,相机审势,竭力办理”,实际上有默许东南各省督抚“相机审势”的意味。在北京失陷后清政府正式承认了“东南互保”的合法性。

从客观上看,东南互保使东南地区得以免遭侵略军的破坏,对东南地区起到了保护作用。但同时东南互保也使外国侵略军免除了后顾之忧,得以集中力量进攻华北,大大增加了华北地区军民反侵略斗争的压力。因而东南互保在当时就受到了批评。浙江按察使容铨对此上疏道“东南各省督抚,谬托保守大局之名,定约九条,实则为苟且偷安之计”“漠视朝廷,忍欺君父!”也有官员指出李鸿章实行东南互保“纠合十余省督抚,保护外洋商务,使敌国无粮饷匮绝之虞,并力抗我”。

沙俄除了派兵参加八国联军入侵华北以外,还派出军队入侵我国东北,从7月开始,沙俄军队分数路大举入侵东北地区,最后攻陷铁岭东三省沦陷。沙俄还自7月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海兰泡惨案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屠杀大批中国平民。面对沙俄的侵略,中国军民奋勇抵抗,瑷珲副都统、汉军镶黄旗人杨凤翔力战牺牲,黑龙江将军寿山自杀。东北各地人民参加六合拳和忠义军等各种抗俄组织,坚决抵抗侵略军。

八国联军在受到清军和义和团重大杀伤后,攻占北仓。北仓失陷前,已任巡阅长江水师大臣的李秉衡带兵入京“勤王”,并在与慈禧太后的会面中坚决反对与外国议和。于是慈禧 派其率军抵御联军,河西务,与联军交战,诸军溃败。李秉衡亦在通州张家湾自杀殉国。

8月13日,联军进抵北京城下,1900年8月14日凌晨,八国联军对北京发动总攻,并攻破东直、朝阳、东便、广渠各门进入北京,董福祥的甘军和义和团坚持抵抗,而此时的慈禧见势不妙,遂带领光绪帝隆裕皇后等与部分王公、太监于15日晨出神武门西逃。联军继续进攻北京,经巷战后于16日攻陷北京。12月10日列强成立管理北京委员会对北京进行统治。北京失陷也标志义和团运动失败。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兵分数路,向南进犯保定,向西进犯山西,向北进犯张家口和山海关,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

屠杀:联军对待中国官员极为凶狠,护理直隶总督廷雍便为联军所杀。而一般百姓更加悲惨,当时有人记载“城破之日,洋兵杀人无算,……但闻枪炮轰击声,妇稚呼救声。街上尸骸枕藉,洋兵驱华人舁而埋之,畚镭既毕,即将尸之人尽行击毙,亦埋坑中。……大约禁城之内,百家之中,所全不过十室。今高门大宅,尚有虚无一人而遗尸未敛、蛆出户外者。虽青屑、扬州十日记,何以过之!”

英国记者辛普生也记载他目击的情况:“ 法国步兵之前队路遇中国人一团,其内拳匪、兵联军斩杀被俘的义和团丁、平民相与搀杂,匆遽逃生。法国兵以机关枪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机关枪即轰击于陷阱之中,约击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

抢劫: 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时人报道说,各国洋兵“俱以捕拿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三五成群,身跨洋枪,手持利刃,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卧房密室,无处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凡银钱钟表细软值钱之物,劫掳一空,谓之扰城。稍有拦阻,即被戕害”。传教士也不甘落后,樊国梁主教仅在一处王府家里就抢去财物珍宝约值一百万两银子。

凌辱妇女:“联军尝将其所获妇女,不分良贱老少,尽驱诸裱褙胡同,使列屋而居,作为官妓。其胡同西头,当径设法堵塞,以防逃逸,惟留东头为出入之路,使人监管,任联军人等入内游玩,随意奸宿”。

11月方才抵达北京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承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为了收拾残局,清廷启用庆亲王奕及李鸿章与外国谈判。经过谈判,1901年,清廷最终与十一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内容:

