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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汉族语言)

汉语,汉族的语言,中国的主要语言。国际通用语言之一。在语言分类上属汉藏语系,同中国境内的藏语、壮语、傣语、侗语、黎语、彝语、苗语、瑶语等,中国境外的泰语、缅甸语等都是亲属语言。 [1]

汉语历史悠久,使用的人数最多。全球至少15亿使用者,世界上使用汉语的人占世界人口的25-,是中国新加坡的官方语言,亦是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主要流通于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泰国东南亚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国的华人社区。一般所说的汉语指的是普通话

汉语是分析语,有三到十五种声调。汉语的文字系统汉字是一种意音文字,兼具表意和表音功能。汉语包含口语书面语两部分,古代书面汉语被称为文言文,现代书面汉语被称为白话文,以现代标准汉语为规范。

汉语有标准语方言之分。现代标准汉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有五个声调,在线新华字典现已经收录20959个汉字。

汉语一般划分为13种方言(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639-3国际语种代号标准),各方言可分成多种次方言。十三种汉语一级方言分别是:官话晋语粤语湘语吴语徽语赣语客家语闽北语闽南语闽东语闽中语莆仙话。另有平话等争议较大的方言。

周朝分封八百诸侯,而“五方之民,言语不通”(《礼记王制》)。

春秋初期见于记载的诸侯国尚有170余个,战国时期形成“七雄”,“诸侯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叙》)。

先秦诸子百家在著作中使用被称为“雅言”的共同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

秦朝建立后,进一步规范文字,以小篆作为正式官方文字。

中古汉语使用于南北朝、隋朝唐朝宋朝前期(公元7世纪到10世纪),可以分为《切韵》(公元601年)涉及到的早期以及《广韵》(公元10世纪)所反映的晚期。高本汉把这个阶段称为“古代汉语”。

语言学家已能较自信地重构中古汉语的语音系统。这种证据来自几个方面:多样的现代方言、韵书以及对外语的翻译。

正如印欧语系的语言可以由现代印欧语言重构一样,中古汉语也可以由方言重建。另外,中国古代的文学家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来总结汉语的语音体系,这些资料仍然是现代语言学家工作的基础。最后,汉语的语音可以从对外国语言的翻译中了解到。

近代汉语是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之间以早期白话文献为代表的汉语。

现代汉语有标准语(普通话)和方言之分。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2000年10月3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定普通话为国家通用语言。

汉语方言通常分为七大方言:官话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各方言区内又分布着若干次方言和许多种土语。其中使用人数最多的官话方言分为北京官话东北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八个次方言。

1923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基于现代北方官话白话文的语法和北京话语音制定现代汉语标准,称为国语官方语言。

1932年经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国音常用字汇》后,被采纳为中国官方语言的标准。

国共内战之后,由于政治历史原因,大陆改称其为普通话台湾依旧称国语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公布《汉语拼音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的工具。《汉语拼音方案》也是拼写中国地名、人名和中文文献等的国际标准。

对外汉语是以其他语言为母语的国家或民族的人为对象的汉语教学。也称为汉语作为外语教学或者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相应专业为高等院校培养具有较高外语文化修养且能以外语为工作语言的汉语和中国文化教师,为旅游和各类涉外部门培养导游和翻译人才。

2012年12月4日,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共同发布了《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提出了语言文字工作的总体目标:“到2020年,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汉字社会应用的规范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汉语拼音更好地发挥作用。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基本满足社会需求,信息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语言文字社会管理服务能力全面提升,社会管理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科学保护得到加强。语言文字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国家语言实力显著增强,国民语言能力明显提高,社会语言生活和谐发展”。纲要确定了“大力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加强语言文字社会应用监督检查和服务”“提高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弘扬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加强语言文字法制建设”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七项主要任务;确定了“推广普及”“基础建设”“督查服务”“能力提升”“科学保护”“文化传承”六项重点工作和十六个方面的举措;提出了“创新理念思路”“创新工作机制”“创新管理服务”和“扩大对外开放”“强化人才保障”“提高科研水平”“加大宣传力度”“保障经费投入”等八项创新与保障措施。纲要的发布是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行动,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纲领。

主词条:汉语拼音音节汉语拼音汉语注音符号《汉语拼音方案》

汉语的音节可以分析成声母韵母声调3部分 [2] 。打头的音是声母,其余的部分是韵母,声调是整个音节的音高。把声调也看成音节的组成部分,是因为汉语的声调是辨义的。例如“汤、糖、躺、烫”4个字的声母都是t,韵母都是ang,只是因为声调不同,意义就不一样,在语言里分别代表4个不同的语素,在书面上就写成4个不同的字。

声母都是辅音。最复杂的韵母由介音、主要元音和韵尾 3部分组成。韵尾有的是辅音,有的是元音。北京音的辅音声母有23个。介音有i、u、ü3个。辅音韵尾有n和ng,元音韵尾有i和u。在组成音节的声母、介音、主要元音和韵尾 4部分里,只有主要元音不能没有,其余 3部分都不是必须出现的。这种情形可以从表 1音节的成分举的例字里看出来。北京话的声母见表 2北京话声母,北京话的韵母见表 3北京话韵母。

1918年由当时的教育部颁布的国语注音字母是利用汉字字形制定的一套拼音字母。这套字母把主要元音与韵尾合在一起用一个符号表示(例如:ㄠ=[au],ㄢ=[an]),体现了传统的声母韵母两分的精神。注音字母广泛流传,影响很大。台湾省一直沿用至今。

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表2北京话声母、表3北京话韵母)。自1978年开始,中国人名地名一律改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取代了威妥玛式等各种旧拼法。

拼音是拼读音节的过程,就是按照普通话音节的构成规律,把声母、韵母急速连续拼合并加上声调而成为一个音节。拼音的要领是:“前音(声母)轻短后音(韵母)重,两音相连猛一碰。”拼音时要牢记普通话声母和韵母的配合规律:

