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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

小黄山遗址位于浙江省嵊州市甘霖镇上杜山村,遗址面积50000多平方米,是目前长江中下游地区距今9000年前后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遗址出土的夹砂红衣陶器群、用于加工食物的石磨盘、磨石和储藏坑是小黄山遗存最主要最鲜明的文化特征,文化内涵不同于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文化;结合其14C测定年代,是浙江乃至东南沿海地区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填补了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早阶段考古学文化的空白。

遗址时代:新石器时代

发掘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嵊州市文物管理处

考古领队:王海明

小黄山遗址B区Ⅱ期遗存文化内涵中存在不少萧山跨湖桥文化因素;A区Ⅱ期遗存绳纹圆底釜、双鼻平底罐与河姆渡文化同类陶器可能具有内在的联系;小黄山遗址发掘"盘活"了浙江省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格局。小黄山遗址兼有跨湖桥、河姆渡两支文化因素,三者关系的结论为时尚早,但为三者关系的探讨,提供了新的平台和重要线索。

遗址低山丘陵的地形环境,接近生土的堆积特征,对探索长江下游地区早期新石器文化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及重大的学术价值。该遗址发掘对完整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认识长江下游新石器文化区系类型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小黄山遗址三个阶段的认识,我仅就摆的标本来谈。第一段摆的陶器标本比较简单,圈足钵、平底盆、圜底罐、小口壶等,夹砂陶质,器表有红衣,陶器表皮处理、制法、风格基本相同。第二阶段,我觉得发掘者在遗存分类和聚类的处理上出现问题,把相当部分属于一段的遗存归到第二段了。二段以黑陶的豆、钵、壶、罐为代表,豆、罐的口沿呈瓦形,豆折腹,盆口沿较深,也折腹;二段的陶器上存在明显的轮制痕迹,其风格也明显区别于一段。第三阶段,目前展示的遗存类别比较少,比较单纯。一段与二段有相当大的年代距离,风格迥然不同,当不是同一类考古学文化发展的先后两个阶段,很可能是性质上不同的两个考古学文化。第二段与第三段的年代差距,要小于一、二段之间的年代,是同一考古学文化的先后两个阶段?还是两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目前材料较少,难以讨论。附带说一句,对考古遗存的发掘与整理研究,还得紧紧把握层位学和类型学,要认真地摸陶片,不能跟着14C跑,因为它的测年还未能达到某些人所说的精确度。关于小黄山一段,从文化面貌、特征、性质上看,既区别于河姆渡文化,又不同于马家浜文化,还异于跨湖桥那类遗存,年代上当早于这里提到的三类遗存,但早不了太多,肯定早不到距今9000年,依目前考古学的年代框架来看,顶多刚进入8000年。昨天我听了小黄山遗址第三阶段有2个14C测年数据,是距今8200~8800年,这个年代数据我觉得不可靠,第三阶段绝对早不到这个年代。至于它与上山的关系,刚才会上介绍的上山遗存的情况,过于简单,基本上只见盆一种器形,还有罐或釜的标本照片。据此,大胆说一句,基本相同。可以认为,小黄山一段为代表的遗存,不仅是浙江,而且也是长江下游地区迄今为止考古学的新发现。这个发现将人们对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的认识,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拓宽了人们的视野,预计长江下游当存在着较小黄山一段更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 小黄山一段,经深入研究后,当可作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命名的依据。这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送给我的老校长马寅初家乡一份珍贵的礼物。马老的“实事求是治学、刚正不阿做人”的精神,学者应追随之。小黄山一段显示的古老文化传统,我们这个民族应继承。小黄山遗址应妥善予以保护,一切有损于这个遗址的建设应为之让路。