一、清廷派专使为克林德事件向德皇道歉,并在北京为克林德立牌坊。

二、处置“祸首”。主战派大臣有的被处死或赐死,如启秀徐承煜、赵舒翘、毓贤载勋等,有的被发配边疆,如载漪载澜等,有的被解职,如董福祥等,也有的被削去生前的恩典,如李秉衡、徐桐、刚毅等。

三、以那桐为专使大臣,向日本天皇为杉山彬事件道歉。

四、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损坏或污渎的外国坟墓由各国使馆重新恢复,中国为北京附近的每处坟墓付款一万两银,为外省的每处付五千两银。

五、两年内禁止中国进口军火。

六、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

七、划定使馆区,不准中国人居住。

八、拆毁大沽口炮台

九、外国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之间驻扎军队。

十、清政府保证镇压排外行为。

十一、中国改善水道,以改善对外贸易。

十二、改总理衙门外务部,位于六部之上。

慈禧在出走时发布上谕,将战争的责任推到义和团头上,并命令各地清军予以剿杀。义和团迅猛的发展部分得益于清廷的支持,在清廷态度变化后,许多义和团组织迅速消亡。但也有部分义和团坚持抵抗。刘呈祥带领义和团在天津郊区抵抗侵略军,保定义和团首领周老昆率部在山区坚持战斗,义和团首领郭逢春广昌与侵略军和官军战斗。侵略军在华北的其它许多地区都遭到当地人民的反抗,只得不停分兵前往镇压。

辛丑条约签订前后,广大人民掀起了反抗浪潮。1901年6月,直隶深州安平等地民众在田燮经领导下,竖起“反清灭洋”的大旗,反抗侵略者和反动卖国的清政府。同年8月祁子刚领导的直隶雄县起义,也高举“反清灭洋”旗帜。1901年,川东义和拳散发揭帖,提出“灭清剿洋兴汉”口号。随后1902年四川红灯教首领李冈中在资阳起义,四川义和团斗争开始高涨。同年4月,爆发景廷宾起义,义和团首领赵三多也参与了起义。景廷宾被推为龙团大元帅,竖起“官逼民反”、“扫清灭洋”两面大旗,歼灭来敌七十余人。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三、四万人,势力遍及冀、鲁、豫三省24个县。7月25日,起义军被镇压,景廷宾被害。

义和团具有朴素的爱国思想,对外国的侵略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十分痛恨。他们表示:“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还有些义和团组织更希望能使国家从屈辱的境地摆脱出来,如当时的红灯照就宣布要以法术“远赴东洋,索还让地并偿二万万之款”。

欧弗莱区在《列强对华财政控制》一文中论证义和团运动时说:“关于它兴起的原因,劳顿引证了义和团领袖于栋成所发布的一个布告,布告写道:‘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而现在又想来瓜分中国。’”

与爱国思想相对应,义和团也存在一些排外的思想与举动。这些行为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应当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能简单化处理。

一是义和团为抵抗清军镇压或外国侵略军的进攻而在部分地区采取的毁铁路拔电杆的行为,这些举动是基于战争形势的需要,并不存在仇视外国科学技术的问题。如涞水之战杨福同被杀后,义和团开始大规模拆毁铁路,根据当时有人的分析,其缘由是“意谓前既拒杀官长,祸必不免,毁路所以阻兵,烧站而死西人,更可图快。”(《拳事杂记》)。过去有人仅凭义和团的宣传“拆铁道,拔线杆 ,紧急毁坏大轮船”就认为这是敌视西方文明的举动,这是不严肃的。

二是部分义和团员基于仇外对西方器物的大规模毁坏,如“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钱而已。”(佚名:《天津一月记》)此外,义和团还杀害了很多无辜卷入的教徒和一些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若纸菸,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这些行为遭到后世论者的极大诟病,认为是封建蒙昧主义的体现。