声母n、l及零声母与开口呼、齐齿呼、撮口呼都有拼合关系。

声母f、g、k、h、zh、ch、r、z、c、s只同开口呼、合口呼相拼。

声母j、x、q只同齐齿呼、撮口呼相拼。

开口呼、合口呼韵母同除去j、q、x外的其他声母都有拼合关系。

撮口呼韵母只同j、q、x、n、l及零声母有拼合关系。

拼音时还要注意读准声母、韵母和声调的音值。要读声母本音,不要念呼读音(教学中,在声母后面配上不同的元音,而发出的音叫呼读音);要把韵母作为一个整体来读,不要把韵头、韵腹、韵尾分解开再临时拼合;要看清调号,读准调值。

常用的拼读方法有以下几种:

声韵两拼法把韵母当作一个整体,拿来跟声母相拼。如:h-ào→(浩)。

声母两拼法先找准声母发音部位,摆好发音的架势,然后一口气念出韵母,拼成音节。如:拼读bā(巴),先闭上双唇,憋住一口气,摆好发b音的姿势,然后一口念出a,成为音节。

三拼连读法是把带介音的音节分析成声、介、韵三个部件,拼音时连读成一个音节。如:q-i-áng→qiáng(强)

声介合母和韵母连接法--是把声母和介音(介母)拼合起来,构成一个拼音部件,再同随后的韵母相拼。如:g-u-āng→guāng(光)。

古代没有拼音,而使用反切来教人识字等方法,就是用两个认识会念的字,取第一个的声母,取第二个的韵母和声调,拼合起来就行了。

古代,在中国的阿拉伯、波斯、中亚人后裔回回学习阿拉伯语,他们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汉语口语。蒙元,蒙古人入侵中原地区后,用改变了的藏文的字母来拼写汉语等语言,叫八思巴文。虽然不是专门拼写汉语的,但是,也可以算汉语拼音的一种。

明朝,西方传教士拉丁字母拼写汉语,是中国最早的拉丁字拼音。

明末清初,出现了用简单的古字表现汉语语音的拼音方式。

中华民国年间,政府制定了“注音字母”,就是这个系统的集中表现,时至今日台湾依然使用。但是,同时也出现了拉丁字母的拼音运动,而且,跟左翼人士的政治运动结合很密切。

1912年,民国政府继续推行国语。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国语标准音经过“京(音)国(音)问题”大辩论,由“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修正为纯以京音为准的新国音,其后注音字母也更名为注音符号,并成为推行国语的利器,使国语进入师范及小学语文教学中,在电台广播、电影、话剧等领域中建立了牢固的阵地。

民国时期,从官话到国语,从老国音到新国音,国语运动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要使自然形成的没有明确标准的初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官话)成为有明确规范的高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国语和普通话),必须选择一种自然语言,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国语运动在长期的实践中终于找到了“中国语言的心”(刘复语),明确宣布以北京(系)作为统一全国语言的标准音(见《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 这是它最大的历史功绩,它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开展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在汉语拼音运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国语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直至五十年代后期的汉语拼音方案,显然是一脉相承的继承发展关系。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充分吸收了过去许多拼音设计,特别是国罗和北拉的许多宝贵经验,并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方案固然有它匠心独运之处。但更多的是吸取并发展了历史上许多拼音设计的长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立即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就是当前(2015)使用的这一套方案。联合国也承认了汉语拼音方案。

汉语拼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汉字“拉丁化”方案,于1955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

该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标注,作为汉字的一种普通话音标。1958年2月11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该方案。1982年,成为国际标准ISO 7098(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

大部分海外华人地区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汉语教学中采用汉语拼音。

汉语拼音方案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和1908年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书》,还有1926年的国语罗马字和1931年的拉丁化中国字。所有这些汉字拉丁化方案都为汉语拼音的制定提供了基础。

1949年,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为了有效的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毛泽东把信批复给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于1949年10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研究汉语拼音方案。

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汉民族标准语的拼音方案。

汉民族标准语是在十九世纪末期兴起的对中华民族的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语文现代化运动中逐渐建立起来的。语文现代化运动最初指的是汉语拼音运动(当时叫“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清末民初的三大语文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通过改革语言文字,普及教育,以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然后富国强兵,振兴中华民族。国语运动是建立和推广汉民族标准语口语的运动,而白话文运动则是提倡用能够表达口语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正式书面语的运动。三个运动各有自己的追求目标,但内在关系却十分密切。就历史渊源关系说,切音字运动发生最早并引发了国语运动。其后,国语标准音的确立,注音字母的制定,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汉语拼音方案的产生,都是由此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的论述也由此入手。

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前奏可以远溯至明末,但是导致中国社会产生声势浩大的汉语拼音运动,其直接原因是中国人至今铭心刻骨的“甲午”国耻。这一点钱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现代国音》(1929)一文中说得很清楚:“1894年(甲午),中国给日本打了一次败仗,于是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形体之难识,难写是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于是,“推行简字以谋求普及教育的运动,日盛一日……”。其实,文字领域中的思想革新在此之前已经开始,汉字几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已经发生动摇。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除了赔偿巨额军费之外,还割让了台湾和澎湖等地。其时,朝野震惊,激发了社会民众,特别是有进取精神的知识阶层的爱国天良,大家推究中国失败的原因,一致认为“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家断不能富强。”当时,被称为“思想界之彗星”的谭嗣同就首先带头呼吁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响应,纷纷起来创制简单易学的“切音新字。”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也就是汉语拼音运动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据统计,清末最后十年中,至今犹有案可查的各种拼音方案就多达二十七种。这一时期的拼音方案大多为拼写某种方言而设计的,但拼音文字毕竟是一种拼写语言声音的文字,所以一开始就触及了汉民族语言的统一问题。被当时称之为“从事切音运动第一人”的卢戆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就提出制定拼音字母的两个基本原则:“字话一律”和“字画简易”,也就是文字表达话音,字形简单易写。同时,又倡议以南京话为“各省之正音”,这样全国“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而无言也。”这些话显然已超出了纯粹的文字改革的范围,涉及民族语言的统一和发展了。