小黄山遗址是个比较早、比较大的遗址。虽然大部分被破坏,还剩下不少遗迹遗物,弥足珍贵,希望采取措施保护下来。重要的原因看器物就知道。

第一期,器物比较单纯,跟上山差不多,存在的微小差别也不一定是时期上的差别,也可能是隔了一定距离的关系。上山遗址测过年代,是距今9000~11000年,我觉得上山、小黄山第一期只能与南方的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北方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放在一起,不能再早。因为这个阶段的陶器才开始有分化,有炊器、水器、存储器,造型上开始有了脖子、耳朵、圈足,再早一阶段的譬如江西仙人洞、湖南玉蟾岩洞穴遗址的陶器很简单,就是圜底罐、釜。而这里的陶器比较复杂,已不是陶器起源时期的样子,这里有圜底器、圈足器、平底器,同一类陶器中还有好多种器形。按我的分期,小黄山、上山是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或者说是早期的晚段。但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是最早的,说明浙江还有更早的新石器文化,小黄山遗址发掘意义很大。

这一阶段,在上山有明显的稻谷遗存,小黄山也在红烧土里发现了稻谷遗存,在浙江稻作农业的起源研究上显然也推进了一个阶段。再就是聚落,小黄山遗址这么大,虽然比较破碎,只要按照田野操作规程一步一步做下去,以后可以弄得更清楚。这个遗址田野发掘工作难度很大,土色不好辨认,在这种土质中能找出这些遗迹、能把地层基本划清楚已很不容易,我对田野工作的评价是高的,做得好。做得好并不是每一部分都做清楚了,比如摆在第一期的M2(05XHSBM2。整理者注),两件器物都是灰陶,一件灰陶豆、一件罐,罐肩以下有竖向细绳纹,跟别的器物风格不一样,与跨湖桥很像。如果这是个墓,墓的开口把握的准不准,这就有个问题,至于第二、三阶段有可能有些器物是第一阶段的,所以我们看起来一、二、三阶段的差别不大,这以后是否再根据考古单元,根据地层学、类型学仔细推敲,把工作做扎实了。因为现在划分的第二阶段中有部分陶器与跨湖桥差不多。跨湖桥很多东西这儿没有,如彩陶和黑光陶;这儿有的器物与跨湖桥几乎看不出差别。从第一阶段怎么变成第二阶段,这个跨度可能很大,但看其他的陶器差别又不大,我不太明白。如果小黄山与跨湖桥属于两个文化系统,只是在第二阶段受到跨湖桥的影响,但第三阶段怎么又没有这个影响?而且第三阶段的14C测年比跨湖桥还早,明显有矛盾。我讲这些,并不说明这个发现不重要了。考古有些重要发现往往提出许多问题,能提出问题就是重要发现。

这里有好多遗迹,对它的性质一时难以提出确切的判断,有多种想法很正常,重要的是找出证据来验证想法,找证据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在野外做过细的工作。把这个进一步做好了,这次发掘的意义就更大。

总体讲,第一,这次田野工作做得不错。第二,这个遗址非常重要。第三,这个遗址可以划分几个阶段,最早的阶段与上山遗址属于一个文化系统,同时大大丰富了上山遗址发掘的内涵,所以是个非常重大的发现。总体的年代,应把握住它不是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应划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与彭头山、裴李岗坐在一个板凳上。

我们要进一步寻找更早的新石器遗存,这是有根据的,像小黄山、上山那样的文化在别的地方完全不见,说明它就是本地起源的,它已经有相当大的发展了。它的前身一定在当地。在浙江寻找更早的新石器文化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海面变动,尤其是晚更新世-全新世的海面变动对沿海地带的古人类活动有极大的影响。地质学家已经证实,在距今1万8千年左右的末次冰盛期,东海海面曾下降到现今海平面以下135米左右的地方,小黄山遗址所在的嵊州盆地濒临东海,东海海面的下降必然导致盆地内河流的强烈下切和深切河谷的形成。晚更新世晚期-全新世早期,全球气候变暖、海面回升。据前人研究,在距今8千~9千年前后,东海海面已经回升到接近现今海平面的位置。海面的不断上升,势必造成冰盛期出现的深切河谷被河流堆积物充填,形成宽阔的冲积平原。当时嵊州盆地肥沃的冲积小平原和温暖的气候条件为古代人类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环境,地势较高的小黄山遗址就是这一时期人类选择的重要活动场所。通过小黄山遗址的古环境分析,可以揭示形成小黄山遗址文化面貌的环境因素,进而探讨自然环境变化,尤其是海平面变动对沿海地区古文化的影响。

