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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顼

宋神宗赵顼[xū](公元1048年5月25日—公元1085年4月1日),初名仲针,宋英宗赵曙长子,生母高皇后,北宋第六位皇帝。

1064年(治平元年)赵顼受封光国公,后进封淮阳郡王、颍王。1066年(治平三年)被立为皇太子。1067年(治平四年),赵顼即位。由于赵顼对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满,且他素来都欣赏王安石的才干,故赵顼在即位后立即命王安石推行变法,以期振兴北宋王朝,史称“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1085年(元丰八年),赵顼在福宁殿去世,享年38岁 ,共在位18年,庙号神宗,谥号为英文烈武圣孝皇帝,葬于永裕陵

赵顼于公元1048年5月25日(庆历八年四月十日)在濮安懿王宫邸睦亲宅出生。初名赵仲针,是宋英宗赵曙宣仁圣烈皇后高氏所生长子。

公元1063年(嘉佑八年),受封光国公;后又加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受封淮阳郡王

公元1064年(治平元年),进封颍王。

公元1066年(治平三年),被立为皇太子。

赵顼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当太子时就喜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

公元1067年(治平四年)正月,宋英宗驾崩,太子赵顼继位。次年改元熙宁。赵顼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公元1065年(治平二年)宋朝财政亏空已达1750余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赵顼对宋太祖、宋太宗皇帝所制定的“祖宗之法”产生了怀疑。年轻的赵顼有理想,勇于打破传统,他深信变法是缓解危机的唯一办法。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缓和阶级矛盾,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他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废去元老,起用王安石主持变法。在王安石的辅助下,开始了一场两宋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变法,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对赵宋王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公元1068年(熙宁元年四月),王安石入京受命。赵顼一听王安石来京,异常兴奋,马上召其进宫。赵顼与王安石晤面,听取王安石有关政治、财政、经济以及军事上的改革谋略之后,深感王安石就是能与自己成就大业的人才。而王安石也被赵顼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远大抱负所折服,君臣二人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不可否认,赵顼的改革理想之所以在继位之初就能付诸实施,与王安石的支持有着密切关系。

公元1069年(熙宁二年二月),赵顼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要负责变法事宜。同时调整了人事安排,组成新的执政班子。变法措施大概分为三个部分:即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和取士之法。随后新法逐渐出台。新法刚一出台,便招来朝野间一片指责和谩骂,不仅从内容和效益上对新法进行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大肆指责,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在朝议纷纷面前,王安石不为所动,喊出了“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口号,赵顼对王安石表示支持,说:“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主张道德与功名并重,反对守旧派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做法。在两派争议当中,赵顼先后罢退了一批对变法持否定意见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锣、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

公元1070年(熙宁三年),擢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让其有了更大的权力,于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了高潮。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赵顼特命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这个机构中,赵顼听从王安石的举荐,起用了吕惠卿、章敦、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

新法虽得到赵顼的鼎力支持,但实行起来举步维艰,由于新法在多方面触犯了享有特权的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此,这次改革从一开始就遭到激烈的反对。这股反对力量得到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神宗皇后的支持。同时由于新法本身也存在许多缺点,所以也遭到了一些正直的大臣的反对,苏辙、韩琦、司马光都在反对之列。神宗的思想也开始犹疑起来。保守大臣们反对新法,王安石早有思想准备,但是改革派内部分裂,给王安石的打击是格外沉重的。而这时的神宗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有时甚至不重视他的意见。王安石对神宗慨叹道: “天下事像煮汤,下一把火,接着又泼一勺水,哪还有烧开的时候呢?”