但是,卢戆章设计的各种拉丁化拼音方案仍然是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他后来向清政府学部呈交的《中国切音字母》也就因此被认为“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而批驳了。之后不久,一种体现民族共同语发展趋向的切音方案-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立刻脱颖而出了。它拼写的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京音官话”,字母形式完全采用汉字的偏旁。《官话合声字母》通行极广,遍及大半个中国,“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话字母遍及十三个省。”王照本人可谓完全把握了当时民族语言的发展趋向,他在《官话合声字母》序中就明确宣称:“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官话合声字母》得到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吴汝伦的支持并跟张之洞以及管学大臣张百熙一起奏请朝廷在“学堂章程”中规定“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理由是“各国语言皆归一致”,清朝也应“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他们的奏请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于是,汉语拼音运动在引发了国语统一运动,并与国语统一运动合而为一的同时,得以从民间跻身政府。之后,清政府学部在“国语教育事业”(1911)中规定拼音“简字”的用途有二:一是拼合国语,二是范正汉字读音,并通过了一个“统一国语办法案”,规定在宣统八年(1916)普及国语。没想到就在这一年十月,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于是,经公决并通过的“统一国语办法案”也就成了一纸空文。确定国音,制定字母,统一国语的运动,实际是由下一个社会和国民政府开展起来的。

从上面简略的回顾中,可以看到,从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语言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卢戆章设制的第一个拉丁化拼音方案,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中国切音字母》,因“不能通行各”,“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被批驳了。其后,又有同治进士,朝廷命官劳乃宣设计了几乎可以使用于各省主要方言的《简字全谱》(一种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全谱”包括《京音谱》,《宁音谱》(南京话)、《吴音谱》、《闽广谱》等,几乎涵盖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还提出了“引南归北”的主张:“南人先就南音各谱学习,以便应用,学成之后,再学京音,以归统一。”劳乃宣本人曾得到慈禧召见,他进呈的《简字谱录》也得到御批,让“学部议奏”。即便如此,清政府学部也仍然因“分裂语言,有碍统一”,始终搁置高阁,不议不奏,而社会上也对他提出了尖锐的指责,认为照他的办法,“将使中国愈远同文之治”,骂他是“分裂语言文字的罪魁”。对照清末切音字运动中唱主角的卢戆章、劳乃宣、王照三大家,特别是劳乃宣和因参加了“百日维新”而受到通缉的“钦犯”王照他们两人的拼音方案的命运,实在是足以发人深省的。

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改为国务院直属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其间收到各种汉语拼音方案1600多个。大致有这样几种形式:

汉字笔画式

拉丁字母

西里尔字母

几种字母的混合形式

速记式

图案式

数字形式

而最后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的符号系统,以便于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

金尼阁,字四表,原名尼古拉特里戈,1577年3月3日生于今法国的杜埃城,当时为比利时领土,故金尼阁自称比利时人,而陈垣等人亦称其为“比利时人”。 1594年11月9日入耶稣会。1607年往远东传教,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即利马窦卒年)秋抵澳门,翌年春诣金陵。随郭居静、高一志二神父学习华语(另一说从郭居静及王丰肃)。郭居静神父到杭州开教,他亦同行。后往北京报告南方的教务,深得龙华民的赏识。1613年去罗马向教皇保罗五世“奏陈教务,并请准翻译经典,司铎用华言行圣祭,诵日课,教宗一一允准”,但因客观情况未实行。但他是“第一个向教廷请准以中文举行弥撒,行其他圣事,以及诵念‘日课’的”。

金尼阁“集利马窦笔记为蜡顶文中国开教史”即《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5年1月14日出版(一说1615年2月出版)。此书全部叙述是为欧洲人撰写的。金尼阁刊行《基督教远征中国史》,题献教皇,道“书中初次精确地、忠实地描述了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是为欧洲人叙述中国比较完备无讹之第一部书,亦可说是第一部称得起“汉学”的著作,当时颇具声誉。是书原为利马窦神甫的意大利文纪录,经金尼阁译为拉丁文,并增加了两章,叙述马窦之病故及殡葬的事。

利玛窦1583年来到中国,1605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其中有《信而步海,疑而即沉》等4篇汉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罗常培根据文章的汉字与拉丁文对照的译文,整理出一个包括26个声母和44个韵母的汉语拼音方案。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经”用阿拉伯字母给汉字拼音稍晚,“小经”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给汉字拼音的尝试。《西字奇迹》原书已不容易找到,据说,梵蒂冈图书馆尚有藏本。

金尼阁回欧洲后,演讲招募去中国传教之人,众人被其极富魅力的鼓动所吸引,争先恐后,以致于当地教会不得不出面婉言劝阻。金尼阁在吸引和选择人才方面,可谓功不可没。同时为在中国的教会图书馆募集图书,带来教皇所赐之西书七千多部(《远西奇器图说》原作便是金尼阁带来的七千部书中之一)。

1619年,金尼阁再次抵达澳门。1621年春金尼阁“往南昌,旋又赴建昌韶州,视察教务。翌年赴杭州被难;一六二三年,往河南开封开教,翌年往山西”,1625年赴陕西。1626年在王徵的协助下,完成《西儒耳目资》三卷。《西儒耳目资》的目的,据他自述,“在使中国人能在三天内通晓西方文字体系”。

《西儒耳目资》作于1625年,1626年在杭州出版,自称沿袭利玛窦所创体制,即用利玛窦二十五字母“互相结合,上加五个字调记号,来拼切一切汉字的读音。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也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人称“利、金方案”。