小黄山遗址是目前浙江地区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它的发现与发掘,把浙江乃至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又推进了一大步。小黄山遗址与已知年代早于河姆渡与马家浜的萧山跨湖桥遗址相比,显示许多更为原始的迹象,他的石器,大量为磨盘、磨石和石锤,种类不多,所见石斧、横截面呈椭圆形,厚重,无孔,斧、锛二器,器形近似。有一种钻孔石器,钻孔技术和器形与江西万年仙人洞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卵石钻孔器相似,在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罕见,也表明遗址的年代较早,小黄山的石生产工具,主要用于研磨谷粒,敲砸硬果或骨髓,似乎他们的采集经济,还占很大比重。

小黄山遗址的陶器,烧制火候不高,质地酥松,出土清洗时,容易松散。尤其在第一段遗存中,器形未见慢轮修整工艺,更未见跨湖桥那种器表黑亮、光洁的黑衣灰陶器,说明年代应比跨湖桥更早。如果说跨湖桥陶器的器形与彩陶片,与河姆渡或马家浜相比,有一种另一类型的感觉,则小黄山陶器中的绳纹圜底釜,类似鸡冠耳的小方把,环耳以及多角形的口沿,似乎就是河姆渡、马家浜陶器的祖形。小黄山遗址发现的侧具有台阶的储藏坑,与之相同的遗迹也曾见于青浦的崧泽墓地与江苏宜兴的骆驼墩崧泽文化墓地。他们之间应该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小黄山遗址地处丘陵地带的小山岗上,与同期浙江浦江的上山遗址地理环境一致。江浙一带,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地理环境,良渚与崧泽文化多处于平地,河姆渡与罗家角埋藏较深,而跨湖桥遗址,则在水下湖底。小黄山与上山,二处都位于小山岗上,与新石器时代中后期的不同,应该也是一种早期遗址的地理特征。

小黄山的陶器很有特点,马家浜文化的陶器是外红里黑,跨湖桥、河姆渡是里外都黑的夹炭陶,小黄山是两面红中间黑,它们共同构成浙江新石器时代三大陶器系统。这类陶片,从开化十里铺到衢县、龙游,直到仙居下汤都有发现,但很难保留两面原有的红色陶衣,浦江上山陶片中间那层夹炭太厚,一时不易联系。小黄山的陶器群,这点很突出,而且可以和从早到晚都存在的那种断面厚重略呈椭圆形的石斧联系在一起,成为很有自己特色的一支史前文化。在钱塘江以南的丘陵地区很有代表性。

第一次来学习时,对坑底保存石磨盘的“储存坑”特别感兴趣,它是先民依赖块根、块茎采集为生的重要遗迹,国内还未见报道,当时曾建议保留剖面作孢粉或植物硅酸体分析并应长久保留,昨天有人提到可能是“柱坑”。夏天时我没有下到坑底看标本,这次下去看到二例,好像都不是典型的石磨盘,这就使我联想到1984年在海南黎族看到拆除“船屋”的木柱和柱洞。联系到这里深坎小沟上保留的柱痕,如何将小黄山遗址的遗迹搞清楚,还需要大家的继续努力。

