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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三家合刻

清诗总集,王隼辑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三人诗作汇编而成此书。成书时间为清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共24卷。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三人均为广东人,且居处相邻,在创作上亦互相推崇,同享盛誉,世称“岭南三大家”,故三人的诗歌合集被称为《岭南三家合刻》。

《岭南三家合刻》共二十四卷,集内以梁佩兰、陈恭尹、屈大均为先后顺序,每人各收八卷。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王隼编辑此书的目的是想以此与当时的“江左三大家”(指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及其《江左三大家诗抄》相抗衡,而事实上,它也的确起到了这一作用,集内三家诗各有千秋,但总体成就应以屈大均为最高,但《岭南三家合刻》却以梁佩兰居首位,未免有所允当。究其初衷,大概因为三位诗人虽都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但入清以后屈、陈二人依然坚守气节,以明朝遗民终老且均进行过抗清活动,而梁佩兰则出仕应清朝科举,官居翰林院庶吉士,以此为序大概可以避免清廷文字狱迫害吧。

就《岭南三家合刻》所辑三人诗作来看,梁佩兰的诗就思想内容而言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揭露现实生活、描写民生疾苦的诗作,另一部分则是吟咏景物和酬赠友人的唱和之作。这两部分诗作数量以后者居多,而以前者成就较高,如《养马行》、《采珠歌》、《采茶歌》等。由于他虽作官但时间短暂,长期居乡里,所以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非常熟悉,故这些描写“采珠”、“采茶”、“养马”等劳动生活的诗歌都写得非常朴实生动,自然流畅而且感情充沛,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艺术感染力。而那些吟咏景物及应和酬唱之作,则稍嫌内容空洞,艺术魅力也略逊于前者。在艺术上,梁佩兰的诗极富才情,曾受到王士、朱彝尊、潘耒等人的推崇,而其中尤以七古最为出色。他的名作也往往集中于七古一体,如集中收入的《养马行》、《日本刀歌》等。

梁佩兰(16291705)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字芝五,号药亭,南海(今属广东)人。顺治十四年乡试第一,后屡应会试均失利,于是便与同仁砥砺文学,潜心于诗歌创作,名重一时,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时年梁已六十岁。未满一年,便乞假还乡。主持风雅,奖掖后辈,声名愈广。乡居十五年后,康熙四十二年被召回翰林院供职,又因为不认识满文,第二年即告老回乡。

陈恭尹(16311700),明末清初诗人。字元孝,初号半峰,晚号独漉子。顺德(今属广东)人,其父陈邦彦曾为南明重官,顺治三年(即公元1646年)曾举兵抗清,兵败后全家均遭祸害,仅陈恭尹(时年十五岁左右)一人只身逃脱,后因父亲缘故官居南明世袭锦衣卫指挥佥事。南明政权消亡前后,他与抗清志士多有交往,曾经东入闽浙一带,北上中原,最后归居广州。他也曾因“三藩之乱”牵连而入狱一百余天,被释放后便寄情诗画,晚年以诗文自娱。

屈大均(16301696)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初名绍隆,字介子,一字翁山,番禺(今属广东)人,明末诸生。1647年1月清兵攻陷广州之后,屈大均参加了老师陈邦彦领导的抗清斗争。斗争失败后,奔赴肇庆,向永历皇帝进呈《中兴六大典书》。正当授官之时,闻听父亲病危消息即刻返回家乡。父亲病逝后,于番禺县雷海峰海云寺削发为僧,法名今种,字一灵,又字骚余。清顺治十三年(公元1655年),出游大江南北,曾到南京、北京等地,并北出山海关,留意塞外形势。所到之处,遍交豪杰,志图恢复明朝基业。后来曾经东至会稽,与当时的抗清志士魏耕、祁班孙等秘密参与郑成功、张煌言水师进袭金陵之谋,但不久事情即被败露,清廷指名搜捕,一度避居桐庐。不久还俗,更名为“屈大均”。复出后,曾北游关中、江西,与顾炎武、李因笃等定交,后归粤。吴三桂反清时,屈大均曾参加其部队,并任广西按察司副使,监军桂林,不久觇知吴三桂不足以成大事,遂辞归故里,直至去世。

