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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亚夫

施亚夫(19142010),江苏南通唐闸人。1928年如皋起义失败后,从事地下工作。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4军。1931年8月,接受党组织的安排,参加了十九路军。后担任中共南通中心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副书记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抗战支队、特务总队、新5军参加抗日战争。1942年受党的派遣,打入汪伪部队,任伪7师中将师长,伪34师参谋长、副师长,成功策划反正起义。解放战争时期,任苏中九分区副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公安总队副总队长。后任江苏省建设委员会副主任。2010年11月23日在南京逝世,享年96岁。

施亚夫(19142010),江苏南通唐闸人。1928年如皋起义失败后,从事地下工作。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4军。1931年8月,接受党组织的安排,参加了十九路军。后担任中共南通中心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副书记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抗战支队、特务总队、新5军参加抗日战争。1942年受党的派遣,打入汪伪部队,任伪7师中将师长,伪34师参谋长、副师长,成功策划反正起义。解放战争时期,任苏中九分区副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公安总队副总队长。后任江苏省建设委员会副主任。2010年11月23日在南京逝世,享年96岁。

2005年8月,在南京市江苏省钟山高干疗养院,施亚夫老人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传奇经历。

“汪精卫为了扩充实力,向日本讨价还价,把我这个新四军情报人员变成中将师长”

这是1941年的初夏。南通城的里里外外一夜之间被我贴满了布告,其内容尽管不同,但落款却一律为:绥靖军第七师师长施亚夫。

我在南通城里一幢米黄色的小楼的大门上悬挂着“七师司令部”的招牌。

一时间,南通的老百姓都在谈论着我的这支绥靖第七师,说我是汪精卫的得力干将。不过,此时汪精卫并不认识我,我的这支部队也没有得到他的正式任命。

自1930年16岁入党以来,我主要从事地下情报工作。1940年春天,汪精卫成立汉奸政府以后,为了扩充他的实力,又四处活动,建立起一支“和平反共建国军”。新四军和地下党授命给我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我想,我不妨趁机去活动来一个伪军的军或师的番号,以此作为掩护,获得更多的情报,配合新四军一起粉碎敌人的清乡计划,为党做更多的工作。

很快,第七师的消息传到南京,正愁枪杆少,无法向日本人讨价还价的汪精卫非常高兴,立即派心腹严甸南到南通,准备收编我。严甸南是汪精卫的少将参赞武官。

出发之前,汪精卫把严甸南叫到自己的住所,对他说:“你前去侦察一下,如果情况属实,就委任他当个中将师长;如果仅是一群乌合之众,纯属虚张声势,也不必打草惊蛇,待回来以后再作商量……”

严甸南一到南通,便迫不及待地要我将全师的花名册交给他审查。实际上,我手下当时只有刚刚收编的二三百号杂牌军。到哪里去弄一个师的花名册呢?

于是,我派副官与严甸南周旋,陪他游狼山、打麻将、逛妓院,我则带人连夜赶到上海,买了一本电话号码簿和一本《百家姓》,然后又找来几本喜丧人情的账本,胡乱抄起来。一夜之间,第七师8000多名官兵的姓名和枪支号码便造成了。

一周后,我在严甸南的陪同下,前往南京,受到汪精卫和日军高级顾问晴气庆胤中佐的接见。他们当面对我进行了考核,由于我准备充分,他们十分满意。你别看日军顾问只是一个中佐,可在汪精卫面前却非常神气,汪精卫基本都是听他的。

第二天,严甸南亲自送来了委任状、中将军服和领章。但我一回到南通,就有特务告密,说我是共产党,而且是老牌的。

驻南通的鬼子混成旅团旅团长姓南浦,是个少将,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他深知靠日本的军刀统治不了中国,因此处处都要搞一点“怀柔政策”,在南通大力推行日本政府的“笼络伪军,长期伪化”政策。他请我到他的官邸,一见面,他就用很蹩脚的中国话说:“施阁下,你的共产党大大的!”一开始,我还有点心慌。为了掩饰慌张,我慢慢地掏出一支香烟,点燃后再悠悠地吐出一口烟雾。透过烟雾,我盯住他的脸,开始不慌不忙地反驳下去。

