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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观汉记

《东观汉记》是一部记载东汉光武帝汉灵帝一段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因官府于东观设馆修史而得名,它经过几代人的修撰才最后成书。图书作者有班固、陈宗、尹敏、孟异、刘珍、李尤、刘等。

汉明帝刘庄命班固陈宗尹敏、孟异等共撰《世祖本纪》。班固等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上。这是该书的草创时期,著书处所在兰台和仁寿闼。安帝时,刘珍李尤等奉命续撰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等传,起自光武帝建武年间,终于安帝永初时期,书始名《汉记》,写作地点从此徙至南宫东观。此后伏无忌黄景等又承命撰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和南单于、西羌传,以及地理志。桓帝时,又命边韶朱穆曹寿撰孝穆(刘开)、孝崇(刘翼)二皇传和顺烈皇后传,外戚传中增入安思皇后等皇后,儒林传增入崔篆诸人。崔又与延笃作百官表和汉顺帝朝功臣孙程郭镇郑众蔡伦等传。至此,共撰成一百一十四篇,始具规模。灵帝时,马日蔡邕杨彪卢植韩说等又补作纪、志、传数十篇,下限延伸到灵帝。

《东观汉记》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巨著,记录了东汉从光武帝至灵帝一百余年的历史。全书由班固刘珍、蔡邕、杨彪等人编撰,历经自汉明帝汉献帝几乎一朝时间尚未最终完成。《隋书经籍志》所录《东观汉记》有一百四十三卷,经唐宋至元朝逐渐散佚,今天所见为清代及现代人辑本。 《东观汉记》一书之所以得名,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在编撰之初,图籍盛于兰台,因此班固等修史主要于此。班固等虽作《世祖本纪》及《列传》二十八篇,但并未汇成一编,当然也不可能有一个正式的书名。汉章帝汉和帝时期起,国家藏书之地由兰台徙至南宫东观,《东观汉记》的撰修地点也从兰台移到了东观,直至东汉末年。但是既便如此,《东观汉记》在当时也未见“东观”命名,只以《汉记》为名,至东汉末年,从应劭风俗通义》等书的引用来看,依然以《汉记》相称,直至三国两晋时期,包括《三国志》中的记载亦未见《东观》之称。究竟何时开始使用《东观》之名,史籍未见记载,但南朝刘勰文心雕龙传篇》中,已经把《东观汉记》简称为《东观》;此外,刘孝标作《世说新语注》,于《言语篇》引《东观汉记》马援事做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是三次引征《东观汉记》,一次引征《东观记》。刘勰、刘孝标和郦道元三人处于同一时代,即公元六纪上半期,所以《东观汉记》的得名当在此之前。

《东观汉记》的撰写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东汉明帝时期,班固私撰《汉书》,汉明帝看后很欣赏他的才能,诏诣校书郎,除兰台令史,后又升迁为郎,典校秘书,继续撰写《汉书》。在《汉书》的撰写之外,明帝又令班固先后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以及杜抚马严刘复贾逵共同编撰本朝史。先行撰成的是《世祖本纪》,后又陆续有光武帝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是《东观汉记》的开篇之作。
  安帝永宁年间,邓太后又诏令谒者仆射刘珍以及谏议大夫李尤刘毅著《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而刘珍等人所撰不止于此,还包括了从建武至永初时期的纪和表,这就使《东观汉记》具备了国史的规模。随着刘珍等人的去世,侍中伏无忌、谏议大夫黄景继续撰写了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和南单于、西羌传以及地理志。

桓帝元嘉元年,桓帝令太中大夫边韶、大将军司马议郎朱穆曹寿作《孝穆皇传》、《孝崇皇传》和《顺烈皇后传》,又增安思皇后等入《外戚传》,崔篆等人入《儒林传》。崔、曹寿又与议郎延笃作《百官表》和汉顺帝功臣孙程郭镇以及郑众蔡伦等人的传。这次续补,主要增加了人物传记,而《百官表》为崔、曹寿新创。
  《东观汉记》的最后一次续修是在东汉灵帝、献帝时期。《史通古今正史篇》云:“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议郎蔡邕杨彪卢植著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而蔡邕别作朝会、车服二志。后坐事徙朔方,上书求还,续成十志。会董卓作乱,大驾西迁,史臣废弃, 旧文散佚。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记。至于明贤君子,自永初以下阙续”。蔡邕等人究竟做了什么样的工作,至今只能通过《后汉书蔡邕传》知其撰补了《灵帝纪》和列传四十二篇、以及“十志”。