除后文将要介绍的《岭南三家合刻》中的诗作外,屈大均还是一颇受近人推崇的词人,朱祖谋列举清代填词名家时,即以屈大均冠首。其小令[梦江南]《悲落叶》四首,长调[紫萸香慢]《送雁》、[长亭怨]《与李天生冬夜宿雁门关作》等,或“声情激楚”(叶恭绰《广箧中词》),或“无限凄惋”(况周颐《蕙风词话》)均获好评。其文则胎息秦汉,“简古雅洁”(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也卓然自成一家,享有盛誉。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陈恭尹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目睹明王朝的衰亡,身经全家遭难而独得活命的亡家之苦,他的心中充满了国破家亡的悲苦和愤慨;在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中,他也亲眼看见了战乱所带来的满目疮痍,所以他的诗也便以描写亡国悲痛、抒写故国情思为主要内容,呈现出悲愤凄凉、感慨深沉的壮美风格。如在他的《送屈翁山之金陵》中,诗人写道:“神州萧条环宇黑,英雄失路归何门?”,在《秋生日西郊宴集》中他又抒发了“半生事业看流水,百战山河见落晖”的凄凉感情,而在“两地丹青留碧血,百年憔悴赋怀沙”(《答郭君章》)中,更是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清初遗民诗人那种特有的刻骨铭心的家园故国之痛和无力挽狂澜于既倒的无奈情怀。

由于他本人曾经离乱之苦,曾亲眼目睹了清初战乱民不聊生的惨状,所以他们这方面诗作感情更为丰沛,更能打动人心,如《感怀》诗:“空房呼狐兔,荒沼游蛇虺。居人去何之?散作他乡鬼。新鬼无人葬,旧鬼无人祀。万事今如此,相逢尽一哭!”若非亲身经历,诗人断难将这种悲苦凄凉之情形抒写得如此之撼人心魄。清代有人评他的诗为“时或?尹嘤若伸所痛”(王瑛《岭南三大家诗》钞序),贴切地说出了陈诗的抒情特色。“发愤著书”,自古如此,亡国之痛,丧亲之悲,郁积于诗人肺腑,又怎能不借“诗”抒怀,一浇心中之块垒呢!不过,晚年陈恭尹也曾与达官贵人交往甚密,诗歌唱和,有人对此不无讥讽,但有一点,他的诗中依然时时流露出深切的故园之思,对于家园的怀念始终是他诗作的中心内容,这一点,在集中所收入的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在艺术上,陈恭尹的诗,古诗、律诗各体均有,但其中以七律艺术成就为最高。他的七律有的悲壮苍凉、有的绵丽流美,对仗工整而不露痕迹,寄托遥深而富有情韵,有很强的艺术魅力。代表作有《崖门谒三忠祠》、《九日登镇海楼》、《虎丘题壁》、《隋宫》》、《邺中》等篇。

同恭尹一样,屈大均一生为抗清复明的事业而汲汲奔走,历尽坎坷不平,备尝艰辛苦楚,因此有感而发,发而为诗,往往喷射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诗人满腔心忧天下的炽热情思。他常常借助登临凭吊、感念四时等题材抒发怀报,寄托亡国的深痛,如《秣陵》:“如何亡国恨,尽在大江东!”,《旧京感怀》:“羽翼秋高未奋飞,移家偏向帝王畿。文章总为先朝作,涕泪私从旧内挥”;《壬戌清明作》:“故国江山徒梦寐,中华人物又消沉。龙蛇四海归无所,寒食年年怆客心。”字里行间,充溢着诗人满腔的爱国激情和亡国剧痛,他渴望恢复明王朝的基业,迫切希望将国家从异族统治中解放出来,所以,他特别推崇荆轲、鲁仲连、等以身许国、大义凛然的历史人物,如他的《鲁连台》诗写道:“一笑无秦帝,飘然向海东。”