小黄山遗址具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它和这一地区其他早期遗址如跨湖桥和上山的年代都逼近更新世和全新世之交,因此对研究人类在这一过渡阶段的适应和经济转变具有重大意义。从国际学界将其定在全新世初的二、三千年来看,小黄山等遗址显然处于这一阶段。过去我国学界一般从北方细石器文化来认识这一过渡,但是小黄山等遗址体现了人类在这一过渡阶段中表现的适应方式。小黄山等遗址的打制石器和旧石器类型明显不同,体现了人类利用富裕野生资源的特殊适应。将小黄山等遗址放在全球背景中来研究人类经济、技术和社会在全新世初的转变,意义十分深远。第二,小黄山等一批早期遗址在探索稻作起源上十分重要。农业起源不是一种发明,而是一种缓慢的过程。它普遍产生于一种“广谱经济”之中。人类在利用各种野生物种过程中,由不同原因造成对某些物种偏爱而导致的“偏差放大”,逐渐加大对某些物种的依赖,最终导致栽培作物的出现。因此,我们不应满足于寻找最古老的稻谷,或把眼光放在分辨野生稻还是栽培稻上,还应该探索造成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选择因素,这是农业起源研究最具挑战性的课题之一。小黄山、跨湖桥及河姆渡等遗址在探索这个战略性课题上具有潜在的重大科学价值。第三,小黄山等遗址反映了一种富裕采集经济的特点,这种采集经济往往可以产生出十分复杂的社会形态,比如北美西北部捕捞鲑鱼的渔猎群产生了等级分化的复杂社会,有酋长、平民和奴隶,聚落形态复杂,并出现了各种标志地位和财产的奢侈品。这说明只要资源充足,无论是采集还是农业经济,技术和社会结构就会发展到很高的层次。长江下游资源丰富的史前生态环境,有可能维持规模较大的人口,因此完全有可能形成技术先进、组织结构较为复杂的社会形态,因此生产出像小黄山和跨湖桥那样的进步陶器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上山遗址和小黄山遗址的相继发现,使浙江新石器时代遗址最早年代上推到万年左右。全新的文化面貌对我们来说都是初次接触,感到陌生是自然的事。但是,这次小黄山遗址所展示的三个阶段出土标本,提供了可供与跨湖桥遗址和河姆渡遗址相比较的器物,因此小黄山遗址有些器物似曾相识,小黄山遗址出土器物相对于跨湖桥和河姆渡遗址来说,总的看器种简单,制作较粗糙,具体器物而言,敞口斜肩深腹圜底釜、半环形双耳罐、红衣斜腹平底盆、敛口钵、折敛口钵、坦腹平底盘和多角沿器等器物,另外还有小石锛一类石器都可以在跨湖桥遗址或者河姆渡遗址中找到相似的器形,表明它们之间应有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是属何种性质的联系,能否称先河姆渡文化,有待进一步深入分析。

毫无疑问,小黄山遗址的科学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批具有地层关系的文化遗存,对认识浙江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文化面貌有重要的帮助,是浙江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次突破性进展。

小黄山的发现将上山和跨湖桥关联起来了,我有幸三个遗址及其出土遗物都看过,感觉它们确实具有密切的联系。发掘者划分的第一段和上山十分相似,但更丰富一些。二段和跨湖桥很相似,但陶器质量没有后者那么高,也没有后者那么丰富,石器等就更是这样。发掘者将其定在距今8000~10000年,时间跨度相当大,在同时期的遗址中遗迹、遗物也算是丰富的。这三个遗址尤其是小黄山的三个阶段让我们看出在长达2000年里这个地区一直有一个自己的传统贯穿下来,值得深思。她更早的来源以及后面与河姆渡怎么接?以目前资料尚有难度,但这2000多年有她强烈的传统在其中,把她定位在新石器早期,对于我们认识各地区新石器时代区域性文化传统、农业起源、陶器起源、村落社会起源等问题,这是一批很好的材料。