范晔后汉书》问世前,该书影响较大,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人多诵习。范书流行后,才逐渐被人忽视。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全书一百四十三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为一百二十七卷,可见唐代官方收藏本已减少十六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为八卷,已散佚殆尽。

《东观汉记》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散佚。 在《东观汉记》流传之初,为世人极为看重,与《史记》、《汉书》并称为“三史”,地位极其重要。晚出的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作,如三国吴谢承、晋薛莹华峤谢沈袁山松以及南朝宋范晔、梁萧子显的七家《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张莹的《后汉南记》,无不取材于《东观汉记》,所以《文心雕龙史传篇》有“后汉纪传,发源东观”的说法。在诸家《后汉书》之中。在诸家东汉史作中,由于范晔的《后汉书》集诸家之大成,加之屡有人注音释义,遂大行于世,《东观汉记》于是逐渐浸微。
  于唐贞观年间编撰的《隋书经籍志》录得的一百四十三卷是东汉末年杨彪整理的版本。东汉末年,乱经历董卓之乱,《东观汉记》书稿已经开始散佚。至杨彪许在许都续补《汉记》之时,蔡邕等人的原稿已经无法补齐,而经历魏晋南北朝《东观汉记》未有散佚。
  《旧唐书经籍志》将《东观汉记》录为一百二十七卷。《旧唐书经籍志》抄自的《古今书录》,作成于唐玄宗开元九年以后,为集贤书院官本。由此看来,至唐开元年间,官本《东观汉记》已经散佚了十六卷。

传至两宋,《东观汉记》散佚更多。《通考经籍考杂史类》引罗鄂州序曰:“愿闻之上蔡任《文源》曰:‘家旧有《东观汉记》四十三卷,丙子渡江亡去。后得蜀本,错误殆不可读,用秘阁雠校,删著为八篇。洎见唐诸儒所引,参之以袁弘《后汉纪》、范晔后汉书》,粗为完具’。”罗愿为南宋初年人,说明到北宋末至南宋初年,《东观汉记》已亡佚至四十三卷,缺失了三分之二以上,便是这一版本,不久也便“渡江亡去”,后又有蜀本,但错误很多,经校雠后仅存八篇。
  至元代,《东观汉记》完全散佚。

虽然《东观汉记》逐渐散佚失传,但直至唐宋时期,《东观汉记》仍然流传不绝,人们记述东汉史事仍然经常引用其中文字,因此,在传世文献中,还是保存了《东观汉记》的许多片段。
  不过,清代之前,长期无人进行辑集,直至康熙年间,钱塘姚之成《后汉书补逸》,辑集了有关东汉的八种史书,其中第一种即为《东观汉记》八卷,所据之书限于《续汉书十志刘昭注、《后汉书》李贤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五书,遗漏很多。乾隆时修《四库全书》,馆臣以姚辑本为基础,参以《永乐大典》诸韵所载,又旁考其他各书,补其阙失,所增达十分之六,厘订为二十四卷,其中包括帝纪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传十七卷、载记一卷、佚文一卷,刊入《武英殿聚珍丛书》。该辑本比姚辑本完备,但仍有一些脱漏,如《稽瑞》、《开元占经》、《事类赋》、《记纂渊海》等书所引的某些条目没有采入。由于辑者使用的《北堂书钞》是陈禹谟的窜改本,所以被陈禹谟删去的《东观汉记》条目,该辑本也没有收录。