“别看汪精卫在我们面前威风凛凛,可他在日本人面前就是个奴才,是个纯粹的‘儿皇帝’”

1942年,我到南京参加了伪中央政府主办的第一期将校军官轮训团的学习。在军官轮训团的开学典礼上,汪精卫说:“开学典礼,讲什么呢?讲个故事吧。诸葛亮为什么取西川,不拿东吴?”

三国时期,诸葛亮有一段时间是先取西川,让东吴与曹操打,等他们两败俱伤之时,再出兵。什么意思呢,意思是现在不跟日本人打,让日本人跟苏联打,然后坐收渔翁之利。其实就是他死不承认自己是汉奸。

集训期间,我结识了汪精卫属下的72个师的大部分头头。每逢节假日,汪精卫便邀请我到汪公馆作客。由于我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善于兵法研究,很快取得了汪精卫的信任。

汪精卫的儿子汪漫云那时是伪国民政府清乡管理局局长,权力大得很。我为了搞到情报,也有意与他接近。

在军官轮训团结业典礼上,汪精卫敬我酒,说:“我敬青年将帅一杯。”一下引得很多伪师长和将军们羡慕的目光,他们认为我与汪精卫有很深的渊源,认为我是汪精卫的红人。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当时只有28岁,但为了工作方便,冒充33岁,因此看上去很年轻,不像是30多岁的人,所以汪精卫要敬我这位年轻中将一杯。

你别看汪精卫在我们面前威风凛凛,可他在日本人面前就是个奴才,是个纯粹的“儿皇帝”。他对日本主子言听计从,不敢有半点怠慢。日本人毒死汪伪“七十六号”特务头子李士群,汪精卫一点脾气都没有。

李士群是浙江人,他有自己的想法,想到浙江西部搞一支自己的部队,这支部队不听日本人的,完全中国化。日本人知道后,很气愤,就把他除掉了。

“日本人通过作战会议和特务组织控制汪伪政权”

正如汪伪中央政府的所有重大决策要听命于日本顾问一样,汪伪军队的所有行动必须听命于日军。日军对伪军重要的控制形式就是作战会议。我们这些“伪军”参加日军的作战会议,几乎没有发言权,就是有那么一点发言权,决定权也完全在日军。

我是南通地区日伪军棋社社长,鬼子经常找我下围棋。一般鬼子讲话,不能插话,否则会大怒,有时还会打人。

我几乎参加了南通日军所有重要的军事会议,几乎每一次,我都把情报送给了新四军。南通日军最高司令长官小林信男在追杀新四军高级干部计谋落空后,怀疑伪军内部渗透了新四军。1943年春,他撤销了伪军第五、第六、第七师,另组建了伪三十四师。我由师长降为参谋长兼一三五团团长。

南通伪军的一切全由小林信男说了算,他开始整顿伪军的排以上军官,一旦发现可疑分子,立即秘密处决。1944年初,他的魔爪终于伸向了我,他怀疑我早年当过红军十四军的营长。

在这种情况下,新四军一师副师长叶飞决定我提前举行反正起义。当时,我在伪三十四师成立了党支部,下属两个党小组。

1944年1月5日,我终于完成了率部起义的任务,这在伪军中间引起强烈反响。据叶飞同志回忆,在我的影响下,仅1月到2月间,反正的伪军就达2000人以上。

反正时,法国广播电台广播了2至3天,说很好地配合了反法西斯同盟国的第二战场,并说敌人从内部开始了动摇。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法国电台不知道这本身就是共产党有组织的行为。

根据上级指示,我打入伪军内部,本来还要继续潜伏下去,等将来伪军被蒋介石收编,转到国民党军队里面去,继续执行秘密任务。没办法,敌人有所察觉,才被迫提前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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