“利、金方案”的出现对当时中国的音韵学者有很大的启发。这两个方案是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写的,适合于拼写北京音。于是汉字读音就显得极其简单,极其有条理,不但把向来被人认为繁杂的反切,开了一条所谓‘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简易途径,并且立刻引起了中国好些音韵学家对于这种简易的拼音文字向往的热忱”。这种新颖的拼音方法给中国学者以很大的启迪。明末音韵学家方以智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朝学者杨选杞说:“辛卯户糊口旧金吾期翁家,其犹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资》以示余,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但是,在两三百年间,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只是在外国传教士中使用,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广为传播。

方密之(以智)《通雅》成于1639年,书中再三称引《西儒耳目资》,如说“西域音多,中原多不用也,当合悉昙等子与大西《耳目资》通之”,“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甚至提出“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此即汉字拼音化主张的萌芽)。传教士的方法震动了中国音韵学家,直接启示他们在西方拼音文字帮助下寻求对汉字记音系统更完善的描写。稍后刘献庭(继庄)的《新韵谱》即在这种刺激下撰成,钱玄同说刘氏已清楚认识到“必须用了音标,方能分析音素,方能表注任何地方之音”,罗常培《刘继庄的音韵学》一文则认为该书重点就是“着眼于统一国语与调查方言”。钱玄同甚至认为,《新韵谱》成书之年(1692)实可作为“国语运动”的纪元。

1627年,再度被召回杭州,从此就在杭州专心传教和著述。“华人曾言言词理文笔之优,欧罗巴诸司铎中殆无能及者。其远非常人所能及之记忆力,其好学不倦,虽疾病而不辍,其时常从事之译业,或译拉丁文为汉文,或译汉文为拉丁文,使之谙练语言文字,故言谈写作均佳,无论文言或俚语也”。他大部分的著作为拉丁文,写成中文的即在陕西的《西儒耳目资》一书。

金尼阁第二次来华时还带来大量外文书籍。这不仅因为他个人热爱书籍,遵循利玛窦开创的学术传教之路,而且因为金尼阁在返回西欧前接受了在华传教会让其在欧洲广泛募集图书,从而在北京等地建立教会图书馆的任务。他这次前来,不只带来了这些西学人才,让后人感兴趣,他还为中国带来了整整一个图书馆的书籍。据说,这些书都是精装本,无一重复,囊括欧洲古典名著和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神学、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最新成就。为了募集新书和仪器,金尼阁漫游意大利、法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终于收集了精装图书7000余部。金氏本人估计所收书籍和仪器在离欧时价值1万金币。为此,金尼阁拟定了一个庞大的翻译计划,联络了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经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向达先生称这一举动:“比之玄奘求经西竺,盖不多让”。不幸的是,1629年11月14日在杭州逝世(葬于城外大方井耶稣会司铎公墓,即今杭州市西湖区留下镇桃源岭村),“西书七千部”介绍给中国知识界的计划流产。后来,李之藻和王徵等人零星翻译了其中一些著作,大部分书籍蒙上尘埃,默默地流失。1938年,北平天主教堂整理藏书楼时发现了“七千部”中残余的数百部,其中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重要的科学典籍。

语法特点

属于汉藏语系的汉语是一种孤立语,不同于印欧语系的很多具有曲折变化的语言,汉语的词汇只有一种形式而没有诸如复数、词性、词格、时态等曲折变化。汉语的语素绝大部分是单音节的(手│洗│民│失)。语素和语素可以组合成词(马+路→马路│开+关→开关)。有的语素本身就是词(手、洗),有的语素本身不是词,只能跟别的语素一起组成复合词(民→人民│失→丧失)。现代汉语里双音节词占的比重最大。大部分双音词都是按照上面提到的复合方式造成的。有些语素虽然在现代汉语里不能作为一个词单独用,但是有时候在借用古汉语的词句时,也偶尔作为词来使用。

词汇性质

实词,词汇中含有实际意义的词语,在汉语中实词分为六大类,分别是

1、名词:表示人或事物(包括具体事物、抽象事物、时间、处所、方位等)的名称。

2、动词:表示动作行为、发展变化、心理活动、可能意愿等意义。

3、形容词:表示事物的形状、性质、状态等。

4、数词:表示数目(包括确数、概数和序数)

5、量词:表示事物或动作、行为的单位。

6、代词:代替人和事物的分名称,或起区别指示作用,或用来提问。

虚词,词汇中没有实际意义的词,汉语虚词也分为六大类,分别为

1、副词:用来修饰、限制动词或形容词,表示时间、频率、范围、语气、程度等。

2、介词:用在名词、代词或名词性短语前,同这些词或短语一起表示时间、处所、方向、对象等。

3、连词:用来连接词、短语或句子,表示前后有并列、递进、转折、因果、假设等关系。

4、助词:用来表示词语之间的某种结构关系,或动作行为的状态,或表示某种语气。

5、感叹词:表示感叹、呼唤、应答等声音。

6、拟声词:模拟人或事物发出的声音。

短语结构

并列短语: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名词,动词或形容词组合而成,词与词之间是并列关系,中间常用顿号或“和、及、又、与、并”等连词。