由于《四库全书》馆辑本的以上缺陷,因此,到了现代,依然有对《东观汉记》辑本进行进一步完善的必要。一九二八年,由吴树平先生与中华书局的赵明先生开始了对《东观汉记》重新辑录的工作。
  由吴树平先生确定需要翻检的古籍,赵明先生负责检索和辑录。此后,检索辑录遗文的工作又由吴树平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唐中瑜先生分担。
  辑遗完成后的《东观汉记校注》第一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中华书局2009年再版。
  《东观汉记校注》对《东观汉记》进行了重新的辑录,凡姚之和《四库全书》馆馆臣所采用过的各种书籍又都全部做了检查;前书所谓采用的书籍,如《风俗通义》《世说新语》《隋书》《史略》《证类本草》《太平寰宇记》《事类赋》《事物纪原》《书叙指南》《海碎事》《锦绣万花谷》《事文类聚》《记纂渊海》《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玉海》《翰苑新书》《急就篇补注》《鸣沙石室古籍丛残》《一切经音义》《华严经音义》等,也都进行了检索。同时,吴树平先生在对《东观汉记》进行辑遗和校注的过程中,对前人辑遗过程中采用底本版本的问题也进行了特别的注意。例如姚之和《四库全书》馆馆臣所参考的《北堂书钞》所用的是陈禹谟刻本,又参用唐类函中所录《北堂书钞》的部分,此本增删篡改比比皆是,因此也导致了《东观汉记》的辑本出现了诸多错误。吴树平先生辑校《东观汉记》采用的是孔广陶校注本《北堂书钞》,又参用了明抄本和活字本,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其他各书也皆类此,尽量选用善本进行辑录。
  全书共二十二卷,体例遵从了从《史通》、范晔后汉书》李贤注、司马彪续汉书》八志刘昭注、《北堂书钞》等书所载的体例,分为纪、表、志、传几个部分,分为纪三卷、表一卷、志一卷、传十五卷、载记一卷、散句一卷。
  全书纪传的排列多参考了范晔《后汉书》,基本上按时间顺序排列,但遇到同属一族或者同类型、有关联的人物,则打破时间的界限,前后归在一处。少数人物时代不明,一律记载在传的最后一篇。志的排列主要参考了《后汉书蔡邕传》李贤所注的《东观汉记》诸志的次序,同时也参考了《续汉书》八志的次序。纪传中文字的次序,参考《后汉书》,按照时间发生的先后,逐条进行排列,个别条目文字简略,无法确定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则一律缀于篇末。
  《东观汉记校注》中各篇正文所蔡邕的文字,文末皆注明出处,未被采用的各条文字,一律作为校勘的资助,在校注中做出说明。

《东观汉记》作为编撰时间最早的东汉史料,有着其他资料难以企及的优势,也是其他各家东汉史作最重要的底本。《东观汉记》的逐渐散佚,对东汉历史的研究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之姚之、《四库全书》馆馆臣以及吴树平先生对《东观汉记》的辑遗、恢复工作,意义十分重大。
  《东观汉记》与《后汉书》《后汉纪》《八家后汉书》《资治通鉴》一起,作为记载东汉历史最基本、最全面的史料,在东汉历史的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是,现行的《东观汉记校注》作为史料,在使用时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
  首先,《东观汉记》作为一个辑遗本,脱漏处很多,且内容很不连贯,在研读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读者必须在读过《后汉书》,理清人物事件线索的基础上,方能对《东观汉记》加以使用。
  其次,《东观汉记校注》在辑遗过程中,一些材料在多处都有记载,在选择时不可避免的会和原文产生一定的误差。吴树平先生在《叙例》中也说道:“一条文字往往有几处引征,详略不一,文字正误情况也不尽相同,凡遇到这种情况,则取其详者。如果详略相同,则取其文字无错讹或错讹较少者。如果几处引征的文字有有一些不足之处,笔者则把几条文字汇为一条”,这样终究是离原文有了一定的距离。虽然这样的情况不多,但总会造成一些史料的损失。
  第三,中国古代学者在引用书籍章句的时候往往只取其义,不在意文字的一致,因此《东观汉记》辑本中的文字大多与原文不同,很多时候甚至影响到文意的理解,所以在使用材料的时候还要与《后汉书》、《后汉纪》等其他史料相互印证方能保证文字的准确性。
  因此,在使用《东观汉记》时必须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在充分掌握《后汉书》、《后汉纪》等保存较为完备的史料的基础上,《东观汉记》是东汉历史研究的重要补充,能够用以补充《后汉书》、《后汉纪》等史料中的很多不足,纠正很多错误。
  《东观汉记校注》作为《东观汉记》到目前为止最完善的辑本,将各处零散的资料汇集到一起,为我们展现了《东观汉记》的很多珍贵的史料,也为东汉历史的研究带来了很多的方便,是东汉时研究必备的资料。

补遗 田戎 散句 延岑 王元 隗嚣 吕母 樊崇 王常 西域 西羌 陈嚣 萧彪 沈丰 张意 阴猛 邢崇 毕寻 段普魏成 翟歆 卜福 喜夷 宗庆 范康 梁福 刘训 周行 须诵 丁邯 蒋叠 高凤 梁鸿 王霸 严光 王霸 周党逢萌郭玉 郭凤 刘翊 范丹

