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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奉吉(朝鲜独立运动家)

尹奉吉(19081932),朝鲜独立运动家,被称为抗日英雄。1932年4月26日,尹奉吉加入“朝鲜人爱国团”,在王亚樵的策划下,接受金九的委派,进行刺杀日寇的任务。

1932年4月29日,在上海虹口公园成功刺杀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被当场逮捕,同年12月押送日本,在石川县金泽日本陆军基地内壮烈就义。

尹奉吉,出生于忠清南道的礼山。3岁时,朝鲜被日本吞并,沦为其殖民地。

1919年,11岁的尹奉吉亲身经历朝鲜人争取民族独立的“三一独立运动”及其之后的血腥镇压。

1925年,尹奉吉在家乡办学,进行农民教育及启蒙运动。

1930年,离开家乡到中国流亡。尹奉吉经过东北、青岛,辗转在1931年到达上海,并认识当时在上海组成朝鲜临时流亡政府的金九

1932年4月26日,尹奉吉加入“朝鲜人爱国团”,在王亚樵的策划下,接受金九的委派,进行刺杀日人的任务。尹奉吉在行刺前手持手榴弹,在朝鲜国旗下宣誓。

4月29日,居住上海的日本人庆祝日皇寿辰的“天长节”,在虹口公园举行庆典;同时祝贺日本在“一二八”事变于上海取得“军事胜利”。尹奉吉以日本人装扮进入会场,身上带着制作成水壶模样的炸弹。当典礼仪式中日本人一起唱国歌时,尹奉吉将炸弹掷向主席台。结果在台上的河端贞次被当场被炸死;白川义则被炸的血肉模糊,送院后死亡;植田谦吉被炸断一腿;重光葵被炸断一腿;野村吉三郎被炸瞎一眼。尹奉吉被当场逮捕,同年12月押送日本,在石川县金泽日本陆军基地内慷慨就义。

抗战胜利后尹奉吉的遗体被运往韩国安葬。上海鲁迅公园、日本金泽亦有尹奉吉的纪念碑,还建造了梅园,内设尹奉吉纪念馆来纪念这位朝鲜抗日烈士。

1932年4月29日,是日本昭和天皇生日。

这一天,在中国上海虹口公园里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大爆炸。

当时正在参加日军阅兵式的侵华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日本驻沪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日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等一批日军高级军政官员被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炸死、炸伤,原本热闹非凡的日军阅兵式主席台顿时变成血肉横飞的“陈尸”场。

原来,1932年1月28日夜间,日军制造借口,突然分三路向闸北的中国驻军发起进攻,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等人的指挥下奋起抵抗,进行了“一二八”淞沪抗战

苦战月余,断绝后援的十九路军腹背受敌,不得不放弃江湾、闸北等阵地,撤退至上海市郊继续抵抗。

3月3日,国际联盟行政院作出中日双方停战的决议。在英、美、法、意等国的调停下,中日两国代表进行谈判。日方凭借在军事上的优势,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及周边地区,继而由日本军队驻守。

就在中日谈判仍在继续之时,冲昏头脑的日本驻沪军政要人,决定借4月29日庆祝“天长节”(昭和天皇生日)的机会,在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

为了打击日本嚣张的气焰,不让其阴谋得逞,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陈铭枢、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决定采取特别行动,破坏“淞沪战争祝捷大会”。

陈铭枢特地找到与其交往很深的上海斧头帮帮主、暗杀党领袖王亚樵,向其透露这一构想。

具有正义感且擅长此道的王亚樵十分赞同破坏“淞沪战争祝捷大会”的特别行动,但因日方为防不测,早已放言,称“祝捷大会”不许任何中国人入场,只有日本、朝鲜和台湾人可以入场。

这样王亚樵所领导的铁血锄奸团便难以有所作为,但他提出了中朝联合的想法,并安排人与交情颇深的朝鲜国义士联系。

壮士临危受命 誓死抗日救国。

1910年8月22日,日本正式吞并了朝鲜。首任总督、陆军大将寺内正毅上任伊始便公开叫嚣:“朝鲜人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但朝鲜人民并未屈从于倭寇的淫威,从亡国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反抗便从未停止。

1919年3月1日,以具有独立倾向的韩国废帝高宗李熙被日军毒毙为契机,朝鲜人民压抑已久的民族仇恨强烈地爆发出来,超过200万的朝鲜民众参与了这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神圣斗争。这就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三一独立运动”。