《读荆轲传》亦表达了相似的感情:“壮士至今尤发指,寇仇长枕报秦戈。”,既表达了他对鲁仲连荆轲等义士的仰慕之情也暗示了自己强烈的抗清意志。而在他的另一部分诗作,即述志咏怀诗里,他更是尽情地、酣畅淋漓地表露了自己冀求恢复、矢志不移的坚强决心,他在《咏怀》诗第十二首中称:“今天降丧乱,日月颠其行。……山鬼纷媚人,前驱从两狼。忠诚夙所主,九死吾何伤。”,在《别王二丈予安》中亦写道:“圣贤耻独善,所贵匡时艰。太阿苟不割,蛟龙将波澜。箧中有《阴符》,吾生焉得闲。”表达了自己以身许国、力图匡复明王朝基业的坚强决心。这些诗歌,读来悲愤激越,慷慨淋漓,充满感人的力量。

怀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报负,屈大均也对民生疾苦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的诗中也有很多反映现实生活的诗篇,如集中所收入的《大同感叹》,揭露了清朝统治者杀人如麻的罪恶行径;《大都宫词》、《广州吊古》控诉了清兵大肆虏掠汉族妇女的暴行、《民谣》则抨击了贪官污吏的酷虐残暴,《雷女织葛歌》描写了织葛妇女生活的辛酸艰苦,《莱人哀》反映了大饥之年贩卖人肉的惨状。所有这些,都从不同的侧面勾画出了当时的动乱与黑暗,流露出诗人对下层人民生活的满腔同情和对当朝统治者鱼肉人民行径的极端不满。

就艺术上看,集中辑入的屈大均诗歌表现出沉郁高浑、雄奇恣肆的美学风格,可以说兼具李白、杜甫之长,这正如王瑛在《岭南三大家诗选序》中所评价的:“如万壑奔涛,一泻千里,放而不息,流而不竭,其中多藏蛟龙神怪,非若平湖浅水,止有鱼虾蟹鳖”,可谓中肯之评。在诗歌形式上,屈大均长于近体,尤工五律,沈德潜评价其五律为“如天半朱霞,云中白鹤,令人望而难却。大家逸品,兼擅厥长。”(《清诗别裁集》卷八),陈田也称其五律为“隽妙圆转,一气相生,有明珠走盘之妙。”(《明诗纪事》)。集中所收入的诗作,如《摄山秋夕作》、《云州秋望》、《鲁连台》、《自白下至?李与诸子约游山阴》等都是至今仍为我们所广为传诵的佳作。

尽管《岭南三家合刻》的辑者为了避免受清廷文字狱之害而绞尽脑汁地将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三人诗作的顺序作了调整,将曾入仕清廷的翰林院庶吉士梁佩兰的诗作放在集首,但由于屈、陈二人的诗作中流露出太多的亡国之痛和故园之思,这自然是为文网密集的清廷所不能容忍的,所以这本书在清朝康熙年间遭到严厉禁毁。

这些诗作,其神理音节均来源于古乐府,但同时梁佩兰又对之加以变化,因而往往能别开生面、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沈德潜曾称赞他们这些诗作“光怪陆离中律令极细,措辞极妥。”(《清诗别裁集》卷十六)。另外,其他各种诗体,梁也有少数较好的作品,如集中收入的五古《寄怀屈翁山客雁门》、五律《独立》、《次京口》、七律《沛口》、《阁夜》等等。但是多数有欠锤炼,失之于粗率直露。总体来说。他的成就远逊于屈大均和陈恭尹。

就艺术而言,前面介绍过的梁佩兰长于七古,屈大均则擅长五律,而陈恭尹最工七律。在内容上,屈大均、陈恭尹的诗作亦有显然不同于梁佩兰之处,这也是与他们二人特殊的身际遭遇相适应的。屈、陈二人都曾致力于抗清斗争,失败后均归隐不仕,以明朝遗民自居,所以他们的诗作自然而然地也就表现出强烈的故国之思和亡国之痛,表达了他们抗清复明的坚强决心以及民族气节,这一点在曾官居康熙年间翰林院庶吉士的梁佩兰诗作中是绝难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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