上山、小黄山、跨湖桥等遗址的分布体现了某种相似性,即都在多山的河谷地带的高岗上,这对我们认识这个阶段聚落选址和人类生产、生活的阶段性特征很有启发。可以认为小黄山是个比较稳定的村落型遗址,规模很大,灰坑、建筑等表明定居程度很高,但在农业不很发达、狩猎采集又很丰富的情况下,是否是永久性的定居?有没有季节或者其他变化,在进一步分析遗迹、遗物及今后工作中需要高度关注。还有这里较早的陶器和水稻遗存,这么重大的两个发明大致同时代在南中国很多地方几乎同时出现,究竟是一地发明后传播,还是各地到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都在自己发明?它们不是简单的文化因素的发明,必定有一套伴随的知识系统。早期人类的迁徙能力、文化因素大范围的同步性等文化现象应该重新认识,应与环境适应和人类行为的分析结合起来研究。

总之,这次小黄山遗址的发现很重要,是近年来长江下游地区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这几个遗址联系起来,让我们在探寻长江下游稻作农业与陶器起源及新石器时代文化传统的渊源方面又迈进了一大步。

从小黄山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来看,确实要早于河姆渡和马家浜,因此,小黄山和跨湖桥都应为目前江南地区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小黄山遗址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我认为其发展序列是十分清晰的,其延续的时间很长是可以肯定的,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阶段,文化发展是十分缓慢的;小黄山遗址陶器器形简单,多平底、圜底器,陶质粗疏,装饰单调。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特征明显,应为早于河姆渡、马家浜的江南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小黄山遗址的面积大,在江南地区非常罕见,是个大型聚落。希望能再继续做点工作,对江南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有更全面的认识;小黄山遗址的发掘,对于探讨河姆渡和跨湖桥文化的来源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无疑也提出了新的思考;对于重新认识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谱系和文化序列,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考古资料;嵊州小黄山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不含跨湖桥文化遗存),文化面貌独特,文化序列完整,文化风格一致,可考虑命名为一个新的文化或文化类型。

小黄山遗址考古发现的意义很重要,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当跨湖桥的文化遗存向学术界展示时,我们曾经为那样高的发展水平而惊叹,就当时的知识背景甚至有些不太容易理解。上山的发现,特别是在小黄山所揭示的地层关系,表明在浙江确实存在不同于河姆渡文化、罗家角-马家浜文化的另外一系新石器文化传统。这是近年来长江下游地区的重要考古发现,是浙江考古工作者为学术界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从所展示的小黄山三个阶段的陶器看,既可以看到文化发展的延续性,也能看到发展过程中比较明显的阶段性,例如在第二阶段有一群同跨湖桥所出相似的陶器,表现了明显的变异,有必要探讨它的原因,究竟是阶段性的还是文化谱系方面的。另外跨湖桥磨光黑陶的质量似乎比小黄山同类陶器的质量更高,是聚落类型还是埋藏环境的差异所致,也需要做深一步的研究。

尽管14C测年数据所表示的小黄山遗址文化遗存的年代相当早,但是陶器等出土遗物均反映比较进步的特征。小黄山的第一阶段同上山关系密切,有些陶器形制相近,年代基本相接或部分重叠,因此上山虽然早于小黄山,但应该还不是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最初阶段。上山和小黄山已经为我们了解不同于河姆渡文化、罗家角-马家浜文化的先民生存环境与生存方式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材料,距探寻长江下游稻作农业起源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小黄山遗址的发掘是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发现。

小黄山遗址三期遗存的陶器皆流行“夹心饼干”式的夹砂、夹炭陶,外红里黑,器表普遍施有细泥质的红陶衣,有的还有矿物颜料的红陶衣,主要器型有深腹罐、高领罐、圈足器、平底盘、单耳盆等,显示了作为一个文化整体的基本内涵。此外,小黄山各期又分别与周边邻近地区的文化有明显的来往,其中早期的单耳盆应源于浦江上游的上山遗址,而中期的黑陶器又表明与跨湖桥文化有密切联系,与河姆渡有关系的器物虽然比较少,但浅碟形的器盖体形较大,似乎又是河姆渡文化同类器的前身。