日本统治者对此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据不完全统计,在三一独立运动中,前后共有两万多人伤亡,5万多人被捕,数以十万计的韩国志士流亡海外,其中大部分聚集在中国。这些志士继续以各种方式从事着反日复国的斗争。在三一独立运动的基础上,先后在海参崴、中国的上海及韩国境内,出现过6个临时政府。

1919年7月17日,韩国临时议政院举行第五届会议,确定上海为合并后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驻在地。

从1919年至1945年的27年中,韩国临时政府辗转迁徙于中国各地,先后在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柳州、綦江落脚。从1940年9月起,韩国临时政府终于把家安在了中国的陪都重庆,直至1945年11月朝鲜半岛光复之后。

特别行动构想提出后,王亚樵提议请流亡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派人去完成这一重任。王亚樵命其弟述樵在静安寺路沧州饭店密约流亡在沪的韩国革命党人、韩国临时政府内务总长安昌浩先生联合行动。

安昌浩是“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的要人、韩国独立运动的元老”,他“把一生完全献给了独立运动的清白的有良心的爱国志士”。他在辞别祖国时创作的《去国歌》在朝鲜青年学生中广为传唱,“因为亡命国外的人们爱唱这支歌,曾有一时被称为《亡命者之歌》。”20世纪20年代他在上海领导朝鲜侨民“兴士团”的活动。

1927年2月曾经到吉林为朝鲜侨民作了题为《朝鲜民族运动的未来》的演讲,“每句话里都充满了爱国热情。”为此,安昌浩被奉系军阀逮捕,关了二十多天后获释,回到上海。1929年3月1日,安昌浩、金九等人在上海组建了韩国独立党。1931年10月22日,时任韩国旅沪侨民联合会长兼韩国临时政府国务总理的安昌浩在上海金陵酒家招待新闻记者,指出“孙总理曾言,韩国独立,就是断绝日本侵华之桥梁,故为中国存亡之关系云,希望诸君深体此言云云。”安昌浩接受了建议,并特地约见了金九先生。

金九又名金天山,1876年生,于朝鲜黄海道海州邑,年幼时聪颖好学,极有正义感,是朝鲜抗日独立运动史上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18岁时,加入了东学党并身任先锋官,率兵“斥洋斥倭”,反抗贪官。1896年2月,金九在安岳鸱河浦赤手空拳击杀了日军中尉、特务土田让亮,并痛饮了倭寇鲜血。金九留言:“为报国母仇,特杀倭贼。”据他自称,“21岁时开始余之冒险事业。是年,我韩在事实上虽为独立国,然日已蹂躏汉城,入宫残害我后,于是全国震动,余即密图复仇。余尾随残贼土田大尉至韩国黄海之安岳,徒手杀之。

1909年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以及1911年寺内总督被刺案发后均遭株连逮捕,后因几次大赦,但始终没有暴露真实姓名的金九,于1916年获释。1919年“三一独立运动”后他流亡到了上海,继续“与日本奋斗”。

1932年5月10日韩国临时政府办公厅搬迁到马浪路普康里4号后,为了打破无所作为的沉寂状态,决定由临时政府财务长金九负责组织和指导特务队,并将临时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作为特务队的活动经费。金九特务队成立后首次重大行动就是1932年1月8日李奉昌义士在日本东京樱田门前暗杀日本天皇事件。当时,裕仁在参加日本陆军阅兵式之后,车队在卫队的严密保护下缓缓驶向东京樱田门。当裕仁的黑色轿车开到李奉昌前面时,跪伏在臣民堆中的他突然跃起,将一枚手榴弹向裕仁座车投去,但被炸倒的是其后的一辆马车。李奉昌毫不迟疑,接着投出了第二枚手榴弹,可惜,这枚准确击中裕仁汽车的手榴弹竟是颗哑弹。李奉昌后来被奉为义士,受到了全体朝鲜人民的敬重和爱戴。案发次日上海《申报》就发表《韩国志士阻击日皇未成》的通讯,详尽报道了事件的经过。1月12日《申报》还特意刊载了《韩志士李奉昌略历》,介绍了李奉昌的一生,赞扬李奉昌常怀“复国之感情”,“常发国破家亡之叹”,并透露李奉昌到沪后,在虹口地区与韩独立党领袖往来,受其知遇。李奉昌义士的行动失败后,金九等人为了躲避日方的逮捕,先后躲到西门路和环龙路附近,“把恐怖行动作为独立运动的基本方针”。

金九先生在接受了破坏“祝捷大会”特别行动,这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之后,便开始紧张的筹备。他吸取李奉昌刺杀裕仁因哑弹未遂的教训,在制造炸弹方面下了大气力。他通过韩侨王雄与上海兵工厂厂长宋式取得联系,向其订购如日本人携带的水壶和饭盒型的炸弹。