偏正短语:由名词、动词或形容词与它们前头起修饰作用的词组合而成,其中名词、动词、形容词是中心语,名词前头的修饰成分是定语,动词、形容词前头的修饰成分是状语。

动宾短语:由动词与后面受动词支配的成分组合而成,受动词支配的成分是宾语。

动补短语:由动词或形容词与后面起补充作用的成分组合而成,常用“得”字表示,起补充作用的成分是补语。

主谓短语:由表示陈述和被陈述关系的两个成分组合而成,表示被陈述物件的是主语,用来陈述的是谓语。

句子成分

主语:句子中的陈述物件,说明是谁或什么。

谓语:对句子的主语作陈述的成分,说明主语是说明或怎么样。

宾语:谓语动词的支配成分,表示动作行为的物件,结果、处所、工具等。

补语:谓语动词的补充成分,补充说明动作行为的情况、结果、处所、数量、时间等。补语的标志是“得”字。

定语:句子中名词中心语前头的修饰成分,说明事物的性质、状态、或限定事物的领属、质料、数量等。定语的标志是“的”字。

状语:句子中动词或形容词中心语前头的修饰成分,表示动作行为的方式、状态、时间、处所或性状的程度等。状语的标志是“地”字。

口书差别

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一直相当大。在“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以前,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实际上是古今语的区别。以唐宋时代为例,当时人口里说的是白话,笔下写的是文言,即以先秦诸子和《左传》《史记》等广泛传诵的名篇为范本的古文文体。这种情形往上大概可以推到两汉时期。往下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叶。孙中山1925年立的遗嘱就还是用文言写的。不过2000年来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本身也在变化。仿古终归难以乱真,后世人模仿古语不可能不受当时口语的影响。有人指出韩愈的文章里就有明显的不合先秦语法的地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模仿先秦文和唐宋古文家的文章,结果当然更为驳杂。清末梁启超用一种浅显的文言文写政论文章。由于通俗易懂,风行一时,为报章杂志所广泛采用。台湾、香港以及海外中文报刊多数仍旧沿用这种文体。五四运动时期开展的文学革命提出了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主张。这场运动席卷全国,影响深远。短短几年之间,白话文学就站稳了脚跟。不过这种白话文学作品的语言并不是真正的口语,而是拿北方官话做底子,又受到明清白话小说相当大的影响,还带着不同程度的方言成分以及不少新兴词汇和欧化句法的混合的文体。鲁迅的作品可以作为这种文体的典型的代表。

主词条:汉字繁体字简化字

汉语的主要材料是汉字。作为以语素文字为文字系统的语言,文字高度的统一与规范,现代汉语有统一和规范的语法。而汉字在表音上面更富于变化。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广袤的领土疆域内,汉字的读音有一定因时因地的变迁,并导致方言的产生。但是汉语书面语言规范,消除了因为方言差异造成的交流障碍。

白话文运动之前所使用的书面语叫做“文言”,是一种以上古汉语所使用的以“雅言”为基础的书面语。在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中,虽然文言已经很少使用了,但是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大陆的中国语文教学中,文言文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白话文运动之后所推动的书面汉语通常被称为“白话”,即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现代书面语。

文言文在古代的一些东亚、东南亚国家都是官方行文的标准,而现时东亚国家使用文言文亦可交流,但是这种传统的语言因为使用者越来越少,而改为使用现代文体,及学习外语来交流。

汉字,有繁体简体之分, 亦称中文字、中国字、国字,是汉字文化圈广泛使用的一种文字,属于意音文字的语素音节文字,为上古时代的汉民族所发明创制并作改进,确切可考历史可追溯至约公元前1300年商朝的甲骨文。再到秦朝的小篆,发展至汉朝才被取名为“汉字”,至唐代楷化为今日所用的手写字体标准楷书。汉字是迄今为止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主要文字,也是上古时期各大文字体系中唯一传承至今的文字,有学者认为汉字是维系中国南北长期处于统一状态的关键元素之一,亦有学者将汉字列为中国第五大发明。中国历代皆以汉字为主要官方文字。

商朝甲骨文字算起,由于甲骨文字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我们可以推断汉字的发生一定远在3000年以前的商代时期。汉字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大阶段。从甲骨文到小篆是一个阶段;从秦汉时代的隶书以下是另一个阶段。前者属于古文字的范畴,后者属于近代文字的范畴。大体说来,从隶书到今天使用的现代汉字形体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从汉字跟汉语的关系看,汉字是一种语素文字。从汉字本身的构造看,汉字是由表意、表音的偏旁(形旁声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记号组成的文字体系。

汉字起源于图画。在汉字产生的早期阶段,象形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的意义直接发生联系。虽然每个字也都有自己固定的读音,但是字形本身不是表音的符号,跟拼音文字的字母的性质不同。象形字的读音是它所代表的语素转嫁给它的。随着字形的演变,象形字变得越来越不象形。结果是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在意义上也失去了原有的联系。这个时候,字形本身既不表音,也不表义,变成了抽象的记号。如果汉语里所有的语素都是由这种既不表音也不表义的记号代表的,那么汉字可以说是一种纯记号文字。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汉字有独体字与合体字的区别。只有独体字才是纯粹的记号文字。合体字是由独体字组合造成的。从构造上说,合体字比独体字高一个层次。因为组成合体字的独体字本身虽然也是记号,可是当它作为合体字的组成成分时,它是以有音有义的“字”的身份参加的。合体字可以分成以下3类:

形声字

形声字由表示意义的形旁和表示读音的声旁两部分组成。拿构造最简单的形声字来说,形旁和声旁都是由独体字充当的。作为形声字的组成部分,这些独体字都是有音有义的字。不过形旁只取其义,不取其音,例如“鸠”字的偏旁“鸟”;声旁则只取其音,不取其义,例如“鸠”字的偏旁“九”。 由于字义和字音的演变,有些形声字的形旁或声旁这时已失去了表意或表音的功能。例如“球”本来是一种玉的名称,所以以“玉”为形旁。当“球”字不再指玉,这个形旁就没有作用了。再如“海”字本来以“每”为声旁。由于字音的变化,“海”和“每”的读音相去甚远,声旁“每”也就不起作用了。有的时候,形旁和声旁都丧失了原来的功能,例如“给、等、短”。这一类字已经不能再作为形声字看待了。