公元1076年(熙宁九年)春天,王安石因身体有病,屡次要求辞职。到六月间,王安石的儿子壮年而逝,王安石悲痛欲绝,精神受到极大刺激,已无法集中精力过问政事。神宗只好让王安石辞去相位,出判江宁府。第二年王安石连江宁府的官衔也辞去了,此后直到1086年去世,王安石再也没有回朝。

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赵顼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赵顼的目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获得大臣和后族的支持,但是他希望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并没有变。他一边安抚守旧派的大臣,启用曾被罢退降职的旧派人物吕公著、冯京、孙固等,一边坚持改革,以平衡新派、旧派的力量。

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的第二年,赵顼改年号为“元丰”,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然而,变法依旧伴随着反对的声音。失去了王安石,赵顼本就很伤心,又要独自面临巨大的压力,不免有些恼火。他决定实行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严惩反对变法的官员。赵顼没有停止改革的进程,经过他的不断努力,宋朝基本建立起了更有利于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其基本制度一直实行到宋朝末年未再进行大的变动。

北宋中期冗官成灾,不但官僚机构十分庞大,官员急增,而且造成官职不符,大批官僚无所事事却身居要职;办事效率低下,得过且过之风盛行。这种官僚体制,当然既无益于朝政,更不能适应改革的需要。因此,宋神宗经过深思熟虑,下决心对官僚体制进行改革。

首先对中央机构进行整改,使“台、省、守、监之官实典职事,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因以制禄”。适当合并机构,裁减官员,使官员名实相符,有职有权。设立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统管中央行政。中书省主管宣布皇帝命令,批复臣僚奏议,决定重要官员的任免,下设吏房等八房办事机构。门下省主管审议中书省所定事宜。尚书省是执行机关,设宰相,分六部,行使实际权力。但兵部只管保甲、民兵等事,实际兵权仍为皇帝和枢密院掌管。这样,宋初以来中央机构虚职多而实职少的弊端,得以扭转,原来“三省长官不预朝政,六曹不厘本务”的怪现象消除了。

其次,宋神宗统一了全国官员的薪金,原来只领薪金的虚官,改为相应的阶,以阶级领薪金,以便于对官员的考核和使用,使“卿士大夫官居职,知使责任,而不失宠禄之实”,发挥官员的积极性。

宋神宗的元丰改制,虽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没有也不可能进行彻底的机构体制改革,精简官员,因而他徒有良好的愿望,却不可能达到巩固改革成果的目的。

公元1085年(元丰八年)正月初,雄心大志的宋神宗赵顼由于对西夏战事的惨败,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病情恶化。大臣们乱成一团,王等人开始劝赵顼早日立储。赵顼此时已经有不祥的预感,无奈地点头同意了。神宗六子赵佣,改名为“煦”,被立为太子,国家大事由皇太后暂为处理。赵顼一生都在追寻自己的理想,他希望重建强盛的国家,再造汉唐盛世。当这些梦想破灭之时,赵项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同年年三月,年仅38岁的神宗赵顼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九岁的儿子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他耗尽一生心血的新法,在他死后不久,就被他的母亲高太后暂时废除,不过,哲宗亲政后又陆续恢复,很多措施一直到南宋仍在继续执行。

在政治上神宗还是勉力维持新政局面的。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守旧势力以为时事将有大变。神宗却明确下诏说明新法“间有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当。士大夫其务奉承之,以称朕意。无或狃于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罚而不赦”。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终神宗朝,除方田法罢废及部分新法条文被稍作调整外,新法基本上得以贯彻执行。神宗对在外地任职的王安石也多有关照,如公元1077年(北宋熙宁十年)以王安石为集禧观使;公元1078年(北宋元丰元年)以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公元1080(北宋元丰三年)改制,则以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

公元1078年(北宋元丰年)间,神宗亲自主持改制,希望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进。他绕开容易引起争论的理财问题,而把注意力放在整顿冗官和强化军兵保甲问题上。冗官冗费是宋朝官僚政治的毒瘤,宋初,太祖、太宗二朝为了加强皇权,广授官职以分宰相和省、部、寺、监之权,授官制度复杂,有官、职、差遣之分,造成机构重叠,闲官冗费等弊端。元丰三年八月,神宗正式启动官制改革,他首先从积弊最深的差遣制度入手,诏令撤销只领空名的官职,原作为虚职的省、部、寺、监各官皆实际任事。并采用旧文散官的名称编成官阶,作为官员俸禄及升降的品阶标准。公元1082年(北宋元丰五年),以《唐六典》为蓝本,颁行三省、枢密、六部新官制。元丰年间中央官制的改革,虽然局限性很大,但表现了神宗维持新政,继续改革的心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初以来混乱的官僚体制,奠定了北宋后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构架。