李充 周嘉 李善 温序 所辅 刘茂 李业 高彪 杜笃 李育 张玄 甄宇 孙堪 周泽 召驯 薛汉 魏应 高诩 尹敏杨政 牟长 戴凭 洼丹 刘轶 刘昆 曹节 苗光 孙程 蔡伦 郑众 阳球 周纡 李章 樊晔 董宣 王涣 秦彭 王景任延 茨充 卫飒 郭汜

周 韦毅 赵序 韩昭 丘腾 吕布 袁绍 孔融 韩卓 符融 宗资 刘佑 荀昙 郭泰 李膺 王允 陈蕃 张奂朱遂 张耽 任尚 吴佑 黄琼 黄香 周举 左雄 蔡邕 李云 杜根 杜安 陈球 张纲 杨赐 杨秉 杨震 冯良荀恁 闵贡 崔瑗

崔篆 张表 郑璩 巢堪 祝良 庞参 李恂 应劭 应奉 应顺 何熙 尹勤 梁讽 陈忠 陈宠 赵兴 郭躬 周荣 袁安 胡广 张敏 徐防 张禹 张歆 张况 邓彪 何敞 乐恢 朱晖 宋均 玄贺 班固 班彪 赵咨 蔡顺 刘恺刘般 江革 王琳 倪萌

魏谭 刘平 赵孝 薛苞 毛义 杨乔 丁鸿 丁 桓 桓鸾 桓典 桓焉 桓郁 桓荣 张楷 张霸 汝郁 贾逵 陈元

梁商 范升 郑众 曹褒 郑兴 张纯 梁冀 梁竦 梁统 郑弘 虞延 冯石 冯鲂 朱浮 王堂 廉范 张堪 孔奋 杜诗

苏竟 郅恽 鲍昱

鲍永 田邑 冯豹 冯衍 桓谭 赵温 郑均 承宫 吴良 郭丹 杜林 王良 陈遵 王丹 张湛 宣彪 宣秉 宋杨 王阜赵勤 桓虞 韦豹 韦彪 牟融 赵埙 郭贺 冯勤 宋弘 韩歆 侯霸 伏晨 伏盛 伏恭 伏湛 刘宽 魏霸 鲁丕 鲁恭卓茂 阴傅 阴兴 阴识

阴睦 樊准 樊梵 樊宏 樊重 朱勃 马棱 马融 马严 马光 马防 马廖 马援 窦章 窦固 窦宪 窦融 马武

坚镡 傅俊 刘隆 马成 刘隆 王梁 景丹 朱祜 耿纯 刘嘉 刘歆 刘植 邳彤 李纯 李忠 任隗 任光 姜诗 张重

耿嵩 杨正 蒋翊 郭况

孙咸 邓让 祭参 祭肜 王霸 铫期 耿恭 耿秉 臧宫 耿况 陈浮 陈俊 盖延 吴汉 邓奉 秦丰 张丰 贾宗贾复 岑起 岑彭 冯彰 冯异 寇恂 邓遵 邓豹 邓阊 邓弘 邓悝 邓陟 刘梁 刘弘 邓鸿 邓训 邓禹 来歙 邓晨乐志 李通 卢芳 彭宠

王闳 庞萌 苏茂 王郎 朱鲔 刘玄 礼志

百官表 律历志 楚王英 申屠志 窦贵人 车服志 地理志 郊祀志 梁不疑 司马均 马客卿 申屠刚 淳于恭 锺离意 第五伦 皇甫嵩 申屠蟠 刘盆子 公孙述 鲍宣索卢放 欧阳歙 阳鸿

平原王胜 清河王庆 梁节王畅 乐成王苌 沛献王辅 赵孝王良 齐武王演 孝灵皇帝 孝冲皇帝 孝殇皇帝 孝冲皇帝 孝质皇帝

匈奴南单于 下邳惠王衍 乐成靖王党 彭城靖王恭 琅邪孝王京 中山简王焉 广陵思王荆 阜陵质王延 东平宪王苍济南安王康 东海恭王强 城阳恭王祉 北海敬王睦 北海靖王兴 灵帝宋皇后 灵思何皇后 顺烈梁皇后和熹邓皇后 孝和阴皇后 敬隐宋皇后 章德窦皇后 明德马皇后 光烈阴皇后

敬宗孝顺皇帝 威宗孝桓皇帝 恭宗孝安皇帝 穆宗孝和皇帝 肃宗孝章皇帝 显宗孝明皇帝 世祖光武皇帝

《东观汉记》二十四卷(永乐大典本)