形声字和非形声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造字之初,形声字和它的声旁的读音本来就不一定密合。发展到现代汉字,出入就更大了。有人拿7500多个现代合体汉字进行统计。就普通话读音来说,合体字跟声旁完全同音(声母、韵母、声调全同)的不到5-。声母、韵母相同而声调不同的约占10-。只有韵母一项相同的约占20-。如果我们只把前两类看作形声字,那么形声字大概只占通行汉字的15-。如果把以上三类全看作形声字,形声字大概会占通行汉字35-的样子。要是把标准再放宽或者完全根据来历确定形声字,那么通行汉字中形声字的百分比还要高得多。

会意字

古人说“止戈为武”,“人言为信”。对于“武”、“信”两个字来说,这种解释是错误的。不过汉字体系里确实有按照这种方式造成的字,例如“不正为歪”,“不好为孬”。这一类字的特点是会合偏旁的字义来表现整个合体字的意义。这种字为数很少,只有个别的例子。

以上两类合体字里的偏旁有的有表意作用,有的有表音作用。下边一类的情形不同。 ③合体记号字。这一类合体字的偏旁既不表意,也不表音。这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由于字音和字义的变化,原来的声旁和形旁已经不再表音、表意了。例如上文举过的“给、等、 短”一类字。 另一种情形可以举“章”字为例。 按照汉朝许慎《说文解字》的分析,“章”字从“音”从“十”。但一般人说“立早章”(以区别于“弓长张”)的时候,是把它分析成“立”和“早”两部分。其实从古文字看,“章”本来是一个独体象形字,跟“音、十、立、早”都没有关系。

汉字用来记录汉语已经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一直沿用到今天,没有中断过。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里,汉字不仅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服务,而且记录下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料;甚至跨越国界,被日本、朝鲜、越南等邻国借去记录非汉语语言。

跟拼音文字比较起来,汉字有它的短处,但是也有它的长处。汉字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古今汉语字音的差别很大。但由于2000年来字形相当稳定,没有太大变化,字义的变化比较小,所以先秦两汉的古书今天一般人还能部分看懂。如果古书是用拼音文字写的,现代人就根本无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语音差别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谈,可是写成汉字,就能互相了解,道理也是一样的。连使用汉字的日语,在部分使用汉字的地方,说汉语的人都能够看明白意思。

简化字

20世纪50年代开始进行简化汉字的工作。1986年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规定了2000多个简化字(包括用简化偏旁类推的字)。这项工作现已告一段落,今后在一个时期内将保持稳定,不继续简化。因为不断简化会破坏文字的稳定性,而且简化一批字以后,原来的繁体字并不能废除,但只用于古汉语教学和书法影视剧等艺术作品中。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中国大陆引进了简体字。

汉语主要分布的国家和地区是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蒙古、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泰国、老挝、朝鲜、韩国、日本、美国西部各州和夏威夷州等国家和地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会说汉语的人大约有16亿,居世界人口数量使用语言第一(占世界人口使用语言五分之一)、使用广泛度居世界第三(第一为英语,第二为西班牙语,有5000多万外国人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汉语是联合国六种官方语言之一。

主词条:现代标准汉语普通话

狭义的“汉语”仅指现代标准汉语,是以北京话为标准语音、以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在非表音情况下,仅指现代白话文的书面语,其他的方言白话文不能作为书面语。中国的中小学中教授汉语的文字、语法、文学等的科目叫语文、中文、国文等,都是汉语文的称谓。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语文课,以普通话(国语)授课;在香港和澳门因通行粤语,所以学校会以粤语授课。中国大陆、中国港澳的“普通话”、中国台湾的“国语”、海外华人华侨的“华语”大体上是相同的,只在个别字词的读音上有些微区别。此外,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是以繁体中文为主要文字的地区。

中国的语言学家多认为汉语是一种单一的语言,但国外部分语言学家和中国国内的一些语言学家以及一些地方主义者认为汉语作为一个语族是官话、粤语、吴语、闽语客家话等语言的统称,即汉语是由一簇亲属语言组成的语族,但综合起来看仍是一门语言。

汉语是联合国的六种官方语文之一,亦为当今世界上作为母语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除中国外,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是广泛使用汉语的国家。在中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汉语被定为官方语言,而在中国台湾作为非法定的行政用语,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机关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公务用语用字。很多国家都开始将汉语列为第二语言,加入授课内容。

主词条:汉语方言

汉语一般划分为13种方言,各方言又可划分为多种次方言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国际语种代号标准ISO 639-3把汉语分为13种一级方言:闽东方言(cdo)、晋方言(cjy)、官话方言(cmn)、莆仙方言(cpx)、徽方言(czh)、闽中方言(czo)、赣方言(gan)、客家方言(hak)、湘方言(hsn)、闽北方言(mnp)、闽南方言(nan)、吴方言(wuu)、粤方言(yue)。此外还存在平话湘南土话等个别语言学分类有争议的汉语方言。

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49-的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回族、满族大部分转用汉语,其他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

从语言的系属来看,中国56个民族使用的语言分别属于五大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和印欧语系。汉藏语系分为汉语和藏缅、苗瑶、壮侗三个语族。属于藏缅语族的有藏、嘉戎、门巴、仓拉、珞巴、羌、普米、独龙、景颇、彝、傈僳、哈尼、拉祜、白、纳西、基诺、怒苏、阿侬、柔若、土家、载瓦、阿昌等语言;属于苗瑶语族的有苗、布努、勉、畲等语言;属于壮侗语族的有壮、布依、傣、侗、水、仫佬、毛南、拉珈、黎、仡佬等语言。阿尔泰语系分为蒙古、突厥、满通古斯三个语族。属于蒙古语族的有蒙古、达斡尔、东乡、东部裕固、土、保安等语言;属于突厥语族的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撒拉、西部裕固、图佤等语言;属于满通古斯语族的有满、锡伯、赫哲、鄂温克、鄂伦春等语言。属于南岛语系的是高山族诸语言,还有回族的回辉话。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有佤、德昂、布朗、克木等语言。属于印欧语系的是属斯拉夫语族的俄语和属伊朗语族的塔吉克语。 有些语言的系属尚未取得统一意见,如朝鲜语、京语等。 [3]