熙宁变法使得宋王朝又重新恢复了生机与活力。新法的实行,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垦田面积大幅度增加,全国高达七亿亩耕地,单位面积产量普遍提高,多种矿产品产量为汉代、唐中叶的数倍至数十倍,城镇商品经济取得了空前发展。宋朝军队的战斗力也有明显提高。

宋代经济的发展为编纂《通鉴》提供客观的条件。赵宋王朝建立后,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是文化事业的发达,加之宋王朝实行“右文”政策。雕版印刷术的普及,造纸术的进一步改进,对文化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北宋初期,先后编成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四大部书,就是宋代“右文”政策结出的硕果,又是宋代文化发展的标志。龙图阁和天章阁分别是度藏太宗、真宗著作的地方,也藏有不少典籍。仅崇文院藏书,据仁宗时修成的《崇文总目》记载,就有书籍30669卷,可谓当时全国最大的图书馆。这就从资料上为书局编书提供了保证。书局迁到洛阳后,神宗又以颍邸旧书2400卷赐予司马光,并为《通鉴》作序。

神宗在治内的同时,也非常关注宋朝的边事。他一反宋朝自真宗以来对辽与西夏的妥协退让,以强硬的态度对付虎视眈眈的邻邦,并立志要统一中国。他在位期间,亲自主持了两次大的军事行动,一次是对交趾的反击战,一次是对西夏的讨伐。

交趾位于今越南北方地区,自仁宗末期以来,就时时侵扰宋朝边境。公元1075年(北宋熙宁八年)九月,交趾进攻广西路的古万寨(今广西扶绥)。十一月,交趾出动6万大军,分水陆两路大举进攻广西路(今广西)。1076年二月,神宗派郭逵领兵抗击交趾军。宋军连连取胜,收复了不少失地,于十二月攻入了交趾国内,迫使交趾国王李乾德奉表投降。此后,交趾再也不敢侵扰宋境。

神宗对西夏用兵,却很不顺利。公元1082年(北宋元丰五年),神宗在银、夏交界修筑永乐城屯军,想要困住兴州的西夏军。不料西夏出动了30多万大军围城,永乐城失陷,宋军将校伤亡200多人,损失民夫工匠20多万。战报传至汴京,神宗临朝恸哭。他从此也失去了斗志,继续维持着原来对西夏的纳贡和议。

在一系列变法中,教育方面的改革异议较少,州县建立小学,朝廷直接领导太学,分外舍生、内舍生、上舍生三等,由定期的考试选拔。外舍生两千人,考试优秀的升内舍生;内舍生三百人,考试好的升上舍生;上舍生一百人,优秀者可以直接选拔为官。

宋史》:“帝天性孝友,其入事两宫,必侍立终日,虽寒暑不变。尝与岐、嘉二王读书东宫,侍讲王陶讲谕经史,辄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称贤。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厉精图治,将大有为。未几,王安石入相。安石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未有所当,遂以偏见曲学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恸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终不觉悟,方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惜哉!”

朱熹。“神宗极聪明,于天下事无不通晓,真不世出之主,只是临头做得不中节拍,……西番小小扰边只是打一阵退便了,却去深入侵他疆界。”

《宋史》:赵顼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

《临汉隐居诗话》载:神宗皇帝以天纵圣智,旁工文章。其於诗,虽穆王《黄竹》、汉武《秋风》之词,皆莫可拟其彷佛也。秦国大长公主薨,帝赐挽诗三首曰:”海阔三山路,香轮定不归。帐深空翡翠,佩冷失珠玑。明月留歌扇,残霓散舞衣。”霓“一作”霞“。都门送车返,宿草自春菲。“”晓发西城道,”西城“一作”城西“。灵车望更遥。春风空鲁馆,明月断秦箫。尘入罗帏暗,”帏“一作”衣“。香随玉篆消。芳魂飞北渚,那复一为招。“一作”可为招“。”庆自天源发,恩从国爱申。歌钟虽在馆,桃李不成春。水折空环沁,”环“一作”还“。楼高已隔秦。区区会稽市,无复献珠人。“噫,岂特帝王,盖古今词人无此作也。