三义和团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在一部分义和团不分青红皂白笼统排外的同时,另一部分部分义和团并没有完全排斥西方器物。一些义和团员在实战中意识到洋枪的优点并加以使用,如俄国随军记者扬契维茨基说:“街上到处都是扎着红头巾的义和团,不过,现在他们不仅手持长矛大刀,而且有的也拿着步枪了”。还有一些义和团只要形势需要,并不拆毁铁路。如新城某团“其团规不赴调出战,不滥杀教民,不拆铁路,颇守正。”(《拳匪纪略》)又如在保定西关“铁路人人自危,皆错愕不知所为。或献计曰:‘莫如迎师立厂,拳匪顾念同类,或可免意外之虞。’观察不得已从之,立厂于西关永宁寺,迎师教练,诫毋焚杀。铁路诸色人等尽入其中。由是人心始定,拳匪与工役耦居无猜,附省二百余里铁路得以无恙。” (《畿南济变纪略》)。

义和团存在大量的迷信思想,这是由于构成义和团员主体的中国农民在当时缺乏先进的思想武器,只能以落后的迷信思想来解释外国侵略者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当时的义和团普遍认为中国的灾难是遇上了“劫运”。称“劫运到时天地愁,恶人不免善人留”(《庚子大事记》)。而灾难的源头就是洋人:“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遮住天”,这种认识对义和团的迅猛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义和团也把抵御外侮的希望寄托在超自然力量上,希望通过迷信仪式达到刀枪不入的效果,如《闭火分砂咒》:“弟子在红尘,闭住枪炮门,枪炮一齐响,沙子两边分”。

宗教迷信观也是义和团进行宣传鼓动的形式,义和团在“请神”时“以降神召众,号令皆神语。传习时,令伏地焚符诵咒,令坚合上下齿,从鼻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呼曰神降矣,则跃起操刃而舞,力竭乃止”(《拳变馀闻》)。用“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的形式吸引群众,因而义和团运动中大量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迷信思想。

这些迷信思想在义和团运动的初期起到了一定作用:共同的迷信思想成为联结各个义和团组织的纽带,使义和团在组织松散的状况下仍能坚持斗争。义和团的迷信思想成为维持纪律的工具,据记载,义和团员“其受伤深重而不能复活者,大师兄遍搜其身,或偶携有他物,则曰是爱财,曾抢藏人物,故致死,万不能活矣。故多不敢辄抢”(《乱中日记残稿》),故在义和团运动的初期,义和团能保持较好的纪律。

迷信思想还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在八国联军入侵初期,“拳匪信枪弹不伤之妄,遇有战事,竟冲头阵, 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忽间亦中弹而倒”(《拳乱纪闻》)。

义和团成员解释:“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

实际上“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

当然,迷信思想并不能在先进技术前取胜,故在义和团运动后期,迷信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作用,部分义和团员曾经高涨的士气衰落,天津六月八日义和团冒雨出战,练军以三炮相助,“洋人果出,仅三人。各执枪向团,团即反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天津一月记》)。而义和团运动后期义和团员违法乱纪的行为则更是屡见不鲜。

由于封建思想的毒害,许多群众都有传统的忠君思想,在义和团运动中的“扶清灭洋“口号就是一个表现。不过,这里的“忠君”应该理解为效忠慈禧太后而非光绪皇帝。在义和团的口号中,就有“杀一龙二虎三百羊”,其中的龙就特指光绪皇帝,可见一斑。

正因为如此,义和团也才会得到慈禧的重视,作为宫廷斗争中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清廷对外宣战后,许多义和团员加深了清朝政府的幻想。在警告国闻报的揭帖中,义和团明确宣告“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神团是忠臣”。许多义和团员受到顽固派官僚的操纵,有的甚至形同团练。