因此,小黄山的发掘不仅有助于钱塘江以南地区新石器早期文化的探索,更对钱塘江以南地区新石器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小黄山三个阶段的遗物,我觉得文化面貌上还是比较一致的。第一阶段和上山遗存毫无疑问可以接上。第二阶段红陶系的东西是第一阶段一脉相承发展下来的,但黑陶系的遗存明显不是小黄山本地发生的遗存,它应该是来源于跨湖桥或受到跨湖桥的影响。明确地讲,这应该是两个文化系列的遗存,两种文化在这里交汇,然后共同发展,才导致了后来河姆渡、马家浜文化的蓬勃发展。浙江先是发现了以黑陶为主的跨湖桥遗存,现在又发现了以红陶为主的小黄山,工作成就可喜可贺。小黄山文化系列,其独特性是明显的,但由于是刚刚发现,所以,更多的信息还有待于更多的工作。就遗址本身而言,必须弄清楚是以居址为主,还是作坊性质,抑或兼而有之。

小黄山遗址主要遗存的年代显得很早。在权衡了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情况后,严文明先生提出,这些遗存应当属新石时代中期的范围,是非常有见地的看法。按照发掘者的观点,这些遗存还可分为三段。从器物群的面貌看,小黄山一段和浦江上山遗存有密切关系。二段出现了大量和萧山跨湖桥遗址十分相似的文化因素,或者两者本身就是性质相同的一类遗存。由于二段中跨湖桥类因素的大量出现,小黄山一二段之间的衔接显得有些跳动,联系似乎不甚紧密。但两段都有的细颈壶、大敞口斜壁盆、圈足碗等,又显示它们之间确有承袭演变的关系。跨湖桥遗存自上个世纪80年代发现以来,其渊源和去向就一直是令人困惑的问题。这类遗存和长江中游皂市下层、汤家岗等遗存有诸多相似之处,却出现在距离颇远的浙江,显得十分突兀。这次小黄山遗址的发掘,为跨湖桥这类遗存在本地找到了部分渊源,是继续探讨这一问题的重要线索。跨湖桥遗存的碳十四年代较河姆渡文化略早,在后者中至今没有识别出多少跨湖桥的踪迹。但两者毕竟地域比邻,从各自出土的动植物遗存看,它们的经济生活内容很是接近。因此,文化面貌上的不同究竟是因为两者分属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还是另有原因,也是需要探讨的问题。随着小黄山遗址发掘工作的继续开展,其第三段遗存进一步丰富,可否为上述问题提供线索,也是颇令人期待的事情。总之,小黄山遗址的资料对于进一步探讨长江下游地区文化区系及其演变发展的复杂性问题而言,将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

小黄山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是目前已知中国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中面积最大的一处。从发掘开来的1000多平方米的情况看,从一段开始,聚落生活就已经呈现出比较复杂的面貌。遗址A区横宽25米多的南坡明显为人工切成了现存宽5米余的水平台面,北侧沿下切的生土壁,再挖一道基槽,似为一颇具规模的建筑之残部。这以南30多米多的区域,约同一高度上,也发现了纵横多道类似基槽的遗迹,唯发掘面积有限,整体情况尚待进一步把握。更为瞩目的该区域还发现了多座被发掘者称为储藏坑的遗迹。典型的坑深1米左右,一侧敞出,有台阶进入坑内,坑底往往置放多块石磨盘。B区有部分储藏坑的坑口还发现了似为棚户类围苫设施的迹象。虽然其功用尚待进一步探讨,但集中发现在一个区域,显示出整个聚落是有一定功能区划的。由于埋藏环境的原因,遗址的动植物遗存几乎都已消失殆尽了,但仍检点出稻属植物硅酸体。连同石器群中比例甚高的磨盘、磨石等现象,构成复原小黄山聚落生产生活的重要线索。进而随着对具有如此规模的小黄山聚落定居生活方式和经济生活内容的综合研究的展开,也将为南方稻作农业在江浙地区的早期发展研究提供一个关键性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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