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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诺

古德诺

美国政治学家教育家 。卒于巴尔的摩。曾在美国阿姆斯特学院获得文学学士(1879)和文学硕士学位(1887),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1882),也曾在法国巴黎和德国柏林等地习。

1883~1914 年 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法律

1914~1929 年 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先后教授行政法、历史和政治学,是美国政治学会的主要创建人,并于1903年成为该学会第一任主席 。

1900 年 参加起草了《纽约市宪章》。

1911~1912 年 任美国 W.H. 塔夫脱总统的节约与效率委员会委员 。

1913 年曾到北京任中国政府的法律顾问,于1915年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认为共和制度不适宜中国,为袁世凯的复辟制造舆论。

著作:有《比较行政法 》、《政治与行政》、《美国的市政府》、《美国行政法原则》等。其中,《比较行政法》是其成名作,该书被译成世界各国语言,使古德诺称誉于全世界。1900年的《政治与行政》是古德诺的另一部代表作。本书被称为美国行政学的第一本专著,与伍德罗威尔逊的《行政学之研究》(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1887)一文并成为美国行政学的开山之作。

书名:政治与行政

作者:(美)弗兰克J古德诺

译者:王元、杨百朋(根据伦敦麦克米伦有限公司1914年英文版译出)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北京

版次:1987年8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5

定价:1.55元

ISBN:7-80053-038-8/D013

目录

第一章 国家的主要功能

第二章 政治的功能

第三章 中央与地方政治

第四章 行政的功能

第五章 行政体制在政治与行政关系上的作用

第六章 政府体制尤其是行政体制对政党的影响

第七章 民治政府

第八章 党魁

第九章 政党的责任

第十章 结论

古德诺从法律角度研究市政机构和管理,研究20世纪初期美国城市政治,是政治与行政分离理论的倡导者之一。他在代表作《政治与行政》中,率先系统阐述了政治与行政分离理论,认为政治是表示国家意志的领域,行政是实现国家意志的方法和技术,行政不应受政治权宜措施及政党因素的影响。它反映了当时美国社会反对政党分赃制,进行行政改革,实行科学管理的要求,对美国的行政实践和理论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行政学研究的出发点。战后,由于行政职能在经济领域内的扩大,行政学的研究开始注意行政在国家政治进程中的作用,古德诺的理论逐渐受到批评。古德诺的理论对战后行政学有一定影响。

古德诺在接受《宪法新闻》杂志社长李庆芳的采访时,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民国宪法在形式上应当是一些原则性的纲要,具有弹性以便日后修正;在内容上宜采用美国式总统制以强化总统的地位,理由是中国一向无议院传统,而习惯于君主行政,一切行政之权归于中央政府。根据这样的看法,6月间,古德诺拟出了他的宪法草案稿,并发表于《宪法新闻》上。这部宪稿不是一部完整的宪法,而是针对民初情形提出的一篇有所侧重的纲要。它不照搬西方宪政制度,而是着眼于建立一个强大巩固的政府,其重点在于处理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内容占了宪稿的主要篇幅,其他内容则极为简略,一般共和国宪法所必不可少的公民权利等,它都付诸阙如。宪稿的基本倾向是在维护一个代议制共和政治框架的前提下努力强化行政权力,以造成强有力的统一的中央政府。为此赋予大总统“莫大之权力”,且大总统是由国会选举而非普选。古德诺称普选制“似非地大如中国者所宜采用也”,“中国前此系专制古国,人民无选举之习惯,国会较为整齐”。他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强固政府,维持政局稳定,以改良财政、修明法制、厘定政府与人民的法律关系。等若干年后,“此数者既达目的之后,彼时民国如采用法制(指法国式的内阁制引者)或较为有益。倘届时情势果属如此,则宪法未始不可修正”。

由于古德诺一直幻想中国政局需要由袁世凯式的强人出来收拾才有望走上正轨,所以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与国会的斗争中,他倾向于为袁氏的强权做辩护。这年10月底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在艰难的处境中终于拟订出了“天坛宪草”。这部宪草较多地体现了民初国会各党派的宪政主张,对总统权力的行使做了较多的限制,因而深为袁世凯所不满。当时袁政府的另一名洋顾问英国记者乔厄莫理循怂恿袁世凯让古德诺出面批评该宪草对总统权力所做的“极其危险的限制”。古德诺遂撰写了一篇评论,经莫理循交由《北京时报》于10月31日即天坛宪草通过之日发表出来。随后古德诺又著长文《中华民国宪法案之评议》,进一步阐述他对天坛宪草的意见。在这些文章里,古氏指责天坛宪草采用简单的内阁制,对总统的权力加以诸多限制,使总统“徒拥虚名,不能有所作为”,将导致政府不稳定。他特别强调政局稳定对于当时中国比其他一切都更重要,称“今日中国所最要者在有一强固之政府,政府之政策必使之见诸施行,国会仅可为普遍之监督,不宜严重干涉,使政府不能为远大之计划”。并称政局不稳将影响外国投资。因此主张总统应有制宪权和对国会通过的宪草的否决权。他还称颂袁世凯“经验丰富”,要求国会相信其“聪明才力”,不要“以法律上文字之争点,致起权限之辩论”云云,为袁的强权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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