不过,还有大量义和团组织有一定独立性,甚至不听朝廷号令。在那桐许景澄奉旨与外国交涉时,走到丰台,为团民所阻,那桐等告以朝命在身,义和团回答说:“吾民知有祖师之命,不必问朝廷之命”。这部分义和团不但不问朝廷之命,有的还公然对抗朝廷官员,如清军副都统庆恒就被义和团所杀。有的义和团组织甚至与清政府决裂,如另立皇帝,“时城东王习村有乡人称帝,设军师、将佐诸目;旋为防营捕送保定,乃一少女子,为拳匪所拥以称乱者。”(《定县志》)这种行为更是公开与清朝作对。

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一些群众认清了清廷的本质,不再对其抱有幻想,转而提出新的“扫清灭洋”口号。

义和团运动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但其影响遍布全国各地。

东北地区很早就有义和团活动,据《辽阳县志》记载:义和团蔓延至奉天全省,吉林和黑龙江也有许多义和团活动。沙俄入侵后,东北义和团与之进行斗争。后来一部分义和团与其它抗俄武装组成“忠义军”和“六合拳”,继续坚持斗争。

云南昆明群众烧毁法、英教堂,四川大邑县民罗文榜竖起“顺清灭洋”旗号发动起义,此后四川许多地方响应。贵州相梓县传习义和拳,分棚操练。特别是四川地区兴起的反清灭洋斗争声势浩大。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一部分成员“渐次入蜀”,在当地取得较大发展。1902年之后,在李冈中、曾阿义、廖观音等人的领导下,四川的红灯教多次发动反清灭洋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者。

在东南沿海各省的余姚诸暨宁海临海黄岩乐清永嘉瑞安平阳玉环厅、西安、开化常山、江山、福州、厦门、漳州、龙岩汀州邵武建宁永春番禺、南海、顺德新会新安饶平贵县象州修仁等地,义和团和会党在各地张贴揭帖,教授拳术,烧毁教堂,发动起义。在厦门的义和团揭帖上提出了收复台湾的正义要求。在福州,声讨闽浙总督许应的揭帖甚至贴到了他的卧室前面,说“老许老许, 老而不死,误国殃民,实为祸始”。许应虽悬赏 3000 元捉拿,却始终破不了案。

义和团在西北地区也有发展,宁羌、汉中、延安、凉州庆阳都有义和团活动。天津义和团甚至远赴新疆伊犁活动,1900年10月“忽有天津拳党贾永潜来伊犁,在距惠远城西五里处之乌哈里克河西大庄子地方,开场教习拳棒”。

在中国公众看来,清朝皇室在事件中行径愚,在联军势力前倍受羞辱,一再显示了清政府的昏庸、腐败与无能,其统治威信大幅下降。东南各省总督在事件中违抗中央命令,事后没有受罚反而得到褒奖。各地方开始被容许出现不同于中央的政治意愿,自始中央集权开始解体。十年后,公众对清政府的反感达到了顶点。1911年武昌爆发辛亥革命,各省再次违抗清室,宣布独立。最终清朝灭亡,民国始建。而地方政治实力上升所造成的割据局面,一直影响整个民国政局。

义和团运动虽然被西方认为是一场扶清的排外运动,但其也确实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能力。其后继续掌握朝政的慈禧太后,与及她的继承人也认识到无论先前的态度如何,若想避免清朝灭亡,中国势必进行改革。在此以后至1912年清朝覆亡以前实行了多种新政,但始终无法扭转形势。

俄国乘机占据了大量中国东北(或称满洲)的领土。俄国对辽东的租界(1898年)被正式得到承认。俄国的行动威胁英美所希望维持的中国的领土完整及贸易开放(门户开放)政策;并最终与在辽东和满洲东部省份希望扩展势力范围的日本冲突。经过两年的谈判,最终双方关系破裂并在1904年2月爆发了惨烈的日俄战争