为保险起见,金九专门到设在江南造船厂里的分兵工厂去了一趟。一位技师为金九演示了水壶与饭盒型炸弹的性能。技师等人在院子里挖了个大坑,四周衬上铁板,然后将炸弹置于其中。技师在数十米外拉动引线,“轰”地一声,被炸碎的铁片四处飞溅,场面十分壮观。技师告诉金九,这样的试验要连续做二十几次,不能出现一次失败,才能进行最后安装。相对来说,物色合适的人选非常困难,因为这个人不仅要胆大心细、意志坚强,更重要的是,在戒备森严的虹口公园里投掷炸弹,生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若没有对日寇的深仇大恨和对光复祖国的坚强信心,是根本不能做出这种舍生取义的壮举的。

就在这时,一个名叫尹奉吉的韩侨被纳入了金九先生的视野。

尹奉吉,朝鲜忠清南道礼山人。1908年出生于朝鲜忠清南道礼山郡德山梁里。尹奉吉“幼而聪颖,有神童之称。”3岁时,日本强迫朝鲜李王朝签署了《日韩合并条约》,朝鲜沦为殖民地。“稍长,目击事变,性情日趋激烈,时刻不忘奋斗。”尹奉吉11岁时,亲身经历了“三一独立运动”。15岁那年,他已饱读诗书,显示出超众的汉学才能。此后尹奉吉自学日文,日语后来成为尹奉吉反抗日本侵略者斗争的一门锐利武器。

17岁的尹奉吉在家乡开办乡学。在办乡学的过程中,他了解到有大批朝鲜志士仁人在海外开展反日独立运动。“年十七,设一夜校。教授贫苦农家子弟,如是者五年。嗣见日人对韩经济与政治之压迫日甚,将驱韩民于破产与死难,乃决意为国报仇,弃家外出”。尹奉吉决定投奔远在中国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直接参加到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中。

1930年2月,22岁的尹奉吉不辞而别,尹奉吉一路辗转漂泊,先后在东北、青岛等地落脚。

1931年“八月首途来沪,初入某工厂,以愤待遇之不平,而去职。旋服务于虹口小菜场某菜蔬店,静候良机”。

当金九先生把将在日军祝捷大会上制造爆炸的计划告知尹奉吉时,他欣然从命。

1932年4月26日,尹奉吉正式加入韩人爱国团,并在韩国国旗下他胸佩韩人爱国团照了像,只见他目光炯炯,神态坚毅,左手握住一枚手榴弹,右手持一支手枪,胸前挂着韩人爱国团宣誓文。誓言写道:“余谨宣誓,为韩人爱国团团员,诛戮刻正侵犯中国之仇人军事领袖,以期还我祖国之独立与自由。”

4月28日,尹奉吉进入虹口公园实地考察,这天恰好碰见侵华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一行也来此视察,尹奉吉恨不得当时就杀了这个日军头目。

当晚,尹奉吉在自己的住所给父母、妻子和两个儿子写遗书。他写道:“如果你们周身的血液和骨髓依然存在的话,将来也必定成为一个为了祖国而效命的勇士吧!

“把太极国旗高悬在空中,来到我的孤单的墓前,酌一杯酣酒,以慰九泉之下我的灵魂吧!”“因为我将离开你们而走,你们不必过于悲哀,你们还有那慈爱温柔的母亲,会给你们慈爱哩!我希望你们,在你们那慈爱的母亲的教导之下,将来也成个伟大的人物。”

“像过去的历史所载,如东亚的先哲孟子和震动西欧的名将拿破仑、世界发明家爱迪生等,他们都是受了母亲的教育而成功的伟人,我希望你们的母亲也像这些伟人一般的母亲,在你们,也都像这些伟人一般的受导和成功,这是我最后所盼望和所遗给你们的。”

4月29日清晨,金九、尹奉吉来到韩侨金海山家。按金九事前的嘱咐,金海山为尹奉吉做了一顿香气四溢的牛肉面。尹奉吉吃面时有滋有味,神情泰然。吃完早餐后,尹奉吉解下自己花6块钱买的手表同金九的廉价手表做了交换,说:“再过一小时,这块表对我就没用了!”金九听罢泪如雨下。

两人在尹奉吉坐上出租汽车时互道珍重,并相约“日后黄泉之下再见”。

8时之前,尹奉吉顺利进入了会场。只见他身穿新西服,肩挎水壶,手提饭盒,一副日本阔公子的派头。

10时整,祝捷大会正式开始。在检阅台上就座的有白川义则大将,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林中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驻上海总领事村井、驻沪居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等,以及美、英、法等国驻沪领事。