汉语方言通常分为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还有湘南土话瓦乡话平话等一些未能分类到七大方言的汉语方言。各方言区内又分布着若干次方言和许多种土语。其中使用人数最多的北方方言分为北方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四个次方言(四区分法为旧分法,现多采用“八大官话”的分法,详见下文)。

由于古代中国没有统一的发音标准,故汉语口语在中国各地发音有所变化,有些变化很大。在使用汉语的非语言学人士中,多数人都用“方言”来指称口语发音相互有差别的汉语。部分人主张将汉语视为一个包含一组亲属语言的语言。这种观点也得到中国国内部分学者的支持。

语言学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汉语语族只有汉语一种语言,只是方言发音有所不同;另一种认为汉语族包含官话闽语粤语客语吴语赣语湘语等七大语言(或者是官话、闽语、粤语、客语、吴语、赣语、湘语、晋语徽语平话),再加上闽语内部不能互通,所以闽语实际上是一类语言,而在语言学上的归属应该是闽语语群,其下的闽南语闽东语闽北语闽中语和莆仙语则为单一语言。前一个观点将官话、闽语、粤语、客语、吴语、晋语、赣语、湘语等列为汉语的方言;而后一种观点认为汉语是一簇互相关联的亲属语言。但即便按照后一种观点,汉语依然是一门语言,即既是由一簇亲属语言组成的语族,综合来看又是一门语言。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学者之分析的普遍基准为拼音文字,故该观点之于汉语(以及类似汉语的意音文字)的适用性尚可商榷。

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在其著作《中国音韵学研究》中将韩语日语越南语等其他语言称作汉语的“域外方言”。这是作者在汉语研究的特殊条件下为贯彻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而采用的比拟性质的简便说法。

关于汉语方言的现状和生存问题,濒危汉语方言问题,语言和方言多样性问题,已经引起学术界以及社会大众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语言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语方言是中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上海,北京,广东等地,普通话与当地方言的争论引起广泛重视,抢救濒危方言再度成为热门话题。

官话方言,通行于东北地区、华北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河南、湖北局部、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湖南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所使用的母语方言。官话方言分为北京官话东北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八个次方言。北京官话分布在北方东部,以北京话为代表,兰银官话分布在北方西部,以兰州话为代表,西南官话分布在南方西部,以四川话为代表,江淮官话分布在南方东部,以南京话和扬州话为江淮话的代表。上古时期的中原雅音在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后,分化成为中古汉语语音。而现代“官话方言”,主要形成于宋元时期。官话在形成之后,在南北方分别发展,由分化成了南方官话和北方官话,为以后中国各代的官方语言,北方官话至今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基础(大陆称为普通话,台湾称为国语)。使用这一方言的人占中国人口的70-。

官话的明显特点包括:除了江淮官话、少部分西南官话保留入声读[-?]之外,大部分官话方言失落了全部中古入声,中古汉语中的“-p,-t,-k,-m,-n,-ng”韵尾只剩下“-n,-ng”,但出现了大量儿化韵“-r”韵尾。原本连接“i,ü”韵母的“g,k,h”声母已被颚音化成“j,q,x”声母。官话话在失去清浊对立的过程中,没有经过剧烈的声调分化,但出现了中古平上去入以外的轻声。因此,官话方言包含了大量的同音字以及相应产生的复合词。上述现象在其他方言中比较少见。

或称吴语:以上海话或苏州话为代表,在中国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以及安徽南部、江西东部等地区使用。其中安徽西南部受赣语影响,浙江南部保留了较多古代百越话特征,以至不能和作为典型吴语的太湖片吴语通话。使用人数大约为总人口的8.4-。这种方言的对清浊辅音的区分是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吴语保留了中古汉语的模糊入声。吴语具有八个声调:阴平/阴上/阴去/阴入/阳平/阳上/阳去/阳入。

或称粤语:以广州话为代表,根源于古代中原雅言,在广东大部、广西东部、香港、澳门和海外华人中被广泛使用。粤方言是汉语中声调最复杂的方言之一,有九个声调(桂南勾漏片有十个声调)。同时也是保留中古汉语最完整的方言之一。粤语包含了p,t,k,m,n,ng六种辅音韵尾。粤语内部的分歧不大。使用粤语的人口大约为总数的5-。但是粤语中没有混合入声,可以认为粤语中保留的古汉语成分要早于吴语,但晚于闽语。

或称湘语:又称湖南话,新老湘语分别以长沙话(新)及衡阳话(老)为代表。按是否保留浊声母分类,可分为老湘和新湘两类,其中浊声母已基本清化的部分新湘语相对接近官话,但也有部分与官话差异较大的新湘语保留有部分全浊音及特有语音和词汇。使用者约占总人口的5-。历史上湖南地区受到北方文化的强烈影响,故湘语内部差异比较大。并且有多个时期古汉语语音特征之重叠。

或称赣语:又称江西话、江右语等,以南昌话和抚州话为代表,音系接近客家话,但核心词汇差异较大。主要用于江西大部、湖南东部,安徽西南部、福建西北部,湖北东南部、浙江西部等地。使用人口约5148万(早先的3000万不准确)。古全浊和古次清合流为送气音,梗摄字文白异读。昌都片及长江沿岸一带普遍存在全浊声母,但多非严格的古清浊对立。多数地区”知三章组“或”知二章组”端读,日母今读仍为鼻音。南昌话有七个声调,辅音韵尾-t -k -n -ng,建宁、高安、临川等地为m n ng p t k。