在义和团反帝爱国时期,中国人民以不畏强暴,敢与敌人血战的英雄气概,打击和教训了帝国主义者,使他们不敢为所欲为地瓜分中国。这一点,即使帝国主义分子自己也不能否认的。瓦德西向德皇威廉二世报告说:“吾人对中国教众,不能视为已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实际上,上含无限蓬勃生气。”“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拳民运动”中见之。“因此他得出结论:“无论欧,美,日各国,皆无脑力与兵力。” “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1900年10月美国驻华特使柔克义致海约翰信中说:“赫德爵士认为,义和团起义是中国摆脱外国人的束缚,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运动。”

由此可见义和团所进行的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战斗,才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和灭亡中国的图谋,使得列强瓜分中国图谋破产。

在各大帝国中,日本由于率先协助军事镇压义和团拳乱而得到国际威望,这也是日本皇军第一次被视为一只国际力量。如上所述,由于日本皇军在辽东和满洲东部省份希望扩展势力范围而长期与沙俄军队的矛盾最终使得两年的谈判破裂并爆发战争。而在沙俄方面,俄国对辽东的租界(1898年)被正式得到承认。

美军第九步兵团因其在战役中的表现被冠以绰号“满人”。直至今日,该步兵团(驻扎在韩国Camp Casey)仍然会每季徒步行走25哩以纪念那次惨烈的战役。能够成功完成的士兵将被授予一面绘有中国龙的绶带。

中国官方观点认为,义和团运动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滥觞。欧弗莱区在《列强对华财政控制》一文中论证义和团运动时说:“关于它兴起的原因,劳顿引证了义和团领袖于栋成所发布的一个布告,布告写道:‘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而现在又想来瓜分中国。’由这段布告看来,义和团的兴起虽然最初发生于幻想,但很明显的还是民族精神的觉醒。”

美国驻华特使柔克义海约翰信中说:“赫德爵士认为,义和团起义是中国摆脱外国人的束缚,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所显示出的热情和能量使八国联军司令德国人瓦德西将军感慨万端:“中国群众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

英国哲学家罗素也在《中国问题》中说,一旦怯弱温和的中国人的热情被激发,也可能变成世上最轻率的赌徒。

而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书上的评价显然带有毛泽东的个人色彩:义和团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失败证明,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就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

中共认为,清末的义和团运动以及民国的反廿一条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三大群众性民族主义运动,其中五四运动主要为反帝国主义政治主权侵略,而义和团运动和五卅运动则是反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侵略的运动,持续时间更长,影响更深远。

哲学家唐君毅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间道教与西方基督教之间的宗教战争。他说:“与近代中国文化问题,及西方经济、政治、宗教之力量之传入,密切相关之大事件,一为太平天国之乱,一为义和团之变。如果要在中国史上找宗教战争,则此二者在一义上,亦可说是宗教战争。太平天国,可说是变相的基督教与儒教之战争。而义和团则是民间的道教与基督教之战争。

当然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之事件,其产生之原因主要是政治的,太平天国是要排满,义和团是要灭洋。但在口号标语上说,太平天国明是打着上帝的旗帜,而义和团之口号,亦是要排斥洋教,而打着中国道教诸神的旗帜。此中不能说莫有中西宗教思想的冲突的问题在内。因而亦可说为一宗教战争。如西方之宗教战争,其背景中亦兼有政治经济的原因,而不失其为宗教战争。此二次宗教战争,第一次中国之儒教胜了,第二次中国之道教败了,连整个中国亦败在西方国家之前。自此下去,西方教士之传教事业,更日益在下层社会,进行无阻。”

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另一原因是清廷的权力斗争。唐德刚将义和团比喻为红卫兵,而将刚毅比作林彪,亲王载濂、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四兄弟比作四人帮。载氏四兄弟、刚毅及其一帮扶助义和团的大臣,赵舒翘、毓贤、董福祥等,利用义和团的民间力量及慈禧太后对洋人又怕又恨的心态,排斥光绪帝等帝党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本拟废光绪立载漪之子大阿哥溥俊为帝,但遭到西方列强反对,因此,载漪等人对西方列强及光绪帝极为仇恨。在多次御前会议上,他们当众羞辱光绪帝及主和大臣,溥俊甚至直斥光绪为二毛子