约1小时后,阅兵式完毕。各国领事因本国政府早有指令,在中日冲突中严守中立,所以只参加天长节庆祝活动,而回避“祝捷”的内容,故而纷纷退场。很快,主席台上只剩下清一色的日本军政官员了。随后,河端、村井相继发表祝辞,白川更是发出了狂妄的战争叫嚣。

11时30分左右,祝捷大会进入高潮。台上台下全体日本人高唱日本国歌。18架日本飞机在国歌声和21响礼炮声中呼啸翻飞。

随着第三声礼炮声响,尹奉吉冲出人群,在距主席台几米的地方,将水壶炸弹准确地投掷在白川、河端等脚下。伴着浓烟,发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河端破腹顷刻丧命;白川身中204块大弹片,至5月26日,毙于上海;野村被炸瞎一眼;植田、重光葵都被炸断一足;此外,驻沪总领事村井及倭卒倭妇,皆负伤。

虹口爆炸案后,《申报》连发长篇新闻稿,追踪报道了这一炸弹案的全过程,主要有《日本要人昨午被炸》(4月30日)、《重光截断左足》(5月6日)、《日军司令白川义则昨午病死》(5月27日)、《安昌浩已解朝鲜》(6月4日)、《虹口公园炸弹案由尹奉吉等解日》(11月26日)等。

韩国临时政府报纸《独立评论》介绍道: “该青年之两手一挥,一便当高飞台上,霹雳轰炸,天地震动,台上人物,应声纷扑。时在午前11时40分也。河端破腹即死(河端者系居留民团长,与倭商业会议所长米里,俱为沪地之民间凶首。自为便衣队长,操纵浪人,三友实业公司工厂放火杀人案,实其一手造成者);侵略上海之敌总司令白川大将,身中204个大弹片,小片无数,至5月26日,毙于沪;第三舰队司令野村中将眼珠突出,一目失明;第九师团长植田中将,折只足;驻华公使重光,亦折脚,虽免惨死,然皆残废。此外驻沪总领事村井、民团书记友野及倭卒倭妇,均负伤。于是倭贼上下淘淘,所谓21发皇礼炮,亦因一声炸响而停。瞬息之间,庄严庆祝会,顿成凄惨阎罗殿,乃实宣告日本帝国主义没落之吊炮,惩罚杀人放火之霹雳。”

爆炸发生后,日军封锁了公园的各个出口,严密盘查所有的与会者,在投弹时已暴露的尹奉吉也落入魔爪。任凭日本宪兵滥施酷刑,百般折磨,尹奉吉一口咬定投弹之事由他一人承担。最后,为了掩护他的直接联系人金九,尹奉吉被捕后声称,“李春山曾给洋二百元及炸弹两枚,嘱渠行事。”李春山是当时上海大韩侨民团政务委员长李裕弼的化名,事先并未参与策划此事。

日本人并不罢休,他们出动大批军警,对居住在法租界的韩国侨民疯狂报复,并逮捕了包括韩国独立党领袖安昌浩在内的17人。

金九为制止日本军警对韩人报复,1932年5月10日他决定以韩人爱国团首领的身份在《申报》刊登一封公开信,宣布对此事件负责。公开信不仅公布了此案的策划和实施的经过,还介绍了尹奉吉的简历和自己的经历。金九指出:“概自日本以武力并吞高丽,乃进而攫夺满州,并无故侵犯上海,已成为远东及全世界和平之威胁者,故余决意向世界和平之仇敌,人道与正义之蟊贼报仇雪恨,首遣李奉昌赴东京,于一月八日谋击日皇,次派尹奉吉于四月二十九日往虹口公园暗杀日军领袖。”金九强调,刺杀天皇是“向世界和平之仇敌、人道与正义之公贼报仇雪恨”,而韩人爱国团的目的“在用武力拯救祖国,唯自愿作无上牺牲者,始有任团员之资格”。“吾人谋暗杀敌人之重要人物,并破坏敌人之行政机关,籍以恢复祖国之独立。吾人无金钱,无军队,以与白川搏斗,唯有一人”。“余之武器,唯手枪数支,炸弹数枚,今后余将坚持不懈,非至我国恢复独立,决不终止也。”