以梅州话为代表,在中国南方广泛使用,包括广东东部、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台湾,及海外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虽然是一种南方方言,客家话是在北方移民南下影响中形成的,客家话因而在音韵和词汇上保留了许多中古中原话的特点(如完整的-k、-p、-t、-m、-ng、-n韵尾)。使用客家话的人口大约占使用汉语总人口的5-。

或称闽语:在福建、海南、广东东部、台湾和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的一些华人中使用。由于闽语的内部分歧比较大,通常分为闽南方言(以泉州话为代表)、闽北话、闽东话(以福州话为代表)、莆仙方言和闽中方言。闽语是所有方言中,唯一不完全与中古汉语韵书存在直接对应的方言,其中以闽南语最具影响。但是,根据现有的语音学研究,闽语的音系相当接近上古汉语的音系。

闽南语,闽语之一,(狭义的,即闽台片闽南话)共有“-m,-n,-ng,-p,-t,-k,-?”(貌似问号的国际音标是紧喉音。)在入声 [-p/-t/-k] 消失之前,先发生‘入声弱化’,[-p/-t/-k] 全部变成-?。山西方言、吴方言、江淮方言仍保有这种弱化入声)”七种辅音韵尾。闽南语是汉语中声调较复杂的方言之一,泉州音有8个声调(不含轻声),漳州音、厦门音、同安音、台湾音通常有七个声调(不含轻声)。同时,闽南语也是保留中古汉语最完整的方言之一。泉州音和漳州音是其它支系的母语,闽(南)台片的闽南语内部较为一致。广义的闽南方言还包括海南话、潮州话、浙南闽语等,使用闽南语的人口大约为总数的4.2-。

湘南土话,湘南土语,又称之为湘南语。主要分布在湖南省南部的郴州和永州地区,内部差异较大。与粤北土话,桂北平话有近缘关系,统称之为土话。湘南土话不同于流行于湖南省大部分地区的湘语,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方言。对于湘南土话的归属问题至今还没有一个定论。是湖南省四大方言(湘方言西南官话、湘南土话、赣方言)之一。

代表方言:一,以资兴说(Zixingsa)为代表的土话区(白说),包括永兴、桂东、汝城、安仁,是湘南土话与客赣方言的混合型。二,以嘉禾话为代表的湘南土话双语区,包括宜章、临武、嘉禾、桂阳、蓝山、宁远,是同时使用湘南土话与西南官话的双语区。三,以道州话为代表的保留了湘语特征较多的湘语土话,包括冷水滩零陵、东安、双牌、道州、新田、江永、江华与桂北平话关系密切。

在广西的部分地区使用。传统上将桂南平话归于粤语,有人主张将桂北平话当成孤立的土语存在。

或称晋语:晋方分为八个片区,各片内部差异较大,沟通较为困难。分布在山西绝大部分以及陕西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等地使用,核心区以太原话为代表,有入声韵 [-崂。在入声 [-p/-t/-k] 消失之前,先发生‘入声弱化’,[-p/-t/-k] 全部变成 [-崂)。其白读系统与官话差别大。

对《牛津英语词典》的影响

日前,牛津大学出版社旗下的《牛津英语词典》(TheOxfordEnglishDictionary)公布,该词典2016年3月更新版收录了500个新词语,其中13个含有汉语元素的词语来自中国香港特区,如charsiu(叉烧)、yumcha(饮茶)、milktea(奶茶)、daipaidong(大排档)等。它们颇具地方特色,多以粤方言拼音显示。

拥有150多年历史的《牛津英语词典》被认为是最全面和最权威的英语词典,并被誉为英语世界的金科玉律;每个词语被其收录都要经历一个漫长而慎重的过程。这一巨型词典自2000年起每隔3个月便将词典内容更新一次,现已收录超过60万个英语词语,其中含有汉语元素的英语词语就有1500多个。

《牛津英语词典》中的汉语借词有的源于普通话,如fengshui(风水)、tungoil(桐油)、papertiger(纸老虎)、Maoism(毛主义/毛泽东思想)等;有的源于粤方言,如kowtow(磕头)、pakchoi(白菜)、samfu(衫裤)等;还有的源于闽方言,如satin(缎子)、kylin(麒麟)、oolong(乌龙茶)等。这些含有汉语元素的英语词语通常采用音译、意译、音意合译、音译加词缀和语义再生这五种方式来产生,它们或多或少都经过了一定程度上的“英化”改造,基本上都融入了英语的词汇体系和语用系统。

除了汉语借词外,《牛津英语词典》还收录了一些含有汉语元素的表达方式(即“中式英语”),如longtimenosee(好久不见)、nocando(不能做/干不了)和loseface(丢面子)。虽然这些中式英语不符合传统英语的表达习惯,但英语民族却喜闻乐用。据美国“全球语言监测”(GLM)机构的专家预测,随着汉语影响力渐增,用不了多久,goodgoodstudy,daydayup(好好学习,天天向上)、nomoneynotalk(没钱免谈)、addoil(加油,用于鼓励他人)等中式英语也会进入这一词典。

《牛津英语词典》不断收录含有汉语元素的词语和表达方式,不仅丰富了英语的文化内涵,而且也促进了英语的全球化发展,还反映出汉语对英语的影响与日俱增。正如中国语言学家周海中教授所言:“随着中华民族与英语民族的交流交往日益频繁,来自汉语的英语词语及表达方式将会越来越多,从而进一步推动英语的国际化、多样化进程。” [4]

国际应用

2014年9月,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监督局表示,汉语可能会被列入俄罗斯中学生统一国家考试科目。

据悉,俄罗斯统一国家考试既是中学毕业考试,也是高校入学考试。统一考试的外语科目现包括英语、法语、西班牙和德语等科目。毕业生可根据所选院校要求自愿选择进行外语考试。

2015年起,汉语将出现在全俄中学生奥林匹克比赛科目中,比赛优胜者将可享受政府资助名额的录取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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