1900年6月25日,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率义和团六十多人欲弑光绪,被慈禧太后阻止。但慈禧太后虽保住了光绪的命,却也忌他们几分,无法控制他们。董福祥的甘军杀了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后,慈禧太后曾召董福祥及载漪面斥,欲下旨惩办,但董福祥以甘军哗变来要胁慈禧,慈禧也只好作罢。

而其时清廷中也有很多人将义和团当成升官发财的好机会,“士大夫谄谀干进者,又以义和拳为奇货”。如御史徐道上书:“洪钧老祖令五龙守大沽,龙背拱夷船,皆立沉”,御史陈嘉称自己“从关壮缪得帛书,书言无畏夷,夷当自灭”,“当是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当时的报纸评论说:“推本言之,有守旧,而后有训政,有训政,而后有废立,有废立,而后有排外。”“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

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一次由农民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义和团的英勇行为,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不甘屈服的反抗精神;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粉碎了其瓜分中国的计划;同时还间接打击了反动卖国的清政府;最后,义和团运动促使民族觉醒,对民主革命的胜利起到了推动作用。

代表意见:

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开智录》于1901年发表文章《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称:“中国人柔筋脆骨,已为万国所不齿矣;绝东老大之号,第二犹太之名,已凄声盈耳矣。甲午一败,割地求和,俯首贴耳,任外人之予取予携,不敢稍违豪命,人心板板,民气毫无。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排外之先声矣!彼耽耽逐逐以一鼾睡而目尽我中国人,而狂思妄想豆剖瓜分我中国者,观于此能无废然变计耶!”

早年留学美国的著名改良主义者容闳也于1901年告诉他的学生刘禺生说:“予默观现时大势及中国将来情形,当竭诚以授汝,汝其阐行吾志乎?汝以义和团为乱民乎?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纳民气于正轨,此中国少年之责也。(美国)十三州独立,杀英税吏,焚英货船,其举动何殊义和团?”

陈独秀早期指责义和团的愚昧,在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1918年)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

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后来思想发生一些变化,他在《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1924年)中指出一般人对义和团运动怀着的两个错误观念的原因。

即“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排外,看不见义和团排外所发生之原因”和“他们不曾统观列强侵略中国,是对全民族的,不是对于少数人的;剧烈的列强侵略,激起了剧烈的义和团反抗,这种反抗也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决不是出于少数人之偶然的举动。”最后他认为:“我读八十年来中国的外交史、商业史,我终于不能否认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

孙中山先生早期也对义和团的缺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后来,他在继续批评义和团弱点的同时也对义和团抵御外侮的行为进行了肯定,他在《国民会议为解决中国内乱之法》中说“及遇义和团,中国人竟用肉体和外国相斗,外国虽用长枪大炮打败了中国,但是见得中国的民气还不可侮,以为外国就是一时用武力瓜分了中国,以后还不容易管理中国,所以现在便改变方针,想用中国人来瓜分中国”。后来他在《九七国耻纪念宣言》中更指出,虽然义和团存在严重缺点,“然而义和团的人格,与庚子辛丑以后,一班媚外的巧宦,和卖国的奸贼比较起来,真是天渊之隔。可怪他们还笑义和团野蛮。哼!义和团若是野蛮,他们连猴子也赶不上”。

1955年,在北京各界欢迎东德代表团大会上,东德总理格罗提渥将当年德军缴获的义和团旗交还给周恩来。周恩来同志随后指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外国也有一部分人同情义和团运动。列宁发表《中国的战争》,针对一些人称义和团运动是“由于‘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 ”。指出“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