金九在《申报》发表公开信的另一层意思是不让日本侵略者借机向中国方面寻衅发难。当时日本特务机关认为:“金九等一派从中国抗日团体接受资金、炸弹等方面的援助,在爱国团的名义下,指使无知无赖之徒进行了上海新公园的爆炸事件……他们越来越受到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同情和保护,得到中国要人的谅解。”在这种情况下金九为了不给中国方面带来麻烦,当然要独揽其责了。

同年年底,韩人爱国团发行的《屠倭实记》中有一篇《虹口炸案之真相》,该文一开始就声明,与本团团长5月10日文“略同,并稍予补充焉”。完全看不到有一点中国人参与的蛛丝马迹,“稍予补充”的只是尹奉吉的家庭、身世、思想以及所使用的炸弹的具体情况(共两枚,一枚藏在军用水壶内,一枚藏在日式饭盒便当里)。文章强调,尹奉吉是1931年5月8日抵达上海,1932年4月26日加入韩人爱国团的。出于同样的原因,《虹口炸案之真相》一文也只字不提此案与中国人的关系,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

日军对金九恨之入骨,悬赏60万元巨款要买他的人头。

在美国神甫费吾生和中国友人、同盟会元老褚辅成的鼎力救助下,金九由上海躲避至褚先生的家乡浙江嘉兴,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1932年12月19日上午7时40分,尹奉吉在石川县金泽日本陆军基地内从容就义,年仅24岁。

1945年,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尹奉吉义士的遗骨被迎回韩国。

尹奉吉义士之壮举,恰如金九先生当年赞颂的:“闻此巨响,而大叫痛快者,岂独三千万韩人乎?四万万五千万华人宜有同感也。死于沪战之数万生灵。从此九泉冤魂可瞑目矣。噫!匹夫有志,可夺三军之帅;真诚心忧国者,当此危急之秋,岂可不亟起奋斗乎!”

为了纪念这位勇敢的孤胆英雄,1965年,韩国政府在尹奉吉故宅后院修建了纪念塔。1968年,为其修建了忠义祠。1972年,尹奉吉出生旧宅、故居、忠义祠被指定为史迹第229号。礼山郡自1972年起,每年的4月29号举办“梅轩文化节”,以追思民族独立英雄尹奉吉义士。

尹奉吉的壮举同样赢得了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和肯定。1932年5月2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以“上海日要人全体受伤”为题予以了报道。1936年1月29日,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救国时报》将尹奉吉列为“沪战殉国烈士”,并且介绍了他的生平事迹。3月5日《救国时报》又发表了韩人爱国团1935年12月19日为纪念尹奉吉烈士遇难日而发布的《泣告中国同志书》,指出“烈士虽死……烈士之精神从此可以激发吾党同志勇往直前矣!……吾人为继烈士之志,恢复国土,夺回已失主权起见,对此有伟大意义之殉难纪念日,惟有拥护韩国国民党,及临时政府,集中革命力量,共同奋斗……同时并祈吾热情之中国同志,处处予以指导,时时予以匡助”。编者按语指出发表《泣告中国同志书》,“不独欲唤起海内外同胞对尹烈士之哀悼与钦仰,而且欲使我同胞更加了解在日寇压迫下,抱不共戴天之血愁而力图自由解放者,因大有人在。我们正应扩大抗日救国统一战线,联合韩国等敌忾同仇的兄弟民族,作最诚恳、最亲密的携手,联合一致,向共同敌人之日寇进攻。”

中朝两国人民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失而忘记尹奉吉。就在尹奉吉牺牲八年以后,1941年1月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桐峪举行的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全体同志向安重根、尹奉吉等革命先烈致哀。出席会议的八路军野战政治部、129师等代表在致词中表示,坚决支持尹奉吉等人为之献身的朝鲜民族的独立运动。此时的尹奉吉已经成了激励中朝两国人民团结抗日坚持抗战的精神楷模。

在中国上海市东北方向的虹口公园(今称鲁迅公园)里有一幢富于韩国民族建筑风格的二层亭阁梅亭。这是中国人民为永远记住尹奉吉(号梅轩)而专门修建的。

虹口公园爆炸案显示了韩国人民不甘做亡国奴的英勇气概和为了独立自由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它所起到的作用甚至连其策划者及执行者都不曾估计到。首先,此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日本肆意侵吞朝鲜的重视,国际正义舆论借此案谴责日本侵华。其次,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因成功地领导了这起爆炸案,在全体朝鲜人民特别是旅居海外的朝侨中重新树立起威信,使一度处于低潮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新的转机。再次,中方的动议最终由韩国义士变成现实事件,这大大增强了两国人民的友谊,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真正站稳了脚跟,并得到了国共双方的长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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