《宋史神宗纪赞》:“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览,励图治,将大有为。”

漆侠认为:赵顼主持的熙宁变法是地主阶级的一个自救运动,在根本上是对抗农民的阶级斗争的;但它又在阶级斗争影响、推动之下,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发展的前景和劳动人民的要求。

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认为:宋神宗的熙宁变法是以“去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

王夫之:“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亟,下之言治者已烦尔。”《宋论

王才忠认为:宋神宗是变法派的靠山,但他气魄不够宏大,思想不够深刻,性格不够刚毅。《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

华业认为:赵顼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其富国强兵的总目的与王安石是一致的。但在抑制兼并这一点上,他却没有王安石坚定,赵顼既想增加财政收入,又不愿损害上层既得利益者,最终,负担只有转嫁到下层人民身上。

皇后

儿女

早殇,封冀王,母邢贤妃。

长女公元1078年二月壬戌薨,母向皇后 封延禧公主,追赠燕国公主。改封周国公主

次女初封宝庆公主,公元1072年秋七月甲申薨,才三岁,母张婕妤

七女公元1084年正月薨,生才五岁,母林贤妃

十女母钦成皇后朱氏, 下嫁郑王潘美之曾孙潘意。始封徐国公主。公元1113年,改称柔惠帝姬。公元1115年薨,年三十一,追封贤静长帝姬。

苏东坡曾写过一首《吟桧(树)》的诗,其中有这样两旬:“根到九泉无处曲,世间惟有蛰龙知。”就这样两句诗,却惹起一场事端。 同平章事王,便向宋神宗奏道:“臣下的看法,苏轼对圣上有不臣之意,应从重量刑,给以处罚”神宗说:“朕一直待苏轼不薄,所以,尽管苏轼有错,但还不至于达到谋反的地步 不知爱卿是如何知道苏轼要谋反的?”王说:“他作咏桧诗,内有“根到九录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一句。陛下飞龙在天,苏轼以为不是他的知己,却把地下蛰龙作为自己的知音,这不充分说明他确有不臣之意吗?非严遣不足示惩。”神宗听后说道:“诗人作诗,本为咏桧,与朕有什么相干?请你们不要再妄加牵强附会了。后来,又有人诬告司马光、张方平、范缜、陈襄、刘挚等人,都与苏轼有相类似的举动.并且经常私下联络,都应该受到严厉惩罚!对此,宋神宗坚决不允许,最后,只将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赵顼即位后的时候,有一天,御史蒋之奇上书弹劾尚书左丞欧阳修,说其作风不正,与外甥女有乱伦之丑闻。神宗看后,转问故宫臣孙思恭。孙思恭答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并指出此事关系到大臣名节,应谨慎从事。神宗下诏蒋之奇,让他拿出证据,蒋之奇的上谏本来就是道听途说,哪来的证据,见神宗令他出证,一时便慌了手脚,只好说出此事是从中丞彭思永处听来的。神宗叉沼问彭思永,结果,彭思永又说他是听来的,并无证据。这彭思永又如何听来的?经进一步查证,神宗终于弄清了说欧阳修乱伦之事纯属诬告。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欧阳修的内弟薛宗孺,平时因与欧阳修有矛盾,便捏造流言蜚语,说欧阳修有淫乱行为。这流言蜚语不知怎么传到了中丞彭思永耳中,彭思永又告诉了蒋之奇。而蒋之奇未分真伪,竟然以此为由上奏弹劾。宋神宗弄清之后,怒责蒋之奇诬告行为,遂后连同彭思永一并贬职,调出京城。神宗严惩诬告,朝廷震动,天下服其明鉴。

参见:永裕陵

《宋史卷十六本纪第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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