他还谴责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些基督徒立功的时候,他们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一次演说中表示:“外国人不需要中国人,中国人也不需要外国人。在这一点上,我任何时候都是和义和团站在一起的。 义和团是爱国者。他们爱他们自己的国家胜过爱别的民族的国家。我祝愿他们成功。义和团主张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团。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亲历义和团,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罗伯特赫德给予义和团极高的评价:"义和团运动无疑是官方鼓励的产物,但是这个运动已经掌握了群众的想象力,将会像野火一样烧遍中国。简单说来,这是一个纯粹的爱国主义的自发的运动,其目标是使中国强盛起来--以实现中国人的计划。就通过实力来达到它所提出的目的,即达到根除外国宗教和驱逐外国人的目的,它的第一次实验并不是十分成功的;但是,就它所作出的试探--试探自发运动是否能起作用--来说,或者就其作为检验方式方法以供将来选择的一次实验来说,它并不是一次失败。"他认为,总有一天中国民族将实现民族的自抉和自治,并把外国人赶出去。只有两种办法可以延缓中国民族觉醒的过程,一个是瓜分;另一个是"基督教得到奇迹般的传播"。赫德并且预测:"五十年以后,就将有千百万团民排成密集队形,穿戴全副盔甲,听候中国政府的号召,这一点是丝毫不容置疑的!如果中国政府继续存在下去,它将鼓励--而这样鼓励是很对的--支持并发展这个中华民族运动;这个运动对世界其余各国是不祥之兆,但是中国有权这样做,中国将贯彻她的民族计划!"

主要代表意见: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

学者王致中曾发表论文《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批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愚昧、仇外的运动。引起较大反响,其论点和论据被广泛征引。

认为义和团的行为除了杀害无辜的外国人外、(数量远超过洋人及教民)受害,而且针对对象从光绪帝(所谓一龙)、李鸿章、奕匡(所谓二虎)、京官大臣(所谓十三羊,或谓三百羊,宣称京官除十八人外全应杀)至洋人、教民、义和团的行为实属野蛮残暴。

被视为朝廷救星的义和团,其实是一大群分布甚广的老百姓。义和团的领袖顶多是一个部分团民的头儿。刀枪不入的法术,是义和团的标记,变成了他们救世的法宝。他们的法术,对于应付枪炮没有任何用处,但可以动员很多人加入。需要澄清的是,当时并没有所谓红灯照这种妇女组织。所谓的红灯照,只存在于某些富于幻觉的人们的传说中,一些人甚至幻想她们用红灯把俄国和日本的首都给烧了。

为了让人们相信自己的法术和神通,义和团把自己可怜的知识储备中的所有都倾囊倒出,有八卦的名号,有符咒的使用,还有来自戏剧小说里的神仙和英雄,从关羽张飞到悟空八戒,应有尽有。倒是挺有中国特色。当然,这样的义和团和他们的法术,对于抵御八国联军基本没有什么用处。几万团民,甚至几个月都打不下由30个洋兵把守的西什库教堂。众多义和团研究列举的义和团战绩,绝大多数都是清朝正规军的。建立在虚幻的法术上的勇敢,是靠不住的。尽管他们的确进行了抵抗,也牺牲了很多人,但却没有对八国联军造成太大的威胁。他们实际上是被清政府利用了,确切地说是被保守派利用,当了替罪羊。

义和团运动,一个世纪阴影话题。长期被刻意遮蔽,其实,在义和团运动中,不仅康梁和光绪是绝对的反面角色,连那些洋务派的官僚,也都是敌对势力,只要有可能,都会被杀掉。

台湾柏杨在《中国人史纲》肯定前期义和团运动“直觉的对抗外国人和做外国人奴才的中国人”,但对后期义和团运动进行抨击,认为其“变质”。

神鞭》 作者冯骥才

檀香刑》 作者莫言

龙虎斗京华》作者梁羽生

庚子风云》作者鲍昌

廊坊大捷》作者单田芳

红灯照》(京剧)

神拳》(话剧) 作者老舍

一辉曼荼罗》(《乱世三娘》) 作者手冢治虫

神鞭》(据同名小说改编)

黄飞鸿之王者之风

《北京55天 [3]

八国联军

国难1900:义和团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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