案《东观汉记》,《隋书经籍志》称,长水校尉刘珍等撰。今考之范《书》,珍未尝为长水校尉。且此书创始在明帝时,不可题珍等居首。案:《范书班固传》云:明帝始诏班固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因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此《汉记》之初创也。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安帝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谏议大夫李尤杂作《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建武,讫永初。《范书刘珍传》,亦称邓太后诏珍与作《建武以来名臣传》。此《汉记》之初续也。《史通》又云:珍、尤继卒,复命侍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与《单于》、《西羌传》、《地理志》。元嘉元年,复令大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议郎朱穆曹寿杂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外戚传》入安思等后。《儒林传》入崔篆诸人。、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帝功臣《孙程》、《郭愿》、《郑众》、《蔡伦》等传凡百十有四篇,号曰《汉记》。《范书伏湛传》亦云:元嘉中,桓帝诏伏无忌与黄景、崔等共撰《汉纪》。《延笃传》亦称笃与朱穆、边韶共著作《东观》。此《汉记》之再续也。盖至是而史体粗备,乃肇有《汉记》之名。《史通》又云: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议郎蔡邕杨彪卢植著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而邕别有《朝会》、《车服》二志。后坐事徙朔方,上书求还,续成十志董卓作乱,旧文散逸。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纪。案:《范书蔡邕传》,邕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所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之乱,多不存。《卢植传》亦称,熹平中,植与邕、说并在东观,补续《汉记》。又刘昭补注《司马书》,引《袁崧书》云:刘洪与蔡邕共述《律历纪》。又引《谢承书》云:胡广博综旧仪,蔡邕因以为志。又引《谢沈书》云:蔡邕引中兴以来所修者为《祭祀志》。章怀太子《范书注》,称邕上书云:臣科条诸志,所欲删定者一,所当接续者四,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五。此《汉记》之三续也。其称《东观》者,《后汉书注》引雒阳宫殿名云:南宫有东观。《范书窦章传》云:永初中,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盖东汉初,著述在兰台,至章和以后,图籍盛於东观,修史者皆在是焉,故以名书。《隋志》称书凡一百四十三卷,而《新旧唐书志》则云一百二十六卷,又录一卷。盖唐时已有阙佚。《隋志》又称是书起光武,讫灵帝。今考《列传》之文,间纪及献帝时事,盖杨彪所补也。晋时以此书与《史记》、《汉书》为三史,人多习之。故六朝及初唐人隶事释书,类多徵引。自唐章怀太子集诸儒注《范书》,盛行於代,此书遂微。北宋时尚有残本四十三卷。赵希弁读书附志》、邵博《闻见后录》并称其书乃高丽所献,盖已罕得。南宋《中兴书目》则止存《邓禹》、《吴汉》、《贾复》、《》、《寇恂》、《冯异》、《祭遵》、《景丹》、《盖延》九传,共八卷。有蜀中刊本流传,而错误不可读。上蔡任 始以秘阁雠校罗愿为序行之,刻版於江夏。又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所见本,卷第凡十二,而阙第七、第八二卷。卷数虽似稍多,而核其《列传》之数,亦止九篇。则固无异於书目所载也。自元以来,此书已佚。《永乐大典》於邓、吴、贾、耿诸韵中,并无《汉记》一语。则所谓九篇者,明初即已不存矣。本朝姚之撰《后汉书补逸》,曾集遗文,析为八卷。然所采只据刘昭《续汉书十志补注》、《后汉书注》、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五书。又往往掇拾不尽,挂漏殊多。今谨据姚本旧文,以《永乐大典》各韵所载,参考诸书,补其阙逸,所增者几十之六。其书久无刻版,传写多讹。姚本随文钞录,谬戾百出。且《汉记目录》虽佚,而纪、表、志、传、载记诸体例,《史通》及各书所载,梗概尚一一可寻。姚本不加考证,随意标题,割裂颠倒,不可殚数。今悉加正,分为《帝纪》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传》十七卷、《载记》一卷。其篇第无可考者,别为《佚文》一卷,而以《汉纪》与《范书》异同附录於末。虽残断璧,零落不完,而古泽斑斓,罔非瑰宝。书中所载,如章帝之诏增修群祀、杜林之议郊祀、东平王苍之议庙舞,并一朝大典,而《范书》均不详载其文。他如张顺预起义之谋、王常赞昆阳之策、杨政之严正、赵勤之洁清,亦复概从阙如,殊为疏略。惟赖兹残笈,读史者尚有所稽。则其有资考证,良非浅鲜,尤不可不亟为表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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